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操场上的老师学生都聚拢过去，小圈，大圈，围了几层，辛夷和上官楚，在最外的一层圈，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说话的、大声喊的、往里挤的，乱哄哄一片。
“打120”。这声喊压过了所有声音。有人掏手机，打电话，外圈的人注意力在电话，里边的人在叫人，“老师——老师——老师——”
一会儿，120车“呜啊，呜啊”地开进学校，停在体育馆前面的甬道上，班主任被抬上了救护车。操场上人群散去。大家目送着救护车从校门开出……
大操场逐渐寂静了，不一会，高三楼前的小操场热闹起来：高三生们三五成群，呼朋引伴。从楼上的窗口飞撒下大片大片的雪片，一开始像电影里出殡时迎风飞舞的纸钱，后来，多个窗口都飞撒出了雪片，这里就下起了“六月雪”。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上官楚和辛夷站在床边，正看着我。
“太好了！老师，您醒了！”
我微微点点头，才感觉后脑针扎地疼。
发生了什么？我努力地回忆：上官楚给我打电话，说是回学校上班；她来办公室，我把她介绍给其他老师；下楼去操场开全校大会，为高三考生壮行；气球飞起来，学生们欢呼，学生笑着聚拢在我身边，我也开心地朝他们笑，突然我被一个高大男生抱起来，接着几双手一起上来抓着我的胳膊我的腿，我恐惧地喊，但是只听见“1——2——3”的喊声，我飞向天……
“我从天上掉下来了？”我尽量大声地问上官楚。
“是啊，老师，我和辛夷一开始不知道摔的是你，人群散了，怎么找你都找不到……”
我现在想起这件事来，仍然觉得后怕：如果死了，我就不能写这部小说了；如果摔成植物人，那么我至今还躺在医院那张病床上。
从那以后，我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感谢上苍，我还活着。被扔与摔在地上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洗刷，越来越淡，有时候，我甚至恍惚觉得那是我看过的一部电影中的片段，惟有恐惧以印记的形式留存在我的脑海里：我很害怕热闹，越热闹，我越害怕：可不要出什么乱子。
中学这个年龄，是不知道深浅的年龄。安静下来，有时候上课，你怎么让他们回答问题，他们就是低头不语；高兴起来，他们能上天把臭氧层捅个窟窿！作为一个老师，要把他们管成一个个小绵羊吗？那么绵羊的习惯可能会在他们的骨子里长成顺从的个性，甚至连逆向思维的小苗都会被压制与否定连根拔起；顺应他们的天性吗？那么他们年轻的活力具有着无限的冲击力，可能会威胁到健康和谐、秩序纪律、乃至法律法规。二者兼顾是教育的艺术，我始终在寻找那个二者平衡的支点，然而那个支点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