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我们一切准备就绪，便踏上了西去新疆的火车。老实说，从小到大，我这还是第一次坐火车，却未料到也是此生惟一的一次，以后竟再无机会回老家。孩子们在火车启动时，高兴得欢呼雀跃，手舞足蹈，只有他们才懂得真正的快乐是什么。
一路上逃荒的人还不少，不但火车里面坐满了人，外面的路上还时不时地可以看见一些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背上都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一个个穿着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形容枯槁，艰难地向着自己心中的乐土前行。
看着他们，我又不由得开始思考起一家人的前途和命运来，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不管以前如何，如今，踏上这漫漫征途，我和顺儿都已经没有退路，再想要回到从前亦是不可能了。房子卖了，地舍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已经被寻找活路的我们无奈地抛弃了，她也断然是不会再接纳我们了。我们所做的，只有不停地往前走。或许，前方就是我们一家大小生存的希望，或许，前方会让我们陷入更大的困惑与迷茫。无论怎样，只要有顺儿，有孩子，我也就有足够的勇气活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火车开进甘肃境内后就因为有一截铁轨被沙土埋住暂时走不了了，也不知这是哪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眼望过去，白茫茫的一大片雪地，除了夕阳喷洒在天边淡淡的红，再也看不到其他什么颜色。司机和所有的列车员都下去铲沙土了，可以看出，外面的风很大，掀起大片的沙土不断地呼啸而来，地上的刚铲掉一层，紧接着又落下一层，公然挑战着我们这列火车上的每一个人。一个晚上过去了，一个白天过去了，又一个晚上过去了，我第一次感到与世隔绝的恐惧。车厢里的小孩，包括我抱在怀中的诗梅，都在不停地哭闹，使得大人们烦躁的情绪中又添加了一种痛苦和绝望。
不知过了多久，风小些了，铁轨上的沙土也终于铲干净了，火车很快就到了乌鲁木齐。
那天，乌鲁木齐雪下得很大，不通车，哪里也去不了，我们只好住在车站。幸好出发前大人孩子穿的用的准备得够多，都没受多少冷。尽管之前加上姐姐姐夫和幺舅幺舅妈送的，我们的盘缠也凑了不算少，可是出门在外，毕竟钱不经花，除去一家人坐火车的花销，我们现在总共只剩下35元钱。顺儿天天到外面饭馆去买煮熟了的土豆回来吃，一吃吃了十几天，让人酸口水止不住地流。
最后终于通车了。到了伊宁市，我们先去找到了第二封信的寄信人焦铁成，想问清楚大妹的第二封信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现在究竟是离婚了还是没离婚。
寄信人的答复是：没有离婚。
顺儿在片刻的沉默之后，当胸狠狠地捶了自己两拳，口中长啸：完了！被骗了！
我也是头脑一片空白，感觉身体直往天上飘。
焦铁成两手相击，连连叹气：这一家子人，咋办哪？
他对顺儿说，我不知道你大妹拿的这个证明是假的，她专门跑来喊我帮她给你寄，我就好心帮了这个忙。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她喊来，给你们一个交待。
他先给我们找了一个维吾尔族老乡的空房子住。三天后，大妹来了，一进屋就给顺儿和我跪下，不停地扇自己的脸。我们气得一直不理她。
大妹边哭边说，哥哥，嫂嫂，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你们。我和洪思仁，我们两个光闹架、吵嘴。他自从腰摔伤了，一天到晚啥子也不干，游手好闲，把我卖猪的钱偷去赌博。这么多年我受够了！我天天都在想，如果我的亲人都在这里就好了，他就不敢这么胡作非为，对我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了。哥哥嫂嫂你们原谅我吧！如果你们不原谅我，我就不活了，反正早晚也要被他打死！
她的一片真诚悔意，令人感动，我和顺儿无言以对。许是久违的亲情让我们体会到，只有家人的团聚才是每个人心中最渴望拥有的。大妹是，我们又何尝不是？
回到大妹家，才发现她家的情况也并不好。房屋是用葵花秆子搭建起来的，糊了些泥巴以作挡风之用。屋子旁边是猪圈，只随便地用几根木头拦了起来。三四头猪在肮脏的粪堆里拱来拱去，“嗷嗷”地叫着。
我们进门时，大妹夫就在院子里站着，看到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扭头进屋去了。大妹把我们引进了他们房屋旁边稍矮一些的屋子，也是用葵花秆子搭的，只糊了少量的泥巴。进去才发现这间屋子没有窗户，且四面透风。地上堆满了葵花秆子。
“先将就着住在这里吧。”大妹说完就离开了。
这啷个住嘛，啷个睡人嘛？我不由得抱怨起来，并问顺儿，难道你去年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睡的吗？
是啊，去年就是睡在这里面的。
你——我气得瞪眼看着他，你——你让我啷个说你嘛！
唉，将就点吧，比住在露天坝子里头强。顺儿叹道。
顺儿将地上的葵花秆子重新理了理，铺成一张床大小，把带来的棉被及所有带布的东西都铺在上面，然后一家人挤在一起，勉强睡了。
第二天早上，大妹叫醒我们，给我们端来了一大锅玉米面打成的清汤，上面漂了几片青菜叶儿。
她说，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能将就的就将就些吧。
我没吱声，顺儿低头喝着汤，连连说是。
大妹又说，哥哥嫂嫂，没想到你这一家子有这么多人。还是要做个啥子才是。你看你们想干点啥子呢？
顺儿说，你给我们想一下嘛。我们初来乍到，啷个晓得能干啥子？
大妹说，我们家门前这条路上经常有拉煤的车过来过去的，掉的有不少煤块。不如你和嫂嫂就到路边去捡煤块来卖，既简单又不费力，大点的娃儿也能干。
顺儿依是头也没抬，说，那也行嘛。
这其实是大妹和大妹夫两个人商量好的。刚开始的几次，每当我们带着孩子捡了煤块卖了钱回来，他们两个人准会堵在门口，让我们把钱拿出来，大妹夫装模作样地数一数，之后什么话也不说，当着我们的面就装进他的上衣口袋。而大妹也装聋作哑，跟个没事儿人似的，然后两个人就进屋去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跟顺儿说，这不是欺负人是干啥子？！
顺儿说，唉，人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再说，遇到洪思仁这样的人，菊花也为难，我们就不要跟着给她找麻烦了。
“难道是我们愿意给她找麻烦的嗦？不是她骗我们来，我们啷个会来？”我说。
可是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说又啷个办呢？比起那些没吃没住的人来说，我们算是好的了。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人住在这儿，那个钱就当是给她交的伙食费了嘛。反正我们拿起钱也是要买吃的，这个钱谁拿在手里不是一样的吗？你就将就点嘛。
将就，将就，你就晓得将就！
我气得泪花花直在眼眶里打转，为顺儿的胆小与无能而伤心。但事已至此，也只有无奈叹息的份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我坚持不来，何至于有这样的结果？而且出现这样的结果，似乎谁也怨不得，顺儿和大妹，说到底都是为了我们这一大家子人有个好的出路，错就错在大家的思虑都不够周全，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唉，既来之则安之吧，我和顺儿还年轻，总能找到机会改变现状的。毕竟相比起老家，新疆的生活还是好过得多，挣钱糊口的活路也多。就这样，在无限的自责、懊悔与企盼当中，我渐渐顺从了这种不公和委屈的境遇。
有一天，我和顺儿将积攒的100来公斤煤块用手推车推到偏远的村庄去卖。我背着诗梅，把其他几个大点儿的孩子都留在了家里，让诗月看着他们。路好远，差不多有一二十公里，我的脚上打起了两个大水泡。回来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顺儿便让我坐在车上，他推着我在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路上走。
一个骑着毛驴路过的维吾尔族老汉看见顺儿费劲的样子，忙拉住毛驴，用生硬的汉话问：老乡，你们咋啦？
顺儿说，我们卖煤炭的，她的脚疼，走不动了。
老汉从毛驴上下来，热情地说，老乡，前面就是我的家。走，到家里面嘛馕吃一下，奶茶喝一下，肚子嘛不饿了就好一点嘛。现在嘛太阳没有了，也冷得很，今天晚上嘛在我的家里面住一下，明天再干活，行不行？
我们看天色已晚，回去也到大半夜了，便答应了老汉的邀请。
我们在维吾尔族老汉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回到家以后，大妹正在院子里劈柴，永成在诗月的怀中哭个不停。洪思仁正在训斥诗月：他都哭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抱着他干啥？去挖个坑把他埋了！
诗月说，我不埋，他是我弟弟。
洪思仁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了一句：×你奶奶，敢不听我的话了啊？什么你弟弟你弟弟，他是你弟弟吗……永强！去，把这铁锨拿去，把他埋了！
永强和诗竹正在一边捏雪球玩，他们看见我和顺儿进来，都跑过来围着我们，小声说，妈妈，我饿。
我走过去，抱过永成。没想到洪思仁就势将我一推，吼叫道：“滚！你们给我滚！”我猝不及防，一个趔趄摔了出去。我感觉自己要摔倒了，却又来不及控制自己，只能下意识地抱紧永成，且护着背上的诗梅，想着不要把他们摔倒就好。
顺儿赶紧伸手过来接住我，他显然是吓坏了，对洪思仁怒目而视道：洪思仁，你要干啥？！你要干啥？！如果把他们摔死了，我要你抵命！！
洪思仁说：哎哟，我就是把他们摔死了，你又能怎么样？你们在我家里吃着，喝着，住着，小命就在我手里，我想咋样就咋样，知道不？敢跟我瞪眼，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今天就是活得不耐烦了！”顺儿抓起一块石头，往地上使劲一摔，说，“你妈妈的！你今天要是把他们摔死了，我就摔死你，你信不信？你莫要欺人太甚！老子不怕你！”
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暴露，声音大得几乎要把头顶上灰暗的天空震碎。在场的所有人都不说话了，诗竹跑过来藏在我身后。
我拉拉顺儿的胳膊，他看了我一眼，我看到他红得像火一样的眼珠。他的胸脯一起一伏，嘴里不停地往外吐着气。
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对洪思仁说，我们在这儿住，也是给你们拿了钱的呀，啷个说是白吃白住呢？
大妹把劈柴的斧头一扔，对着洪思仁说，人要学会积德，晓不晓得？你就莫要再闹了，你是做姑父的，要点脸行不行？说出那样的话，还有没有人性？说完就进屋去了。
洪思仁哼了一声，摇头晃脑地出门去了。
招呼孩子们进屋以后，诗月告诉我们， 永成昨晚闹了一夜，他们都没有吃早饭。
不是给你们留馍馍了吗？我问。
都让姑父拿走了。诗月说。
你们没有给大姑说吗？
说了。大姑还骂我没有把馍馍藏好。她给我们拿了一些苞谷面，让我们自己煮。永成光在闹，我们也没有煮成。
顺儿赶紧到外面去煮饭。正煮时，洪思仁又叼着烟回来了。
他走到锅边看了看，说，不错嘛，还买了菜来煮啊？昨天卖煤炭肯定卖了不少钱吧？钱呢？你们两口子一晚上没回来，是不是在外面下馆子住旅社去了？
我们下不下馆子住不住旅社关你×事？！顺儿头也没抬，没好气地对他说道。
哎哟，我看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不拿钱还吃我的饭，我让你吃，我让你吃！他说着，一脚将锅踢翻在地。
滚烫的玉米面糊糊溅落在他的手上和脚上，把他痛得立刻“嗷嗷”叫起来，又是甩手又是跺脚。幸好顺儿躲得快，没有受伤。
正在园子里拔猪草的大妹听到动静连忙跑出来。洪思仁看见她，气急败坏地嚷道：“你还愣到那里干啥？赶紧拿药去呀！”
大妹从屋里拿出一瓶药水，涂抹在他的手上。他痛得又“嗷嗷”直叫。
他抬着手，对大妹吼道，让他们滚，现在就滚！
大妹看了他一眼，重重地叹了口气。她走到顺儿身边，轻声说，他脾气不好，你啷个不让着他一点呢？
顺儿冷笑着，连连摇头。
“菊花呀、菊花呀，不是你骗我们，我们啷个会到你这里来受冤枉气嘛！”他捶打着自己的胸脯说。
“是！是我骗了你们！我该死，我该死！”大妹突然脸色大变，拿起放在锅边案板上的菜刀，往自己的脖子上横过去。
顺儿赶紧将她的手抓住，刀尖划过他的胳膊，血瞬时流淌下来。
大妹一屁股坐在地上，又哭又喊道：“我是骗子，我骗你们来的！我为了啥子，我图啥子？！妈呀，不能让人活呀，我里里外外都做不了人了呀！”
大妹家就在路边，这么一闹，门里门外早就围上了好几圈人。有人劝大妹，行了，别闹了，都是一家人。
大妹的邻居陈胖子当时也在围观人群当中，目睹了这一幕，事后给顺儿出主意说，他认识一个叫克里木的维吾尔族老乡，家里有空房子，我们不如搬到他那里去住。
克里木五十多岁，身材高大，一张黑乎乎的大脸上长满了胡须。刚见他时我和孩子们都很害怕，其实他为人很和善，很热情，心地也非常善良。他把自己家堆杂物的房子腾出来，让他的儿子和女儿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让我们住。我和顺儿向他道谢，他说，陈胖子嘛，我们是好朋友，像一家人一样，你们嘛，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在这住嘛，不害怕，房子多得很。在他家住的期间，他不但分文未收，还时不时地给我们一些蔬菜、水果和馕。
我们从大妹家搬走时，大妹问我们准备干点儿啥活，顺儿说先住过去再说吧。
大妹说，不行还跟洪思仁去挖药？顺儿说，那不可能。死也不跟他干了。
大妹叹口气道，那咋办？这一家子人，大的，小的，要吃饭哪。
不要你管！我给你说，就是要饭也比在你这里受气强——不行了我们就去要饭，我就不信能饿死在你这里！
其实要饭之路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艰辛。因为当时在大妹所居住的那一带要饭的人并不多，而且像我们家这种情况的也没有第二家。再加上一来我们的目的单纯：只是为了一家大小有点吃的，不至于被饿死；二来要得实诚：不挑三拣四，不贪多，“施主”们便也给得爽快，有的还会另外再给些旧衣服什么的。因此，在要饭的过程中，我们没有遭受任何的讥笑与白眼，收获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体会更多的是人间的真情与温暖。
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在一家维吾尔族大娘家门前要饭。老大娘个子不高，有些胖，长得慈眉善目，看上去有六十多岁了。头发花白，一条粗粗的大麻花辫子垂在脑后。
当顺儿上前去叫门时，她家拴在木桩上的狗便“汪汪”狂吠起来，并面露凶相几欲冲到门前，一副像要把我们生吞活剥的架式。几个孩子都吓得躲在了我身后，而我怀中抱着的永成，则大声拼命地哭个不停。
老大娘出来看到这一情景，对着狗喝斥了几声，扔给它一块玉米面馕饼。那狗这才老实了，乖乖地趴在地上啃吃起来。
她往永成怀里塞了一把金黄色的熟杏子，怜爱地撩起自己的袖口为他擦拭眼泪，嘴里说着：巴郎，一个了忙，一个了忙（维吾尔语，意思是孩子，不哭，不哭。以下同。）。
她拉着永成的手问我们：马巴郎，坎其亚西伯了代（这孩子，几岁了）？
顺儿在要饭期间，也学会了一点点维吾尔语，回答说：一个了满百西亚西伯了代（二十五岁了）。
本来他要告诉她：孩子一岁半了。
“宁么（什么）？！”老大娘吃惊地拉长声调叫起来，“一个了满百西亚西（二十五岁）？！熊达克机克么（这么小）！胡达因姆托娃（老天爷啊）！”
她的手一会往大一会往小不停地比划着，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无比同情的色彩。
随后，她折身进入房中，拿出两大张新鲜馕饼给我们。许是刚从馕坑里烤好拿出来的，还热得有些烫手。
顺儿连忙说：“穷阿邦（大娘），热合买提、热合买提（谢谢、谢谢）……”我和孩子们也跟着说“热合买提、热合买提”。
大概要了半年时间的饭，我们便没再要了。那一年七月，小麦获得大丰收，克里木便让我们去地里捡麦穗。我们全家大人孩子齐上阵，捡了很多很多的麦穗，拿回来把它们用石碾压了，扬了麦糠，最后把麦粒装进麻袋。差不多有七八百公斤，够我们全家吃一年的。
可是，正当我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当中时，洪思仁却说我们偷了他的东西，带着一些红卫兵来抄家。
克里木说，你们不害怕，这是我的家，他们不敢来。他给了我们一些馕，让我们先到他弟弟家躲几天。
几天后，克里木到他弟弟家叫我们回去时告诉我们，他把我家那些麦子推到他自己的房中藏了起来，红卫兵什么也没搜到，灰溜溜地走了。他还把洪思仁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他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家的亲戚，一家人要团结，一个大队的人要团结，全部的人都要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