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农VS新三农
温铁军
谁会在意冬至时节的一场小雪？一面是附庸风雅的书斋客们赞叹着高楼大厦的银装素裹，另一面是巨商大贾饕餮这个超级现代化大都市该有多少车辆相撞带来的市场扩张……而据报道，今天的气温降到了46年以来的最低，还会使北京的年降水量历史性地超过700毫米！是啊，现代化消费和大城市热岛促进着气候暖化！人们很少知道，中国400毫米等降水线北移了一个纬度还多，粮食带随之向北扩张了上百公里，不仅带来了粮食近10年的产量增加；也在农业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出现了农业领域的生产过剩，诸如谷贱伤农、菜贱伤农和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农民自发弃耕撂荒……
由此，我特意借给此书作序之机，再次强调我在近年来的讨论中提出的，包括“农民组织权益、农村社会可持续和农业生态安全”在内的新时期的“新三农”问题。这与工业化时代粗放型数量增长所要求的老三农问题——“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农业增产”，已经有很大不同了。自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全面推行新农村建设以来，乡土中国已经进入后税费时代。时过境迁，人们都需要与时俱进。
徐少林写的《中国农村调查》，内容大致是我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强调的三农问题和乡村治理问题。这部书中写到一些与我有关的内容，委实是记不得了；其中涉及到几个早年跟我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创办《中国改革·农村版》共事的人，也久未联系了。而且，他和该书的出版公司找我约稿的时候，正赶上年底诸事繁忙，这意味着我不仅没有时间去核实书中所述的细节，还得在早应该偿还的诸多“文债”中给他加塞，才能列上这个新债！但，之所以仍然抽空略读该书并且提笔作序，乃是因为我说过：大凡有利于三农的事情，我都会尽力支持。
我自1980年代从事农村政策调查研究工作以来就认为，我们这种发展中的亚洲原住民国家根本就不可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制度体系，也不能把殖民地国家关于“农业问题”的政策体系当做我们追求的模板。诚然，我尊重任何人在理念上认同西方人提出的普世价值，但也得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中国人无论理念如何都不再有条件像西方人在千年黑暗和百年战争乃至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之际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去亚非拉搞殖民化，同时大规模地把他人捋掠为奴隶还为烧杀抢掠制造出各种所谓理性解释。
后来，由于在40多个国家做了比较研究，我甚至极而言之地下过结论：“我在发达国家没有见到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在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见到城市化成功的典范”。据此强调，中国这种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在政策研究领域必须立足本土实际情况讨论“三农”问题。2004年到大学教书以后，也一直坚持着做田野调查和国际比较研究。虽然这二十多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层次的东西，也尝试着向理性高度升华，但很难说有什么深刻的理论。于是，在跟学生讲三农的时候，就会老老实实地承认：即使我搞了一辈子三农研究，现在活到一把子年纪了，也没有搞得懂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
据此看我提出的“经济基础的三农问题与上层建筑的三治问题（我对县乡村三级治理问题的简称）”，也主要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命题，意在促使学术界放弃浅薄浮躁和邯郸学步，加入到实事求是的真问题讨论中来。
比如，有关农村财务问题。这么多年人为地坚持“去组织化”改革造成的财务混乱客观上很难清理，根本就不可能靠农村基层自觉贯彻“财务公开制度”。也许剩下的办法只能是认真地借鉴“四清”经验自上而下派工作组了！在累积矛盾过分沉重的压力下，即使换了在北京办公室里自以为是的任何一个官僚下去做“村党支部书记”，也难以全面清理前人的账目。
这个说法，本来是在总结李昌平失败之后提出的，我曾经为此借用鲁迅小说的题目写过“李昌平出走以后”。他当年上书朱镕基总理得到中央7常委批示之后，主动请缨处置乡村财务中的大量负债，却几乎把很多上级部门都得罪惨了；处境尴尬的县委领导人不得不调这个颇有政绩的青年人离开工作岗位。诚然，如果是个文学作品，那很可能会抽象表达哪个当事人的单独突破，但现实中其结果无外乎是这个人独立承担了庞大的制度成本。
再比如，有关农村土地的问题。自从1949年全面推进土地改革以后，除了1956年-1982年的高度集体化之外，中国农民在大部分时期里都是世界最大的小有产者群体，亦即“小资”。这些年各地的实践证明，如果政府去把农民变成拥有几套商品化住房的小房产所有者，则农民一般会愿意交出宅基地和承包地，因为这是让他从小土地出租变成小房产出租，其小资成分没有改变，有些城市近郊区农民甚至乐得拆迁，因为那是他们一步到位地变成城市中产阶级的机遇。而如果各地政府仅支付文件规定的现金去买断农民身份，以为让农民进城变成工人阶级就是社会进步，那么这样的政策思想确实很荒唐！因为这意味着迫使“小资变无产”。将心比心，谁都不愿意接受这种阶级属性下降！由此往往会造成大量遗留社会问题，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至于引发海内外热议的村民直选乱象频仍，我们历来认为那不是直选本身的问题。在乡村财产关系没有清理、社会治理结构也趋于劣化的条件下，简单地强调直选往往是乡村矛盾和冲突爆发的导火索。各地调查也反映出，农村基层大部分都不可能单纯通过这种办法作为构建乡村良性治理的框架，何况政府几乎不为直选支付费用，巨大的制度成本只能向乡土社会转嫁。至于各地上访反映出来的村民直选中影响公平、公正、公开等官方原则的恶劣做法，则也只能归结为是乡村治理困境所派生的问题。
读者如果是在对以上观点有所理解的情况下浏览这部书，则可以如同看万花筒似的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最近十年中国农村三农与三治的现实困境。但，为了对此后十年发展作研究借鉴，读者们还应该与时俱进地去多了解些近年来已经形成讨论的、包括“农民组织权益、农村社会可持续和农业生态安全”的新时期的新三农问题。
2012年12月21日 于北京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