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小骞留下的确要跟阿木碰个面。《过山车》是为阿木写的，如果再次下马，喻小骞最需要与之抱头痛哭的是阿木。
阿木跟喻小骞、跟“今天”工作室有个奇怪的三角关系。十一年前，喻小骞在川、云、藏拍摄记录片《藏地漫游》时，在西昌第一次见到15岁的彝族少年阿木。瘸子阿木因为会跳舞，被喻小骞收入镜头。第二年，喻小骞跟第二任丈夫王莳香蜜月旅行，两人在大凉山漫游时又遇到阿木。在对阿木有更多了解后，喻小骞对这个少年产生隐恻之心。利他情绪一膨胀，喻小骞曾冲动地许诺，要写一个少年立志当舞蹈家的故事，由阿木主演。这话说过就过去了。离开大凉山，那股替人铺路的心气儿也就过了。之后两年，喻小骞经历了第二次离婚，写剧本《卖脸》，四处奔走筹资，把对阿木的许诺撇在一边。1995年，《卖脸》筹资受阻，有人建议写一部反映80年代青年苦闷和反抗的电影，为这代人的青春立传。喻小骞感觉有戏。她在设计人物时，把男主角设计成一个跛子，寓意那个时代的青年从精神到肉体，是营养不良者和先天残疾人。当设计这个跛子“是干什么”的，她反推一个跛子干什么最困难，不言而喻是跳舞，这时她想起几年前在西昌见到的阿木。当阿木的形象进入大脑，她的思路打开了，决定去一趟西昌，看看阿木还能不能跳。那年的12月，西昌下着雪，她在雪地里看了十九岁的阿木身穿紫红大脚裤，身披紫黑色“擦尔瓦”跳的现代舞。她为对方出落的英俊面孔暗自惊心，拍了一系列阿木的面部特写和舞姿，向对方承诺，自己回北京后为他写一部电影，等投资有眉目，就请对方出演。回到北京，喻小骞用三个月写出剧本《过山车》，投资还没眉目阿木就自己找来。那是1996年3月，在西昌雪地里看上去很酷的阿木，站在北京站，实则一位羞怯的彝族少年。喻小骞留下了阿木。建议写这剧本的老兄，倒是积极帮助喻小骞找投资人，一时间《过山车》很有希望马上上马。喻小骞便送阿木到舞蹈学校学习舞蹈，请了台词老师教习台词，还请了表演老师指导表演。这个过程延续了十个月。刚开始，阿木住在舞蹈学校一个高低床的上铺，暑假到来时，阿木成了喻小骞的情人，搬进喻小骞那间抽斗公寓。他们有过好时候，不过就十个月。一般恋人的好时候也就半年十个月，他们也不例外。来年3月，《过山车》第一次上马，一个月后第一次下马，连带打击的还有两人的关系。他们从想象的神仙生活，跌入现实境况。阿木看到所谓电影人的真实生活，也看到“在家里”的喻小骞。女导演在家里和在外面是不一样的，少年总是被在外面的那个女人迷惑。之后，虽然他们又相处了两年，但相互间的怨恨愈来愈深。1999年3月，《过山车》第二次上马，两个月后第二次下马。阿木开始夜不归宿。刚开始，阿木还谎称到彝族兄弟那里唱歌，或到藏族兄弟那里借宿，后来，阿木一连几个星期不出现，再后来，只有失恋或钱用完时才回到喻小骞的公寓。心还没暖热，人又不见了。“今天”工作室是在阿木离开后成立的，虽然阿木最早跟着喻小骞，但“今天”的核心成员没有他。这也是阿木怨愤的原因。去年8月，夏大邑第三次投资《过山车》，喻小骞再次安排阿木训练舞蹈、训练台词，阿木才回到喻小骞的视野。这时，25岁的阿木已经进入他舞蹈能力的巅峰，也许过了这一年，他这朵花就败了。他的面孔和形体，经过这些年的历练，更加英俊、痛苦、暴躁、脆弱，甚至有点邪恶。这正是喻小骞想要的面孔和气质。她的主人公是那种生活境况极度压抑，因残疾又极度脆弱、自尊的人。她暗自庆幸等了这六年，没有这六年的磨难，阿木这张脸就嫌“白”了。第三次上马的喜悦和希望重新勾起两个忘年旧情人的温情，阿木回到喻小骞的公寓，但住了几晚喻小骞就发现，阿木恐怕是有女孩了，他被电话、短信追得身心不宁。喻小骞不再留宿，做了爱，就让他走。对老情人来说，做爱就像相互阅读。当分别不短的时间，做爱就是相互体味对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体味对方的生命走到哪一步，思想拓展的方向和世界，最后，拨开这表层的一切，体味对方还爱不爱自己。这不需要很多次，当确认对方还爱自己，相守和缠绵就不在乎朝朝暮暮。不久，夏大邑又来个“下马”，虽然“红画”接了手，但阿木的气急败坏就像慢性病，虽病灶不在了，但病体一直没好。他再次离开喻小骞，像发了毒誓，再也不近后者的身。
在爱情里的格局里，喻小骞经历着这样的变化：在前两次婚姻中，喻小骞是全心全意爱对方，依顺对方，却不成想对方还有其他心事：第一任丈夫门洪是无法放弃和前妻生的三岁儿子，第二任丈夫王莳香则要追随佛法宏大的智慧。也就是说，门洪和王莳香爱的范畴比她广阔，走得比她远。当她发现自己在别人的爱情里只占一部分，她很“文艺地”认为，这种爱不全心全意，便自己撤出了。20岁的阿木成为她的情人后。她却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做不到全心全意，却为阿木宗教般的依顺着迷。阿木有着或许来自少数民族，或许来自年少的简单直接，但其智力、思辨力和表达力，只是个初中毕业生水平。他肢体表达比语言好，行动比嘴巴快，这给喻小骞前所未有的、原始的体验；甚或说，她的肉体经验倒是这个少年开发的，她欣欣向荣的肉体感知来自这个少年的开疆扩土。后来，一切变成一个习惯，喻小骞已不试图在精神上、语言上跟阿木深入交流，深度交流仅仅停留在感官上。待阿木夜不归宿喻小骞才蓦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多么依恋阿木，但在精神世界，自己已经走出老远。她有时这样胡思乱想，自己这样可能像一些男思想家跟女性交往的格局：他们已经不指望在智力上、学识上跟女性交流，只认命地退缩到肉体和日常生活上，把思想交流留给同性思想家。这样想来，最优秀的女知识分子女艺术家为找不到思想情感交相辉映的伴侣而愤世嫉俗就大可不必，这里的原因跟男思想家相仿，即，已经没多少能与之匹配的男人，灵与肉双向对接的就更少。这样想，她也就想通了，身心也突然间自由了。阿木离开后她的性爱生活是这样的：她自以为能够自由掌握性权利，按自己的意愿跟心仪的男人上床；但在内心深处，又等待如阿木那样宗教般的身心归依。
阿木回来已经小半夜了。日光灯惨白，办公室里弥漫着灰尘的气味，暖气烧得如火如荼。阿木既惊讶又不打算介入地瞅着喻小骞，一副等待对方赶快走人的神情。
“给我点水。”坐在电脑前的喻小骞哑声说道。她刚一发声就被干燥的嗓子噎了一下，不得不清清嗓子。阿木转身去拿喻小骞放在桌子上的茶杯，饮水机上续了热水递过来。
“我把房子都退了，就等着住剧组免费宾馆呢。”
他试图开个玩笑。他对喻小骞是熟悉的，只要看见她肝火旺的眼神和准备战斗时耸起的眉头，就知道悲苦的事又发生了。过去六年，他常在喻小骞脸上看到这种神情。过去，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总会在床上找到对方，在对方身上找到安慰和度过苦痛的力量。他们的关系是这种格局：他是喻小骞的糖果，她在外面经风雨受雪霜总是返回身，在他身上找到安慰。而对于他，喻小骞就是房屋、是家，喻小骞快乐了，他也就快乐了；同时他又多希望喻小骞快乐，这快乐是他的安全带。后来，他在喻小骞身上看到贪婪和对他的消耗，他不愿意了，爱惜起自己，怨恨也由此产生。今天，他感觉喻小骞内压快胀破身了，这让他发怵，这是一个流浪京城的少年对收容自己的人发自心底的害怕。《过山车》就要开机了，他等了六年，在这节骨眼儿上，他可不愿得罪她。
“男二号已经来北京了。”他没话找话，“我看他挺喜欢你的。你发现没，年轻人喜欢你这年纪的女人。少男杀手哈。你要不要他的手机号？”这几年混迹街头娱乐圈，阿木学会了怎样把女人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引开。
“阿木，《过山车》又要下马了……”
还没等喻小骞说完，阿木高叫起来：
“怎么回事？你再说一遍？”
“我们被红画公司骗了……”
“啥？涮了？那我怎么办？”
喻小骞原想细说“红画”的骗局，阿木显然没兴趣。他只关心自己，他只看到自己又要被束置高阁。
“我都不知道《过山车》怎么办……”
“是不是已经没戏了？彻底没戏了，是吧？你们就会弄这事？几次了？啊？！每次都是下马，下马，下马！”阿木怒不可遏，别着一条残腿来回奔走，“咣咣咣”地擂办公桌，桌上的纸张、一次性杯子震得跳起来。“真是瞎了眼，跟个不中用的导演……人家跟个导演，不管怎样最后都能弄成事！你呢？到目前为止，你到底干成什么？”阿木撂着两条不一般粗细的腿，前奔几步，抓起桌上的报纸、书本、矿泉水瓶，一个一个往地下砸，又趴在桌上，挥手一扫，桌子上的东西横着飞出去。“下马，又是下马，你们这班猪脑就会骗我！你们也去骗人家啊，一次一次让人家骗！你们说说，你们要把我耽误多长时间？啊？”他跺着脚大叫。“你们，到底还要把我耽误多久？！给我个时间好不好？！啊？好不好？好不好？”阿木咆哮，脚踢着地面的纸片、杯子。“六年了！六年了呀！说什么给我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让我灿烂！全是骗人！自欺欺人！你做不了就别做，害人害己！我也是瞎了眼，居然相信你！你有什么可相信的？啊？你有个屁的才华！你就是个中专生！就是个自谋职业者！自以为有才华！还标榜导演，导演个屁！屁！屁！”阿木喉咙喊哑了，在屋里团团转，突然站定了，指着大门喊：
“你给我滚！臭婆娘！给我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阿木跺着那只健康的脚，大喊。这情状也不止一次两次了。前两次《过山车》下马阿木都发作过，只不过，一次比一次暴烈，他快精神分裂了，或者已经是了。只不过喻小骞需要这种暴躁、分裂的人格，她的男一号就是这种性格。过去六年，她有意无意把阿木限制住，圈在一个小范围内。她知道关起来的人会成为疯子和野兽，她的男一号就是一个困在夕阳工厂的业余文艺爱好者，一个困在自己残疾身体里的艺术疯子。她要把阿木塑型成她要的人物，所以每次发作并不制止他，甚至看着他发作，挑动他发作，看着他被愤怒、歧视、“被耽误”、“被边缘化”所研熬；这一切都会烙印在他眼里、心里、神态里。
听到阿木喊出“滚”， 喻小骞转身就走。以往他们相互喊过“滚”，都会仨月半年互不联系不见踪影。今天阿木这么一喊，是不是她就可以半年见不着他了？但愿是吧，反正《过山车》要推到明年了。
显然这是喻小骞的一厢情愿。第二天还没起床，阿木就在外面敲防盗门。喻小骞穿着睡衣，披着被子，跑出去开门。阿木带着一身寒气和多天没洗澡的汗酸气，横在门口。
“手机怎么不开？人死了都找不到你！”阿木瞅一眼喻小骞干枯的面孔，它像烧过的胶片，随时可能化成黑烟，变成黑渣。
“给我弄五千块，我没钱了。我要洗个澡，你给我找件干净内衣。我的东西你不会都扔了吧？”阿木的高帮皮靴橐橐踏着木地板。为了给阿木跳舞，六年前，喻小骞换了压缩板地面。
喻小骞披着被子，空着脸，坐在床沿看阿木。
“给我个浴巾。”见女人不动，阿木坐在客厅的板凳上把靴子脱下，光脚走进卫生间。卫生间传来流水声，阿木在里面喊：“这里还有我裤衩没有？给我找一个。再找一双袜子。干浴巾啊，挂在门上。”卫生间打开一条缝，内衣从里面扔出来。
喻小骞蹙着眉头，把卧室门合上，换上出门的衣服，把被子叠好。之后她打开大衣柜，从里面拽出一个长方体收纳袋，那里盛着阿木没有带走的衣服、袜子、“擦尔瓦”、彝族风格的首饰。她找出一套内衣、一件羊毛衫和一双袜子，把收纳袋拉好拉链，重新塞回大衣柜。她拿了条浴巾，搬了个方凳，把衣物放在方凳上，摆在卫生间门口。
暖气把阿木湿衣服里的人油味儿、荷尔蒙味儿吹出来，这健康的男人味儿让人恼火。喻小骞把笔记本塞进背包，开始烧开水，准备冲鸡蛋、冲咖啡，喝完就去办公室。
“钱准备好了么？你给我冲碗奶茶。我饿了。”
“我也没钱。年前，你不是从剧组支走了两千？”
“这是北京！两千块能干啥？已经没有了，还剩一百来块。你这电影又下马，我到哪儿吃饭？租房子？你至少得给我五千，我先抗两个月。”
“我好像不是你妈。”喻小骞说完转身进厨房，冲鸡蛋冲咖啡。
“你不开工，你说我怎么办？”
“找你相好的，或者去工作。”
“她没钱。”
“我也没钱。”
阿木跟进厨房。闻着阿木身上混杂人体味的潮气，喻小骞一阵心酸。她从手腕上退下皮筋儿，将头发挽成把儿。
“你都没有心软的时候？”阿木暴跳起来，“你耽误我六年，说不拍就不拍了，连吃饭睡个床铺的钱都不给？”阿木的肩头和头发冒着白烟，脸上忧伤哀怨。喻小骞被他挤在灶台边，垂着眼帘，不忍看他。
“我到哪儿弄钱？这几个月，我全部精力都在筹备上。再说你大年初七跑到人家家里要钱，还说我没有心软的时候？”
“你不就是想要我么，”阿木盯着喻小骞恼火地说，“我还不知道你啥心思？如果我住这儿，你啥都有，啥都可以给我，是不？你说是不是？！”阿木用身体顶住喻小骞，后者不得不后下腰，避让阿木伸过来的下巴，而肚子被阿木顶住了。阿木完全不在意喻小骞是否撑得住，继续逼向后者。“你想要我，那就要啊，来啊！反正男人也不值钱！给你，都给你！”喻小骞推阿木一下，根本推不动。阿木则一把抓住喻小骞的手腕，往卧室拽。喻小骞挣脱两下没挣开，被阿木拽着，一起摔在床上。摔在床上的阿木哭起来，喻小骞从床上跳下来，羞耻地站在地下。
“你来啊，你买我好不好？买完，让我有口饭吃，有个破房住，好不好哇！我算是让你耽误完了！啊——”阿木低声咆哮，拳头擂着床。
喻小骞活动着被阿木弄疼的手腕。这时她才看清阿木留着凤头长发，鬓角剃光，留青茬，青茬上精工划出两条鞭痕般的细筋。这颗脑袋还是那么性感。她叹口气说：
“穿上衣服走吧。今天邵洋去办公室，你先预支点。”
喻小骞说完，回厨房喝冲鸡蛋，喝咖啡，听着阿木站起来，整理好内衣，走到外屋，从地上拾起外衣往身上套。穿好衣服，阿木吸着哭过的鼻子，站在厨房门口，竭力心平气和地说：
“我不能再耽误了。我已经二十六了，出来混了这些年一点成果都没有，我爸妈还以为我自杀了呢。这样吧，你们弄那个《海南往事》，我再等你们一年。你把那四盘胶片给我，我找人找钱，把它剪出来，成个成片儿，可以卖点儿钱，也可以出去打个奖什么的。”
阿木说的是这六年，喻小骞用一些零碎胶片拍摄的阿木练功、练台词、跳舞的片段，以及他们筹备《过山车》的过程，挨饿、烦恼、相爱的记录。这四盒胶片断断续续拍了六年，有个三五十米的胶卷就拍，拍完顺在别人的电影胶片里去冲洗，慢慢积累起来的。喻小骞以为它们至少可以剪出两个纪录片，一个叫《舞者》，一个叫《地下》。不久前她还说，将来跟《过山车》一起剪，《过山车》拿到欧洲参加某个电影节，纪录片拿到美国参加圣丹斯电影节，也许都可以拿个奖。现在阿木的主意打到这四卷胶片上，喻小骞想都不想、不容商量地说：
“不行。”
“为什么？”
“我信不过别人。他们剪不出我们的寂寞，我们的无奈以及拼其筋骨的抗争。他们会把它剪成好人好事，拿到电视台一播了事。”
“你什么时候才能剪啊？”
“等我有钱。五六十万就够了。”
“你要是一辈子都没钱呢？《过山车》不是又下马了？”
“就是沤烂在手里，我也不让它糟蹋了。”
“你怎么不为我想想？剪出来，拿到美国参赛，就算得不了奖大家也知道我是个跳舞的，我父母也知道这些年我在北京不是当鸭。”
听到最后一句喻小骞脱口喝道：
“阿木！”
阿木自知失言，恼火地皱着眉头，转身往外走。
“你等着！”他恨恨地撂下一句。经过卫生间门口，他把扔在地上的脏衣服一卷一扎，拿在手上。“你把我逼死了，你的电影也拍不成了。”
他橐橐橐地奔出抽斗公寓，掌钉皮靴的橐驼声长久地留在楼梯间里。房间里弥散着他的人体味、荷尔蒙味、湿衣服发出的混合气味，喻小骞心酸地蹲在地下。
这天较晚的时候，“今天”核心成员汇集办公室讨论“怎么办”。邵洋说她已经去了趟“红画”公司，洪笠笠坚称这对“今天”是件好事，一下子有两部电影投资，在现在的国产电影环境，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邵洋调侃道：看来现在的电影人已经不作为，就等着天上掉馅饼呢。说完邵洋和柏树则都不做声，等着喻小骞表度。他们似乎已有这样的共识，即便这是“红画”坑他们，现在也只好往里跳，而且未见得这就是坏事。
“两部电影投资，到哪儿找去！”柏树则似乎也发现这是好事，不再抱怨俩傻女人。“不就是老板玩票呗，咱陪他玩儿。香港电影不是像出汉堡包一样出烂片儿？就当咱练手。”
不管是搭档还是旧情人，没人指责“红画”，也没人去揭穿对方的骗局。大家首先是愤怒，然后责怪身边人，最后是顺从。顺从已成大家最后的行为模式。从前顺从于政治，现在顺从于金钱。“如果不接受，我们立马背上200万的债务。200万就是个小成本电影，片子还没拍，倒背200万债务？这显然不是意气用事的事儿。”邵洋说。“如果不拍，我们可就真的死了！哪个东家肯先背200万债务，再拍电影？！”这是老柏的话。这些话都是对的，她似乎不能任性地置大家的利益于不顾，同时她也有个私心，她倒要看看武凰到底是谁？那个尘封了二十多年的故事怎么就变成《海南往事》？
早上阿木走后，喻小骞打开手机，姐姐连篇累牍的抱怨短信噼噼啪啪的，最狠的一句是：“你这是逃避。你根本没勇气面对。你从小就这样子。你这脾气还拍什么电影？”这是抱怨这个春节她没回家看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和离婚多年的姐姐，姐姐约她吃顿年夜饭她一直没回，惹得姐姐如此怨怼。怎么说呢？自从父亲二十多年前去世，喻小骞时常感觉自己是实际上的孤儿。她和母亲、姐姐虽同住北京，但每年相聚的次数有限。她不愿面对那个死气沉沉的家，也希望自己这边儿能成点事，给缺少阳气的家庭带进点阳光。即便出于聚阳气的考虑她也不能光承受失败了，她好歹得动起来。
“如果接手，”喻小骞发现这句话出口，俩搭档都暗出一口气。看来事情只能是这样了。“你们以为应该拍个什么类型的电影？”
“我们得看那个玩票的想要什么类型片。”柏树则抢先说。除了给“今天”拍片他还给别人拍广告，自觉比俩艺术纯女有发言权。“商业片俩规矩，一个看上家，一个看下家。这玩票的，可能不在乎赚不赚钱，那就看她好哪一口。”他说完，颇为自己简洁的表述得意。
“我们得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东家是土鳖呢？”邵洋到底是诗人出身，什么时候都不会没有立场。“我们虽然是她的玩具，但也可以是变形金刚。”
“那好！你说高见。”柏树则很容易放弃自己的想法。
“我看小说里大女人那个‘活塞运动’的隐喻倒不错，可以发展成一个荒诞剧，借鉴一下《推销员之死》，表一个老处女被政治活塞运动折腾致死的故事。结尾我都想好了——这个老处女临死前说，她很想做爱，但他妈的三十年了，连那个味儿都没尝过。”诗人的质地就是这样，什么破烂里都能发现有用的材质。
“太恶毒了。你这恶心女人！”柏树则爆发出大笑。两天来喻小骞也头次展颜。
“滚蛋！我是用‘政治活塞运动’借喻跟着运动跑的人可悲可笑的生活。”邵洋正色道。
“有意思！不见得写不出一个一流本子。”喻小骞有点过分积极地抓住这一点。搭档们关注这一点是否就可以忽略俩女人的关系？
“我扒一个细节啊，你们听听——”邵洋啪啪啪地翻着书，念到：“舞红妆翻看日历牌说：这个月，还没来红的啊。一辈子喜欢传播小道消息的窦老师好事地问：小舞，你有男朋友了？没多久，红妆没来月信的消息在教师中流传，他们聚在一起就嘀嘀咕咕，而他们哪里想得到，我们的红妆就像女孩子每月担心不来月信一样担心不来红头文件。”
“喝，还我们的红妆。”喻小骞恶狠狠地说。
“还有一段，”邵洋继续啪啪啪地翻着书，念道：“第84页：她家在海边，她天生知道风怎样吹，帆怎么挂。她要做的，就是顺着风走。她把杉子叫到学校，让她着手排练全本《红色娘子军》。他们要跳到广州去，跳到北京去。
“这里的关键词是‘风向’、‘风帆’，这可以是电影里的那个隐喻。”她把眼镜拿下来插到头发里，好像一个剧本已经成型，兴奋地看着搭档。
“如果强调‘活塞运动’，就不要跳舞情节了。”喻小骞舒了口气，她不希望电影故事是俩女人的姐妹情谊。“一个政治发条娃娃的故事，让她不停地做‘政治活塞运动’，把她累死，逼疯。说不定，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她甚至都有点兴奋。
“哎哎哎，我说姑娘们——”柏树则托着下巴一直不动声色，这时他认为该出马制止女人们的疯狂行为了。“这个活塞暗喻好是好，但太残酷、太绝望了。咱能不能写一个柔情的、给人安慰的故事？人们太需要柔情、坚贞这些美好情感安慰了。他们坐在电影院里，可不想跟外面一样绝望。”
见俩女同事不情愿地刹住自己的狂想，柏树则得意地说：
“我估计这个骚情的董事长想要个爱情故事。玩票么，就跟玩戏子一样，要的就是满足自己老而不能得的心愿。我估计这老儿年纪不小了！”
没等他说完，喻小骞勃然而起：
“这是两个女人的故事，扯不上爱情。”
“喻子，同性之间怎么就扯不上爱情？”他说完狡黠地斜一眼邵洋。
“同性之间，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爱情一说。”喻小骞不假思索地反击道。想到搭档们已经看过书中的情节、细节，她袭上被熟人偷看了日记的窘迫。
“正是没有，才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个题材最近很惹火，擦边球，能拍得极性感……我最近对拍暧昧关系和性感的身体跃跃欲试……”见喻小骞莫名其妙地涨红了脸，老柏告饶道：“好好好，言归正传。”他正经道：“我是从作者是最后掏钱人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你们想想，这富婆为什么想拍一部电影，还不是意淫一下当年的小姑娘？这老家伙估计是同性恋……”
“同性恋题材是踩地雷的，根本行不通。”喻小骞不由分说打断他。
“同性恋不行，‘姐妹情谊’总可以吧？什么大屋里的女人，什么惠安女，对女性之间体恤互助关系，舆论不仅默许，还赞许吧？主旋律啊！”柏树则又开始沾沾自喜了。
“好吧，先打住。”邵洋发话道，“讨论拍什么电影为时尚早。我们先要决定是不是接手。”
柏树则扭头看喻小骞。喻小骞也突然间身麻皮凉。看来这个决定一定得自己拿，而现在看来任何决定都无益于《过山车》。这个准备了六年的宝贝最终还像是后娘养的，灰姑娘似的，只能先放到灶火间儿了。
“我先去海南看看再说吧。”喻小骞出了口气，不情愿把话说死。
“为什么要去海南呢？”柏树则异议道，“接不接手在北京就可以决定。”
“就当是换位思考。”看喻小骞沉郁的脸色，邵洋替搭档说。
喻小骞肉身深处泛出一丝对《过山车》的惜别，哑声道：“我也不知为什么。事情往往是到了现场才知道自己要解决什么问题。”她对搭档一笑，“冤有头债有主不是？我倒要去看看是谁、什么人，挡住了我的《过山车》。”这最后一句是说给自己听的。
“实际上根本不是书的问题。事实上，再臭的书也能改编出好剧本，就看改编者对剧本写作的捻熟程度了。”柏树则继续不以为然。俩女当家倒像是笃定了。
这天傍晚，邵洋给洪笠笠打电话，说明“今天”的决定。洪笠笠仿佛知道事情一定会是这样，在电话那头拽着腔说：“我们给你们十天时间以便做出最后决定。另外提供两张往返OPEN票，明天上午送到你们工作室。”洪笠笠依然捏着大公司前台接待员的腔调叽喳道：“你们怎么叫工作室啊？有没有法人资格？将来，我们必须跟有法人资格的签合同哦。”
邵洋挖苦道：
“在合同上做手脚好像正是你们这号大公司的伎俩。”
“话不能这么说……”洪笠笠依然用不正常的音速和断句嘀嘀咕咕，邵洋厌恶地挂上电话。
“什么破人儿呀，她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这些人说话？”
老柏两手插兜，在裤兜里做个摊手的姿态。仨所谓的艺术家对眼前的荒唐摇头。
第二天上午，洪笠笠带着一个穿紧身裤的黝黑马仔送来两张OPEN票，并带来一张合同意向书。合同大致内容是：《海南往事》总投资三千万，2003年1月底完成，质量要求是必须达到参赛或参展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任一个。喻小骞的编剧费为30万元，从合同签署的当天，可以收到第一个10万元，一个月后交出处理台本并通过，拿到第二个10万，电影开镜拿齐30万编剧费。导演费是100万，电影杀青拿到60万，出成品累计拿到80万，被欧洲三大电影节任何一个选中，则拿齐100万。《过山车》投资不少于两千万，在《海南往事》国内公演之后启动，一年后完成，目标是2004年三大欧洲电影节的参展、参赛影片。
洪笠笠和黝黑马仔走后，“今天”的仨搭档好一阵面面相觑。凭直觉他们以为里面有猫腻，但又看不出猫腻在什么地方，随决定，一切等喻小骞去了海南再说。仨人分工：喻小骞去海南；柏树则负责《过山车》的善后；邵洋集中精力跟“红画”、“大武”、常一打交道，这次把合同坐实喽。
除了搭档，喻小骞不需要告知任何人自己出门。她只需要把门窗关好，煤气关好，把座机来电转接到手机上。她每年开年都去预存全年的电话费、水电煤气费和小区物业费。她既不跟邻居说话，也不搭理居委会老太太和楼门前戴红袖章的“三安”（警察是大安，交通协管员是二安，楼门安全员是三安）。她曾说，如果她死在家里也没有人知道。她在社会中的位置就是电影放映20秒钟后出现的那几个字：“喻小骞作品”。而走在大街上小区里，没人知道她就是“喻小骞”。
喻小骞把适于摸爬滚打太阳晒的、够一周穿的春夏衣服放进行李箱，另带一把雨伞和一双平底皮靴。一个电影导演就是一个野外工作者，野外工作者第一需要带把锋利的五寸刀，第二需要一双舒服的、便于长途跋涉的鞋子。有时候，电影拍得好不好还不完全在于你有多高的技巧，而在于你有多少投资和作为导演你有多强的体力和耐力。另一个箱子放着她工作的家伙：一部松下手提电脑，一部佳能XM2专业DV，一台EOS400D数码相机，两只索尼16GB容量U盘，《海南往事》，笔记本，六盒600张8cm×16cm卡片。卡片用来攒“场景设计”。一部非动作电影大约有300个场景，而一个故事最初的场景设计是这个数的三倍。她出门总是带一箱子工具，一箱子私物；私物箱拿去托运，工具箱自己提着上下飞机。个人用品不够可以当地买，而工作的家伙，一个也不能少。
离出发还有24小时，喻小骞又读了一遍《海南往事》。除了一阵又一阵地出虚汗，作为剧作家，她还得在这本小册子中，寻找到有价值的主题，以及围绕这个主题个性化的情节——如果情节不够，就需要剧作家来虚构——从这个意义就是柏树则说的，“再臭的书也能改编出好剧本”。不管最后接不接手这个项目——事实上，喻小骞已经屈服了，她只是需要去海南，看看大武、武凰为什么这么逼她拍这部电影——接下来的十天半月，她要跟这本破书相伴是笃定的了，那么以专业态度，她必须从书中提炼出一部电影的主题。
她的两任前夫至少教给她两样东西，门洪教会她卡着时间做事：到干下一件事之前，还有多少时间。起先，她是到哪儿都背个闹钟，那样子比较滑稽可爱；现在是在手机上设定闹钟。王莳香是教会她做笔记。她的笔记本是8开本，250页，仿牛皮封面的本子，上面什么都记，有读书看片笔记，随时随地的感想，遇到的某人某事，创作笔记，甚至个人日记。这两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现在她对设定时间和做笔记本都有点强迫症了。
出发前的一天，邵洋半夜来访，说去了趟办公室，看到一个邮包随手拆开，见是一本名叫《琼崖纵队女战士》的纪实文学，扉页夹着作者的名片。邵洋说，人生地不熟的，也许当地作者可以帮帮忙。喻小骞便把书塞进背包，在笔记本的抬头空白处记上作者的名字：陈妚姒。手机号：1370xxxx880。邵洋又告知《卖脸》在柏林电影节毫无斩获，俩女人对这个事实都沉默。她们失败得都习以为常了，连惋惜一句都没有。之后，她们开始喝酒。虽在喻小骞家里，还是邵洋去弄菜。喻小骞的冰箱早就停用了，很少的干货撂到窗外的纸盒里。邵洋炒了点花生米，从厨房出来时说阿木找过她，还是要钱。喻小骞难堪地说：“给他吧，是我无能又耽误他一年。”邵洋说：“他在利用你爱他这件事。”喻小骞把黄酒温在七十度的热水里，说：“那是因为我们要利用他的身体。”她原本想说是利用阿木的身体跳舞，话说成这样发现很幽默，便抬头对邵洋撇撇嘴。这几天，两个女人第一次感觉到气氛中渗出点幽默的气泡。喻小骞惨然一笑，伸手拨弄那本快要散架的《海南往事》，之后两个人喝起雄黄酒。酒过三巡邵洋叹口气说：
“这酒制虫蝎、杀百毒，可入川水进丛林。”
“‘临行喝妈一杯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喻小骞幽幽地说。
“我才不是你妈呢！”邵洋没好气地推了一把喻小骞。
直到现在，喻小骞依然不想跟搭档摊牌，也可以说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吧。但对那个即将踏上的海岛，她有一种既拒绝又想探其究竟的纠结和欲望，就像再见多年前抛弃你的初恋恋人，你想见他仅仅是想看他过得不好。这天晚上，她在笔记本上写道——虽不情愿，但喻小骞已经进入创作状态。
2002年2月19日 年初九 阴
武凰是谁？（1）
◆武凰是大武集团总裁（2002年），又是《海南往事》的作者。
她还是谁？→
◆武凰＝舞红妆？（1975－1976年）
舞红妆是：①与“两报一刊”共频率做活塞运动的老处女？
②女扮男装与杉子跳舞的性倒错者？
◆舞红妆＝武玉梅？
武凰＝武玉梅？ →要落实。
◆武凰有个梦想：修一条路，盖一座大厦，建一座桥，供一尊菩萨，写一本书，拍一部电影。
→它的背后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