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插队的第三年即一九七二年。按照省革委会的初衷，插队干部除特殊需要者外，本着“就地消化”、“政治第一”（这是我的体验，并没有听到正式说法，更没能看到文件材料，而这里的所谓‘政治’，又是以是否站在造反派一边为准）原则，安排了工作。别的地区我不清楚，以我所在地区为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做上了这里的一个县委书记；省委常委，书记，被安排做一个建设工地的总指挥；据说一个行政五级干部，没地方安排，被派到县水泥厂当了一名顾问。是啊，顾问是没有大小的。相反，省里某机关一个译电员，就因为他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随我们一块下来，做县“五·七领导小组组长”，这次被安排为地区组织部的人事局长。在这样的分配原则下，还算不错，玉环还进了“革”，在公社革委会做财粮助理。我么，这个所谓历史“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的保皇派”，政治上不合格的干部，不能进“红色政权”，则被分配到了粮站。你还别说，在当时粮食定量供应（包括细粮供应）、副食缺乏的特殊年月里，粮站是个相当不错的单位。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统计兼出纳，我管数字（数字实际就是整个粮站的家底）、管钱、管票（粮，油）；既管收公粮（农业税），又管收购粮（国家统购）。后来我才知道，我干的这摊工作，是被当地人十分看重的一个有权的好差事。
“文革”后期即七十年代初，在公社所在地――初头朗村西头栽满果树的山坡下，出现了两片建筑群，一片是为走“6·26”道路的大连医学院当时被统编为“111医疗队”建设的医院和全队员工家属的住宅区；另一片即与医疗队对门的就是被高墙围起来的初头朗粮站大院。在高大的围墙内栽着一排树木，10多座乳白色的巨型园仓，错落地矗立在大院的南部地区，它成了粮站的突出标志。大院北边，沿道建起一溜红砖平房，是粮站处理业务和办公的地方，东西两边则建有厨房、仓库、米面加工厂和酒坊。
初头朗粮站是站、库、所合一的粮食机构，它既是粮食收购、保管的粮库，每年收进邻近公社近百万斤公粮和购粮，还有定期轮换的国家储备粮；它又是粮食管理所，负责城镇居民粮、油定量的管理，如粮食关系的迁出迁入，粮食定量的增减，社队口粮的核定，各项奖粮的核定与发放；同时它还是一个粮油销售门市，负责城镇居民粮、油（包括细粮）供应和农村返销粮的供应、优良种籽换购和经常性的粮票兑换等。为了扩展业务，减轻亏损，站内又办起了米面加工厂和酒坊。我清楚知道，粮站是国家贯彻落实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最基层单位，它的每一项工作和任务，都是与广大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是最直接为人民服务的一方园地。我不管人们是怎样看待我，我仍然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没有什么企求，没有什么奢望，只想把自己的一点所能，无保留地投入到为人民群众的服务当中去。于是，我抱着坚定的决心，愉悦的心情，来到了我新的工作地点――初头朗粮站。
纵观历朝历代的人际关系，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官场里，都是利害关系，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对这种关系给予了很大冲击，从而形成了五十年代“人帮人”良好社会风尚。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反有理，整人有功，把五十年代业已形成的社会风尚彻底冲垮了，致使人们感叹六十年代是“人整人”的时代。受过多次政治打压屡屡被整的我，很想置身度外，不愿再卷入无休止的整斗之中。我乐于走上这插队下放的路，下到农村，下到基层，只想老老实实地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不求名，不争利，养家糊口，平平安安。可是我错了，这里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最基层的机关单位，也同样是官场的的一部份，只要有人群，就会有人际关系；只要有机关单位，也就会有官场关系。一位老同志深有所悟地对我说：在官场中“你没有能耐，人们会瞧不起你，踩着你；你有能耐，工作干的出色，人们会妒嫉你，寻方觅法要整你”，可是你处在社会中，就不能不做事；而做事，就必然和某些人产生矛盾，发生摩擦，甚至是利益上的磕碰，从而引起官场上的明争暗斗。躲是躲不过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会保护自己，必要时也得出出手，这大概就是大千世界里生存竟争规则在人类社会中的反映吧。
到粮站工作的一段时间内，我每天只是默默地干着我分担的工作，从不会到会，从不熟悉到熟悉，渐渐摸索出一些规律。在统计上，粮食报表再多，无外乎是“一入一出”，即“入（分品种）有源（来自何处）、出（分品种）有的（销往何处）”，报表及时，数字准确，一般在三天内，即可全部报出。在管钱上，做到“收有根，付有据”，不见“兔子不撒鹰”，做到日清月结，账款相符。因此工作虽多，但我干起来还算得心应手，有条不紊，不差不乱，所以心态和生活也还处在相对稳定之中。
那是一九七三年春节以后，粮站老主任斯钦尔泰找我，说是外界对朱生管粮票有反映，影响粮站声誉，要我把粮票接管过来。我表示：“我管是没问题，可这样把别人干的活我拿过来，人们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老主任说的很干脆：“这是领导研究定的，是领导叫你干的，和你没关系！”我再没说啥，点头答应接受这摊工作。
朱生是当地人，四十二、三岁，胖墩墩个头，黑楂楂脸膛，单眼皮包着一双滴溜溜让人捉摸不透的小眼睛。据站内熟悉他的同志讲，由于他能说会道，能耍个小聪明，谋划个小计谋，一些人认为他不正派，溜里溜气；一些人则认为他能干，会办事，有办法。在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成立粮站缺人的时候，他被推介进了粮站。由于他没有多少文化，又不肯下力钻研，因此站内哪项业务，他都拿不起来；让他出去办事，一离开领导，他就自以为是，总要弄出点名堂，甚至捅点娄子出来。所以，虽然他在粮站混迹了10多年，可他始终没有正式工作岗位，一直处于打零、补缺地位。
在我到来之前，站内的统计因为犯错误，被调到靠近河北边界的一个粮站去了，他扔下的统计和出纳，由会计代管，这管粮票的活就交给了朱生。当时，粮票就是人们的流动口粮，它的用途广，流通量大。出门，上店，买干粮，下馆子，集体或个人换购细粮，都需要粮票。所以背粮食到粮站兑换粮票，就是粮站经常性的业务工作。朱生从管上粮票后，人们和他打招呼的多了，找他的多了，在站内站外他也精神多了。我和他坐在一个办公室，看得出来，他把掌管粮票看做是自己的一项资本，不是按政策规定，一视同仁，把方便送给群众；而是感情用事，从个人好恶出发，和他熟悉的、他认为有用的，或者是青年妇女们来换粮票，他热情接待，百无一说；而对那些他不熟悉、看不上眼、或者和他有过过结的人，他就要拿上一把，以“没粮票”为名，把人打发走。这种情形我看过多次，明明是有粮票，他就瞪着眼睛说瞎话：“没粮票”，因为我清楚，粮站是从没有断过粮票的。想想，人们把粮食背来，特别是农村社员还要走上10里到20里路来换粮票，被他一句“没粮票”，就给打发走了，心情会是如何？有些人是敢怒不敢言，因为说不定啥时候还要到粮站来办事，为此，他们只好无可奈何地愤愤离去。
任何事情总有例外，有的人却不买朱生的账，他就是“111医疗队”的管理员蔡大朋。他每次到粮站找朱办事，总是不卑不亢，公事公办。朱生曾多次表示要和他交个朋友，拉拉关系，大朋总是笑脸面对，像对待当地所有群众一样，没表示什么特殊关照，这令朱生很是不快，他暗暗地想：“哼！等着瞧！穿长袍没有会不着亲家的”。
这一天终于来了。盟、县领导为了照顾“111医疗队”，特批给2000斤细粮，要他们用粮票到县里去拉，为此，蔡大朋带着医疗队集体伙食粮本，到粮站找朱生，说是要起2000斤粮票。朱生假猩猩地说：“唉呀，你来的不凑巧啊，粮站现在没有粮票啦。”大朋不解地问：“这么大的粮站怎么能没有粮票？”
朱生煞有介事地说：“现在粮票紧张，站内现有一头二百的，也不顶用啊，那么的吧，你明天来看看！”
大朋没说啥，走了。第二天，大朋来了，朱生笑呵呵地说：“正在给你凑哪！”第三天，大朋来了，朱生说：“实在抱歉，还是没有给你凑够。”
大朋可有点急了，当即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粮站老主任。斯钦尔泰感到很奇怪，心想，粮站怎么会没有粮票？他问朱生，朱辩解说：“还没凑够哪”。
“明天一定要把粮票给人家准备好！实在不够，动用储备粮票”，主任下了死命令。
第四天，大朋来了。朱生不声不响地把他准备好的2000斤粮票，摆到了桌子上，说：“这是整整2000斤，你数一数。”
大朋望着这破破烂烂一大堆粮票，皱起了眉头，心里很是不快。可是为了工作，他没说啥，先点了下大数，即：1两票10捆（每捆100张，下同）、2两票10捆、半斤票10捆、1斤票10捆、5斤票，40张，正好2000斤，大数不错，可是这小数要是有差错，怎办？“当面人，对面钱”，还是数数吧，做到心中有数。于是，他耐着性子，捏着鼻子，从一两票开始。由于这些都是饭店、食堂和食品零售收上来的，既破又粘，不仅数起来费劲，数完捆扎起来更费劲，弄不好就乱成了一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朋肚子里的气也在一点一点地增加。花了近1个半点，1两和2两的票还未数完，他实在耐不下去了，就站起来，把粮票往旁边一推，气哼哼地说：“我们不起了！”就往外走，嘴里还在嘟囔着：“你们这叫什么服务态度？！”
这个情况很快便由“医疗队”领导，向公社领导做了汇报。公社主任立即把斯钦尔泰找到了公社，对粮站的服务工作表示不满，他说：“医疗队是城里的大医院，响应毛主席号召，才来到了我们这山区，为广大社员群众服务，他们医德高，医术精，救治了许多危重病人，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为我们公社、乃至全县、全盟，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盟、县领导都非常给予关照；可到咱们粮站起些粮票，你们的工作人员竟然三番五次地刁难人家，真是太不像话啦。听了公社领导的开导与批评，老主任憋了一肚子火，回去狠狠地批评了朱生。并命令朱生把抽匣打开，亲自点出2000斤大额粮票，并让来人取了回去。就在这个事处理完的第二天，站领导就做出决定：让朱生把粮票交给我管。
阳光明媚迎来了粮站工作的又一天，买粮的、换粮票的和办事的，来来往往。有几个换粮票和起粮票的，手续已经办完，就等着拿粮票啦，可老朱还没有来，我没粮票付不了。老主任看着这种情况，又不满又着急地在室内踱来踱去地走动着。又候了一会儿，朱生总算扭搭扭搭地进屋了。老主任瞪了他一眼，没有吱声，他也没有理乎。我走过去轻声地说：“老朱，有几份换粮票的，在等着哪，你给付了吧。”
他没有吱声，嘟噜个脸，若无其事地从口袋里摸出了烟点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领导不是定了要你管么，你管，你就付呗！”
我不高兴地回了一句：“我付，我拿啥付？我们没交接，我有粮票吗？”
他身子往后一仰，眼皮都没撩，把桌子抽匣一拽，说：“这不，都在这，你接吧！”
看他这种状况，我心里虽然很不高兴，但当着主任和同志们的面，我没有表露出来，只是正色地说：“就这么乱七八糟的，我不接！你必须把粮票整理清点好，和账目相符了，在主任或者会计的监督下，正式进行交接。”
看到这种情形，还没等老主任说话，主管业务的副主任秋光发话了：“老朱，你把整捆的粮票，先拿出500斤，交给老吴，让老吴管。从今天开始，给你两天时间，你把粮票和账目清理好，而后向老吴移交。”
在众目睽睽之下，满心不乐意的老朱，从别一个抽匣中拿出1斤票5捆，一声不吭地放在桌子上，我拿过粮票，把等着拿粮票的打发走了。此时老朱在干什么，我没在意，不过我知道，老朱肯定是被我得罪啦。咳！得罪就得罪吧，因为我不能不工作啊！
粮票的事似乎还没有完，在这之后的半个多月吧，公社供销社的何金贵，在一天的晌午后，到粮站来买粮，他交给我1000斤粮票，其中1两票5捆、2两票10捆、半斤票10捆、5斤票50张。我点好后，对他说：“这是整整1000斤，你再点一下。”
他点点头，嘻嘻哈哈地说：“不用啦！不用啦！你点好就行，错不了。”
我说：“那好，你要是不点，我可就要收起来归大堆啦。”
他笑着连连说：“归吧！归吧！我们和粮站，这都是老主顾啦。”
于是，我把粮票收好，他也就买粮去了。
何金贵是彩凤营子村的社员，距我插队的村只有五里路。在这之前，他曾是该大队供销社的售货员。我们买个生活日用品啥的常去，认识他。在和大队、小队干部闲谈中，也曾谈起过他。据他们说，他虽是庄稼人，可庄稼活并不怎样。他脑瓜活，点子多，在没合作化时，他经常倒腾个小买卖啥的。合作化后，他也不怎么干农活。队里为了照顾他，尽量安排他跑跑腿，买个东西和队里发放东西啥的。供销社成立，就让他做了售货员。后来，公社供销社为了扩大经营，方便来公社赶集办事人员的吃饭问题，办了个饭店，就把他选了去。此时的何金贵已是接近50岁啦，像对待所有社员一样，我把他看做是贫下中农的一分子，每次见面都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应该说，对他的印象一向是挺好的，没有任何戒备和疑惑之心。
就在他买走粮食我们还没下班前，也就4点多钟吧，何金贵又匆匆地来到粮站，显得很着急的样子找到我说：“唉呀！老吴啊，我今个买粮，太马虎啦，我回去算了下，我竟多交给你600斤粮票。”
我怀疑我的耳朵是不是听错啦：“你说甚么？你多交给我600斤粮票？这是绝对没有的事，这粮票是你在家数好拿来的，我点的清清楚楚，整整1000斤。我让你再点点，你说差不了，不点啦。你回去这工夫，又说你交多啦，差啦，真是笑话。”
他装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起誓发愿地说：“是啊！是啊！当时我没点，可我真是少了600斤粮票，肯定是多交给你啦。”
我也毫不客气地说：“你起誓发愿也没用，我绝对没有多收你的粮票！我告诉你老何，我老吴不缺粮吃！就是缺粮，我会找我们领导帮我想法，也犯不上赖你600斤粮票。”
听到我们俩在争吵，两个主任和站内同志，也都围了过来。在听明白了什么事后，老主任和颜悦色地说：“老何，你别急！也别吵！你再好好想想，是不是把粮票放错了地方，或者是你算错啦？在我们粮站是不会差的。”可何金贵还是一口咬定，是我多收了他600斤粮票。
我压住了心头怒火，站起来平静地说：“老何不是说我多收他600斤粮票么，这不主任、会计和同志们都在这，咱们当着老何的面，清点下我的粮票。我收粮票都是日清月结，昨天库存多少，今天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一点不就清楚了么。”
秋副主任说：“好！既然老吴说清点一下，我看也好，到底多没多收，查点一下，就会清楚啦。”
老主任也接着说：“这也好，趁今个这还没下班，老吴哪也没去，查点一下，免得落下怀疑。”
就这样，我把装粮票的3个抽匣都拽出来，会计过来帮我查点，老何、两个主任和同志们在旁边看着。粮票点过后，把当天发生的收、支粮票单据，与账目上昨天的库存，一加一减，数字出来了，账、票一点不差，说明我今天並没有多收他的粮票。
老主任斯钦尔泰露出满意笑容，冲何金贵说：“怎么样，老何，我说不会差在我们这么，你还是回去再好好找找吧！”
秋光接着说：“是啊，粮站不会多收你的粮票，我们相信老吴，他不缺粮吃，他就是真的缺粮吃，粮站也不会看着我们自己的职工挨饿啊！何必还要去赖你的粮票？！你还是回去，自己好好找找吧！”
在这种情形下，何金贵嘴里虽然还是咬定：“肯定还是差在你们这啦！”可这话不但声音小，也不像刚来时那么有劲，而是有声无气的啦。他抬头看了大伙一眼，嘴里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无精打彩地走出了粮站。
“600斤粮票事件”，虽然当众查点无误，算是还我了个清白，可那何金贵却还没有松口，仍然咬定是“差在粮站这啦”，看来，事情还远没有结束，致使我平添了一肚子怨气和烦恼。夜里躺在炕上，思来想去，怎么也睡不着。我招惹谁啦？我没有和谁争名争利，更没想去整哪个人，只想干好自己的工作，可为什么有的人却徧徧要和我过不去呢？是啊，对基层单位同样是官场，同样有利害相关的人际关系，我有所认识，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来的这么快，这么突然，使我思想一下转不过劲来，平静不下来。
早上，从家门出来，路上碰见了同来的五七战士、此次被派为供销社副主任的贾煦芳，她细声细气地喊住我，摆出一副领导关心的架式，说：“老吴啊，粮票的事我听说了，咱们都是五七战士，可要正确处理啊，不能在这里犯错误啊！”我瞅了她一眼，心想，粮票的事本来当众已查点清楚，差错不在我，可何金贵硬是咬定不放：现在又让这个什么副主任的五七战士，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这无疑是认定我拿了他们的粮票，向我施加压力，真是岂有此理。我的气不打一处来，没好声没好气地冲她说：“你少和我来这套！我的事我自个清楚，我知道应该怎样做，用不着你来教训我！”看得出，我的话语把她呛怔了，她回过神来试图想再说点什么，可我没有理会她，而是一扭头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贾煦芳，40多岁，园园的脸，胖胖的身子，单眼皮，大眼睛，是一个没有什么出奇的普通妇女形象。初中没念完，就到沈城一个中等规模的商店当了营业员，她脑瓜灵活，会说会道，平时工作虽属平平常常；但由于她善于逢迎，看领导眼色行事，跟着领导屁股转，曾一度获得领导的赏识；但却招致店内众多姐妹们的冷漠。背后讥之为“擅须（煦）小姐”，“文革”开始后，她一返常态，发挥她能言善辩的长处，带头向她昔日紧跟的领导、运动中被当做“走资派”的，展开了所谓无情的斗争，成了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由于造反有功，在“文革”后期“整党”的“吐故纳新”中，被吸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本来不属于插队下放对象，但按当时省革委会规定，男女双方，只要有一方是插队下放对象，不管另一方是干什么的，都必须跟带下去。所以有些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工程师，科研人员，就被其在机关单位做普通工作的对方，给带到农村跟着插队啦。贾煦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丈夫是国营企业中层干部，是插队对象，她也就做为五七战士，和她丈夫一起插队来到了这里。
600斤粮票的事，过去已近3个月了，就再没人提起过，时间也就逐渐冲淡了它留给我心头上的阴影，使我又处在相对平静的紧张工作中。
一天的午后，饭店的何金贵又来买粮，我还是照常地笑脸相迎。看他那样子似乎想要和我说什么，但看到我桌前还有几个办事的，就走出去了。稍后，见我桌前没人啦，他又走了进来。我问：“何师傅，粮还没买上啊？”
他连连说：“啊，买上了，买上了。”随后他把声音放低了些，说：“咳！老吴啊，那600斤粮票是差在我那里啦，都怨我糊涂，硬说是差在你这啦，真是对不起，给你造成了烦恼！”
听他说的一番话，我的心里热乎乎的，堵在我心口的一块石头，终于挪开了。我仰起头看着他，眼圈有些湿润了，事情真像终于让他自己说出来了。是啊，几个月了，这件事给我造成的烦恼和伤害，确属不小啊！如今，听到何师傅亲口对我说出“真是对不起！”这句话，也就足够了，还能要他怎么样呢？！我激动地隔着桌子握住了他的手，说：“何师傅，我们过去关系很好，我把你看作是我的好师傅，今后你还是我的好师傅。”
他也使劲地握住我的手，但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他走了，我目送他推着粮食走出了粮站的大门。
这天晚上，我和玉环俩到五七战士老姚家串门，他在这次“就地消化”的分配中，安排到公社供销社当主任，按当时的说法他是“一把手”。老姚50多岁，个头不高，身体瘦瘦，外形看来是个干巴老头，是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他稳重，刚正，处理事情既坚持原则，又通情达理。他虽然也是造反派，但在我们相处中，却没有受“派性”的干扰，不像某些造反派那样，以“派”划线，对另派冷漠，歧视，所以我们处的很好，我和玉环都尊之为“老大哥”。
看见我们进院，老姚夫妇在屋门口迎接我们，老姚玩笑地说：“你们两口子来，欢迎！欢迎！”姚大嫂则亲热地拉住玉环的手，进屋刚坐下，大嫂就忙着给我们倒水。老姚又拿起了他的小烟袋，一边从烟笸箩里往烟锅里揑鼓烟一边说：“你老吴也不会抽烟，咱也就不让你烟啦。”
大嫂从旁边插了句：“人家会抽也不抽你那个破烟啊！”
老姚吸了口烟说：“嗯，咱有好烟，老吴你抽不？”
我笑着说：“我不抽！”
“有时我看你也鼓捣过一根嘛？”
听老姚这么一说，玉环在一旁也发话了：“他根本不会抽，那是硬装相。”
我笑笑说：“是啊，我那是抽耍烟，是过膛烟，不往肚里进。有时工作忙了一阵子后，就挑起办事人扔在我桌子上好一点的烟，像什么《白猫》、《迎春》啥的，瞎鼓捣一根。”
老大哥发话了：“好啊，你们两口子来也没啥招待的，老伴，你把咱那好烟拿出来，让老吴再鼓捣一根！”
大嫂随即从立柜中取出盒《大前门》，从中抽出一根递给我，我盛情难却地笑着接过来，大嫂随即又给我点着了。
我吸了一口，笑着说：“还是你这供销社主任啊，还有这么好的烟！”
老姚也戏言道：“那是啊，要不谁当这个当权派！”
玉环看着这种情形，故做嗔怪地说：“不会抽就别抽，逞什么能！白白给浪费一根。”
“唉，浪费啥？咱有的是，抽吧！抽吧！”老姚这样说着。
寒喧过后，玉环和姚大嫂唠她们女人的事，我和老姚俩就天南海北地谈唠起来。唠着唠着就唠到了粮站和供销社，我说：“老姚，你知道吧，今个何金贵到粮站买粮，他和我说，那600斤粮票不是差在粮站，是差在他们自个那里啦，还向我道了歉，表示对不起。”
老姚抬头看着我，说：“说啦？说啦就好！”随后往炕沿梆上嗑打嗑打烟灰，说：“我这个供销社主任，怎么能不知道！那还是我叫他去，让他自个向你讲清楚的。”
我惊喜地说：“那我真得好好谢谢你这个大主任！你知道这个事在我的心里压的是多么重啊！”
老姚点点头说：“是啊，我理解，一个受过教育多年的机关干部，按照毛主席教导，千程百里来到这里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竟被认为是侵赖他人粮票，事情虽不算大，可性质是恶劣的，放在谁身上，也是不好受的，咳！我问你，何金贵他是怎么和你说的？”
“他就说那600斤粮票没差在粮站，是差在他那啦，别的也没说啥。”我这样回答着。
老姚又点着了一袋烟，他把灭了的火柴杆使劲往地上一扔，大声地说：“扯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差600斤粮票的事！那是他们为了整人而编造出来的。这傢伙，为了讲义气，不出卖哥们，没和你说真话，把责任揽在自个身上。”
听老姚这么一说，我倒有点糊涂了，我直直地望着他，不解地问：“不缺粮票，那他为什么要说缺呢？他要整谁啊？”
老姚长出了口气，说：“是啊！说缺粮票，那是他们为了整人而编造的一个扣；至于说整谁，那还不是明摆着嘛。哼！这种人哪！可你知道，编造这个扣的，表面是何金贵，背后主谋却是你们粮站的人。”
我有点越听越糊涂啦，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了整人说缺粮票，饭店缺粮票主谋又是粮站的人？我呆呆地瞅着老姚。此时，玉环和大嫂俩也停止了她们的谈唠，似乎也想听个究竟地把耳朵也凑了过来。老姚大哥咳了下，清了清嗓子，站了起来，像是主持会场讲话的样子，说：“这个事嘛，我给你们说说，这不是我的想像，是何金贵在‘三两斗争’会上自个说出来的。”
粮站朱生因为刁难“111医疗队”管理员起粮票一事，被医疗队领导反映到公社，被粮站解除管理粮票职责后，心中十分懊恼，又极为不愤。思来想去，他就把这股怨气，撒在了接管粮票的吴非身上。心想，若是没有他，没人接管这摊，他们就还得用我。于是他就开始捉摸，想甚么法让吴非把粮票管乱，让他自个感到弄不了，自动退出来，届时我就又可以重管旧业了。想到这，他的心情好了许多，这一天在中午饭过后，他就摇摇晃晃地来到了饭店。
何金贵和朱生由于都是一个大川里的社员，早就认识，但那也只是见面点头，过后拉倒的一般性相识，没甚么深交。在何金贵被选到饭店后，他常到粮站买粮买油，和朱生常常见面。何金贵认为，粮站里有个朋友，买粮、办事，总会给点方便，说点好话的；朱生则想，公社这里就这么一个饭店，和他关系搞好了，来人待客，吃吃喝喝，他不会不给照应的，个人是不会吃亏的。在各有所求，互为利用的心态驱使下，两个人的关系很快近乎起来。
朱生推门进店，当时何金贵正坐在靠近里边的一张客桌旁，他脖子上搭着条旧毛巾，一边喝着浓茶，一边抽着烟。看见朱生进门，赶忙站起来打招呼：“来啦，朱老弟，里边请！”
朱生一边往里走一边说：“还是你老兄悠闲啊，又抽烟，又品茶！好日子！”
“哪里！哪里！我这是刚忙完，休息一会儿。喂，老弟有几天没来了，看今个兴致不错，有什么好事吧？”何金贵向朱生发起了反问。
朱生在金贵的旁边坐下来，说：“老兄，有什么好烟，我没带烟。”
金贵连连说：“有！有！不过也没什么太好的，这个《白猫》的还行。”他随手从桌旁的柜台上拿了一盒扔给了他。
朱生抽出了一支，点着了，说：“哼！好事，我还能有什么好事？我这正憋着一肚子气哪。”
金贵露出了很关怀的样子，说：“是吗！有什么气好憋的！你还没吃吧？来！咱哥俩弄两盅，有什么憋气事，你给老兄说说，我帮你出出主意。”
说着，金贵从里屋端来4个凉菜，即：一盘拌羊肚丝、一盘猪皮冻、一碟花生米、一碟杏仁豆和一瓶散装白酒。在喝酒当中，朱生就把医疗队起粮票他没及时给，向公社告了他的状，公社和粮站夺了他管粮票的权，让五七战士吴非管粮票，自己不服气啥的，说了一遍。
听了朱生的讲述后，金贵抱着胳膊在桌子上，晃了晃头，问道：“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朱生端起盅，一口喝下去，把盅使劲往桌子上一撂，说：“我就不愤这口气！我一定要把管粮票的权夺回来！吴非他别想就这么轻松地把粮票管下去！他是省城下来的，没干过这个，我要想法给他制造点麻烦，让他把粮票搞乱，搞差，那个时候他就会知难而退，乖乖把管粮票的活让出来，粮站找不到别人干，就还得让咱们哥们干。”
金贵点了点头，说：“嗯！这倒是个办法，可你准知道他吴非管不了，会自动退出来吗？”
听到金贵这么一问，朱生略显犹豫，他端起盅放下，意迟迟地说：“我看差不多，你想啊，他一个新手，又管统计，又管钱，还要管粮票，他能呼拉过来么？”
金贵问：“那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呢？”
“帮什么忙？这个事全靠你哪！你不是经常去粮站交粮票买粮么，你就在粮票上做文章。你交了粮票，待他收起来归大堆后，你就咬住说你多交啦，他说不清，把他脑袋弄糊涂了，他的粮票就乱了，我们的办法就成功一半了；随后我们再把这事宣扬出去，造舆论，给他增加压力，这样几下夹攻，他受不住，就得乖乖打退堂鼓啦。”
朱生这老谋深算的一席讲话，让金贵很是佩服，他高兴地举起酒盅，说：“行啊，朱老弟！老兄佩服你这番谋略，我向你保证，为了你计谋的成功，我何金贵知道应该怎样做。我一定竭尽全力，为了计谋的实现，咱哥俩再干上这杯！”
朱生兴奋地举杯站起，“好！为了咱们的成功，干！”两人一饮而尽。
600斤粮票的“扣”，就是这样做出来的，随后也就是这样进行的。
从老姚家出来，我的脑子里还在翻动着老大哥的话。玉环止不住地和我说：“这傢伙怎么这样坏，在暗地里整人！我们也没惹着他呀？”
我点了下头，说：“哼，怎么没惹着？我不是抢了人家的工作嘛。”
玉环不服地说：“那也不是你自个要干的，那领导分派咱能不干吗？”
“可朱生并不这样看呀！”我长出了口气，继续说：“他认为是我伤害了他的利益，如果没有我，领导就不会拿掉他的工作啦。官场里的人际关系，到哪都是一样啊！”我俩再没吱声，默默地向家里走去。
600斤粮票的“扣”彻底解开，使我深切体验到了人际关系的险恶，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对朱生的厌恶感，心情一直郁郁不快。
早上一上班，朱生就来在我的办公桌前，说：“老吴，借我20块钱！”
我抬头瞅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不行！粮站有规定，职工一律不准借公款。”我知道我这样说，底气有点不足，因为过去确曾有人从我这借过。可能是心里的厌恶感作怪，我这样地拒绝了他。
朱生可能是为了能借到钱，向我解释道：“我要回双峰岭，想买点东西，没钱，借给我，这月开资就还。”
我没有抬头，还是坚持地说：“那也不行，我不能破坏了粮站的规矩！”朱生有点急歪了，他带着质问的口吻，说：“为什么不借？别人能借，我为什么就不能借？！”
我也毫不示弱，说：“你说谁借啦？谁借也不行！”
朱生大声地质问我：“你敢说过去没人借过吗？”
我也提高了声音，说：“过去是过去，现在领导强调，公款一律不外借。”
朱生像失去了理智似的，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是报复！是故意找我别扭！”
我也有些冲动了，站了起来，瞪着他说：“你少和我吵吵！我这是坚持原则！是执行制度！”
听到我们俩的吵声，小田，小冯和会计老董，都围了过来，可谁也没有吱声。
朱生大概是要挽回面子，竟和我劲上了，说：“今天我非要借这个钱不可！吴非你说，你怎么样才能借？”
“找老主任签字，没有老主任的签条，你说出大天来也没用。”我这样说。
“我去找老主任！”朱生说着扭头就往外走。
站在旁边的小冯说：“老主任到公社开会去了。”。
“那我找别的主任签。”
我坐了下来，用平静地语气说：“老主任管财务，别的主任签不好使。”
朱生气乎乎地“哼！”了一声，“我到公社找老主任去！”把门一摔，走出去了。
朱生走了，屋里的空气立刻平静了下来。小田笑着说：“行啊！老吴，这傢伙平时总是横蹦乱踡的，今个，你将了他一军！”
小冯说：“老吴，你知道吗，你不借他钱，他心里该有多急啊？人家是要给小翠买东西，你知道那有多重要啊！”
我不解地问：“小翠是谁？”
小田接过话茬说：“小翠是老朱的大儿媳妇，是他相好的。”
我有点不敢相信，问：“你可别扯啦，他儿媳妇怎么能是他相好的呢？”
小冯掏出一盒“白猫”，递给小田一支，自个抽出一支点着啦，吸了一口，说：“这事啊老吴，你还别不信，老朱和他儿媳妇相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谁个不知道！老朱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抽空回去一趟。每次回去都要买点东西，当做见面礼，讨儿媳妇高兴。”
我摇了摇头，说：“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呢？！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小田说：“他找老主任签了条，你就借给他吧！看他这次给小翠买什么礼物。”
次日一早，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老主任就走到了我的桌前，他说：“朱生的借条我批了，你借给他吧！”我瞅了他一眼，咧嘴笑一下，点点头，没吱声。
少刻，朱生来了，他阴沉个脸，不吱声，把借条往我面前一拍，我故作认真地把借条拿起来看看，又放在桌面上，从窗台上拿取一块抺布，擦了擦桌子，这才慢悠悠地开开锁，拽出抽匣，数出20元钱，放在了桌子上。朱生钱也没点，拿起来就走了。这整个过程，谁也没说话，都是在无声中进行的。
和往常一样，粮站一开门，总要忙活一阵子，办关系的，买粮的，换粮票的，出来进去，来往不断。10点多，除了还有一两份换粮票的外，站内已清肃多了。就在我还在处理最后一份业务时，听见小田的话声：“老朱，你给小翠买的什么礼物啊？”
我抬头发现，朱生不知是什么时候进屋的，现正坐在自己的坐位上；除小田，小冯，小丁也都聚到这间大屋里来了。在我面前一直阴沉着脸的朱生，此刻脸上放晴了，嘴边还露出一丝笑意，连连说：“没买什么！没买什么！”
小冯嘻皮笑脸地说：“你这个傢伙，买什么礼物拿出来，让我们也开开眼，也好帮助你参谋参谋，看小翠她能不能喜欢！”
朱生一边说：“没什么！”一边把放在他桌上的纸包打开，说：“就是买了块花布，你们看看怎么样？”说着就用两手把花布亮了出来，这是一块淡粉色缀满红花绿叶的花布，确是很鲜艳。
此时，老主任也蹓跶过来，一眼就看见了朱生亮出的花布，他没头没脑脱口而出道：“今天这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朱生你怎么想起来给老伴买了这么块花俏的布？是让她扭大秧歌吧！”
屋里发出了一阵禁不住的笑声。嘴快的小田说：“老主任，你可真逗，他那不是给老伴买的，是买给双峰岭那位俏丽‘小伴’的啊。”
老主任似乎感到有点失口，忙说：“噢！是那样啊！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唉！你们可不要乱开玩笑啊！”
对于主任和小田的说法，朱生并没有介意，脸色不红不白，似乎在给老主任解释：“我那傻老伴要穿上这样的花布衣裳，还不成了老妖精啦。”
我一直没有吱声，只是默默地看着和听着这一切，不禁感到心头一阵恶心。心想，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世上还真的有这样不知什么叫羞耻的人！
朱生说他的老伴是“傻老伴”，这话倒是真的，可能是遗传因子缘故，朱生的两个儿子，都和他们的妈妈一样，属于比傻子强一点的痴呆型。他的大儿子我没见过（据说和二的差不多），二儿子我倒不少见。他头大，个矮，面目呆板，眼睛无神，少言寡语，反映迟钝，走起路来一步一晃，慢慢悠悠，可他还能够在生产队里干些粗活。就这么两个半傻不精的儿子，由于朱生是个挣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两个儿子也就都讨上了媳妇。
就在这往后的两个多月吧，朱生的儿媳妇小翠，还真的到粮站来了。这小媳妇，还真挺灵气，活脱脱像个没结婚的年轻姑娘。她个头不高，身段苗条，黑油油的头发在头顶上挑起一缕，红扑扑的脸上忽闪着两个水汪汪的大眼睛，上身穿着淡粉色红花绿叶布衫，下身穿着一条淡绿色的裤子。她毫无顾忌地在粮站的院子里走来走去，宛如一支花蝴蝶在自由地飞舞着。站里小字号的同事们，业务上一有空闲，就出来逗弄她几句。化验员小丁开了头炮：“嗬！咱们的小翠可真漂亮啊！要不要我给你化验化验，看长了多少稀罕肉！”
“不用化验，小翠浑身都长满了稀罕肉。你说是不，小翠？哎？小翠，你穿这个花布衫真漂亮，是你公爹给买的那块花布吧？”刚从业务室走出来的小田插上了话。
刚从园仓那边赶过来的小冯，冒冒失失地说：“哎，小翠，你说你公爹待你好不好？上次他回去除了给你带块花布，还带回什么好东西啦？”
小田凑过来说：“马老二（小冯的戏称），你这个傢伙，老朱带回去什么好东西，还能告诉你啊！”
面对众人的逗趣与戏弄，小翠坦然面对，不嗔不恼，只是滚动着她那风情的眼球，微笑着看着大伙。
听到嘻笑逗闹的话声，朱生走过来了，说：“你们这帮傢伙，逗弄一个孩子干啥？！”
小冯、小田几乎同声地说：“看看，还是老朱心疼小翠，来给解围了。”
小翠用手指着小田他们，柔声细气地说：“你们这些人真坏！”说完，随着一阵咯咯笑声溜走了。
看到这一老一少的蹩脚表演，心想：这真是“豁嘴子吃肥肉――肥（谁）也别说肥（谁）”，一对造孽的奇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