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大众日报集团在2000年搬进新址——地处泺源大街的新闻大厦时，专门在附楼设置了接访处。每天，《大众日报》以及集团旗下的《农村大众》、《齐鲁晚报》、《生活日报》会派专人在此值班。那几年，来上访的人员很多，后来渐渐少了，接访处就搬到新闻大厦一楼的一个套间；再后来，那个里间屋变成了报社后勤部门的收费处，外间屋仍然用以接访；再后来，整个接访处就没了。如果有上访人员，会由门卫通知报社的相关部门或人，然后到会客室或办公室进行接访。
面前的王丽芳身穿大红运动装，圆鼓鼓的脸，身体也是圆鼓鼓的，壮得像个汉子。她把两只袖子撸起来，挥动着胳膊说话，声音洪亮。和她一起来的还有3个男人，他们只是听她呱啦呱啦地说却很少说话，她说一阵子就会问其中的一个：“你说是这样吧？”被问的那个只是连连点头回答：“是，就是。”
和我一起接访的还有我的部主任陈中华。
陈中华在2011年被中宣部授予“当代好记者”称号，是我心中最佩服的记者之一。他的作风务实，思想解放，敢为百姓说话，而且文才非常棒。他曾是新华社记者、《作家报》副总编，还是国家一级作家。此时，他正着手进行一组“农村土地承包问题调查”选题。在这方面，他应该算是专家中的专家了。
可是，在此次接访中我们发生了不同意见。
我认为上访者既提供了诉状，也提供了法院判决书，有这两样东西我们就可以做新闻了。我说：“按法院的判决书说就是了，公开见报形成舆论监督态势，再盯着地方党委政府怎么处理和法院怎么执行，这样就能做成系列追踪报道，不仅稳妥，不易出现失误，还能产生轰动效应。”
陈中华则认为必须进行实地采访，在调查多方情况、核实新闻事实之后，再进行报道。
在如何做新闻的问题上，一个记者有一个记者的特点，一个记者有一个记者的作法，当然，一个记者也会有一个记者的门道。我和陈中华就有些不一样，在这方面不是谁对谁错、谁高谁低的问题。因为，从业务上讲，只看谁能写出好稿来。若从采访作风来看，你靠脚寻访，磨破鞋底，不一定能访到真东西，他靠嘴采访，几个电话，说不定稿件就能获大奖。再比如，同样是去面对面访谈，他能问出真东西，你也许连素材都搜集不全。这里面除了采访技巧和经验外，有时还与记者在某一环境面对某一类人所表现出的天然亲和力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讲，陈中华更像是记者中的文人，凭的是思维缜密，强调的是由多方验证的事实，每篇稿件都是奔着深度而去。我呢，算是记者中的“山药蛋派”，靠的是实践经验，讲究的是实际效果，每篇稿件都在追求威慑力和轰动效应。
因此，我说：“电话采访核实就行了，比如先问法院有没有这个判决，以及为什么没能执行？再问村支书或村主任有没有这个事，以及对此事有什么话要说？”
这样做不是不负责任。首先，已经有法院判决书等作为依据，做新闻不会出问题；其次，现在通讯工具如此发达，没必要什么事都要面对面。况且，这种新闻越早刊登出来越好，否则很容易被“灭火”，那么前期的辛苦工作就白白浪费了。而且，在初期采访时，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要么会回避采访——记者白跑冤枉路；要么会极力强调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记者不得不先安抚对方的情绪。如果把已经坐实的素材先刊登出去，那么在进行追踪报道时，不仅以前回避采访的人会走出来为自己辩白，而且原告、被告以及准备“灭火”的人均会小心从事了。如此一来，后续的采访报道工作就会相对容易一些。
陈中华依然不同意我说的办法，他要亲自带着我进行实地调查。他有他的人生哲学，他有他的职业道德，他有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他的兵，我服从就是了，毕竟他比我老成，比我业务能力强。
就这样，我和陈中华乘长途客车直奔淄博地区的李家村。
当我们来到李家村所在的乡时，我就要给乡委宣传部打电话。
其实，我知道在面对监督性质的采访要求时，宣传部门往往会以“灭火器”的形式出现。不过，这个案子就不同了，因为法院已经做出宣判，而是村委会拒不执行。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乡委、乡政府包括其属下的宣传部都应支持法院的判决，而且更乐于以新闻监督的形式支持法院的判决，进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否则，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形成了气候，他们也没法在下面开展工作了。即便是法院判错了，若由新闻监督予以扭转，他们同样可以有更大的周转空间。
再说了，记者因采访被打、被抓也不是偶发事件了。就在我动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我们报业集团的一名记者到某市调查采访强征农民土地一事时，被当地公安强行扣留了。在新闻采访工作上，虽然我可以做到“天不怕，地不怕”，但也不能故意往枪口上撞啊，毕竟有当地官方保驾护航心里会踏实许多。
对此，陈中华又提出不意见，对我说：“亏你想得出，如果宣传部门陪着咱们下去，被告以为是来‘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而原告以为‘官官肯定相护’，导致一方顶牛、一方不敢说话，怎么办？你跟我出来采访就听我的，一切责任我负。”
我只得问：“那你说怎么办？”
陈中华说：“咱们可以暗访，还可以打草不惊蛇嘛。也就是不论采访到谁，都说是来了解情况的，来听意见的。比如到了村委会，就说‘主要是来问问你们对法院的判决有啥意见，对于村民反映的问题有啥解释’。这样，一般不会引起对方的注意，还会主动给咱们诉一诉‘委屈’。”
“那好，我听你的。”我出于平时对陈中华的敬佩和信任，不再跟他较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