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秋天马上就要来了。有二十多天祝大哥都没来我家了。
那是一个在空中堆满了乱云的午后，他突然来了。我预感到，这次他来，是最后一次。
“如意，我要走了，今后，可能就帮不了表婶（四川方言，对年长女性的称呼）和你了。”
果然不出所料！我心里不由得一阵发抖，问：“你要去哪里？再也不回来了吗？”
“去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打美国佬。”
祝大哥的脸上满是自豪的色彩，让人一看就很羡慕他。
“等打跑了美国佬，朝鲜人民安宁了，我们就回来。”
他的解释很简单，很容易懂，我却知道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其实，抗美援朝的事我也早有耳闻，好像去年就开始了。那时候，“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儿，唱得连妇女孩子都一个个斗志昂扬的。中国大地上的年轻人也都以能参加“志愿军”为荣。祝大哥他们这一批去的话，应该是第二批了。
我当即毫不犹豫地说，我也去。
不行，你去了，你妈妈怎么办？
我姐姐姐夫可以照顾她。
你姐姐家里也有她的一大摊子事要做啊。
哼，你就是嫌我不会扛枪打仗！我低下头，忿忿地想。
“别担心。”祝大哥见我低头不语，以为我在考虑家里干活的事。他说，“我们首长说了，在我走之前，一定要把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要把你们家的柴房堆满，不然，就不准我上前线。”
一时间，我无话，一直看着他，看着他干完今天的活，洗完手走出院门。
大部队走的那天，是个大好的艳阳天。
镇上像欢迎解放军来时的样子欢送了他们。年轻的姑娘和媳妇们都在腰间扎起了红绸子，扭起了秧歌。我当然也在欢送的人群中，和大家鼓乐喧天地热闹了一上午。回到家，我没有进屋，看着紧闭的院门，我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呆立了一会儿，突然听到院内传出妈妈的呻吟，挺痛苦的那种。
我赶忙推开院门，看见妈妈摔在了廊下，晾衣绳已经断了，几件衣服掉落在地上，盆里还有几件衣服。一个小方凳倒立在妈妈脚边。
“啷个了，妈妈？”我赶紧上前扶起她，焦急地问。
“腿，我的腿……唉呀不行，站不起来了……你莫动，莫动……唉哟、唉哟，痛死我了哇……“
我发现仅凭自己的力量根本弄不动妈妈，而且一动她的腿她就痛苦万分。没办法，便去叫竹香和秀清来帮忙。她们两家离我家不太远，竹香家在东边，秀清家在西边。
当我们三个拼尽全力将妈妈抬到屋里的床上时，都已累得满头大汗，筋疲力尽。妈妈不停地喊着“痛”，我们却始终是束手无策。
竹香说，我去把郝医生喊来，你们两个先给表婶揉揉腿。可是一会儿工夫她就跑回来了，气喘吁吁地说郝医生不在卫生所，不知道上哪里去了。
这可真急死人！通知在三四十里之外镇上的姐姐找个医生来吧，目前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后来我们三个一商量，到村头小卖部买酒来搽搽妈妈摔伤的腿，先把症状缓解一下再说。可是等到症状缓解下来之后，妈妈无论如何也不想去看医生了，于是就坚持着用酒搽。十天后，腿不疼了，却也永远无法站立和行走了。
姐姐知道这件事后，十分自责和后悔，再次强烈要求妈妈和我到她家去住，说如果早到她那去，也不至于出这样的事。
可妈妈说啥也不愿意去，说自己家清净、宽敞，她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要跟自己的亲人葬在一起。而且这次的语气比前几次都要决绝。
“妈妈，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让人心里多难受？外人会啷个看我吉祥？还以为我不管你们了。”姐姐的声音好大，这件事对她来说，本就是理直气壮的。
“你管没管别人知道啥子？我知道就行了。我知道你是我的女儿，会对我好的。可是你也有一家人让你照顾，时间长了，就算你没得啥子，女婿又该啷个想？与其说到时候去闹矛盾，不如当初就不去做。”
“可是，如意还小，她哪里能管得了你嘛？而且还要干地里面的活路。她……唉……”
“姐，你太小看我了嗦！我可以照顾妈妈的，你放心。舜龙刚上高中，也要人管，你好好操心他就是了。”
看着倔强的妈妈和信心十足的我，姐姐毫无办法，只好说自己会尽可能地每天都抽空回来看妈妈。
祝大哥说得对，我不能离开妈妈，妈妈也不能离开我。人世间最让人无法拒绝和丢弃的，是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感，只要你在，我在，只要我们都在彼此的眼中，在彼此的生命里，再苦再累也是幸福。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抬头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1953年。
春暖花开的季节。
漫山遍野都是金灿灿的油菜花，如锦似缎，大片大片地铺在翠绿的山冈上。无论你站在何处望，那绚烂夺目的黄色和绿色都直奔你的眼，让你不敢面对，但又不得不在心里由衷地感叹：太美啦！
中午忙完了棉花地的活儿，我赶忙去井边挑水。已经有20岁的我，现在是家里惟一的劳动力。考虑到我家的实际情况，政府给我家分了两亩口粮地。在耕种的时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姐姐姐夫都会来帮忙，必要时，竹香和秀清也会来帮我。我一般只是负责简单的田间管理，比如浇水，施肥，锄草等。劳动其实能给人带来无边的乐趣，除了干完活之后享受到的一身轻松的愉悦，在田间地头还可以听村里的七大姑八大姨们摆龙门阵，她们肆无忌惮、口无遮拦的说笑，总是叫人非常开心。
当来到井边的时候，我看到顺儿已经在那里打水了。他正摇着辘轳，扭头看到我，笑着喊了我一声。
我也微笑地回应了他。
“我来帮你打吧。”他说着，利索地将井绳拴在桶把手上，然后摇辘轳。
顺儿家和我家在一个大队，不过是另一个生产队的。他身材矮小，但体格健壮，行动敏捷，不论干什么活儿，仿佛都能一鼓作气地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完成。因此，队上没有一个人不服他。只可惜他的兄弟姐妹太多了，直到现在他都二十四五了，他母亲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弟弟。以前他父母托过许多媒婆给他说亲，他也相了几个，姑娘们都嫌他家负担重，甚至把他家形容成一个装满苦水的坑，一旦掉进去就别想爬出来，所以平日里都离他远远的。
好在政府每年都会给他家一些粮食补助——在三年解放战争那会儿，他父亲为掩护一名解放军首长顺利过境，而遭受了国民党官兵的严刑拷打，始终没有泄露半点机密，可他最终也付出了一条胳膊的代价。政府因此给他记了一大功，让他家老小每年都有享受定额粮食补助的权利。即便如此，他们一家大小十来口人的日子，仍然过得十分窘迫。
转眼间，我的两桶水都被他摇上来了。
“我帮你挑吧。”顺儿说着，拿过扁担就要往自己的肩头上放。
“哎哎哎，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挑得动。”
我赶忙夺过扁担，心中半是感激半是难为情。
“好吧。”顺儿将自己的扁担放上肩头，再用两端的铁钩钩住桶柄，立起身来，又问：“你挑一担水够不够？”
“够了，够了，我家人又不多。”
最后那句话简直就是多余，刚说出口，我便感到自己说错了——这不正戳到人家的痛处了吗？
不过，他已经走远，想是没听见我这句话吧。
我轻轻松松地挑着一担水，走过一大片金色的油菜地，正是油菜开花的季节，甜润的花香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我一时来了唱歌的兴致，便放开喉咙唱起来：“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
前面是一个小坎坡，沿着坎坡铺上去了几级台阶，我暂时停止了唱歌，抬脚往台阶上走。
“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
这平地里冒出的阴阳怪气的唱腔实实吓了我一跳。抬眼一看，台阶上歪歪斜斜地站了三个人，龇着牙，咧着嘴，满脸是邪邪的笑。
原来是他们！这三个……无赖！
我一下子闭紧了嘴巴，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力气，抬抬肩，“登登登”，跨上台阶，以最快的速度走回家，顾不得桶里的水抛洒在路上。
三个无赖中，站在最中间的叫陈天寿，另外两个是跟着他混的，一个叫李金山，一个叫吴家宝。三人均因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走到一起，还结成了把兄弟，成天在队里偷鸡摸狗，为非作歹，深受队里人痛恨，就连三岁孩童看到他们都直朝他们吐口水。
说起陈天寿的身世，其实也蛮可怜的。九岁死了爹，十岁死了娘，家里的兄弟姐妹也是死的死，散的散，除了有一个在解放前嫁给了国民党军队里一个小排长的姐姐外，大家几乎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他还有什么亲戚。他曾在他那个姐姐家里度过了这一辈子最最舒适最最安逸最最幸福的日子，而身上那些坏毛病也从那个时候养成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姐姐跟姐夫也没了踪影，不知逃到了哪里，将他一扔了之，他实际上成了一个无依无靠、无人问津的流浪汉。最近一段时间，常听人说，出门可是要小心点儿，尤其是大姑娘和小媳妇们，因为陈天寿投奔“北山”的土匪帮了，还当了个小头目，得势了，保不准会打队上哪个姑娘媳妇的主意呢。如果真是这样，他这次下山，会不会……
我一口气将水挑到家中，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惊魂未定。
吃饭的时候，我跟妈妈说起这事儿，妈妈听后，吃惊地闭紧了嘴巴，半晌不说话。末了告诉我，以后出门要小心些，多邀几个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