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与李祥福的交往交流中,他时常会把一些想法告知我,比如探讨怎么和农民处理好技术推广与维权的关系,以及如何与村、乡搞联合经营等问题。在那一阶段,我们互相联系挺多的。

        有一天,李祥福打来电话说:“徐老师,我和一家侵权公司打官司了,后天就要开庭审理,我想请你过来,一是旁听审理,二是能否给搞个报道,为我们伸张正义。”我说:“这事我得请示一下领导。你听我的回信。”

        在农村,长久以来在农业技术上侵权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因为农业技术一般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看就会,一听就明白,侵权很简单,维权却很难。就是因为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如果抓到一个典型事例,那应该是具有一定新闻性的。

        随后,我请示了总编,总编给我做了两点指示:一是对于我们的采访对象,越是熟悉越要冷静,不能感情用事;二是要深入采访,不能偏听偏信。

        审判庭的大门在9点才开,而且进入审判庭也不像别的地方那么严,既不看证件,也不问来处,自管进就是了。李祥福已经坐到原告席,可法官和被告却不见踪影。直到10点,被告仍未现身,法庭只好宣布休庭改日再审。

        在向庭外走时,我寻机向一名法官询问:“被告不出庭咋办?”

        他回答:“这事很正常,他不来也许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问:“如果是无故不到呢?”

        他回答:“如果屡传不到的话,我们可以进行缺席审理,他既然放弃了申辩权,就不能怪法院了。”

        既然法院没正式开庭,相关的新闻报道就暂时不能写不了。我想,既然来了,干嘛不进行相关采访呢?只有记者不愿做的新闻,而没有不能做的新闻。比如,“向阳红”被侵权是真的吗?有哪些具体的侵权行为?再往深里想,侵权者为啥要侵权?是用哪些办法侵权的?被侵权者为啥不防止侵权?被侵权后应该如何应对?等等。

        随后,我向李祥福索取了起诉状和律师的辩词,又问了一些相关情况,然后独自直奔李祥福的所在县,先在县委招待所住下,然后电话向县宣传部报到。很快,县宣传部长就带着分管副部长及新闻科长来了,在了解我的来意后,便打电话请来分管农业的副县长。

        事实上,他们对向阳红石榴侵权案都非常清楚。按照他们的说法,县里不是不管,而是不好管,因为这事牵扯的人太多,面太广。虽然大家都清楚向阳红商标是属于李祥福,可这个商标又是全县许多农民致富的抓手,俗话讲法不责众。

        最后,那位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说:“总不能把全县所有种石榴的都给管住吧?再说了,都管住了,农民们怎么脱贫致富呢?我们曾不止一次给李祥福做工作,让他别那么较真,要为全县人民的致富做出点牺牲。可他不听话,还说侵权行为会给向阳红石榴带来灭顶之灾。他既然不配合县里的工作,咱也没办法,他愿意打官司就打吧。”

        听话听音,显然这位副县长对李祥福有一定的意见。当然,他是出于全县现实发展的角度考虑的,乍听起来,也有一定道理。因为针对李祥福一事而言,确实存在法不责众的问题,也确实涉及“是要一个人富,还是要全县人民共同致富”的问题。对此,任何基层官员都会头痛的。

        我则主动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保护向阳红石榴的合法权益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经营问题;不要认为侵权是发家致富的办法,要辩证地看,只有保护了合法权益,全县统一打出这个品牌才是全面走向大市场的好办法;如果不加强品牌管理,市场乱了就会陷入全面的被动。

        据我的经验,基层的许多问题最终闹成官司乃至事件,往往与基层官员对某问题的基本认识有关,因为他们会出于某一认识而强硬执行,或视而不见乃至推诿扯皮,最终导致事态不断扩大,甚至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情况,在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有着深刻的体现。而在基层实践工作中,作为一名负责任的记者,除了以旁观者的态度进行监督报道外,有时也会“被迫”以法律政策宣讲人或调停人的身份出现,结果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搞得皆大欢喜。因为记者作为“局外人”介入进来,各方一般会心平气和地听下去,只要矛盾没有激化到一定程度,不想真的相互顶牛顶到两败俱伤,各就会因为都得到了“面子”而罢手,进而坐下来协商解决办法。再说了,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以强制力的形式出面维护所谓的“正义”,但无论宣判结果如何,均会造成社会资源的一定损失。因此,我针对李祥福一事的具体情况,出于要把问题解决在行政层面的目的,说出了以上的个人看法。

        然而,那位副县长虽然同意我的说法,但仍强调:“地方工作很复杂,向阳红这个品牌虽说是李祥福搞起来的,可并不是没有全县人民的贡献,我们既要处理好维权问题,更要处理好全县人民发展的大局,不能为了一个李祥福就不让全县人民经营向阳红石榴了。”

        既然如此,我就提出想围绕“向阳红品牌维权引发的思考”写一篇稿子,因此要进一步调查采访。那位副县长与在场的县宣传部领导交换意见后,表示同意,不过一再强调希望我从正面思考,千万别帮倒忙。我随即趁热打铁提出:“既然要做正面的思考,那最好是请县里的领导陪着我一起来做了。”

        那位副县长马上表态:“好,好,我们一起,一是请你这大记者给我们做做正面宣传,二是借助你的影响力共同协调因维权造成的矛盾,包括给侵权方做做工作,也让李祥福跟着,让他们见见面,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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