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2年5月
一个人从生到死历尽沧桑，就像一个秀才风尘仆仆“赶考”。“成绩”好的，在人生的黄昏享受那份成熟与丰硕，虽如夕阳缓缓西坠，却于世间“为霞尚满天”，叶帅那首“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诗句，还道出了把晚年亦可纵情释放的豪迈。
只是，在这个银发群体中，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类“考试落榜”者的悲凉景致：这些改造自我灵魂大半生、且多有卓著业绩的老人，竟会迷迷登登地落入经济犯罪的泥潭，生命轨迹瞬时改变，不禁让人扼腕。
李某，年逾知天命。青年时入军校，军旅生涯25载。正团级，工程师。
我在看守所见到他的时候，昔日军官的威仪早已消失殆尽，曾经梳着分头的乌发变成了齐刷刷的短茬白发，曾经笔直的腰杆变成了风中的芦苇，一摇三晃，追悔莫及的神态写在他皱纹层叠的脸上：“我当时就是为了贪便宜，以为事情不会败露，可如今……唉！”
他是1984年转业的，被分配到一家颇有名气的国营大企业，负责培训中心电化教育的管理工作，经常出外采买电教设备。
从军营到社会，从单一的上下级联系到与纷繁复杂的商品市场打交道，巨大的变化使李某多年波澜不起的心湖泛起了阵阵涟漪。
采买电教器材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您买点什么？看看录像带？多买优惠，可以给您搭彩电、音响、录像机，任您挑。”
“怎么搭呀？”
“好办！录像带33元一盘，如果您要买1000盘的话，每盘就可以按30元算。发票仍按33元开，多出的3000元您就可以来个大件了。”
“噢，这么回事。”
第一家商店如是说，第二家商店也如是说，第三家商店仍然如是说。
“你终于没能抵抗住，对吗？！”不知为什么，我的话语里居然少了一份天然的敌意。
他躲过我的目光，低下头，先是把双手交叉在一起顶在脑门上，然后，他抽出右手，握成了拳头，重重地砸在自己的腿上：“不！我最初不敢往这条路上迈。我清楚，这是一条化公为私、违法乱纪之路。将近20年的党龄对我多少还有一些约束力，几十年部队的正面教育也多少给予我一些抵抗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为诱惑所动……”
然而，诱惑就像是间隔不久就会发生的小地震，不断动摇着李某几十年形成的理想和信念的根基。
“周围的人不都是这么干的吗，我为什么不行？”他就这样“开窍”了。
1988年10月的一天，他在为公家购买空调机、收录机的时候，再也按捺不住，终于给自己搭购了总价值为4116元的日立牌录像机。被欲望掀起波动的心湖得到了暂时的平静。
不久，他再次下手。先后为自己搭购了总价值为7400元的彩电、组合音响等大件物品。
每每走进已经步入“小康”的家中，看着转瞬间置办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坐拥着妻子心醉的赞美，收藏着邻居们欣羡的目光，他不免有些自鸣得意：哈哈，我还行！
有时，一丝忐忑也会幽灵般地飘过心头：不会出事吧？一股冷汗从他的后脖梗窜了出来。他努力让自己定下神来，心里暗暗思忖：倒霉的事不会让自己摊上吧？
可是，法律不会放过亵渎它的人。
1991年8月10日，冰凉的手铐戴在了李某的手腕上。
他告诉我，在被诱惑征服之前，他的心理总是不平衡；进了看守所，他终于找回了平衡，然而，这回算是彻底“平衡”了——万念俱灭，心如死灰。过早的衰老很快占据了他的心灵和肉体。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给我一种很真实的感觉。毕竟，我们都有过从军的历史。
我相信，如果不是在现在这种境况中，我会告诉他，我也当过兵。如果还是在军营里，我理当尊称他一声“老兵”；面对面地碰见，我会向他敬一个标准的军礼。
然而，我现在和他这样近地相对而坐，中间却隔着一道象征性太强的铁栅栏。铁栅栏两边的我和他，不仅是检察官和“阶下囚”的关系，不仅是自由和禁锢的关系。
肖某，五十有七，原是某电子物资公司金属机电计划部的主任科员。别看官儿不大，权力不小：专门负责审批全国电子行业XX金属材料的计划指标。
他坐在我的面前，显得很平静。
他虽然年近花甲，面容也很苍老，身材倒是满魁梧的。从他不露声色的表情里可以揣测出他有很深的城府，在单位也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也许，在他的眼里，我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其实，我的实际年龄也不小了，就是长了一张娃娃脸），他不愿意在一个跟他女儿差不多大的女性面前，坦白自己不光彩的经历？
总之，他很少正眼看我，只是平铺直叙自己的案情，从不触及自己的灵魂，从不谈及我最想了解的他为什么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所在。
我有些气愤，几次打断他的陈述：“你的案情我都清楚，我是调研室的干部，我今天就是想和你谈谈，你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他沉默着，消极对抗。
我只好再一次打开他的案卷，一页一页地翻着。
“你是1987年从东北调进北京的，对吗？”我问。
“是！”他回答得很干脆。
“这说明‘您’（我特意没有用‘你’）在外地干得很不错，要不，也不会把你抽调上北京的，对吗？”
他有些意外似地怔了一下，没有回答我。但是，我分明看到有一种坚硬的东西在他的眼光里悄悄溶解。
“你在一个权力很大的要害岗位上工作，一方面说明领导对你的器重和信任，另一方面也会招至很多人的眼热，甚至还会有很多人求你，对吧？”
“对。”他的态度缓和了许多。
“我看过你过去的简历，好评如潮。一直以来，你都恪尽职守，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更没有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为什么你突然就变了呢？”
“不是突然就变了！”他居然，纠正我的说法。
“那你说说看。”我很诚恳地望着他。
他不再负隅顽抗，但也不像前案中的李某那样——竹筒倒豆子般地毫无保留，他字斟句酌，慢悠悠地说着，好象还有领导做报告的派头，只是，他的“报告”太沉重了。
他在东北工作时，就在一定的领导岗位上。他为人稳重，处世老成，业务娴熟，工作业绩一直比较突出，群众关系也很好。北京的上级领导下去检查工作时，他鞍前马后地周到安排和照顾，给领导留下很深的印象。不久，一纸调令下来，他举家迁进京城。
乍到北京时，家境比较清贫。两口子带着两个孩子，虽说全家都能吃饱穿暖，但无力再添置一些高档的消费品。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依然是知足的，大多数家庭不都是这么过的吗？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普遍清贫的“大一统”被打破了，人们的收入渐渐拉开距离。部分先富起来的家庭率先实现了“现代化”。看到别人家琳琅满目的彩电、冰箱、大音响，他的眼睛也会一阵阵发热，心里的天平也开始倾斜，他也想迅速加入“先富起来”的行列，但是，他没有更多的钱。
1989年盛夏的一天，他的一个老同事带着上海某厂供应科的陈科长，急匆匆地敲响了他的家门。几句寒喧过后，陈科长便迫不及待地道出他的苦衷：“我们厂原材料吃紧，请您再给些指标，我们一定重谢！”
“重谢？你应当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紧忙跟上一句。
肖某无奈地看了我一眼：“我不是三岁的孩子，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
可是，老同事的关系，多年的交情，没有让他有更多的犹豫，他在介绍信上批了精铝箔6吨的指标。
陈科长捣蒜似地一个劲作揖，千恩万谢之余，忽然一拍脑门：“你看看我这记性，听说您在武汉出差时丢了钱，这损失我们给您补足。”不容分说，陈科长把一个鼓鼓的牛皮纸信袋放在了茶几上。
送走客人，肖某打开信袋。嗬，厚厚一沓儿钱，整整1000元，相当于好几个月的工资呀。
“于是，你知道了：权可以换钱。”我害怕他就此打住，直通通地触及他的“要害”。
他望着我，有一丝苦笑在他的嘴角若隐若现。
“是的，我知道，这就是我可以‘先富起来’的捷径。”他不再为自己丑陋的灵魂遮掩。
随着他的一次次地批条，家里的高档电器一件件增多。两台彩电、两台冰箱、两套组合家具、两台录像机、两张席梦思床，连他身上穿的千余元的皮尔·卡丹西服都是双套的，完全是一副典型的暴发户的模样。
他离开提讯室的时候，步履有些踉跄，头低垂着，稀疏的白发飘浮着一绺绺的颓唐，魁梧的身躯也显得外强中干。
“腐败就是附着在权力之柄上的魔咒”，忘记是谁说的这句话，在我的耳边久久回荡。
赖某，女，58岁，原是北京某学院实验厂的仓库保管员。
女法警把她带到被告人座位上的那一瞬间，我发现她像极了我家邻居陆阿姨：一样矮矮胖胖的身段，一样花白的很老式的发型，一样布满沟壑从未化过妆的脸，一样显得很慈善的面孔。只是，陆阿姨很健谈很爱笑，她的脸上却是阴云密布。不知进看守所之前，她是怎样的一种性格，应该也和陆阿姨一样吧？
每逢遇到陆阿姨，她总爱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然后笑眯眯地拉着我的手，“闺女长闺女短”地夸个不停说个没完，常常把我美得像吃了蜜似的。有时工作得累了，想早点回家歇着，偏巧远远看见她颠颠地走过来，知道她眼神不济，我会偷偷地绕开……
就这样，她和陆阿姨的影象在我的眼前重叠着、交错着，对陆阿姨的好感一直“干扰”着我对她的感觉，以致于我一度竟不知从哪儿问起。
我没有开始问话的时候，她就用那双看上去有些粗糙的劳动妇女的手，一个劲地揉搓着衣服的边角，好象那里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一定要给弄干净似的。
我轻轻咳嗽了一声，她缓缓抬起头，嘴巴微微张着，眼圈是红的，眼眸有些浑浊，眼眶里充满了液体，随时都可以像山洪一样倾泻而下。哦，我发现了她和张阿姨的不同点，张阿姨的眼睛似乎更清澈一些。
“跟我讲讲你的……事情吧。”我有些磕巴地躲开了刺激性的语言说道。
她只说了一个字“我……”，就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老人的哭声属于那种很沉闷的呜咽，没有强烈的刺激，但却声声渗进心里的每一处角落。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此时此刻还是很难受。
等她慢慢地揩干眼泪，她开始断断续续地给我讲她的故事。
几十年来，她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很多次被评为个人先进。她保管的物品成千上万，从来都是井井有条，一清二楚，没有发生过半点差池。
她的家庭生活美满，子女也长大成人。老两口每月收入加在一起400来元，在当时，可以把日子过得不用发愁。
再过两年她便可以退休，安安稳稳地颐养天年了。
谁料想，一向平静的她，近年来忽然变得日益焦躁不安起来。常常可以听到她忿忿不平地跟别人唠叨：“咳！干了几十年了，还不如年轻人拿得多！咱们年轻那会儿，多干也不多拿，现在多干多拿了，咱们又快干不了啦，真冤枉呀！”
她告诉我，那种叫做“冤枉”的感觉，魔鬼般地缠着她不放，搅得她坐卧不宁，心慌气短，总想用什么办法来弥补这种缺憾。
“家里人说过你什么吗？”我问。
她的脸腾地红了：“你是说老伴呀，他整个一个知识分子，书呆子，就知道埋头教书，家里家外都是我一个人操心！他哪知道，现今这个世道呀，啥不需要钱？孩子结婚要花钱，养孙子要花钱，我们老俩口退休了又没多少钱，不趁着在职的时候捞一点，将来的日子就难过了！”
“落到今天的下场，岂不是更难过吗？”我在心里这样想，却没有说出口。
天底下的事也真叫怪，当你思维的双目戴上另一付眼镜时，许多司空见惯的东西也会跟着变样。
自从赖某开始算计着“捞钱”的时候，仓库里那些被她看惯了甚至看腻了的元器件，此刻好象着了仙人的魔杖，个个闪出金子的色彩，那不就是一堆堆的人民币么？
赖某“猛醒”：取之不竭的“财源”原来就在身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难道不可以靠着仓库吃仓库嘛！”赖老太偷偷地乐了，忿忿不平的心绪被她扔到了爪哇国。
她知道，自己保管的物品，许多是上账外料，领导根本就不掌握。其中还有十分走俏的电子元器件。拿出去卖掉不就是钱吗！除了自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从1989年3月开始，她陆续从仓库里盗窃了各种规格的元器件，然后托人卖掉。当她拿到第一笔赃款时，那种叫做“冤枉”的心态似乎得到某种补偿。
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她见什么偷什么，一角钱一只的电阻，她偷了4000只，各种型号的电话机就偷了7部。
在一次销赃的过程中，她和买赃者被公安机关逮了个正着。
我问她：“电话机根本卖不出去，你为啥偷了好几部？”她的回答让我愕然：“我看着好，留着自己用。”聚财之心，使她变得像普希金童话故事《渔夫和金鱼》里的那个贪得无厌的老太婆。
扫视这些老年人犯罪的足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凸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失衡的心态。李某在诱惑中失衡，最终犯了受贿罪；肖某在差距中失衡，栽倒在权钱交易的黑幕下；赖某在忿忿中失衡，监守自盗，晚年不保。
如何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大潮中，始终保持平衡、健康的心态，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三位老人不幸做了我们的反面教员。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天”，“想得到一切的人，必将失去一切”，这些古老的教训，在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然而，只要望着他们满头的银丝，佝偻的身躯，踉跄的步履，闪着寒光的手铐里布满老年斑的双手，一种不知名的酸楚还会从心头重重地滚过。海明威《老人与海》中那个敢于同命运作殊死搏斗的老人的话，狠狠撞击我的耳鼓：“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