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农民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土地主人，土地纠纷和矛盾就不会消除，稳定就不可能实现。
第二章 着力解决土地纠纷
1.
我的电话24小时开机，这不仅是报社的要求，也是我形成的工作习惯。
妻子有时会埋怨几句：“就你能干，报社又不报销通讯费，干嘛下班了还开机？”
我就用半开玩笑的话搪塞她：“咱吃的就是这碗饭，如果干不好把饭碗丢了，想多花点电话费还没地方花去呢。”
话音未落，电话铃就响了。对方是个女士，声音还挺有磁性的，第一感觉是遇上了个能说会道的场面人。她直接就问：“你是徐少林记者吗？”当我回答“是”后，她的声音明显激动起来，“俺要替乡亲们给你反映个问题，行吗？”
我故意举起电话让妻子听了听，目的是怕她把问题想歪了，然后冲着电话说：“你替乡亲们反映？你能说清楚吗？”
“就是乡亲们怕嘴笨说不清楚，我呢，上过几年学，相对会说点儿。再说了，都是乡里乡亲的哪能不帮忙呢。”
“那就请说吧。”
原来，李家村有一块90亩耕地，作为村里自留的经济田。那时候，还实行着“两田制”，即农民承包的叫口粮田，村集体的叫经济田，后来“两田制”被国家叫停，但村集体仍留有一定比例的机动地。1997年，村里以竞标的方式发包，李永建等四户村民承包了其中的42亩。合同规定：村委会负责提供水利条件。1999年遭遇大旱，村委会尽了很大力进行修井和打井，仍未打出水。后经有关部门鉴定认为，李永建等村民的承包地因未能浇上水，玉米减产百分之七十。
为此，李永建等要求村委会赔偿欠收损失，进而要求缓交下年度的承包费，村委会均不同意。李永建等便将村委会告上法庭，村委会随即以李永建等未如期预交下年度承包费为由，表示要收回承包地，直至将旋耕机开到田头，限李永建等在40分钟内交上承包费，否则将强行翻铲麦苗。当地法院接到村民电话后，当即通知村委会停止翻铲麦苗行为，紧接着下达书面通知：“此案没有终结，原、被告都不能改变合同现状，如任何一方改变合同现状，将追究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但仍有22亩麦苗田被翻铲，12亩耕好待种田被压平。事后，村主任辩称，收到法院电话通知时，已将麦田翻铲完毕。
不久，在同一块耕地上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村民李守义承包了12.4亩耕地，所种玉米也大幅欠收，不过并没有因此起诉村委会。“插曲”发生在李永建等村民状告村委会违约一案上，李守义之妻作为证人提供了有利于原告的证词，并被法庭采纳。随后，村委会也以李守义没交承包费为由，将其承包的6亩麦苗、2亩菜地铲掉，并将已长出很高麦苗的3亩麦种田转发包给别人（日后被新承包者收麦）。李守义遂另案将村委会告上法庭。
1999年12月10日，对李永建等状告村委会违约一案，当地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李永建等四户玉米地减产原因，为村委会未履行提供水浇条件义务所致，判定村委会赔偿原告玉米减产损失共计9980元，赔偿原告被毁麦地等损失12525元；村委会和村民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继续履行；不支持村民缓交承包费的请求。村委会对一审判决表示不服，遂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0年5月18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并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关键就在于终审判决之后，村委会不仅拒不执行，有关人员还因此与村民发生了肢体冲突……才有了这个名叫王丽芳的大嫂给我打电话的事情。
其实，土地纠纷堪称农村地区最普遍也是最辣手的问题，如果说农村财务问题是产生干群矛盾、社会矛盾的主要导火索，那么，土地纠纷问题就相当于一枚随时会被引爆的炸弹，毕竟土地是农民的天，不管种与不种，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后底线。仅说当时，有关土地纠纷的投诉几乎天天都有，根本应付不过来，说不烦那是假的。
于是，我半是安抚、半是敷衍对王丽芳说：“这样吧，你先把有关材料寄给我，好不好？比如，你们的诉状和法院的判决书什么的。等我看了，再给领导汇报一下，然后再告诉你怎么办，好不好？”
谁承想，王丽芳竟然说：“这些材料我们都带着呢。我们马上就到济南了，先找你反映情况，然后就到省政府静坐去。”
我一听这话就有点紧张起来，马上说：“那好，我等着你们。如果你们要到省府静坐，那就别来找我了。”
对方提高了嗓门：“我们就是要先见你，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去省政府。”
果然是一个精明且爽快的厉害女子。我匆匆吃了饭，也没敢睡午觉，就跑到办公室等着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