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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和我这么搞报道，不能不说搞得很扎实，也实在。不过，我心里一直敲小鼓，因为帮农民讨公道、发稿件只是一个方面，如果发了稿件而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激化了矛盾，那就是费力不讨好了。
半个月后，我们终于听到了回馈：当地法院执行局到李家村进行强制执行，可是没有找到被执行人村主任，只得无功而返。
即便如此，王丽芳打电话给我说，法院来强制执行在村里引起很大反响，而且来执行的法官亲口表示，一定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尽快将被执行人找到并强制执行。紧接着，王丽芳说要带着村民来济南感谢我们，向报社送锦旗。按照以往的经验，我一再表示不要急，等有了结果再说。
可是，这一等就等了两个多月，王丽芳带着当初来过的那3个村民找到我和陈中华，并不是来表示感谢的，而是求援，因为那个终审判决依然没有被执行。
随即，我和陈中华向总编作了汇报，讨论的结果是：作为媒体，该做的可以说已经都做了，至于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只能感到很无奈……随后，我单独给王丽芳谈，总之是一句话：“等过段时间，我和中华再想想办法。”看着他们黯然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又过了半个月，仍然没有结果。我就向陈中华提出再写些东西怎么样，他表示同意，并和我研究决定写两篇采访手记，以言论形式分析研讨这个案子，哪怕对李家村一案起不到作用，也算是我们对相关村民的一种安慰。
现将这两篇发表于十余年前的采访手记摘录于此，因为后文另有相关记述：
第一篇：《“父母官”如果有作为，农民讨公道不会难》
说起这起土地纠纷案，案情并不复杂：几户农民承包了村里的经济田，承包期为五年，在承包到三年时，由于按合同规定该由村里负责的机井出了毛病，赶上天旱没及时浇上水，致使玉米几乎绝产，农民要求村里赔偿损失，对承包费进行减或免，村里不同意，还要求预交下年度的承包费。为此，农民在多次找县、乡政府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农民胜诉了，村里不服；二审农民又胜诉了，法院进入执行阶段。从去年5月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就是执行不了。
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本来谁对谁错都很清楚的问题，为什么就这么难解决呢？
“俺们不愿意打官司，一个村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再说大家大都沾亲带故。”原告之一不只一次地对记者说这样的话，“当初，只不过就是个如何执行合同的问题，我们想让村里减免承包费，减多少，免多少可以商量，虽然村里态度挺硬，其实再硬也有缓和的余地。”她认为，如果乡里的领导做做工作，从中间费费心，村里不可能不听。她说，他们多次向乡里反映情况，能找到的领导几乎都找了，起初乡里的态度是支持“村两委”的工作，理由是村委会是村民直选的，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是“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委会对乡政府是“协助”开展工作。有这方面的规定不假，但这规定也没有要谁不作为呀？法律规定和政府开展的正常的行政工作并不矛盾，解决土地承包合同中出现的问题是乡政府职责内的事，这与干扰村民自治是两码事，不能借此而推卸责任。
据了解，这几户农民在起诉之前曾多次到县里乡上找领导解决问题，乡里接受记者采访的两位党政领导也证实农民确实找了不少次，这两位领导说他们也都同情农民的境况，也曾多次到村里做工作，只是村里不听话，让农民上法院的主意还是其中一位领导出的。问其为啥出这个主意，他回答说，依法行政嘛，如果你认为村里违法了就到法院去告，有理到法庭上说。
在采访中记者明显感觉到，村民并不愿意打官司，一原告说：“要是乡里能给解决谁愿打这官司，又花钱，又耽误事。”记者问，乡里能解决得了吗？被采访对象包括乡领导都认为应该能解决得了。现在，在农村基层组织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作为的现象，遇到事你推我，我推你，最后推到法院，可谓是一推了之。
就因为乡里没能有效地管理村里的事，于是农民就起诉了。起诉之后，村里又把矛盾进一步激化：1999年10月8日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10月11日村里用旋耕机铲了农民的麦苗。如果说原来村里犯了错，这样一来，村里就完全违法了。但对此事，乡里保持了沉默。一位律师说得好，“你乡里的领导，不用很大的，就一个分管副书记或副乡长在那儿一站，说声不要胡来，不要知法犯法。料他村里的干部还敢胡闹！”想想我们平时处理乡里村里其他事的时候，那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多得很吗，怎么到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时就不作为了呢？乡里一领导则说，这事既然都归法院了，我们就没必要去管了，管多了就是干扰司法公正。这也算是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可恰恰就忘记了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几十亩地荒着，农民没地可种，整天到处诉苦告状，没法正常过日子。不知那些“父母官”们有啥感想？
第二篇：《判决后执行若不含糊，讨公道百姓就不犯难》
1999年12月10日，法院对四户农民状告村委会一案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四户农民的玉米地减产原因，为村委会未履行提供水浇条件义务所致，判定村委会赔偿原告玉米减产损失共计9980元，赔偿原告被毁麦地等损失12525元；不支持村民缓交承包费的请求。村委会不服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00年5月18日，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终审判决后，农民们认为“拿到赔偿款、继续承包耕种土地”就是几天的事了。谁曾想，硬是盼了一年多，竟然一项也没能兑现。
本案原告律师对记者说，律师大都不愿意代理农民的案子，一是赚不到钱，二是即便胜了官司，执行起来也很难。
另据执行法官讲，他们先后向被告下了两次传票，在被告不到的情况下，也曾三次去村里拘传被告，去了村委会，也去了被告的家，但均无功而返。执行法官一再说，找不到被执行人咋落实执行呢？记者随即表示，到村里采访时，很容易就找到了被告，而且对采访也很配合。对此，那位法官不做任何回答。省高院执行局的一位领导认为，执行难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的主要问题之一，像这起案子，被执行人不履行判决，传不到，找不到，法院强制执行的措施也并不难以落实。从法律程序上讲，要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执行局的最大权限是拘留15天。
6月初，记者接到原告方打来的电话，从中了解到：执行法官通知原告到法院去和村乡领导共同协商解决办法，原告按通知的时间去了，结果乡里和村里却没去人；后来又通告原告去协商，乡里和村里去了而原告却没去。在原告不在场的情况下，法官和村、乡代表协商了一个解决办法：原告继续承包原承包地，被告赔偿一半的损失，另一半用下半年的承包费抵消。
原告不接受这个解决办法，6月16日，两名原告代表找到记者说明了他们的理由：一是他们不理解终审判决怎么能通过协商方式进行改动，认为只要判决了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法院既然能找到他们，怎么就不能强制执行呢？二是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应该解决，比如机井由谁修，耽误了这几季的损失该咋办等。他们最后表示，不讨回公道绝不罢休，不管有多少困难和曲折，他们相信公道早晚会还给胜诉的农民。
之后，王丽芳又多次给我打电话，请求再帮帮他们。可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我十分同情农民兄弟，也十分卖力地帮他们，可始终得不到圆满的结果，真让人难堪得很。
又过了大概半年时间，我突然接到王丽芳的电话，她的声音里透着从未有过的慌张，几乎是在哀求道：“徐记者快来救救我们吧，推土机正推我们的地呢，我们的承包地被强行征用修路，为了阻止他们，大家躺在推土机前。不好了，推土机要轧人了，快来救救我们吧，要出人命了呀！”
我在电话里听到了轰鸣的推土机声，也听到农民痛苦的叫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