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屋里还是黑糊糊的，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窗外呼呼风声中，传过来阵阵鸡叫和零零星星的狗咬声。我料到可能是快要亮天了，因为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春三秋四冬八遍”，在冬天鸡叫八遍才亮天，可不知现在叫的是第几遍。我从炕头上摸出根火柴划着，把藏在墙壁的灯窝里小煤油灯点着了。这是个用陶泥制做的亚葫芦形灯台，用线做的灯芯，螢火虫大的火苗，顶着缕细细的黑烟闪烁着微弱的光亮，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了下表，是早上的5点半钟。时间还早，我没有起来，而是仰面躺在炕上审视着、思索着这一天多来的一切。三个孩子还在呼呼大睡，玉环翻了个身也又睡过去了。是啊，大人孩子，数九寒天，蜷缩在大胶皮轱辘车上，在高低不平，沟沟坎坎的土路上，颠簸了半天多。两个小的在路上时，就有点迷迷糊糊东倒西歪的了。我长出了口气，在心里念叨着：多好的孩子啊，是爸爸不好，拖累你们跟爸爸受苦了！俗话说：“到什么河，脱什么鞋”，但愿你们能尽快适应这艰苦环境，跟爸妈一起在磨难中生活和成长，做“风雨中的青松”，不做“温室中的花草”。我住的这个屋子，是个起脊的旧草房，没有吊棚，由于年深日久，烟薰火燎，露在外面的檩木和房笆，都变成了油黑色。可能是很久没有住人了，为了我们的来现腾出来的。一宿了，屋内那股刚打扫完的潮湿灰尘味还没有散净，屋地上散乱地堆放着还没有打开的大大小小的包袱。我稍稍定了定神，便悄悄地穿衣下地，走出了屋里。
住人这屋本来就够凉的了，可没有风门子，两扇木板门中间透亮的外屋地，就不是凉而是够冷的了。外屋地就是农村的厨房，这里安放着一口大锅，锅台看样子是新盘砌的。靠近屋门地方放着水缸，在后山墙的犄角处戳着一些苞米秸子。看到他们为我们生活准备的这一切，我的心里热乎乎的，这使我又想起了昨天晚间到村时的情形。
当时天已经黑了，接我们的大车刚一露头，便听见一阵敲锣打鼓声，借着光亮看见村头上簇拥着很多人。我瞅了一下车老板，他笑着对我说：“老吴啊，你看这大队、小队干部和全村群众，都来欢迎你们哪！”我和玉环都赶紧地下了车，抢走在大车前头。只见有三个乡亲走上前来（过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大队主任和这个村的两个队长），一边和我俩握手一边笑呵呵地说：“路上辛苦了！ 欢迎你们到我们这安家落户！”随着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进了村，虽然看不清模样，但却看得出路和两边站着的都是人。这种场面和情景，使我惶恐、使我激动，更使我有些受宠若惊。多少年啦，我都是在歧视、白眼和漠视中度过的。如今为何若此？我没有为他们做什么，更不是什么高官名人。我明白了，这就是基本群众对党的热爱，对政府信任的真挚感情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被政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派下来的干部啊。我流泪了，是激动的泪啊！可是因为天黑，却没人看着。
到了住处，有那么多社员来帮我们卸车。当他们抬着那个沉甸甸的包裹时，他们可能认为这省城里的干部，一定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一再吵吵要轻一点，慢慢地放，生怕碰坏了。可当我打开包裹看到是一些陈旧的砖头时，他们全都笑开了，说：“哎呀，老吴！我们还当什么贵重东西哪！你带这玩意干啥？难道我们这边连砖头也没有？”
看到他们那质朴的笑声，热情的话语，我也禁不住跟着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了。由于忙于指挥卸车，忙于和围观的乡亲打招呼，对外屋地这一切，竟没有注意到。想到当时的情景，心里还感到热乎乎的，也就不觉得冷了，我紧了紧衣扣走了出去。
天已经放亮了，周围的景物轮廓已能够看得清晰了。我站在院子当中开始打量我现在住处的环境，我住的是两间旧草房（实际这里都是用高梁秸杆苫房子），与它并排的东面还有三间草房。这边的房子和我们家乡的不一样，我们那里每间房前边都是两个窗户，屋里显得很亮堂：而他们这里，可能是冷的缘故吧，每间房只有一个窗户。这两座房子座落在村子的最高处，它背靠着山，放眼向下看去，便是整个的柴禾栏子村。此时，村子上空飘起了炊烟，村子里传过来人们活动和牲畜叫唤声音，这标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待我走回屋里时，玉环已经起来了，她正在往灶门里塞秸杆。我问：“做饭啊？”她直起了腰，说：“不，屋子冷，水太凉，温点水洗脸用。”“啊，这屋子是有点冷，咱们早上吃啥？”“我看用煤油炉熬点粥，炒两个鸡蛋，尽量省点事。”就在我们俩正要着手做饭时，陈队长提着个面袋子，和一个端着盆提着布袋，矮敦敦的社员走了进来。我迎了上去，说：“来了，陈队长，你这是拿的啥呀？”
“老吴啊，这是20斤小米，还有那10斤荞面，你们先吃着。”他回头指着端盆的社员说：
“他是我们队的保管，叫郭礼，外号郭老蔫，以后你们缺什么就找他。”他看到玉环在找米，就说：
“刚来这两天你们归拢东西，先不用自个做饭，让老蔫帮你们做。”
我赶忙推辞道：“不用，没什么更多归拢的，我们自个做行，别麻烦队里了。”
郭礼在旁边说：“我没事儿，到时我过来给你们做，今个我就给你们压饸饹吃，你看这面我都和好了。”他指着他拿着的面盆说。
“对，饸饹这玩意你们在城里吃不着，挺好吃的，就叫他给你们压。这傢伙做饭好着哪！”陈队长这样俏皮着他。
“好啥，反正能做熟呗！”郭礼不好意思地解释着。说着他就撂下盆，往锅里添水。
这时，一个社员挑了担水进来，陈队长介绍说：“这也是我们队的社员，他叫陈可富。”我笑着上前和他握手，说：“谢谢老陈，让你受累了！”
“可富，从现在起你每天给老吴家挑两担水，记着，记着，别忘了！”队长这样吩咐着。
我说：“那好吗？还得老麻烦老陈。”
“没事，让他先给你们挑。咱村那个井离这远，还上一个大坡，井口还冻着冰，挺滑的，那个辘辘巴怕你们也弄不了。”
可富，50来岁，是个地道的老实农民，身体看上去挺壮实，看起来是寡言少语，听着队长的安排，他只是“嗯”一声，就再也没话了。我再没推辞，只是说了句“那就谢谢队里了。”随即我即和队长说：
“你拿这来的米、面啥的，我给你们钱吧？”
“给什么钱，农村不像你们城里，弄什么都得动钱，这不用。不是说你们的三个孩子都要吃农村粮么，以后就从那里算吧！”陈队长这样解说着。是的，在来之前我就听说了，下来后职工还吃商品粮，家属要吃生产队的粮，因此我也就再没说啥。
这时，大锅的水已经烧开了，郭礼把饸饹床子已经架在锅台上了，就要开始压了。陈队长看了下，冲郭礼说：“老蔫，你张罗给老吴家弄个风箱，过两天煤拉回来，烧煤没风箱不行。”
郭礼一边压面一边说：“好，弄个新的吧，反正以后得常用。”
我说：“对，弄个新的，花多少钱你告诉我。”
提起用辘辘打水的事，使我想起了童年时的一段往事。
那是我10岁那年的夏天，妈妈领着我和弟弟上代千户屯的姥姥家，有10多里的路程，要经过好几个村屯。走一半路程的时候，由于累和热，弟弟和我都渴的够呛，就想找口凉水喝。恰好走到一个村头，那里有一口用辘辘打水的井。我和妈说：“妈，我去打点水吧。”
那时我长的挺单薄，妈妈担心地说：“那辘辘你能弄好啊，小心打着你，渴了，咱们找个人家要点水喝吧。”
我满有信心地说：“没事，我少打一点，够喝就行。”
妈妈还是不放心，“那你可注点意，要是摇不动，就不要打了。”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上了井台，用辘辘把装水的柳罐斗放下去，刚装上一点水，我就往上摇，虽然水不多，摇起来也还是挺沉的。摇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胳膊发软，麻疏疏的，手一松，辘辘劈里叭啦转下去，辘辘把正好打在我的眼睛上，顿时满眼疼痛，迸冒金花，我手捂双眼，一斜歪倒在了井台上。
妈妈“唉呀”一声，立刻跑过来把我抱住，连声叫道：“小非，怎么样？让妈看看打坏没？”随即妈妈又以埋怨的口吻说：“我说你不行么，到底打着了！”妈妈挪开了我的手，着急地说：“让妈看看？看都打乌眼了！疼不？”
我点点头说：“疼，不敢挣眼睛”。妈妈 搂抱着我，急的直叨咕：“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半道上，上哪弄点药去！”
看妈急的那个样子，我宽慰妈说：“妈，不要紧的，现在就感觉眼睛热辣辣的，要是能用凉水洗才好呢。”
弟弟冲妈妈 说：“妈，那个石头槽子底上有点水，挺清亮，给三哥洗洗吧！”于是妈妈领着我走到石槽子边用手沾水，轻轻地给我洗了洗，这一下子我可感到清凉多了。
我和妈说：“妈，现在好多了，咱们走吧”。就这样，妈妈和弟弟俩拉着我的手，我一会儿睁开眼睛，一会儿又闭上眼睛地走到了姥姥家。从那往后，我就再没有摸过辘辘把。
饸饹压好了，灰色的条，立立整整，用酸菜卤一拌，蛮好吃的。玉环和我留郭礼和我们一块吃。可能是和我们还不熟吧，这个老蔫啊，怎么的也不肯。我也带说笑地说：“你这个老蔫啊，到我这是光干活，不吃饭！”他嘿嘿笑着，连声说：“一会儿！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嫌热，要一会儿吃，可他却擦擦手走了。我怎么拉也没有拉回来。过后我才知道，他们这里说“一会儿”，并不是咱们理解的那个意思，而是一个“推托”之词，相当于我们说的“不啦！不啦！”，可他们这么说就显得更含蓄一些了。郭礼走了，我们全家下乡来正而八经吃的第一顿饭――压饸饹，吃的香甜，吃的心里热乎乎的。
我们来到的第五天，生产队即给我们送来了一车煤。在随后的日子里，许多乡亲，过去素不相识，当时连姓名都叫不上来的大娘，大嫂和社员们，陆续来到我们的新家看望我们，和玉环拉起了家常，同时还给我们送来了许多生活用品。比如房东孟大嫂给端来一小盆酸菜，同时还解释说，山沟里没有水，长不起来大白菜，都是这小棵菜，没有芯；几个叫不上名字的大娘，大嫂，把他们用麦麸子做的酱，给我们送来了几碗，他们说这里大豆少，每家分那点豆子不舍得做酱，那还留着过年过节做豆腐吃哪；有几家送来了用芥菜头腌的咸疙瘩，他们说这是他们这里常年要吃的菜，每家每年都腌上一缸半缸的，这就像我的家乡那边，每年每家都要做上一缸大酱，人们说“有大酱，就算有菜”，而这里是“有咸菜疙瘩，就算有菜”了：还有这里酒席桌上常有的小菜：酸杏仁黄豆。他们这里山上有一些山杏树，杏肉不怎么好吃，但杏仁还是不错的。有些家的房前屋后和小园内也栽有杏树，吃剩下的杏核，便可以砸核取仁了；有一位大娘（过后我们知道她的老伴姓陈）还把她们待客用的用鸡肉和咸菜疙瘩做的咸菜，即将鸡肉煮熟连骨头剁碎，和剁碎的咸疙瘩拌在一起，味道蛮不错；有些乡亲还把他们自产自编的盖帘、刷帚、笤帚啥的日常生活用件，拿给我们用。
在我们插队来的当天晚上，我认识了一个老人。那时虽然有那么多壮劳力帮我们卸车安家，体力活他伸不上手（人们也不让他伸手），可他却一直在我们身边张罗着忙活着。我们安下家来的头几天，尽管生产队对我们的生活，像挑水、做饭啥的，都想的很周到，做了很好安排，可他还每天都过家来，还总想要帮我们做点什么，问问这、指点指点哪，我们家安顿下来后，他有事没事也常过来串门，唠家常、谈队事。有时赶上饭顿，就让他和我们一块吃。开始他不肯，常了也就不客气啦。
他就是陈可义，是与我们接触多、感情深的一个老社员，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个可怜的好老头。他五岁丧父，七岁丧母，是在他大伯家长大的。十几岁就给人家放羊，十五、六岁就给一个大户人家当半拉子，和大人一块下庄稼地干活，后来，他长大了，大伯岁数大了，他便成了大伯家的主要劳力，伺弄租贷来的几畝山坡地，免强维持大伯一家的生活。小鬼子投降的前二年，柴禾栏子摊上两个劳工，有劳力的人家凑了些钱，让他顶名去塞外当劳工，给小鬼子修工事。干着牛马活，吃着猪狗食，过着挨打受骂，暗无天日的生活。小鬼子投降、伪满洲国垮台，已经32岁的他，拖着瘦得皮包骨、满身伤病的身子，回到了家乡。按说30多岁的汉子，确已到了娶妻成家的时候，可他家境贫寒，身子病弱，谁家的姑娘肯嫁他？解放后，打倒了地主，他分得了士地，并一步步走上了农业集体化道路，生活虽有某些改善，可这里的山村依然并不富裕，那么多年轻后生讨老婆都困难，他这个年近四十并无所长的汉子，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就这样他成了一个单身汉。由于大伯家的兄弟娶妻生子，他搬了出来，住进了生产队帮他盖的两间小房，过起了孤独的单身汉生活。
记得是在这里过第二个春节，年前可义老汉就过来帮我们张罗和安排碾压大黄米面，撒年糕、做豆腐，帮我们找人宰杀我们自己养起的第一口年猪，灌做肉肠。说到灌肉肠，老头还真是丢了手艺，灌的挺好，可是在下锅煮的时侯，不知是紧张？还是忙活忘了? 竟没有掌握好火候，立立整整的肠子，全都胀破了。望着满满一大瓷盆开膛破肚的肠子，老头愁眉苦脸，抱歉地直门叨咕：“怎么弄成这样？！怎么弄成这样？！”
我笑着宽慰他说：“没事，破了咱就破着吃，再好的肠子吃到肚里也都得破。”并切了一大盘，要他和我们一块吃。一边吃我还一边说：“这肠子味道挺好嘛！”
年三十白天，我就和可义说：“晚上年夜饭，你一个人就别做啦，就在我这，和我们一块过年。”
他有些迟疑，推脱道：“不啦，大过年的，我还自个弄一口吃吧。”
我半开玩笑地说：“怎么的可义，你还客气啥？我们家没有老人，你就像咱们家的老人一样，你要是再客气，我可就要生气啦！”
可义没再说啥，他留了下来，和我们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愉快的除夕。
转过年，我们又喂了口猪，长的不错，到初秋的时候，就长到有一百四、五十斤。这个时候，村头村后大地里的苞米，已经落花秀穗，长成了嫩嫩的青苞米。为了防止猪、狗啃食祸害，队里安排可义看管着，耽心人有一眼照看不到的时候，在队里的默许下，可义弄了些红矾（即砒礵），拌了些饭团子，分别撒放在村边村后的地头地边上，插上了“警告牌”，并向大伙宣布：看管好自家的猪狗，不要放出来，以免出事。
也是合当出事，这一天生产队给我家拉煤，由于大门窄，院子小，车进不了院，就把煤卸在了大门口，把树枝柳条做的栅栏门打开，一筐一筐往院里抬。由于只顾忙于装煤抬煤，就没注意圈在院子里的猪，也不知什么时候，它竟蹓跶出去了。待社员帮我把煤抬进院子拾掇利索后，发现我家的猪从院外进来啦，我还挺奇怪：这傢伙什么时候跑出去的？只见它蔫拉巴及搭拉个头，在院子里晃晃悠悠地直转圈，嘴里还一口一口地往外吐绿水。我不解地问：“哎，你们看，这猪是怎么啦？它怎么往外吐绿水？”
“啊！这猪大概是吃什么啦！”在场的几个社员这样说。
这时，队长来了，一进院就说：“哟，你们收拾的挺快啊，这煤怎么样？”
我说：“挺好，这不他们帮忙，都收拾利索啦。”
“队长，你看老吴这猪怎么啦，直门吐绿水，是不是吃什么啦？”一个社员这样说。
这时，可新队长才注意还在院子里打晃的猪，他“啊”了一声，说：“不好，这傢伙可能是吃了可义放的那东西啦！”
说话间，可义也进院啦，还没等他说啥，队长既对他说：“可义，你快去看看，你在地边地头放的那些东西少了没有？”
听到队长的吩咐，看看人们的神色，瞟了一眼打晃的猪和院子里一块一块绿色粘液，他没有吱声，转身就出去了，没有多大工夫，他神情沮丧地回来，蔫声蔫气地说：“靠近村边苞米地头上放的那些饭团子，少了好几个，可能是被它吃了！”
“那准是被它吃了，红矾这玩应，吃下去就没救！”几个人同时这样说。
“是啊，吃了这玩应，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冲我说：“老吴，趁这傢伙还没死，吃下时间不长，赶快给他一刀，这肉还能吃。”
我点了点头，说：“也只能这样啦，队长你就给张罗弄吧！”
五七战士老吴家的猪吃了毒药，要给刀放血，这消息传的挺快，村里不少人都知道了。随着抱刀手范五的进院，一队的老队长忠远也过来了，随后还有一帮赶来看热闹的社员和半大孩子们。看着猫下腰来七手八脚放桌子、抬猪（此时的猪已经倒下了，虽还没死，可也不能动弹了，已用不着捆绑了）、烧水、拿盆的人们，可新队长吵嚷道：“大伙让一让，别影响他们干活！”
忠远也附议道：“是啊！是啊！大伙尽量靠边些，这要是迸身上血，或者叫刀碰了，都不好。”
活干的挺快，也就半个多时辰吧，就褪净了毛，砍下了头，开了半儿，看着这有红有白的猪肉，人们议论着：
“这肉没问题，看来这药还没渗到肉里去。”
“可不是咋的，这药吃下的时间短，杀的快，还没等药都进到血里，就杀死了嘛”。
看着干活人们收拾傢什、洗手的时候，我冲两位队长说：“可新，忠远，我看这么的，这猪血、全部下水，都埋掉，剩下这肉和头蹄啥的，你们就商量分给大伙吃，但是要向大伙说明，这猪是吃红矾药死的，敢吃的就吃，但是吃出事来，我可不负责任，这一点一定要说清楚，因为真的出点啥事，谁也负不了责任。”
就这样，在两个队长的安排下，除了在猪后屁股地方给我留下四、五斤一块肉外，余下的连同头、蹄都分下去了。过后我才听说，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公安助理一行，到大队来检查阶级斗争动向，午间下到柴禾栏子吃饭，两个队长安排在忠远老队长家，用这个猪肉，为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这个事就这样过去了，但对可义这个老头来说，却成了他心病和负担，话里话外是：他没有把猪狗看好，让五七战士老吴家的猪吃药毒死了，觉得很是对不住我。我宽慰他说：“这和你一点关系没有，是我没有把猪看好，人家社员家那么多猪狗啥的，不都没出事么，要怨还是得怨我自己。”宽慰和时间，拂去了可义心头上没有必要的阴影，我们交往如初，友情不断在加深。
农村的生活条件，比起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条件，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而这里山村的生活条件和我的家乡――辽南的农村比，也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冷不丁地一下来，是有很多不适应的。但，由于我们下来前已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厌倦了那种三天两头挨整、担惊受怕的机关生活，想往着一种无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所以心也就很快地安定了下来。回忆起来，不能不由衷地感谢那里的干部和群众！
面对乡亲们的热情和关怀，使我们深受感动，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得到了同志样的友情，更获取了亲人般的热情与温暖，这是我多年来所不曾得到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郁集在我心中颓废与苦恼的思绪，我暗下决心，要振作起精神，在农村好好干下去，尽我的力量，为这些纯朴善良的乡亲们多做点事，即使在他们中真的生活一辈子，我也会获得幸福与快乐的。
在生产队和众多乡亲的关怀和帮助下，我们很快就过起了和社员们一样的山村生活，玉环和我在安顿下来的第三天，便分别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挖山洞取土在河滩垫地。在这里需要交待的是柴禾栏子有两个生产队，根据生产队的意见，我俩各在一个队，她在1队，我在2队。此时两个队干的都是同一样的活，只是地点不同罢了。这项活有三个环节，即挖土、装筐、抬土，这里属抬土累一些，因为从山根底下到河滩，有近300米的路程，抬一大筐土，要走这么远的路，一趟接一趟，是够累人的。有些人高马大，纯而又纯的贫下中农社员，一到场地就抢着干装土的活，不愿抬土。我没有更多考虑，立即操起了扁担，干抬土的活，开头领着干活的队干部和老年社员不让我干，冲大伙吵吵着：“你们挺大个块头，干什么哪！人家老吴刚来，你们就好意思让人家抬大筐啊？”
我赶紧说：“没事，我抬得动，累不着的，大伙干活吧，就这么的吧。”没有人吱声，我就一直干下来了，一天下来，胳膊腿，特别是肩膀头疼的厉害，两天后都肿起来了，再抬土时，扁担撂在肩上疼的不行，只好用手擎着，可我仍然坚持着。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当时到底是年轻啊，劳动的关，我终于过去了。
在劳动中，我发现社员们愿意探听和问询我们这些从城里下来干部（他们称我们为五·七战士）的情况，包括家庭啦，孩子啦。干什么工作啦，工资是多少啦，等等。对此，我就一边劳动，一边以拉家常的方式，如实讲给他们听，同时也问询他们家里的一些情况。这样有来有往，我讲他们听，他们讲我听，他们熟悉了我，我也了解了他们，思想沟通了，感情融洽了，大大拉近了我们和社员间的距离。和社员们愉快地在一起劳动，虽然感到乏累一些，但心情是好的，睡一宿觉就歇过乏来，也就不觉得怎么样了。
在与社员的劳动和交往中，我无意地发现有些人的头发是一道楞子一道楞子的，像个豹花秃。我就笑着问他们：“喂，你的头发怎么弄的？是用剪子剪的吧？这样好看吗？”他们不好意思地嘟囔着说：“好什么啊！咱们这里找不到剪头的，大都没有剪头傢什，也不会剪，就是会剪的，人家也不愿意给你剪啊。”是啊，这么大一个村子，两、三百口人，有多少人的头发需要剪啊，可却没有一个理发的，公社倒是有，可离这有20多里地，队干部、少数青年人，有机会去公社开会，办事或者买东西，抽空理下发；而大多数人却没有办法，头发实在长的不行了，只好让家人用剪子给剪一剪啦。我想我决心要为乡亲们多做点事，就从给大伙理发开始。于是我把在家里给孩子们理发的一套工具――一把蝴蝶牌推子、一把理发毛刷、大小牛角梳子和围单等，装在旧军用挎包里，劳动时背上，在歇憩时我招呼道：“我带来了剪头用的东西，我会剪头，不会刮脸，剪的可能不如理发铺的好，有不嫌乎的就过来！”听我这么一说，成年人似乎还不大好意思，有几个小年青的瞅瞅我，慢慢地凑过来，怯生生地说：“吴同志，给我剪剪吧！”“好，来吧！”我打开了挎包，取出了工具，让他坐在一个土岗上，我就剪了起来。
理完了，社员们都过来看。嘿，还别说，他们还挺满意，直门夸我：“嘿，剪的还真不错！看不出老吴这手艺还真行。”
我谦逊地笑着说：“什么不错，反正我能给你们剪短了，只要你们不嫌乎就行。”
在这一个歇憩期间，我就理了两个头，而后我便宣布：“今后这两个队里社员要理发的，只要不嫌乎，我全包了，不论大人小孩，只要我有空，什么时候找我都行，请大伙回去招呼一声！”
从此，我不论是下地干活，还是大队、小队干部开会，我都背上挎包，不挑人，不论时间，随时随地，为大伙理发。你还别说，这个活还真够多的，仅从理第一个发开始，一直到年根底下，我的推子就没有闲着过。就在年三十除夕晚上，晚饭已经作好准备吃时，老党员陈福的儿子、年青社员陈大壮，还找上门来要我给他理发好过年。我没有打奔儿，立刻给他理了发，并留他和我们一起吃了顿除夕晚餐，让他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
玉环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初中没毕业就进了机关，根本没在农村生活过，农村生活她既不熟悉，也不适应。比如，这农村没有电，点着小煤油灯，螢火虫大的灯光，忽闪忽闪的，拖着长长的黑尾巴，屋里总是黑糊糊的，她就感到别扭。她跑到供销社，买了一个三节大手电，把它吊在手巾杆上，晚上打开手电照明，试了试还是不行。因为手电光是直的，只能照亮下边一条条，屋里还是亮不起来。于是又去买回来两包蜡烛，晚上屋里点上两支，虽然亮一些可还是黑烟大，而且里外屋拿来拿去，很不方便。最后在社员的提示下，买一个罩灯，又买一个大吊灯。这回可是亮多了，黑烟冒的也少了，就是太费油了，一个月下来，要用5斤到6斤煤油。哎，费点就费点吧！只要人的心情好，比啥都强啊。
她对我们这没有外边风门，两道大板门中间还露着大缝，也感到很不得劲，她认为这不仅冷，而且也很不安全。虽说当时由于阶级斗争抓的紧，社会上安全状况还算好，但也还是觉得晚上睡觉不塌实。于是她就用带来的板条子，拆旧箱子的破板子，和旧的硬纸壳啥的，钉了一个门的框架，用旧报纸把两面厚厚地糊上，就成了一个“软达哈”的风门子，你还别说，外观虽不美观，可它毕竟还能遮风挡雨，比没有强多了，好啊，人真是能适应环境的动物，鲁滨逊飘流到无人的孤岛上，他在树上架屋，生活了下来。我们这毕竟比无人的孤岛好多了。因为在我们身边，有当地政府的关爱和照顾，有那么多善良乡亲的热情帮助啊。
说起干劳动活儿，玉环还真是差那么点劲。她是老闺女，上边有哥哥、嫂嫂和三个姐姐，在家里时根本用不着她干活，她也就自己娇惯了起来。参加工作后，单身时，吃食堂，住集体宿舍，没啥活可干。结婚成家，生孩子特别是生第二个孩子后，一场噩运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成了“反右扩大化”的受害者，工资被取消了，被放到农村去实行“监督劳动”。对玉环来说，收入少了，没人帮助了，她不得不独自操持家务，担当起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的一切劳动，逐步学会和练达了在城市里居家过日子的一切活计。
可她对农村的家务活和地里活则不仅没做过，许多粗使家具，不仅不会使不会用，甚至连名字都叫不上来。比如，农村用大锅做饭，烧煤使用风箱，要想把煤点着烧旺，就要把火底打好。当时家里只有我和大闺女俩学会了打火底，玉环却一直没有学会。那是来后转过年的春天，我去县里开会，大闺女去了公社办的所谓“公社农业劳动大学”，做饭时怎么也打不好火底，煤火烧不起来。不用煤火吧，又没有可烧的柴禾。这里虽是山区，又是农村，但是由于树总是栽不起来，年年栽，年年光，山一直还是秃的；烧农田秸棵吧。由于高棵作物少，一些秸棵还要农事用，如用高梁秸苫房子、吊顶棚，谷草、苞米秸、豆秸做饲料，基本上没啥可烧的，所以这里烧的非常精贵。刚来时我常常看到社员从外边回来，手里捧着一泼牛粪或骡马粪。开始我还认为他们是为了种地上肥用，心想“这里的农民对粪肥这么重视啊！”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种地用，是把它弄回来，在院子里晾干了，当烧柴用啊，所以在生产队里放牛的活挺吃香，每天不仅不少挣工分，还能捡回一挑牛粪来。这一挑牛粪，往往比一天的劳动工分还值钱啊。就在玉环瞪着两眼点不着火，为做饭犯愁时，房东孟大嫂过来串门，是人家帮她打好了火底，才做好了这顿饭。
从来到这山村后，我发现玉环有点变了，她一改在机关时那种郁郁寡欢、谨小慎微模样，而是直起腰来、无拘无束地劳动和生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噢，我明白了，是环境，是人文环境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想想吧，在城里在机关里，生活条件固然比这里好一些，可她每天要面对的是众多的歧视和白眼，只有干活的份，好事沾不着边，孬事跑不掉，心里不平衡，心情就不好，精神自然就振作不起来；而在这里，生活条件虽然不如城里，或者说很差，可在她的周围，乡亲们给予她那么多的平等、信任和热情，她心情舒畅了，腰抻开了，精神面貌自然也就好起来了。
是啊，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那种被人捆起了手脚，堵住了嘴巴，享受那种“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没有自由的滋味是不好受的，精神又怎么能好呢？！头一天劳动回来，她就自豪地和我说：“我今天也抬大筐了！”玉环的身体很纤弱，乍看起来似乎有点弱不禁风，从来没有干过重体力活，听她这么一说，我即感到吃惊又有些担心地说：“你能抬动啊！可要注意点，别累坏了，往后这劳动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日子长着哪！”
听了我的话，她不以为然地说：“没事！我抬得动，累是累一点，没关系，练达练达会好的。”我没有再说啥，心想，我怕她下乡来生活不适应，劳动干不了的担心，是多余的了。我暗自为她高兴，默默地祝愿她生活得更愉快，锻练得更坚强。
一天收工回来，玉环肩上背着一个药箱子，我奇怪地问：“你背那个玩艺干啥？”她一边把药箱子放下一边说：“干啥，我又领来了两项差使”，语气中流露出自信和喜悦。我问：“甚么差使？”她没有立即告诉我，而是舀了一盆水洗洗脸，梳理下头发而后坐在炕沿边上歇腿，慢慢地说了起来：
“今天我参加了咱队的队委会，会上除了商量春耕生产外，还定了两件事：一个是要我做生产队的保管员，把队里的钱和物管起来，说这是社员和群众的一致意见，是大伙对我的信任。我推辞了几次，说我怕干不了，可他们说我一定能干好，并且说这不光是队委会的意见，也是全队社员群众的意见。我看实在推不掉了，也就只好接过来了。再一个是要我接替队里原来的“赤脚医生”，负责这两个队社员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他们说原来的“赤脚医生”是个小伙，干的也还不错，可群众对他硬是不那么信任，说他卖的药贵，服务不上心，吵吵要换人，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在和社员共同劳动闲唠中，他们知道我在机关卫生所呆过，就非要推选我干这个差使，我也不好再推辞了，我要是硬推辞不干，社员们该说我是不愿意给他们服务了。我寻思干就干，干这个不仅能更多地为大伙服务，还能更好地联系群众，加深和他们的感情，所以我也就乐而接过来了。”
听了玉环的叙述，我很欣慰，说：“好啊！既然群众信任咱们，那就干吧，咱不能冷了群众的心。你给群众瞧病，我给群众理发，咱俩共同为群众做事，尽量干好。”
“妈呀，还不做饭啊，我都饿了！”东儿的叫声，打断了我们俩的说话。
我瞅了一眼玉环，问：“咱们晚上吃什么？”
“吃玉米面面条吧，杨大娘给咱们一些榆树皮面，说是擀面条好，不化条，滑溜，还好吃，今晚咱也尝尝。”玉环这样说着，就扎上围裙到外屋地做饭去了。
从这往后，每天早上，玉环背上药箱子，我背上理发挎包，一块出门，分头去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劳动，除了在劳动间歇时为社员理发、瞧病、卖药外，在早、午、晚时候来我家的人也多了，不是理发，就是瞧病买药。咱们夫妇俩简直成了大忙人。可，我们忙的乐呵！忙的痛快！人，就是这样：当他感觉到自己对社会还有用，还能够为群众做点有益事情时，那他会感到很满足，很幸福的。
玉环在机关卫生所工作了好几年，但她不是医务人员，只是长期在那个环境中“薰”着，多少也有那么点味道罢了。她能打针、挂滴流，还会针灸，眼面前的病痛，一般的药物，也都懂得一些。想不到这些如今还都有用了。玉环有副热心肠，干什么事特别认真、执著，有一点干不好，她睡不着觉。接手“赤脚医生”后，她不分男女老少，不计黑天白日，只要群众找上，她随叫随到。特别是她用针灸，扎治好了许多患有牙疼，头疼和腰腿痛的社员群众，使群众更信服了“扎针、拔罐子，不好也去一半子”的说法，对玉环更加欢迎和信任。玉环一次冬日半夜出诊，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那是一个冬日的夜间，我们已经睡下了。听到外边一阵敲门声，我从炕上爬起来，披衣下地点上灯，问了声：“谁呀？”对方回答“我是二牛”，二牛？二牛是谁？我一时想不起来。随口又问了句：“你是哪家的？”“我是二里半沟老董家的，董大庆是我哥”。噢，我想起来了，董大庆曾经当过大队的民兵连长，后来因故不干了，我和他有过一些接触，就又问了句：“你有什么事？”
“我嫂子病了，发高烧，病的挺厉害，我哥没在家，请李同志去给看看。”
这时玉环也醒了，她问：“是找我的吧？”
我说：“是，他是大庆弟弟，大庆没在家，他嫂子病了，说是发高烧，病的挺重，让你去给看看。”
玉环说了声：“那好吧”，就穿衣下地，背上药箱子。
我嘱咐了句：“半夜时分天冷，穿上大衣吧！”玉环没有吱声，拿过来大衣披上，就走了出去。
二里半沟，在村子北边的一个山沟里，离村子二里多路。那里有两户人家，高高的墙，远远望去只能看见一点房顶。由于离村子远，听说这两家都养着挺厉害的狗，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去过。星星满天，北风飕飕。我心里在嘀咕着，这三更半夜，让玉环去远离村子的山沟里，我确有些担心，你要问我担心什么？我也说不清，反正就是心里不落底。我要陪去吧，屋里扔下三个孩子，没有个大人，也同样不放心啊。我没有陪她去，只是把她送到大门口，看着她和二牛一起，顶着闪烁的星星，消失在黑暗中了。
玉环回来时，已是凌晨3点多了。我问她：“病人怎么样？”她只是疲惫地说了一句：“打了一针，留下点药，可能是重感冒，没啥大事。”就倒下睡过去了。
在和社员相处中，我发现他们对“去痛片”有一种特殊感情，或者说是一种徧爱。玉环的药箱子里，“去痛片”总也存不住。每次进药回来，不管有多少，总是一哄就了。有时玉环在进药时就多进一些，一次就买回两大瓶子，2000片，可还是不够卖的。没办法，玉环只好限量，每人20片，最多也只给40片。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迷恋“去痛片”呢？我发现他们不仅用它来管治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在社员们手中，“去痛片”的用处可大了。玉环她们队就有个老头，叫马玉，他离不开“去痛片”，一天要吃3次，1次要吃6片。听他们说，他过去抽过大烟，现在不抽了，就靠“去痛片”解点瘾。像他这样，每次就多给他一些，大伙也都能理解。我亲自经历过的，他们在田间干活如锄地，割地时，在歇憩时，领工干活的队长，组长，有些时也要拿出“去痛片”，分给每人一片。不管有水没水，就那么吃下去，他们说“能解乏”。在请客，喝酒聚餐场合，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主人也要每人发给一片“去痛片”，他们说这“能解酒”。
至于说这里的人们为什么这样喜恋“去痛片”？一种说法是：这里在解放前是大烟产区，许多好地都种大烟。因此有些人曾有过吸食大烟的历史，不少人都有用烟土治疗头疼脑热、提神镇静的习惯。如今大烟没有了，听说“去痛片”有点“咖啡因”什么的，有那么点意思，能起到点剌激作用，于是就把它当作烟土的“替代品”，人们互相影响，认同此理，也就成了习惯了。
平等生友谊，真诚换爱心。如果说。在下乡之前，我们对在农村生活能不能适应，还有疑虑的话，那么经过一段的实践，这种不必要的疑虑已经完全打消了。在这里，我们真真正正地放下了干部架子（我早已厌倦了挨整受气的所谓干部）暂时地丢掉了思想包袱（这倒是真正的），把生产队当作是我们的“家”，把社员群众看做是自己的亲人：同样，生产队也把我们看作是他们的一户社员，社员群众则把我们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员，和社员的思想沟通了，感情接近了。天旱了，我们一样的心思盼下雨，共同挑水抗旱；雨多了，我们一样的心思盼睛天，共同携手排涝；社员群众望年景盼丰收，尽管和我们关系不大（现下我们俩还有工资），我们也同样期盼有一上好的年成。我们真的融入到社员群众中，过起了虽不富裕却很充实、很平静的田园生活。
那是我们来后第二年夏季一天的午后，我从大队开完会往回走，眼见西半天的黑云忽忽地向东南压了过来，飕的一阵凉风刮起，稀疏的大雨点打在了头上脸上。心想，不好。要来雨，不是说：“风在雨头，屁在屎头”么。我把挎包斜披在肩上，加快了脚步，大步流星地向村中走去。在村头上碰见了陈队长，看他那着急忙荒样子，我问：“陈队长，你在忙活啥？”
“你回来了，老吴！要来雨了，这雨可能还小不了，霹雷闪电大雨一浇，羊群就会跑散，得找几个人上山，帮着羊倌把羊圈回来。这不下地的人还都没收工哪，现在只找到了两个人，我想再找一个两个的。”队长陈可新这样和我叨咕着。
我说：“我去，队长！你别找了，雨眼看就要过来了，得快点走啦！”
陈队长稍微犹豫了下，说：“好吧！那你就和小鹿他们一块走，山上路你不熟，别走丢了！”随后他把身上的塑料雨衣脱下来，说：“你把这个穿上，多少也能挡点雨。把挎包给我，我给你带回去”，我把挎包交给了他。
此时，天阴得更黑了，风刮得更大了，电光闪闪，“轰隆隆！轰隆隆！”磨雷一直在响着，大雨点也更密了。我和小鹿三个人，趟过已经“哗！ 哗！”淌水的干河套，向对面牧羊的山上跑去。
柴禾栏子所在的川，当地人管它叫“案板沟”。多年来两面山上被山水冲掉下来的大小石头，横七竖八地躺在沟底上。对此，当地人编了一套咯，叫“一进案板沟，步步踩石头，旱天找不到水，涝时水如牛”。我刚来时曾听老农说过，别看这干巴巴的河套，要是下雨发起山水来，那可真是吓人。两面的山水一泻而下，夹带着石块和泥沙，波涛汹涌，“叽哩咕噜”向下游奔去。水虽然不算太深，但人在当中站不住脚，冲起的石头会把你打倒，倒下你就起不来，就会被捲着石头的山水冲了下去。这个川里有个社员，就是这样被淹死的。
山上由于没有树，植被少，光秃秃的，被大雨一浇，滑极溜的。我一跐一滑地奔走着，摔了两个跟头，弄得半身泥水，我也顾不得这些了，一沟一坡地找着，羊倌老鹿还不断地吆喝着。羊群终于找到了，正待我们几个人圈起来想往回赶时，忽然一个立闪，俨然把这漆黑的世界，划割成了两半，随着“咔嚓”一个响雷。雨水就像天河出槽了一样“哗啊！哗啊！”地倾泻了下来。羊群顿时被惊散四下里跑去。我们三个人和羊倌一起，四面跑着吆喝着往回圈羊，并急急向山下赶去。羊倌一边赶着一边数数。我问：“羊只够不够？”羊倌嘟囔着说：“还缺三只！”我转过对小鹿说：“快！你们两个把羊快赶过去，一会儿水大了，就过不去了”回头我又对羊倌说：“老鹿，咱俩找羊去！”看着小鹿俩把大群羊赶过河了，我和老鹿俩又顶着倾盆大雨抺身向山上跑去。
天晚，雨大，山上黑濛濛一片。我和羊倌俩跑着，他还一边吆唤着。在一个山坳处，找到了掉群的紧靠在一起的三只羊。羊倌和我把它们轰出来，尽快向山下赶去。当我们来到河岸时，被面前的情景愣住了。昔日干枯的河道，如今已是大水平潮了，怒涛翻腾的山水，发出牛吼般的叫声，浑浊的山水向下游滚滚流去，老鹿说：“这么大的水，咱们是过不去了！”是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山水，我点了下头说：“好吧！咱们休息一下，等水小再过去”。于是，我俩在靠近河边的山根底下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坐了下来。那几只羊也像懂事似的，在离我俩不远地方，是冷？是怕？使它们又紧紧地靠在一起，不动了。我虽然披个塑料雨衣，由于风疾雨大，根本不管用，身上早已被雨水和汗水湿透。刚才跑着、忙活着，没觉着怎么的。此刻，这一坐下来，倒真有些觉着冷了。为了挡雨和暖和，我和老鹿俩披着一件簑衣，呆呆地望着眼前这发疯了的山水。
过了约有一个时辰，天，看来是彻底黑了，雨虽然还在下，但已经是小多了；河套的水虽没见少，但流起来已是平静得多了。这时从河对岸，传过来人们的吵嚷声。我站起来望了下，模模糊糊看见对岸聚集了很多人，影影糊糊从村子那边还有些人继续向河套这边走来。
我和老鹿说：“咱们没回去，队里的人着急了，他们是找咱们来了！”
这时，一个扯长了的声音传过来：“老吴――！你们在哪啊――！”听声音是陈队长。
我当即高声回应道：“陈队长――！我们在这哪――！羊都找着啦――！”一边回应着一边和老鹿俩向河边走去。
可能是看到我们了，对岸有几个人同时喊起来：“老吴――！水太大，你们不能过河！”
“别着急！你们等一等！”
我回应道：“知道了，我们不过呀！”听得见对岸人们嘈杂的说话声，这当中我似乎也听到了玉环的说话声。我想，她可能是知道我上山被隔在河那边，担心跑来的吧！
又过了半个多时辰，夜深了，雨住了，水小了，水流更平缓了。听得见对岸陈队长的说话声：“现在水小了，咱们大伙下水把老吴他们接过来吧！”
“对，小伙子们，跟我来！下水接‘五七战士’过河！”听声音这是玉环所在队队长王忠远声音。
“好啊，咱们下水”，有人这样喊了一声，接着是“劈杈巴杈”下水声，影影绰绰有10多个人下到了河里边。
这时，是王队长的声音指挥着：“大伙拉起手来，慢慢向前趟，别摔倒了”。
陈队长也向我俩喊道：“老吴，你们到河边来，我们过去接你了！老鹿，你把羊赶出来，照顾它过河”。
我应声道：“听见了！”，就和老鹿俩把羊赶出来，来到了河边上。人们趟水的“哗！哗！”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最先到岸伸手拉住我的是王队长，他嘱咐我说：“老吴，你把手拉住了，千万别松手！”
此刻陈队长也在招呼着：“大庆，你到前边去，帮助老鹿照顾羊过河！”
一切安排妥当了，王队长大声喊道：“小伙子们，拉住手，脚下留点意，往回走！”人群中一齐喊起来：“走啊！”这条人拉起来的过河链缓缓地向对岸移动了。没膝深的水，放慢了的水流，河底大小高低的石头，又硌脚，又跐滑，若不是互相拉紧了手，小伙子也会摔倒的。人们一步步地向前趟着走，约摸过了有10多分钟，人和羊总算都平安地到岸了。两个队长和一些社员，凑到我的跟前来，问询着：“冷了吧？”“饿了吧？”“害怕了没有？”人群中有人在说着：“怎么能不冷？浑身都浇透了！这都快半夜了，又冷又饿了，够呛！”我笑了笑，说：“没事，这么大的人怕啥！”几个半老不少的女社员玩笑地说：“老吴啊，你隔在水那边，可把咱老李吓坏了！饭都没顾得吃就跑这来了。”接着是嘻嘻哈哈一阵笑声。
玉环反唇玩笑地说：“你们不是说，谁的爷们谁不惦记啊！”说完也咯咯地笑了起来。
此刻，队长陈可新发话了：“天头太晚了，大伙都回去吧！老吴、老鹿他们俩，如今可能又冷，又饿，又累，也该让他们回去吃饭休息了。”人们走开了，玉环走到我的跟前，我俩交换了下眼神，谁也没有说啥，相伴着安然地走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