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在两天时间内，我和孙洁先后共采访了安城镇10个村庄，近100名村民。每到一处，村民一方面气愤地讲选举委员会成员都是由镇里指派的，并且在选举过程中严重违背民意，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村民能把镇委书记的“经典”讲话背下来。
采访完村民，我们直接去找那位镇委书记。这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记者一定要在采访调查中保证客观公正，不仅要采访“原告”，还要采访“被告”。不过，若想采访后者，往往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为了避免麻烦，我们进了办公室后，就对那位镇委书记讲：“我们接到了不少村民的投诉，反映安城镇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有操纵选举的问题，就过来调查落实一下。当然，我们更想先听听您的说法。”显然，对方以为我们刚到还没进村入户呢，所以显得非常热情。可当我们拿出采访录音笔时，他紧张了，说：“不能录音呀，我说的话不能录音，不然，我啥问题也不回答。”我们当下收回了录音笔，对方也就更放松了。
针对我们提到的问题，对方一开始就打起太极拳，一会儿称不清楚操纵选票的事情，一会又说个别村庄有可能出现实得票和公布票不符，以及代笔员违背民意填写选票的情况。他的解释是，安城镇是本地区最大的乡镇，共有76个行政村，换届选举工作量很大，难免有疏漏；另外，那30多名代笔员是镇里临时请来帮忙的，难免有素质上的差异。
采访结束后，我们乘车离开镇政府大院，我从倒车镜里看到有一辆小轿车跟在了后面，直到出了县界，它才掉头走了。我笑着对孙洁说：“估计他们到现在还以为咱们没进村采访呢。”
我们回省城的第二天，那个县的宣传部副部长柳家印就和那位镇委书记来了，而且是直接来敲我家的门。在此要说明的是，我是一名老资格的农村版记者了，几乎和省内各县的主要官员都打过交道，相比之下，我与这个县的书记、县长和副书记要熟悉一些，而与前来造访的柳副部长就更熟了。他们不仅给我送来一些当地的土特产，还非得请我出去吃饭。
都是老朋友了，盛情难却，你非要请吃饭的话，那就去吃。而且，在饭桌上我也答应他们，我不写这篇报道了。我心里那话：我不写并不代表小孙不写。我决定不写，一是因为这原本就是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处安排的任务，而且他们准备向上面汇报，我不能干扰整体计划；二是我不能干扰孙洁的《内参》稿件。毕竟，我若率先公开发表新闻，就极有可能引发出说情风，致使预期的结果出现偏差，乃至胎死腹中。再说了，当时我正在主导组织相关村委会选举的深度系列报道，把目前这件事沉一沉，就能打出一套更有力度的组合拳。
当然，我这次不写新闻并不代表就没事干了，因为孙洁的文笔虽然很好，但毕竟是一名新记者，对这类题材的稿件驾驭得还不是很到位，我只能先写个初稿。对此，我不想抢“功劳”，所以在把初稿交给孙洁时，特意叮嘱道：不要署我的名字了。
两天后，这篇标题为《安城镇在村委换届选举中违法》的稿件就上了《内参》，可以直送省委书记和省长。
可没想到事发生了。
刚过几天，孙洁突然打来电话，话语中带着哭音：“徐老师，出事了，你在哪？”
记得我当时吃过晚饭正在散步，放松的神经猛然就绷紧了，当下对她说：“别紧张，你在新闻大厦的大厅里等我，我马上到。”
见面后，小孙对我说：“安城方面以泄漏机密为由把我告了，说有村民拿着那篇《内参》稿件的复印件去市里上访，有可能会借机闹事；还质问说《内参》是机密文件，为啥就随便泄露了出去……”
在我的追问下才了解到，这件事虽然与小孙有关，但完全是因为她年轻单纯轻信他人造成的。即便如此，如果被查出来，仍免不了遭到开除的处分。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别的不行，看人还是比较准的，我认定小孙就是干记者的料，仅拿这次采访来说，她肯干、会干还敢干，不能因此毁掉一个好苗子。再说了，《内参》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老百姓，其结果早晚要公诸于众，对于那些欲盖弥彰的人而言，既然你敢明目张胆地违反“为人民服务”宗旨，就不要怕被老百姓知道内情。所以，我先极力安抚小孙，最后叮嘱道：“这件事就你我知道，对其他人说什么都不能承认。”
良久，小孙才惴惴不安地走了。
为此，我也默默地闹心了一段时间。
结果呢，显然是我们多虑了——最终，那篇《内参》稿件获得了该年度山东省好新闻的一等奖，孙洁因此破格晋升为中级职称。遗憾的是没我的份，因为我没在那篇稿件上署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