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的夏天，日子总是走得很慢。尤其是在这成天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候。眼看着腹中的又一个小生命就要降临，我的心终日都像是悬在半空中似的，茫然不知所措。
这可是我和顺儿的第一个孩子啊，出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不会是皮包骨头吧。这个孩子从在我的肚子里扎根的那天起，我就没有吃过一天饱饭，甚至好多天都是只喝些野菜汤。说到给孩子输送营养，只有两次，顺儿曾经从树上的鸟窝里掏到了一些鸟蛋，拿回家来打了一锅蛋花汤，仅此而已。
唉，我可怜的孩子，生不逢时啊。
姐姐和姐夫经常来看我，也是仅限于看看，手里并没有多少东西可带。后来由于我身子越来越重，他们干脆就住在了我家，以便于照顾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合作食堂里基本上无事可干，他们俩在那里上班，一般就是扫扫屋子，擦擦桌椅板凳、门楣窗棂上的灰尘；再就是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地干看着。合作食堂作为镇上直接管辖的一个权且算作单位的单位吧，曾经是红火了一阵子。但是现在不比以前了，人们肚皮都填不饱，谁还会有那个工夫和力气去地里种庄稼？都在自顾自地寻食呢。因此，合作食堂的存在已毫无意义，现在它就像一个垂暮的老人，亦或是一个路牌标志立在路边。
小满的前一天，孩子降生了，是个女娃儿，恰恰五斤重。于是我对姐姐说，看她瘦的，像根干竹子一样，就叫她“诗竹”吧。
坐月子期间，天天没吃没喝的，让姐姐总是为给我吃什么而发愁，于是，支派姐夫和顺儿东奔西跑地找食物成了她每天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可是由于营养一直跟不上，没有奶水，诗竹饿得直叫唤，如果大哭大闹的我还不担心，可她偏偏就像只生了病的猫崽儿，叫声极度微弱不说，还时断时续的，让人心疼得要命。
这个时候生娃儿，是最最错误的事！
可是生都生了，以后的一切都要看娃儿自己的造化，一切都要听天由命。命是什么，按妈妈的话说，命就是老天爷跟你玩的把戏，他给每个来到这个世上的人都安排好了一扇又一扇的门，有的门里是灾难，有的门里是平安，有的门里是贫穷，有的门里是富贵。有的门里是幸福，有的门里是悲苦。这些门有的是一条道走到头的死门，有的是与别的门相连相通的活门。他会要求刚出生的你到那些门里去寻找他，但不会告诉你他藏在哪扇门里面，在你寻找他的时候，他会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力。而往往你选择的那扇门，就是你的命运之门，有的走进去可能永远也出不来了，有的因为与别的门相连相通，幸运的话，你还可以顺利地走出来。这其实是老天爷暗中安排好的，他跟你做这个游戏，无非就是想看看你怎样在这个世上做人，怎样在这个世上过活。然后根据你的表现，按照他的标准，给你贴上一个永生或永死的标签。
所以说，人面对自己的命运，总是无能为力的，常常是在有意无意中听从着老天爷的安排，听从着命运的安排。
时间像老牛拉破车一般，缓缓地来到了1966年。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文化大革命如同狂风巨浪席卷了全中国，各种各样的运动把城市乡村闹得乌烟瘴气。然而对于偏远山区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场运动的影响非常小。人们就像山崖下的小花小草，在浑浑噩噩中打发着光阴，有吃的就吃，有喝的就喝，没吃没喝也可以蒙头大睡，享受着一种死一般的安乐。
而一些大树，一些人们用来在春日里遮风夏日里挡雨，烈日下乘凉寒日里取暖的树，都在这场狂风巨浪无情的摧残下先后折腰。
我呢，则像许许多多山崖下的小花小草，未经风雨，苟且偷生。因为没有了太多的牵挂和念想，时不时地还能生出一些好心情来，抬起头好好地看看蓝天白云，畅畅快快地哼上几段川剧唱词。但每当夜深人静沉沉睡去的时候，我又总会看到妈妈和全有一起向我走来，他们步调一致地向我走来，仿佛要将我踩在脚下，跺得稀烂。我不想反抗，不愿反抗，所以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等他们来踩，来跺，这样我心中的郁闷才能完全被排解掉。
一幕幕往事，都变成了长在我心中的一颗颗毒瘤，痛得我夜不能寐。我因此常常自己骂自己，声音很大，但都拥挤在嗓子眼里，怎么喊也喊不出来。顺儿把我推醒后，我才知道那一切都是梦。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逃脱梦的折磨了。
我没有将这一系列的心理感受讲给顺儿听，因为这不过是梦而已，没必要告诉他。再说，他听了也不一定能理解，并给予我想要的安慰。
就是在这种相对宁静的状态下，我和顺儿又生了一个男孩：永成。我希望这辈子他既降生为一个男儿身，将来就该有男儿应有的一番作为，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成就一生。
1968年。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年，因为我先后见到了自己最想见的人：业成哥和舜龙。但是见面的情景又都是那样的凄楚、心酸。
见到业成哥，是那年的九月，一个秋雨潇潇的日子。
因为很久没有去看望幺舅和幺舅妈了，趁着眼下没什么农活儿可干，我和顺儿商量，带着孩子去看看他们。这几年，虽然全有走了，我们两家还常在走动，顺儿也常去他们家帮忙干点活儿，他们待我们仍然很好。
幺舅家那天上午天还晴着。一家人说说笑笑地吃完了午饭，顺儿便按照幺舅妈的吩咐，将破陋的鸡舍重新修整一下。在修整的过程中，天空中慢慢堆起了云朵，天色很快暗下来。我们正在说可能要下雨时，一阵风刮过，雨点就噼哩啪啦地下了起来，大约下了一顿饭的工夫，雨小些了，之后便细细地一直绵延着，不见停的意思。
幺舅和幺舅妈都极力挽留我们住在他们家，说等天晴了再回去。看看天色，看看几个孩子，我们只好同意了。
正当我们七手八脚收拾鸡舍的时候，诗月突然叫起来：“妈妈，看，那个人摔倒了！”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远处的田垄上，有两个人互相搀扶着往这边走。其中一个人滑倒了，另一个正在扶。由于相隔较远，两人的面目看不清，只能从体态上隐隐约约看出是一男一女，滑倒的是一个女人。
我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看着他们，猜想着他们是谁，来干什么。
随着他们越走越近，幺舅妈的声音突然变得高亮而哽咽起来：“天哪——那是、业成！是业成——我的娃儿！我的娃儿！”
是的，那是业成哥！
其实还未等幺舅妈喊出声，我就认出了他。
顷刻，我的鼻子酸了，泪酸了，心也酸了。
我没顾得上喊，怔怔地看着他和他所搀扶的那个女子，由远及近地走来，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幺舅和幺舅妈早就急急奔出门去，把他们的儿子迎回来。
我终于见到业成哥了！我终于再次站到了业成哥的面前！
他依是那么高大、俊朗，唇边和下额上的一圈薄须，更加体现出他的英气和成熟。
“这不是如意妹儿吗？你也在这里啊？”
他面对着我时，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自然而平和的欣喜，就像对亲妹妹那般。
只是，他看不到我眼中的泪水，永远看不到。
我的泪，混合在雨里，是酸，是咸，是苦，是涩，说不明白。
幺舅妈赶紧先找出干净衣裳，让他们各自换了。随后张罗着做饭。大家一直聊到了后半夜。
不出大家所料，他带回来的那位女子，是他的妻子。
那女子，啊不，当听到业成哥的介绍时我就叫她嫂子了。嫂子叫高若男，却是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越看越像我想象中的林黛玉。她一直小鸟依人般地紧挨着业成哥，时不时地对他温情一笑，这笑，将两人的亲热度体现得颇有分寸，让任何一个人看着都只有羡慕他们幸福的份儿，而不会心生嫌恶。
嫂子是部队上的一名医生，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业成哥受了几次伤，都是她在照顾。业成哥说，别看她又弱又小的，力气却是大得惊人，有一次一个人从战场上背下了七名伤员。回来后又忙前忙后地为他们包扎治疗，愣是没休息一下。
战争结束后，他们一起回国，然后双双复员，工作都分配在了沈阳。结婚是部队首长定的，说是当时发了一封信告诉家里人，但幺舅并没有收到这封信，所以家里一直也不知道此事。
他们结婚的日子，竟然和我与全有结婚是同一天，只是比我晚了两年。
至于这次回来的原因，业成哥只是说嫂子怀孕了，在部队上无人照顾，于是就把她送回来。
与舜龙的相见，不似这么酸涩和失落，却是如同被刀割了一般，想起来心就会痛。他是我今生最不舍的一个人，然而从这次相见之后，命运就注定我们不会再见面了，直到现在他都生死不明，我一直坚信他还活着，只要我在这个世上，他也一定在。
那时已临近腊月，天异常的冷。有一天，姐姐到家里来，表情凝重地对我说，舜龙回来了，想要见见我。
我当时倒是喜出望外的，后来一想有些不对劲儿，舜龙回来了，姐姐应该特别高兴才是啊，怎么脸色会如此难看？一定是出了事了，而且不是小事。于是二话不说，赶紧跟着姐姐来到了她家。
一进门，便看到舜龙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形容枯槁，好像得了一场什么大病似的。
我的神经顿时绷紧了，一下子扑过去，看着舜龙，不断地叫他。
“没事，幺姨。我没事，只是胃有一点点痛……”
舜龙缓缓睁开眼睛，看着我，目光柔和极了，也疲惫极了。
“你啷个了，啷个了嘛？！”我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都……遭整了，不是我一个……连我们的教授都被整死了……”
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了。可是我不明白，他一个学生，为什么也要遭“整”，而且被“整”成这样！
“他们说，我是卖国贼……哼……”舜龙冷笑着重复，“我是卖国贼……”
“他们凭啥子这样说呢？”我问。
“是，我是到苏联去留了学，可那也是想去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先进经验，回来好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报效国家的——还让我交待，我交待啥子？我只有一颗拳拳爱国心！格老子——简直是狗咬吕洞宾！”
舜龙一下子激动起来，紧跟着便是一连串的咳嗽。
姐姐心疼地为他捶背。“龙娃儿，你就少说两句吧。好好睡一觉——明天那些人就要来把你带走了！”
“带走？带到哪里去？”我更加不解。
“唉，要送到甘肃哪个劳改农场。昨天他们把他送回来，就是跟我们父母告别的。”
我决定当晚留在姐姐家，再多陪陪舜龙。他于我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外甥，一个童年的玩伴，一个老师，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概念和轮廓，而是一个能够清洗我头脑、滋养我灵魂、丰满我思想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无色无味无相无形，却是那么有趣，那么可信，并且时刻与我同行，让我无论遇到任何事，都不会慌乱和迷茫。
第二天一早，果然有两个穿着绿军装的红卫兵，开着一辆三轮军用摩托车，把舜龙带走了。
看着他们的身影越走越小，我和姐姐不禁相拥而泣，那情景，真是叫人肝肠寸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