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955年
时光荏苒，我一点点长大了，会走、会跑，没有人管得了我了。
小时候没有玩具，据外婆讲，我主要的玩具就是这个小桌子，每天都要玩，桌子可以变换任何角度，还可以平躺、竖立，斜置，总之无穷的变化给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人生幻想。那时候人是方的，桌子也是方的。
中央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家属大院在当时长春的郊区，周边都是野地，地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知名的野花，红的、蓝的、黄的、紫的。这姹紫嫣红的花朵把大地装扮成上帝美丽的天堂，我每天就像一个乐不可支的天使整天在这大自然中游荡。在我的有限的记忆中，那时候的一些生活片段似乎还是时隐时现。我们生活的家属大院的野地是大自然的舞台，这里人烟稀少，感觉似乎只有最原始的生命力在涌动。无论是草地，还是周边寂静的小树林森林，这里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野草是野地中最常见的植物之一。它们不需要精心的呵护，却能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中顽强生长。无论是石缝间的一株小草，还是荒野上的一片绿地，野草都以其坚韧的生命力释着生存的意义。在这里，一些动物们自由奔跑，不知名的植物们肆意生长，形成了一幅和谐共生的美丽画面。野地的美在于它的纯粹和自然。没有人工的雕琢，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和生动。清晨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烁，夜晚的星空在寂静中闪耀。
但是好景不长，家庭开始四分五裂了。首先是父亲要调离工作岗位去组建东北卫生防疫总站，母亲在哈医大学习，姐姐被父亲送到大连育才学校住校学习，外婆要被舅舅接走，我只能和外婆一起走了。
我喜欢中央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家属大院的生活，一天到晚无拘无束的生活，儿时的长春生活永别了。邻居家的姑娘为我送行。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外婆叫她张家小妹妹，这应该是我第一个女朋友。儿时的友谊是淳朴的，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语言的交流，但是我们能玩到一起，我知道她是我的兵，我到那里总是带着她一起玩。此时一别可能就是永别，只留下这张告别照片。
1956
南京军事学院位于南京的郊区，给我的记忆就是夏天很热。刚从东北过来，觉得整天生活在蒸笼里一样，不舒服。舅舅当时没有结婚，又是军官好像有花不完的钱，每到周末和他心情好的晚上他就领着我去学院后边军官俱乐部消费，他自己喝果子露（一种水果酒）我吃冰激凌或奶油蛋糕。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的高级食品，永生难忘。
作为年轻的教官，舅舅每天工作似乎很轻松，每到星期天都带我出去玩，这张照片是和舅舅乘船泛舟玄武湖。舅舅带我玩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有时候遇到同事打招呼时，同事总是问“晏教员，这是你儿子，都长这么大了?”弦外之音是怎么没有见过你爱人呀？舅舅连忙解释，这是我姐姐的孩子，言语间有点不大自然。
后来舅舅有女朋友了，是妈妈哈医大的同学。舅妈那时还是学生，带着校徽，很腼腆，不好意思和舅舅照相，因此把我也带上了。一段时间以后南京军事学院要搬迁到北京成为高等军事学院，我们也要搬家到北京。
这时，父亲又从东北奉调北京，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组建国家防疫总站（国家CDC的前身）。后来，鉴于朝鲜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来自于美国细菌战防疫压力减小，而且国家又开始进入经济建设发展时期。根据当时中央缩编调整政策，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家防疫总站建制，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卫生防疫站完成辖区内防疫工作，中央负责技术支持和开展相关课题研究。于是父亲留下了组建中央卫生研究院卫生研究所。组建卫生研究所的宗旨就是从防疫角度对对我国劳动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营养卫生等问题开始研究并着手培养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为地方防疫站提供技术支持。
姐姐从大连育才学校转到北京上学了，父亲、姐姐在北京安了家，这样我和外婆到北京和父亲、姐姐生活在一起了。我们家安在南城天桥附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老北京南城是穷人居住的地方。特别是天桥一带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老舍的一部“龙须沟”把天桥一带人土风情描写的淋漓尽致。日伪时期，日本人在先农坛“庆成宫”附近修建了一批平房用于医学研究，其中包括动物房、实验室、研究室和他们的研究人员的住房。解放以后，我国开始在此基础上建设我国的医学研究的科研机构，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就成为我们医学科研人员的住房，我小时候就住在这里。由于房子的外墙都是用红砖砌的，我们俗称“红房子”也就是现在南纬路29号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