因为卖棉难，棉农焚烧棉花被派出所拘捕；我采访时也被扣押，“脱险”后又潜回跟踪采访。我一直关注农民的“卖难”问题，部分稿件曾得到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的批示。
第九章 清官解决卖棉难
1.
古渡市是著名的棉花生产基地，百万亩棉花、亩产皮棉百公斤，因此号称全国“棉花双百县”。 那年大丰收，应该是喜庆的事，然而全市虽然有十大棉花收购加工站，可远远满足不了72万棉农的卖棉需求。
那种卖棉难的场面真是少见，队伍沿着公路排出十几里地，卖一车棉花要等好几天，怎么受得了？于是，就出现部分棉农“弃棉”的情况，把棉花放在收购站外的公路边、道沟里、空地上，人就走了。你说不要了吧，他并没说不要，也许等哪天好卖了再回来；你说要吧，他又把棉花丢在那儿不管了。这种情况还没大事，有位老棉农等了三天三夜后急眼了，划了根火柴就把自己的一车棉花点着了。烟火升起，救火车也就拉着警笛来了。
我正好开车路过，连忙刹车停下来，拿出照相机“噼哩啪啦”拍起来，然后，拿着录音机采访那个焚烧棉花的老棉农。就在这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派出所民警、乡镇工作人员以及保安人员蜂拥上前，把我团团围住。结果是，我掏出记者证也没用，仍和那位焚烧棉花的老棉农一起被“请”进派出所，而众多棉农得知我是记者后，就跟随聚集在派出所的外面。
派出所所长见此情况，就打电话请示乡长。我本人倒没事，可那位老棉农被指称为“纵火犯”，并被铐在了一棵树上，我见状便提出抗议，还差点儿引发肢体冲突。就在这个过程中，接到派出所所长电话的乡长又向乡党委书记汇报，乡党委书记者马上向市委宣传部汇报，宣传部部长一听这情况，连忙调车往这里赶。
先赶到的是乡长，他让我先去给围在外面的棉农们做工作。支持当地政府的工作是应该的，况且这种群体聚集一旦失控，难免会出现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情况。当然，我先对棉农们讲了一通道理，希望大家保持冷静，最后说：“大家先散了，好不好？你们记住有个记者叫徐少林，我会为大家说话的。”
回到报社后，我的配图新闻《卖棉难棉农无奈烧棉花》很快刊发在《大众日报·农村版》上。在图片中，是一车正在燃烧中的棉花，火焰和浓烟映照着一张无奈的老农的脸。正文内容主要是我在收购站看到的场景，另指出“记者还了解到，棉农拿不到现金，大都是打的白条”。
随后，我又“潜”回到古渡市，名义是参加当地枣花村书画院举办的摄影展，恰巧该市委宣传部长也来了，他随即通知了市委书记王腾飞。
就这样，我和王腾飞直接打了照面。
2.
一见面，王腾飞就说：“欢迎你再次来我市监督。本来李部长（该市宣传部长）让我装做不知道你来了，而我觉得呢，卖棉难就是卖棉难，错了就是错了嘛。所以，我决定亲自来邀请你参加我们的现场办公会，这样的话，一是快，二是准，三是能直接受你的监督。”
既然对方如此地开诚布公，那我就没有不参加的道理。随后，我们来到乡里，相关人员包括市公安局长、市民政局长、乡党委书记、乡长、派出所所长等已经到齐。
此时已快到中午时分，大家来到食堂，王腾飞宣布：“吃鸡宴和现场办公会正式开始，会议进行第一项，吃鸡，每人一碗，馒头管够，半小时吃饱，不饱者，活该。”话音未落，现场气氛就活跃起来。随后，他又说，“吃完后，请同志们自觉交5元钱，不然，谁挨骂，我不管。”
吃完饭，转入正题，王腾飞开场白道：“你们知道记者到咱们这里是来干什么吗？是替农民说话来了，是来看我们这些官员对待农民是怎么样的。到底怎么样？我看我们不怎么样，我们应该想到卖棉难的问题，事实上却没有想到。难道不应该想到吗？今年种了100万亩棉花，又是大丰收，可为什么我们就没想到会发生卖棉难的问题呢？人家记者一来就看到了，而且也采访了，完全帮着咱们替百姓着想，咱们到好，竟然限制人家的人身自由，这还了得？接下来，请记者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也没客气，如实讲道：“其实，卖棉难并非只是你们这里。按照报社要求，为了采访相关情况，我沿着古运河一路走来，从德州就发现棉农排长队的现象，恰巧路遇你们这里有位棉农焚烧自己的劳动所得。目前，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采取措施解决卖棉难的问题，其次希望把那位老棉农无罪释放，因为他是也卖棉难的受害者，理应受到同情，而不应该受到惩罚。另外，我对派出所把老棉农铐在树上的做法表示不赞同。”
接下来，王腾飞点明那位派出所所长发表意见。
所长的头上有些冒汗，不过讲着讲着就放开了，说：“记者同志，你也得理解我们民警是不是？你说，我们发现有人放火了，尤其是在公共场所，能不管吗？那老汉点着了一车的棉花，如果不采取措施，引起大火怎么办？有人纵火我们就得管，这一点我认为没有错。当然，当时我们是对你不大礼貌，可我们干的就是武行，在执勤的时候不可能像你们记者那么文明。”同时，他也表明态度不释放那位老棉农。
我当下就和他辩论上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那位老棉农：“这老汉的行为的前提是卖棉难，如果卖棉不难的话，他好好地会烧吗？那是他汗珠子砸脚面种出来的棉花，他舍得吗？你是人民的警察，要站在人民的角度想问题！如果敢给老汉定罪，这官司我就跟你打定了。”
火药味太浓了。市宣传部李部长发话道：“我说说个人看法。老徐啊，你记者怎么了？我接待的多了，你不是法院，也不是政府，你只是个舆论工具，没权干预地方工作。呵呵，看我这臭嘴，王书记你可别熊我呀。”转而，他又对派出所所长说，“你铐人肯定不对，你扣留记者也肯定不对。今天王书记亲自坐阵，目的是让大家进行沟通，沟通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解开疙瘩。”
此时，乡党委书记表态道：“我首先在此表示道歉，记者来采访是对我们的支持和鞭策。我认为第一个受处分的应该是我，而且凡是我领导下的同志的错都是我的错，我愿接受组织的处理。”
不管是真是假，至少这位乡党委书记的语气态度是诚恳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该市最年轻的乡镇党委书记。
王腾飞随后转向公安局长，说：“你也谈谈吧？”
局长立马就说：“我有责任，执法就要为民，我接受批评。”
接下来，大家都低头不语了。
王腾飞在确认没人再讲后，便用指头敲了敲桌子，说：“该说的都说了，该提得也提了，事实已经基本清楚了，现在我发表一下个人意见。第一、卖棉难的问题责任主要在我，我没想到也没做到，却让人家记者帮着发现了，首先我要感谢记者。关于解决卖棉难的问题，昨天我已经在电视上讲话了，要求全市乡村两级政府行动起来，各村代收棉花，先把棉花代收起来，然后有组织地往棉站交。这事很简单，可这么简单的事没有想到也会变得复杂起来。这个现场会后，我还要在这儿召开村支书会议，安排具体工作步骤，一定要把这个乡的卖棉难问题解决了。记者同志，你看这个办法行吗？”
我马上表态：“太好了，这样至少能尽快解决棉农们的燃眉之急。”
王腾飞接着说：“第二个问题，我建议马上释放那个烧棉花的棉农。还有，马局长（市民政局长），你清楚我为什么让你来吗？那位棉农火烧棉花的做法虽然不妥，不过毕竟是事出有因，而且那是他辛苦一年的收获。既然出现火灾了，该不该进行救济呀？”
我一下冲动起来，抢先说：“应该，应该。”
王腾飞笑着看了我一眼，又说：“第三个问题，我建议对乡党委书记提出批评，而且乡党委要向市委做检查。至于这名派出所所长，就地免职吧。为什么呢？单凭把老汉铐在树上就行了，这显然是知法犯法，其他的问题接下来再说。”然后，转向我说，“希望你明天一是去看看那位老棉农，二是再到各棉站转一转，看还有没有卖棉难的问题。”
我当下表示同意。
第二天，市宣传部李部长和我一同来到那位老棉农家里。
见到我，老汉两腿一软就跪下了，我连忙也跪下去，一边扶起他，一边说：“大爷都是我不好，如果不采访，你老就不会受这额外的罪了。”
老汉连连说：“我不算什么，只要乡亲们能把棉花卖出去就行，还要谢谢你呢。”转而，他拉住李部长的手说，“俺在电视上见过你，你给腾飞书记捎个信，俺也谢谢他，平时听说腾飞书记是好人，俺还不信，现在俺真信了。你告诉腾飞书记 ，等地瓜下来俺给他送过去。”
离开老汉的家，坐上返回的汽车，我对李部长说：“这不是王书记给我演戏吧？”
李部长说：“这个世界不是一片黑，啥时候都是好人多。其实，王书记平时就是这样，有时我们也会觉得有点那个，不过他做起来却很理所当然。”
随后，他顺口就说起王腾飞的事情：就说最近吧，王书记把他爹接来住，家里洗澡不方便，他就把老爷子背进公共澡堂，又是敲背又是挫澡的，把其他洗澡的人都看傻眼了。要说他这个爹呀，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当初是一个县的副县长，在打右派时，上级分下一个指标，他抢着要了这个右派指标，说是他认为其他的县领导都是打仗打出来的，只有他是老师出身，可这一下子就当了20年的右派。王书记也跟着受了连累，从中国海洋大学毕业后，被直接发配到“三线”，在古渡化肥厂当了一名工人。在他被提拔起来做市领导后，他爹被查出患了胃癌，要去北京看病，你猜咋的？他和他爹是乘长途公共汽车去的……
干记者的就要有质疑精神，这往往会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而且要敢于并巧妙地把自己的质疑表达出来。因此，我说：“不会有这么夸张吧？你是不是发挥了自己的文学天才？”要知道，基层宣传部长一般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学爱好者，李部长也不例外，所以，我不仅在表达自己的质疑，也是在“吹捧”他的才干。
果然，李部长较真起来，不过是带着愉悦的语气说：“对于王书记的事情，我这区区之才可描述不出来。对了，你不是喜欢暗访吗？你就访一下，看我到底有没有采用夸张的手法。”
李部长和我一边聊天，一边乘车转了几个村子和收购站，再没看到排长队的问题，每个村都在有秩序地进行收购。卖棉难的问题不存在了。
事后，我依据所见所闻写了一篇追踪报道，标题是《书记亲自抓，村委代收棉，古渡市卖棉难问题解决了》。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我和李部长回到古渡市后，还真对王腾飞进行了一番暗访。
3.
按照约定，我开车接上李部长，在他的指引下直奔郊外，在能看到玉米地时，就到了古渡化肥厂门前。
进了大门，路两边是一排一排的红砖平房，每排相隔20米，两排之间的围墙上开有拱形门。这里原本是化肥厂的办公区，后来建了办公楼，平房就改成家属院。每户有3间的，有2间的，也有1间的。其中，3间和2间的都在主房前配半间橱房，公用自来水管就竖在院中，水管下有一个用水泥磊的池子。
我知道王腾飞曾是化肥厂的工人，所以半开玩笑道：“你带我到这里干吗？是想让我采访王书记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李部长故弄玄虚地说：“我不能干涉你的采访，你现在就去打听一下腾飞家在哪里。”
我真得有点诧异了，反问道：“什么？你是说王腾飞就住在这里？”
李部长微笑道：“你去问一下就知道。其实，他当市长3年，当书记也快一年了，一直就住在这里。”
我看到路边树下有几位乘凉的老人，便独自走上前问：“请问腾飞家在这儿吗？”
老人们都好奇地打量我，其中一位大妈警惕地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只能笑着回道：“我是记者，不是坏人。”
大妈连忙站起来，抓住我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欢迎，我领你去。你们该好好写写腾飞。”
随后，几位老人左拐右拐把我领到一处房门前，那位大妈向屋里喊了声：“妮子，来客人了。”
话音未落，一个小姑娘从纱窗门跑出来，奶声奶气地说：“我爸妈都去上班了，没在家。”
我俯身抱起她，问：“你几岁了？”
“5岁。”
“你自已在家怕不怕？”
“不怕，院里街上都有人。”
说着话，我走进屋子，迎面墙上挂着马恩列思毛的伟人像，靠三面墙各摆一张木制三座长椅，中间有长条茶几，看样子吃饭、会客都在这里。东西各有一个里间，东里间放一张双人床、一个书橱、一张三屉桌，桌面上摆了好多书和文件；西里间是孩子的卧房。3间房总共面积也就有40多平方米，不过非常干净整洁。
随后，在李部长的指引下，我开车回到市区，七拐八拐驶入一个很窄的路，我正在发愁待会儿如何调头回来时，发现里面居然藏着一个工厂，大门的牌子上写着“古渡中药厂”。
李部长熟落地与门卫大爷打了招呼，我把车开进去，李部长让我在一个车间门前停下，然后领我进去。
车间里的药味好浓，我一个劲地捂鼻子。这是一个水丸车间，左边是电筛子正在“嘎啦嘎啦”地筛药丸，那药丸像一粒粒金豆子在筛子上蹦跶；右边是一个不断旋转着的大肚子桶，桶上面有一个喷头在淋水，这就是水丸机。
在水丸机前，一个工人正在忙着，高子挺高，也挺胖或者叫魁梧。她戴着白帽子、白口罩，穿着白大褂，套着橡胶手套，正在操作：用碗大的瓢儿从身旁的木桶中舀起药面撒进滚转的桶里，伸进手去搅一搅，拉下喷头往桶里喷水，再撒进一瓢药面，反复进行。
“嫂子！”部长走到那人跟前喊了一声。
我几乎在同时按下快门，正在转脸的“嫂子”被闪光灯吓了一跳。
我连忙说了声：“对不起。”
“嫂子”名叫刘红梅，她立马脱掉橡胶手套，伸过手来跟我握手。
我故意问：“你是不是王腾飞的家属？”
“是啊。”刘红梅不解地看着我。
“参加工作就在这个厂吗？”
“是啊。”
“一直在这个车间吗？”
“基本上吧。”
“这叫什么车间？”
“水丸车间。”
“没想调调工作去坐办室？”
“想是想过，不过办不成，俺家那口子太较真。他不给办就算了，免得生气。其实，当工人很好，上班干活，下班回家，省心。”
我又拍照了几张照片，录了一下像。
刘红梅把李部长拽到一旁，问：“他是干啥的？腾飞可不允许我接受采访的。”
李部长应付道：“嫂子，不是采访你的，人家是来参观中药厂，看看健脑补肾丸的生产情况。”
开车从中药厂出来，李部长对我说，王腾飞当了市长后又提为书记期间，中药厂先后几次想把刘红梅调到科室，第一次是调到厂政工科当科长，第二次调到技术科当科长，第三次调到工会当主席，都被王腾飞拒绝了，最后他找到厂长真心实意地说：“你的好心我领了，如果我不当这个官，红梅完全有能力胜任这工作，可我当了这个官，全市的眼睛都看着我，我不能办呀。”厂里提拔调动的事摆平了，后来又发生过两次市里调动的事，一次是政府办公室主任也就是王腾飞的老同学，想把红梅调到资料室，而且人事局的调令都下了，硬是被王腾飞退回去；另一次是市委档案局想调刘红梅，又被王腾飞挡住了。他对人家说：“我要想给她调工作，还用你们操心吗？说不行就不行！至于为什么，这道理连三岁孩子都清楚，就是不能搞特权，搞了就让人指脊梁骨！”
做记者的就应该是贪得无厌，我对李部长说：“就这些吗？”
李部长说：“当然还有啊，就怕你跑不过来。”
4.
在李部长的指引下，我把车停到一座看着很气派的院子前，只见大门楼、高门槛，红院墙要比其他的高出一截，不过，墙上的红涂料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脱落。
给我们打开院门的是一位老太太，从穿着打扮来看，就是普通的农村妇女，所以一开始我认为她是保姆。进到院子，我开始四处打量，迎面是五间前出廊的正房，廊柱是大红的，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西房两间是厨房和餐厅；东房两间是卫生间和洗浴房。在院中间，有一个圆型花坛，月季花开得正艳。在花坛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位白发白须的老者，手里操着一根木雕拐杖。
可能是看我鬼鬼祟祟的，老头、老太太有些紧张起来，但没有说话，只是注视着我们。
李部长对我悄声说：“你自己问吧，问他们咋住这么好的房子。”
我没问房子的事，先和老者套近乎，大声问：“大爷，高寿啊？”
老者大概很长时间没跟人说话了，一听到问话，马上就来了情绪，笑着反问道：“你猜猜。”
“70岁？”
“今年正好八十了，呵呵，托党的福啊。”
“是呀，能住那么好的房子，多幸福呀。”我趁机把话引到正题上。
“那是那是。”老者满意地连连颌首，却不往正题上走。
我只得又问：“您能住在这里，应该级别很高吧？”
老者的情绪顿时就高涨起来，说：“我是老红军。你知道吧，‘七七事变’前参军的都是红军，我恰好是那时候参军的，所以享受老红军待遇。”
我一听这个，心里想：难怪啊，老红军住在这里也应该啊。可是，李部长为什么要让我问房子的事呢？
李部长想必是实在憋不住了，开口道：“大爷，您先说说转业证的事。”
老者眯起眼睛打量着李部长，然后侧耳道：“你再说一遍。”
李部长走上几步，半蹲下说：“您先说说转业证的事。”
“哦，”老者听清楚声音后，似乎恍然大悟道，“你是李部长吧？怎么又让我说那一段啊。”
李部长这才介绍道：“刚才跟您老聊天的是省城来的记者，想采访你。”
原来，这位老者确实是一位老红军，1957年转业到地方正赶上整风反右，因为军人作风不变讲了些真话就被打成右派，一下子下放到农村老家。几经周折，把转业证也丢了。直到改革开放后，退役回村当上村支书的晚辈和他聊天，好奇地追问他哪年当的兵，他说是“七七事变”之前；村支书就问他有啥凭证，他说转业证丢了；村支书又问他有啥人证，他说当年的战友大部分都战死了，而且年代久远也忘了姓字名谁，只记得连长叫耿彪。村支书就说：“现在中央有位首长叫耿彪（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任国防部长），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他就托村支书帮助联系一下。后来，还真联系成了，村支书带他去了北京，与首长见了面，还拿回了补办的转业证。
讲起到北京去见首长，老者依然是津津乐道：“真不赖，耿连长还记着我呢。说起来，我算是救过他一命。有一回打仗，一颗手榴弹丢到他的脚边，我拾起来就丢出去了。”
从北京回来后，村支书就开始找市里落实老者的待遇问题。上一届书记拍板解决了工资和补助问题，可住房一直没能解决。老者说：“不是市里不想解决，不过房改后哪有现成的房呀。后来，腾飞书记上任了，俺就去找他。”
据老者讲，当时王腾飞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把市委行政科长叫来想办法。行政科长很为难，说现成的房子只有一套，就是调走的上届书记腾出来的那套，可是每届新任书记都住在那里。
王腾飞当下就说：“就让我们的老红军住进去吧。”
行政科长又为难问：“那你呢？”
王腾飞说：“我不是住得挺好吗？让老红军住好房子才是最合情合理的，就这么定了。’
就这样，老者和老伴就搬进了这个院子。
老者说：“腾飞书记人好啊，逢年过节他都来看俺，还拿烟呀、酒呀、水果呀，他不抽烟不喝酒，却给俺拿烟拿酒，呵呵。”
我给老者拍完照、录完音，才恭恭敬敬地告退。
上了车，我就对李部长说：“王腾飞可是个好典型啊。”
李部长说：“你不会是要写他吧？当初，咱俩是顶牛顶出这次暗访的。说实话，我没给他汇报这事，还不知道他让不让写呢，平时他就告诫我这个宣传部长不能宣传个人。”
我说：“他是你们的书记，管不着我。他想让我写，我还不一定写呢；他不让写，我还非写不可了。再说了，这可不是他个人的事，我们党报宣传典型，他作为党的干部也应该配合不是？”
毕竟参与表扬顶头上司的事谁都愿意干，李部长的情绪也上来了，说：“那好，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还是咱们之前说好的那样，我不干预你的采访，只带你去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一切由你访问。”
“好，你就给我指道吧。”
5.
李部长虽然嘴上说不“干预”，不过既然说开了，也就趁着行车的时候给我介绍起相关的情况。
原来，王腾飞是个“一无专车、二无专秘”的领导，因为市委只有一个小车班，实行派车记价制，即领导用车都由办公室统一安排，并进行记价，每月一公布；市委领导也不配专职秘书，一般讲话稿都自己写，大部分讲话不用稿，若是重要会议等，讲话稿一律由政策研究室承担。
说话间，我被李部长指引到市委大院门前。
“这里有什么看头，你不会是想给我摆鸿门宴吧？”我不解地问。
李部长笑道：“摆鸿门宴可不敢。再说了，以你的脾气咱想请还请不动呢。”
“咱们可是事先说好的暗访。”
“那是当然。”
“别卖关子了，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先进去，到时你一边看，我一边给你讲解。我敢说不看不知道，一看让你吓一跳。”
原来，李部长是让我看市委办公地的环境。据他介绍，古渡市是老解放区，1945年就解放了，最早的办公地就是面前这幢始建于明未清初的青砖二层小楼，解放前属于一户地主的住宅。楼梯和地板是木制的，人走在上面“咯噔咯噔”直响，如果一个人在夜间值班，还真够害怕的。目前，这里是该市统战部民委的办公室。
在青砖小楼的后面有六排平房。其中，前两排平房是青砖的，窗户是木棂的，只是没糊白纸而装的玻璃，看样子，应该与青砖小楼是一体的；后四排平房是红砖的，一看就知道是建于上世纪50年的苏式平房。院内的路原来是用砖铺的，前年才铺了沥青，路两边是一棵接一棵的毛白杨树，大都有一抱粗，树冠上多有鸟巢，鸟巢中多是灰喜雀，叫起来“咂咂”的。
由于是老房子，都没有装空调和暖气。夏天时，就用电风扇；冬天时，每个办公室会配给炉子，烧煤的。只要是在这院子里办公的，不管级别高低都一样。市委常委领导惟一特殊的地方，是每人的办公室带有一个里间，作为带班值班时的卧室。
这里惟一让人觉得气派之处，应该就是排房与排房之间的距离，我用步子量了一下，大约有45米。在这范围内，大都种着农作物，主要是玉米。此时正值丰收季节，煦风吹过，玉米杆得意洋洋地左右摇摆着，玉米叶欢快地“哗啦啦”唱着，头顶红缨的硕大玉米穗咧嘴笑着……
就在我不停地拍照片时，李部长笑着问：“知道为什么要让你参观这里吗？”
我这才回过神来，追问：“对啊，为什么？”
他又故作神秘地说：“走，我再带你去个地方，到时就告诉你。”
随后，我们来到一所中学门前，透过栅栏看到一座在建的大楼，就差封顶了。
李部长说：“这里是我们市的第一中学，那个建设中的是教学楼。”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就问：“你是不是想说，这个教学楼原本应该是市委大楼。”
“你不愧是资深记者啊。”他先表扬一下，又说，“其实，你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不仅是市委大楼。”
原来，盖教学楼的钱原本是要用作修建新的市委、市政府综合办公楼，王腾飞走马上任当书记后，就力主“挪用”给第一中学盖教学楼，为此还和带资金上任的市长争执起来。最后，市长还是依了书记。
采访归来后，我写了一篇标题是《采访卖棉难发现清廉官》的通讯，发表于《大众日报·农村版》，随后被多家国内媒体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