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粮，是粮站的一项重要业务，也是一年中粮站最忙的季节。早上，老主任给开了会，要求大伙要各司其责，密切协作，认真细致，热情周到，送粮车随来随收，不准压车。为了让起早送粮的社员，能够吃上热乎乎的早饭，粮站食堂临时增加两名家属工，炸油条，熬大米粥，送粮人员每人供应1斤油条、两碗大米粥，不收钱、粮票。随后，他又半开玩笑地说：“小田，再发挥下你的威力，告诉收购站，粮站明天收粮，让他们杀口猪，把饭店的伙食搞好一些，让送粮的人，能吃上带肉的菜。”
保管员小冯在旁边凑趣地说：“田豆，老主任发话了，这回你那两把刷子，该好好刷刷啦。”
小田，叫田立，是粮站的售货员，因为他长的瘦小，年轻的同志们都戏称之为“田豆”。坐在门边的田立，此刻，满有信心地说：“没问题，叫他们杀他们就得杀，他们若是不杀，往后就别想吃细粮。”
老主任让小田发挥威力的一句戏言，引起了我的深思。当时，在公社范围内，最有威力，最被人看重的有两个人，即：公社秘书周林和粮站的售货员田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公社掌管着一大摊关乎集体和个人切身利益的事项，举凡结婚登记、招工、上学、民事纠纷以及集体出外办事、务工、购买计划分配的物资，等等，都离不开公社秘书。得罪了周林，就会立刻给你“眼罩戴”。你找领导，他就给你“挡驾”，你根本见不着；他掌管着基层政权大印，他不给你盖印，你出门、办事，就寸步难行，好比是“得罪了山神爷，你就养活不了小猪”。
再一个就是田立，他掌管销售，售粗粮，也售细粮。由于当时细粮短缺，因此，城乡居民和集体伙食，细粮都是按人口定量供应：旅馆、饭店则是按用粮比例供应。供应数量总体偏低，城镇居民除节日加量或加倍多供应些外，一般都是每人每月5斤（大米或白面）；农村人口细粮就更少，一年3个节，即“5·1”、“10·1”和春节，每口人才供应7斤白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人待客、逢年过节、有病有灾，谁个不想多吃点细粮，所以细粮就成了人们都需要的紧俏商品。我是粮站统计，对各项粮食的调出调入、销售（包括细粮销售）情况，我都清楚。细粮在供应上是定量的，也是卡得很严的，可是上边（粮食主管部门如各级粮食局），对每个粮站的细粮供应数量，却没有什么定量限制和要求（至少农村粮站是这样），具体都由各该粮站掌握，所以这里就有了不少的机动余地。田立他懂得这里的奥秘。他卡你按定量供应，那是按规定办事，你说不出啥；他多供应你－些，那也不算什么毛病，也没人去查问。这样，在群众眼里，田立在粮站内的有用性就提高了。要想多弄点细粮，通常他比主任还好使，还省事。所以谁都要讨好他，谁也不敢得罪他。玉环在公社兼管食堂，每次县里来人都要招待，都需要细粮。我多次嘱咐她，要和小田搞好关系，在陪客时不找粮站主任，也要把小田找上。常了，粮站主任并不计较吃顿饭事，认可了这样，没有提出异议。实际我已经悟出来了，这倒不是因为田立他个人有什么过人的魅力，而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细粮供应的一点机动权。不是么，平常收购站杀猪，也都先和粮站打招呼，并按要求给留出来。公社卫生院对粮站的人，也是另眼相看，要什么药给什么药。由于当地对“止痛片”有种特殊爱好，他们每次进药来了“止痛片”，都先通知粮站，并按每人要的数给留出来。所以，这是在当时物资缺乏的条件下，管物部门为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的一种行为，一种以权谋私的行为。
连续下了两天雪，收粮的头两天，送粮车上来的不多。雪在昨天晚上停了，有经验的老主任预测，今天肯定是个好天，车上来的不会少，要大家上班不要卡点，尽量早点，做好接车准备。
我，6点多就起来了，打点早饭，喂了猪、鸡后，扒拉两口饭，不到7点就从家里走了出来。地面、房屋，树枝和墙头上，都复盖着厚厚的一层雪，仿佛进入了神话中银的世界。街面冷冷清清，两个年老的社员，在默默地打扫着自家门前的积雪；一黑一白两条野狗，在雪地上追逐着向村头跑去。我放下帽耳搧，戴上棉手套，踏着没脚脖深的雪，迎着飕飕的寒风，向粮站走去。
一出村口，便看见了排成长队的车。我走上前去，问道：“老乡，你们是哪的车？”
“双峰岭的。”一个皮帽子上、眉毛上都挂着白霜，拿着长把毛刷正在刷马背上霜的车老板，头也没抬地这样回答着。
我又进一步地搭讪着：“离这里挺远吧？是起大早出来的吧？”
老板扭头瞅了我一眼，说：“哼！不近，有40多里吧。”说完继续干他的活。
听到我和车老板搭话，有两个送粮的也凑了过来。他们中的一个粗眉大眼，身高体壮的汉子，憨声憨气地说：“这道远，雪厚，路不好走，当天打来回，赶早不赶晚，不起大早怎么行？！哎！我说同志，你是公社哪个部门的？”
我笑笑说：“我就是粮站的。”
壮汉子瞪大眼睛瞅着我，没有吭声。与他一起凑过来的瘦削些的汉子自言自语地说：“啊！你就是粮站的啊！”这时，给马背刷霜的车老板把毛刷子挂在了车辕上，直直地面对着我。
我继续问道：“你们起这么大早，还没吃早饭吧？”
他们几乎同时地说：“还没哪，这么早，冷冷呵呵的，上哪吃去？”
“粮站已经给你们准备了热乎乎的早饭，油条、大米粥，粮票、钱票都不收，现在能做好啦，你们吃去吧！”说完，我就离开了他们。
粮站大院里，吃饭的，送粮的，买粮的，车来人往；机械声，吆喝声，话语声，响成一片；检斤的，化验的，上囤的，忙个不停；老主任在院内走走了了，监督一线，服务二线，哪里需要，立即顶上去；年轻的秋光主任，甩开膀子，始终坚持在检斤、化验战线上，这一切，显现出一派紧张、繁忙的秋征景象。我，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面为一份接一份送来的公粮、购粮票据结算付款，一面应付日常业务。由于下雪缘故，今天送粮的多，换粮票的也多，一时竟把我的桌子围起来两三层。记得在老主任要我接管粮票时他问我：“你能管起来不？”我和他说：“我不怕工作多，给我多少工作，我都能把它干好。”面对众多等待我给他们办事的群众，我不急、不燥、不慌、不乱，轻松地和他们交谈，愉悦地处理每一件业务。这时，我的心里是满足的，知道社会和群众还需要我，我也还能够为他们服务。看我忙的样子，有的让我抽支烟，我一边继续结帐开票，一边半开玩笑地说：“好啊，有好烟，你就给咱扔在桌上一根，待会抽！”就这样，一天下来，我的桌上总会有办事人丢下的烟。业务清淡时，同事们过来捡上一根抽，我也就随着鼓捣一根。我不会抽，不往肚里吸，是过膛烟，他们说这叫“耍烟”。鼓捣来鼓捣去，也就鼓捣上习惯啦，闲着时不鼓捣一根，就像缺点什么似的。可是这不花钱的“磳烟”，不会总有啊，于是自个隔三差五地开始了买烟抽。记得有一次，是玉环住院后的一个晚上，把三岁的玲儿哄睡了，已是9点多了，一时睡不着，就特别想鼓捣一根，就跑到供销社叫门，人家告诉我，别的牌子的没有，只有“万里”的。万里就万里吧，花1角5分钱买了一盒。这烟是不好抽，又苦又涩，抽半根就不想抽了。我这“耍烟”，就是在粮站从抽“蹭烟”开始的，一耍就是十几年，直到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才彻底扔掉。
这一天，我坐在位置上就没有离开过，为了照顾运粮车早点返回，午饭都没有吃，一直干到午后3点，最后一辆送粮车才算从粮站内赶出去。各个业务环节清理、结算后，已是4点多了。对于当日的工作，老主任很满意，他告诉秋光主任，让食堂把伙食搞的好一点，晚饭都在站内吃。大伙一阵“呛呛”，确定：吃饺子、喝酒、炒菜。人少，饺子包不过来，大家的饭，大家做，炊事员和好面、调好馅，七、八个人一边说笑，一边包了起来。
在我们家乡那边，人们说：无酒不成席，意思是席面、聚餐和待客，是不能没酒的。可是在这里，却不仅仅如此，人们对酒的特殊感情和爱好，我是深有感受的。在生产队时，我看到：一个人喝，是就烤糊的红辣椒喝，我听人说，“喝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不知这喝酒就辣椒，该是顶几盅？两个人喝，一替一小碗，或者是“吹喇叭”，即一人拿一瓶对嘴喝，谁喝倒了，或者谁告饶了，才算结束；这聚餐喝，就更厉害了，菜吃光了，就“干拉”喝酒，一个“通关”接着一个“通关”，几个钟头下来，不喝“趴下”几个，算是没有喝好。
我就曾参加过这样一次聚餐：一个大队干部得了个儿子，在小孩满月的时候，把大队干部都请去，当然我也去了，这顿酒从晌午一直喝到掌灯后，新婚不久的大队民兵连长，醉的迷迷糊糊，离拉歪斜跑回家，倒头便睡，一宿没动弹，把新婚妻子吓的不知怎办，赶紧把舅舅找来。大队主任醉的更厉害，吐了人家一炕一地，让人家刚满月的弟媳妇给收拾，自己很不挂劲，提拉着小背包就往家走，我怕他摔倒啦。就陪他一块出来，叫风一吹，没出村口，他就又吐起来，吐的已经没有什么食物，全是绿水啦。他不让我陪他，因为当晚还有落实生产队干部的任务。他跌跌撞撞地回到5里外的家，结果装有《九·一三事件》的背包丢了，幸亏被本大队的社员捡到，送还给他，才没有造成损失。可他自己在家里却睡上了一宿一天。过后他和我说，这顿酒把他折腾的“像得了场大病似的”。
粮站这顿聚餐，是从晚上6点多开始的。聚餐无疑是喝酒先行，在没有端起酒杯之前，老主任先说话啦，他说：“我先说两句，今天咱们的工作干得不错，干劲足，协作好，没有出现什么纰漏，当然喽，这还是刚刚开头，今后咱们还要这么干！大伙端起杯子，咱们共同干了这杯！”话音刚落，大伙一饮而尽。老主任放下酒杯，说道：“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不陪了，你们爱怎么喝就这么喝，我先去吃点饺子去。”
老主任是蒙族，工农干部，人敦厚，正直，他本来能喝酒，如今年岁大了，身体虽没啥大毛病，可也不敢多喝酒。出于尊重和关心，大伙从不摈他。
老猫走了，耗子自由了，小冯站起来说：“我提议，每个人都把杯满上，咱们共同干一杯，这叫‘团结欢乐酒’。老吴也不例外。”
小田大声地说：“好，听马老二的，干！”在这种气氛下，我怎能不喝？于是我随着大伙节奏，喝下了第二杯，此时，我自觉心跳加快，脸开始发烧，我知道，我的脸已经涨红了。
这时秋光站起来了，“老主任陪大伙喝了一杯，现在我也要陪大伙喝一杯，都把酒倒满，老吴随便，意思意思，别人都一口干！”
在这里需要表白一下，在喝酒上大伙不是什么照顾，而是知道我确实不会喝酒。原来粮站的同事们有个不成文的习俗，每年的正月十五前，粮站每个人都要把大伙请去，搞次聚餐。我参加了两次，就醉了两次，躺在那里，不敢动弹，过个二、三十分钟，才能过来那个劲，可是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就这样大伙认同了我不是耍滑，确实没那个能耐。
酒过三轮，三杯酒下肚，小丁说话了：“刚才老主任说了，让我们愿意怎么喝，就怎么喝，咱们今天就要喝个痛快。我提议，咱们下边就开始打‘通关’，是骡子是马，咱们就拉出来蹓蹓，看谁先叫熊！我看，先从老朱开始，你们同意不？”
还没等大伙表态，老朱连忙说：“别！这打‘通关’我同意，我虽说岁数大一些，今个舍得老命，也要陪陪你们。我看，还是让我们秋光主任先来，领导带头么。”
秋光扭头瞅了一下，说：“怎么的，让我先来？好，那就从我开始，反正谁也跑不了，每人要轮一回”，他端起杯，说：“我先干！”
除了我、医疗队安排来的老郑，以及还在食堂忙活的师傅外，余下的6个人，也都是一口干。为了表示自己确实干了，还都把酒杯倒过来给大伙看看。接着是朱生、小丁、小冯、小田等6个人“通关”过去，每个人是10杯酒下肚，也都有些酒意了。朱生告饶退出，秋光、小丁等4个人又捉对“撕杀”，划拳行令。8斤的酒瓶子，就剩一个底了，几个人同意，瓶里酒留给大师傅，他们才开始吃饺子。聚餐结束，已接近晚上9点了，家远的、喝迷糊的，就留在站内了；家近的就回了自己的家。我到家的时候，孩子们已经睡着啦，玉环还再等我。
粮站的秋征工作，历时一个月，基本结束了。为了表达我的心情和感受，彷《卜算子》曲调，琢磨了两段词：
1.《送粮》
晨星闪闪亮，
鞭声响四方，
送粮大车一辆辆，
赶早又出庒。
车碾路边雪，
风吹脸上霜，
丰收不忘共产党，
争送爱国粮。
2.《收粮》
机转车马动，
笑语送出墙，
化验、检斤、上坉仓，
一派收粮忙。
严寒无所惧，
劳累分外香，
胸怀朝阳干革命，
落实广积粮。
秋征过后，粮站除了继续晾晒部份水份徧大的粮食外，又转入正常的业务工作。粮站领导班子为扩大经营，减少粮食亏损，首先办起了粮食加工厂，加工米面。随着加工副料的产出，又置办设备，聘请师傅，办起了酒坊。在当时当地，利用加工副料，酿酒出糟，是粮食部门首选的经营项目。特别是这里的人们，对酒比其它一些地方，更多了一些徧爱。每次酒坊出酒，大桶、小桶，大瓶、小瓶，都上来了，用不着到供销社，就一哄而光了。酒快，酒糟也快。在当时人的口粮是定量供应，农村吃的是低标准，哪还有粮食喂猪？猪能吃上酒糟，那无异于人吃上细粮啦。没有特殊的关系，是根本弄不到酒糟的。面对烧酒的大好形势，老主任和小主任，都非常满意。正在领导班子踌躇满志，想好好干一场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外请的酒师傅突然甩手走人了。
师傅走了，望着那闲置不用的设备，杂乱堆着的材料，死气沉沉的厂房，老主任紧锁眉头，在酒坊外面踱来踱去，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他一边叨咕着：“这不是坑人么，也不言语一声，说走就走了！扔下这‘皮儿片儿，……”一边走进了大办公室，似乎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大伙听的。我放下了手中的活计，扭头问道：“老主任，那酒师傅为什么走啦？”
老主任在室内踱了一圈，说：“哼！为什么走了？我哪知道。不是嫌钱少，就是叫人给挖走了呗。”
我又问道：“那咱们的酒坊，还办不办啦？”
“办，可一时半时上哪找师傅去？没有师傅怎么办？！”老主任这样说着，可还并没有停下他那踱来踱去的脚步。
我站了起来，笑着说：“主任，这么的吧，这阵粮站业务不那么忙，你把那两个小工找回来，我带着他们干。”
老主任有点吃惊，似乎不大相信我说的话，停下脚步，问：“你说这话是真的吗？你会烧酒？”看得出，室内的小冯、老会计他们，似乎对我说的话也感到有点意外，流露出惊诧的眼光。
我郑重其事地说：“10多年前我烧过，可这么多年没干啦，还能不能烧好？还不敢说。”
老主任听出我说的话是认真的，兴奋中带有鼓励，说：“好！咱们自家人，你就带他们大胆地干！一次不成，就烧2次、3次，出不来酒，咱还可以当饲料卖。”
老主任的话，给了我力量，打消了我的顾虑，说：“老主任你这么说，咱们明天就开始干。”
说起我烧酒的事，那还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六十年代初，我在省里一个大机关的农场一边劳动一边工作。这个农场号称是养有“千只鸡”、“百头猪”和几十头奶牛（实际没完全达到）的大农场，国家按期供应大量的饲料，如玉米、高梁、麦麸、谷糠等。为了在“10·1”“春节”时能让机关职工喝上白酒，机关领导确定，在不影响饲料养分情况下，利用饲料加工造酒。考虑到在过去的劳动中，我曾搞过细菌肥料、抗生素饲料（金霉素）、培养和栽培过蘑菇等细活，便确定让我和机关一名职工共同造酒。
开头，机关请了一名正牌的烧酒师傅，指导并带着我们搞过一次烧酒全过程，随后便是我们自己干。连续两年，我们曾经烧过玉米、高梁、大麦、麦麸、土豆、甜菜丝等酒。刚烧出的酒多在75ｏ以上，农场兽医站曾用它代替消毒酒精的不足，前后勾兑都在50ｏ以上。当时机关千名职工，在“两节”期间除得到机关给的众多福利食品中，都有机关农场自烧的白酒1瓶（约1斤左右）。我虽然不会喝酒，但能品尝出酒的好坏和度数，在我们烧过的各种白酒中，玉米、高梁、大麦的酒劲大，酒味浓；甜菜丝酒，味绵软，辣中带甜，适合不能喝酒人的口味；土豆酒不好喝，辣豪豪的。
说话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在处理了两件业务外，就来到了酒坊和工人搞卫生，将烧酒的主料和辅料，该堆的堆，该装的装；刷洗酒锅和家具；清扫地面和酒窖，接近晌午，酒坊就拾掇得利利索索。为了抓紧时间早发酵，早出酒，在饭前剩下的一点时间，我和工人一起，把主料（麦麸）和辅料（稻壳）掺好，装锅封好，嘱咐工人早点生火，下午早点拌料下窖。
没到一点，我就来到了酒坊，同工人一块起锅出料，摊平在地面上，室内充满了热腾腾的蒸气。我们手执木掀，在对面不见人的蒸气中，用最传统的方式，一掀一掀地扬料散热 。料渐渐凉了，干活的人越来越热了，汗水从每个人的脸上，脊梁上，流淌下来。干活的时候，对打开散热的门窗，并未感到有什么冷风和凉意，可这活一停，冷风吹了过来，浑身凉冰冰的。我赶紧披上了厚衣裳，并对穿着工作服的工人说：“你们也把厚衣裳披上，注意别感冒了。”
他们笑笑说：“没事，咱们老农经冷经热的，不像你们干部那么娇气。”这话说的我一楞，是啊，这大概就是我们和劳动人民的差距吧。我没再吱声。
过了一根烟的工夫，我摸了摸料的温度，说：“行了，咱们拌料吧。”我把酒麯口袋拽过来，按照5%的比例，称出酒麯，撒在蒸料上。两个工人，一个拌料，一个洒水，一边拌，一边洒。我则蹲在那里，不断地用手试验着水的含量。待拌匀的料，用手轻轻握着，有水从手指缝间津津流出，即为恰当。此时，老小两个主任也都来到了酒坊，和我们一起，用小推车运料下窖。把两个窖坑装满拍平后，在上面铺上近两指厚的谷壳，盖上木盖，再蒙盖上草帘子。随后嘱咐工人，两个人，一黑一白倒班，看好火墙。夜班一定不能睡觉，在保持室内温度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防火。待这一切都安排停当后，已是下班以后了。
土作坊烧酒，酒料发醇时间的快慢，取决于酒麯的质量和窖坑的温度，通常需要10天到半月时间。下窖后，我每天都趁业务不忙的时候，抽空到酒坊去，随时掌握室内温度和窖坑发酵情况。
在第十天头上，我从窖坑内抠出一点料闻闻，嗅出淡淡的酸梨味，说明是来酒了，但还不够。又隔了两天，我刚把一个窖坑上面的复盖物拨拉开，在窖坑平面上抠出一个小洞，立即有一股浓浓的酸梨味散发了出来，我心中一喜，心想，这两窖酒发酵的正而八经不错哪，看来它没给我丢脸。于是把夜班的工人也叫了过来，开窖烧酒。
听说要出酒，两个主任和没有业务的同事们，也都来到了酒坊。大概是想看看我，能不能真的把酒烧出来？待清彻的还带有温度的酒水，从酒锅的溜子中流淌出来时，我用小杯接了一点，尝尝，味道不错，度数也不低。我没有吱声，随手又接了一小杯，递给了老主任，说：“主任，你品尝下，看怎么样？”
老主任接过去，喝了一口，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嗬！这酒劲还挺冲，味道也不错，是好酒！好酒！”随着他把酒杯递给旁边的同事，说：“你们也尝尝！这是咱们的老吴烧出来的。”
尝过的也都啧啧称赞，认为一点也不比外请的师傅烧出的酒差。小冯半开玩笑地说：“行啊，老吴！你这傢伙还真把这酒给鼓捣出来啦。”
小田随即反驳道：“马老二，什么叫鼓捣？你给我鼓捣个看看！这叫技术，这要是到外边，老吴就是吴师傅。”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这叫什么技术！别扯啦，我能成什么师傅？！”
平素不擅言谈的老会计，接着慢悠悠地说：“人家这叫能耐，别看老吴他不会喝酒，可他却会烧酒。”
同事们走了，我们继续工作着。待酒溜子流出的酒水呈酸了吧唧味道时，我停止了出酒。把前后流出的酒勾兑一下，酒度计显示50度略高些，称了下接近40斤。就这样，我连续烧了3锅后，粮站又请来了酒师傅，酒坊又继续办下来了。
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感受，往往是一个人心境的反映，不是吗，当你心情敞亮，或者喜事在胸时，你会感到周边的事物，都是那么和谐，那么美好；反之，你惆怅满怀、或者悲戚在身，你就会感到周边的事物，都是那么冷漠，那么黯然。我，就曾有过这样的亲身感受。
当我从朱生及其制造的“600斤粮票事件”的烦扰中解脱出来，把思想融入到粮站的群体中，融入到为群众服务的工作中，生活相对比较平静，心境曾一度处于佳好状态。此时，孩子上学的上学，下队劳动的劳动；玉环身体欠佳，在公社兼管食堂，晌午不能回来。为了适应农村生活，家里养着一群鸡，一口猪，一条狗。这10多张大小不同的嘴，也和人一样，每天要开3遍“饭”。早晚还可以有个帮手，这晌午可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我住的公社家属院，原是一个地主的大院，从大门到街口，是一条长长的胡同（有300多米）。我每次下班回来，在胡同口一露头，等在大门口仰头张望的小黑狗，立刻摇头晃尾地跑到我跟前，把两个前爪搭在我的肩头上，仰着脸看着我，那股亲热劲就甭提啦！我拍拍它的头，把它的两个爪从我肩上挪下来，它就乖乖地跟着我往家走。走到大门口，一群鸡也在那等着我，它们围在我的前后，“劈啦扑楞”往我身上飞。我一边轻轻地冲它们说：“你们别急，啊！我进屋就给你们‘开饭’。”一边在群鸡“叽叽嘎嘎”的围拢下进了院子。这时猪圈里的克郎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也“嘿！嘿！”地叫了起来。我冲圈那边瞅了眼，笑笑说：“啊，你也饿啦？还是也在欢迎我？别急！一会儿也给你‘开饭’。”于是我走进屋，操起旧菜刀，划拉点菜帮菜叶，“帮！帮！”剁菜拌食。随着又和食喂猪，它们的嘴都堵上了，除了“咯咯！嗒嗒！”和“叭哧！叭哧！”吃食声外，消停多了。对不住的就是我的小黑狗，它迎我最早，跑的最远，可却没有它吃的。它一步一步地跟在我的身后，似乎怕我把它忘了。待我和孩子们吃过后，才给它“开饭”――那也就是些吃剩下的饭汤菜汤罢了，面对这些通人性，有感情的小动物，我没有感到忙累，感到的只是快乐和欣慰。
我始料不及的是，突如其来的“一把掌”，竟然打碎了我美好的心境，使我又回到了无尽的惆怅和烦恼之中。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早上一上班，秋光主任就对我说：“老吴，田立家里有事，今个你代他开票。”我点头应了一声还继续擦我的办公桌，我刚坐下，就上来人啦。买粮的，换粮票的，办理粮食增量的，换购优良种籽的，开具换豆油证明的。也不知怎的，今天上来的特别多。我一边和办事的人打着招呼，一边认真地处理着每一项业务，一个人打发走了，又接上一个，一直忙活到10点多，屋内才算清净了。我刚想站起来活动下，从外边走过来一个人，站到了我的办公桌前，他拉长了脸，一声不吭，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我认识，他是随医疗队下来，被安排在供销社的干部，叫鲁军。我没去理会他的情绪，心想，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痛快的时候，我管卖粮开票，又不是做思想工作的，所以也就习惯地问道：“有事啊，老鲁？”
随着狠狠地一句：“有事！”一个巴掌便落在了我的半拉脸上，一句嘴不朗叽的话语“打你这个大右派！你隐藏在这里搞什么名堂！”送进了我的耳底。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被打得火辣辣的脸，站了起来，两个冒金花的眼睛，直直地瞪着他，没有吭声，没有还手。正在低头打算盘的小冯，听到声音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厉声斥问道：“唉，你怎么打人啊？你是哪的？”说着就走了过来。
坐在我对桌的董会计也站了起来，一字一板地说：“这也太不像话了，竟然跑到粮站撒野来啦！”
这时老主任推门进屋，看到这种场面，不解地问：“你们这是怎的？发生什么事啦？”
小冯抢先说：“这傢伙他无故打人！”
“他不是供销社的老鲁吗！”
“是啊，就是他。”小冯用手指点着，“进屋来啥话没说，就把老吴打了，嘴里还骂骂叽叽的。”
听到这，老主任也来气啦，说：“哼，这叫什么干部？！他不是随医疗队下来的吗，咱们找他们领导去。”恰在这时，秋光主任也闻讯来了，老主任说：“秋光，你到医疗队去，找他们领导，以粮站组织名义，要求他们严肃处理这件事！要他们公开向老吴赔礼道歉！”
面对愤怒的质问和斥责，鲁军一言没发，悻悻地走出了办公室。
打人的鲁军走了，室内的空气立刻缓和了下来。小冯以关切的口吻问道：“怎么样？打疼了吧？”
我摇摇头，苦笑了下，说：“没什么。”我说是这么说，其实我肉体上的疼，还不是主要的；最疼的还是我的心啊！
鲁军，四十五、六岁，黑红的脸，一米八的个，粗壮的身躯，俨然是一个山东大汉。对他只限于表面的认识，没有更多了解，只知他是从部队转业的，随着爱人和医疗队一块下来的，被安排在供销社工作。
关于他，我只听说一件事，觉得这个人挺那个的。在社直单位开展“三两”斗争时，他发觉社内一个女营业员生活作风有问题，他就想抓个真脏实据，好好整治一下。别人不愿干，他就自个干，进行暗地监视。一天晚上，那个男的真来了，他就躲在值班室内。过了一会儿，约莫两个人已经脱衣上床啦，他就悄悄溜进了屋，当着两个人的面，把他（她）们脱下来的衣裳，全都抱走放到了值班室。打更老头对他说：“哪有你这么捉奸的，你把衣裳都抱走了，他们还怎么起来啊？”
鲁军一听也楞了，说：“那怎么办？”
也就在这时，那个女营业员也真是个楂子，她披着一个大床单找到值班室来，嘴里一边骂着：“老鲁你是个什么东西！姑奶奶我就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一边抱着衣裳走开了。
也确实对她不能怎么样，“三两”斗争不是搞这种事的。时过不久，鲁军又颠颠地为他们俩个介绍对象，原来女营业员是独身，男的是离了婚的独身，经他这一撮合，这一对男女还真的成了一对夫妻。
就在这天下午，老主任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在对我表示安慰的同时，询问我和鲁军曾经有过什么过结没有，要不他为什么会找上门来寻衅闹事。
我摇摇头，说：“没有啊，我和他从来就没有单独接触过，碰上了也就点点头打个招呼，没有说过话，怎么会有什么过结呢？”
老主任点了点头，“噢！那你再仔细想想，平时在说话、办事上，有没有可能碰着他或者是伤着他的地方？”我还是摇了摇头。老主任想了想，说：“他就没到粮站买过粮？”
我说：“他家的粮都是他爱人买，他是从来没到粮站买粮的。”说到这，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记忆，“噢！老主任，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天，他爱人来买粮，她粮本上没细粮了，她还要多买点，我没有卖给她，她就嘟囔了一句：哼！你们粮站的人就没有多吃多占啊？我听了后挺反感，因为我听说最近她因为有贪污行为，受了处分，被撤了会计职务，心想，你自己那样，还来说我们，所以，就回了她一句：多吃多占也比贪污强啊！我这一说，她扭头就走了。”
听到这，老主任瞅着我说：“这就是了，你想啊，他爱人受了处分，心情本来就不好，正没地方发泄哪！她爱人回去这么一说，他就找你撒气来了。”
我点了点头，说：“是啊，这事也是怨我，怨我只图一时痛快，呛了她一句。”
老主任向我解释说：“话倒不能这么说，不管怎么的，他打人总是不对的。”接着他又安慰我说：“这事你也别太难过啦，我想他医疗队领导一定会好好处理的，总得给个说法吧，不能就这么打了就打了。”这时他拿过了他那连着烟口袋的小烟袋，装了袋烟抽上了，为了缓和这郁闷的气氛，我捧着他那绣花带穗的大烟口袋，说：“主任，你这个烟口袋挺漂亮啊！”
他“叭哒！叭哒！”地抽了两口，说：“是啊，我这个蒙族，也就剩这一点标志啦，别的和你们也没什么两样啦。”待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又问了我一句：“对刚才咱们谈的这个事，你还有什么想法和要求？”
我说：“没有啥，这个事我也有一定的责任，说说也就算了，张扬出去，对谁都没好处，更不要因为我，影响两个单位的关系，医疗队和咱们粮站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嘛。”
老主任往地面上嗑打嗑打烟灰，连连地说：“是啊！是啊！这么想很好！很好！”
见老主任没再言语，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鲁军的这一巴掌，是在我心灵深处的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其疼痛之甚，当可想像。更为痛楚的是，这件事和内心的痛楚，还不敢让玉环知道。因为，近20年来，在我这个“右派”政治问题的压力下，她的精神已接近崩溃了，在我们插队的第二个年头，就曾经爆发过一次。那之后，虽曾平静了一段，可近一个时期又有所反复。毫无疑问，她若是知道了这件事，精神会立即垮下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打掉牙，认可咽到肚里”，也不愿张扬出去的道理。我回到家里，为了不让玉环看出我情绪上的微小变化，我把痛苦压起来，把想说的话咽下去，强颜欢笑，张张罗罗，照样操持和做好每项家务，维持家境虚假的平静生活。
这个夜里，我又失眠了，白天发生的事，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着。挨打的脸不疼了，可我的心疼的却更厉害了。是的，我呛了人家老婆一句，是引起这个事的直接原因，但这只是一个导火线；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知道了我的“右派”身份。在当时，在运动中，批斗“右派”有理，是没毛病的，是革命的表现，所以打“右派”，也就是理所当然的革命行动啦。换一个人，换一种身份，他鲁军是不敢这么造次，这么理直气壮随便打人骂人的。可鲁军他怎么知道我的“右派”身份呢？我们下来插队前，省革委会确定，为了便于和群众接触，便于插队干部伸开身脚干工作，插队干部的身份一律不向下边公开，他们的档案由所在的县里保管，当然，插队干部之间，大体还是了解的。鲁军所以知道我，大概是我那位在供销社任副主任的“五七战友”贾煦芳做的工作吧！我当时曾恼恨过她。可我又一想，这又怎么能怨她呢？应该怨的还是我永远也脱不掉的“右派”头衔，而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苦恼和悲哀。
旧愁未去，新烦又来，照看玲儿的大嫂病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玉环在公社管钱管食堂，每天忙忙乱乱，而且她的精神状态也不好；我的工作也离不开，有时我下狠心休一天班，还总会有办事的人找到家里来。怎么办？三岁的孩子不能没人照看啊！没办法，我只好默默地承担下来，向领导提出保证，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我带孩子上班。每天早上，我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玲儿，穿胡同，走大街，过农户，踏小道，去粮站上班。把玲儿放在我办公桌旁的椅子上。由于当时买不到糖果、饼干和水果啥的零食，只好从家里带个鸡蛋、土豆，有时也给她带个当地孩子们常啃的咸疙瘩。玲儿倒是挺听话的，看见我忙时，她就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一看没办事的了，她立即坐到我的怀里来，和爸爸亲近一会儿。办事的来了，她就乖乖地跳下来，坐到她的椅子上去。一次，不知是吃啥吃的，肚子坏了，我这个粗心的爸爸，竟没注意。在我办理完两笔业务后，发现在椅子周围地面上，有3堆稀便，玲儿呆呆地站在那看着我。当时我脑袋轰的一下，心想，这是办公室啊，感到很难堪！我立马给孩子擦干净，用铁锹戳些土，把粪便掩上，拾掇出去，又洒上些干土，扫了扫。室内的同事们说：“老吴啊，你快抱她上医疗队看看，孩子小，可别大发了。”
我说：“那我就带她上医院啦，有办事的你们照顾一下，我争取尽快回来。”
“去吧！去吧！别耽误啦！”在同事们的关怀和催促话语中，我抱她去了医院。说是急性肠炎，不及时治疗，会变为痢疾，确定打三天滴流。按说，孩子打完滴流，是应该休息的。可是不行啊，我和玉环俩都不能休息，结果还是我把她带到粮站去，在办公室的长凳上，铺上一个小被，打完滴流，就让她躺在上边休息。还好，在后两次滴流时，是玉环抽空来照看的，滴过后还是交给我。就这样，我抱着孩子上班，风里来，雪里去，一天两个来回，一连半个多月，这成了当地人们常见的一道新景观。他们人前背后地说：“老吴是又当爹，又当妈；又当干部，又当保姆。”我不知道：这是在称赞我？还是在讥讽我？管他呢，于是我哑然一笑，走开了。
在我离开柴火栏子四年后的一个春天。一天，我一上班就特别忙，换粮票的，换种籽的，买返销粮的，一份接着一份，我坐下来就没有动地方。10点多，待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想活动一下时，可义从门外走了进来。我高兴地迎了上去，说：“哎，可义！你怎么来啦？”
“好久没看见你啦，想来看看你！队里车到供销社拉化肥，我顺便就跟来啦。”可义这样说着。
我一边有些歉疚地说：“谢谢你还记挂着我！本来我应该回去看看乡亲们，可我们这没有星期礼拜，站里忙，家里活也多，一直也没能抽空回去。”一边把他让坐在长条凳上。这时我才发现，他有些消瘦，脸色也不大好，就关切地问道：“你怎么瘦啦？是不是身体不大好？”
他说：“也没觉怎么的，就是有时心口疼，感觉堵的荒，吃不下去饭，一顿饭一个大饼子都吃不下。”
“是嘛，那你要不要到医疗队看看，检查下看有什么毛病？”
他抬起头瞅着我，说：“不啦，我想再在家养养看看！”这时他意迟迟地说：“老吴，能不能给我弄几斤细粮？要是为难的话，就算啦！我这一阵儿老是吃不下饭，我想……”
还没等他说完，我笑着推了他一把，说：“没事，你带没带口袋？”可义从怀里拿出个小面袋，我接过来，说了声：“你等着！”就到售粮室让小田以我的名义，开了5斤标准粉。我把他送出到粮站的大门外，看着他走远了。
约摸过了两三个月，是初夏的一天，可义老汉又来到了粮站。他给我第一眼的感觉是：他比前次来时瘦多了，脸色灰暗，精神显得很是低糜。我吃惊地问：“可义，你怎么这么瘦？是不是闹什么病啦？”
他喃喃地说：“也不知道怎的，这一个时期，心口疼的厉害，常常感到恶心，想吐，东西更是吃不下去，所以我想来医疗队看看。”
我说：“是得好好检查一下，千万别把病耽误啦。”说着，我把工作安排一下，就陪可义去了医疗队。
在当时的特定时期，粮站和“111医疗队”是互为有用的对门邻居，我和他们又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大城市下到这里来的，因此彼此之间有种特殊感情，关系都处的很好。我找上医疗队的三把手、外科大夫李好强，为可义看病。经过一系列的问诊，检查和贝透，李大夫表情严肃地把我叫到一旁，问道：“他家属来了吗？”
我说：“他是我插队生产队的社员，没有家属，就他孤身一人，怎么，他的病挺重吗？”
“胃癌晚期。”
我问：“还有什么办法治疗？能不能手术？”
李大夫晃了晃头，说：“没有什么办法，他年令大，而且胃里已经长满了，没有手术价值啦。”说完，他回到座位上，随手拿过“贝透报告单”和化验单，仔细审视着。
看到大夫和我嘀咕了一阵，大夫默默坐在那里不吭声，可义心里划魂儿，他疑惑惑地问道：“大夫，我这得的是甚么病？”
李大夫放下手里的单子，瞅了可义一眼，说：“是胃癌，就是胃里长瘤子啦。”
“那得怎么治？得吃什么药呢？”可义继续问询着。
“没什么办法，治疗癌症的药不少，都有点效，但也都不管用。”可能是医生的职业性格，他说的这么坦率，又怎么绝对。随后他可能觉得这么说太武断，太刺激，就又缓和式地解释说：“这种病，别说咱们中国，现在全世界都没有找到治疗的好办法。”
看得出来，可义是弄明白了自己的病情，他以一种期盼的口吻，喃喃地说：“那就请大夫捉摸给我开些药吃吧！”
李大夫点头，在低头写处方。我悄悄问可义：“你带钱了没？没带钱我这有。”
“带啦！带啦！我自个有钱。”就这样，可义拿着处方，我陪他去药局取了药，我又给他开了5斤标准粉。临走时我和他说：“回去后按时吃药，好好养病，面吃没啦，再来取药时我给你开。”
是因徒步劳累，和查病的反复折腾而不堪其负；还是为自己的不治病情、求助无望而神伤，他黯然地走开了。
使我倍觉伤感和愧疚的是，他这一走，竟然成了我们俩的生离死别！秋征开始后，从柴禾栏子来人口中得知了他回去的情况。这个孤独的老人，为了养病，吃上口现成的饭，喝上口热水，他不得不又住到了堂弟家，依靠堂弟和弟媳照顾着。他怕人们知道他得了绝症，绝口不提大夫讲的话，极力避免让别人看到他呕吐。这个倔强的老人，为了和疾病抗争，卖掉了自己余下的全部口粮，几次到医疗队开药。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却一次也没有到粮站来，再没有和我见面。据说他临终前几天，神情恍惚，说起了胡话，一会儿说，大门外进来一帮人，其中有他的老爹和爷爷，是来接他的；一会儿又说，进来的人又走了，说是过两天再来接他。在他的闹腾下，他堂弟白天不在家，弟媳一个人也不敢在家。这个孤独了一世的老人，就一个人躺在炕上，呻吟着，呼叫着，直至又孤独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可义走了，他永远的走了，这个和我无亲无故的山村老人，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