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革命斗争已进入了寒冷的严冬。
尹夷僧是苏鲁豫区党委社会部长赵万庆的老表，尹夷僧的被杀，让赵万庆感到了困惑。赵万庆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为了更有利地使用他们的生杀大权，王须仁和王凤鸣决定秘密处决赵万庆。
在单县东南四十多里的郝平房村的一个场地里，赵万庆被五花大绑着，向一个拴牛的柱子处走去。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便高唱着《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王须仁命令：“不要用枪，节省子弹，用刀砍！”
一个战士向赵万庆的腿部刺了一刀，赵万庆疼得一蹦，大声呼喊：“毛主席万岁！”
又有人一刀砍在了赵万庆的膀子上，赵万庆浑身战抖着，仍然坚强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他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
王须仁气急败坏地喝令：“把他的嘴用布堵住！”
赵万庆被绑在了那根拴牛的柱子上。
赵万庆被刀斧手用大刀活活劈死，绑着的绳子也被砍断了，时年30岁。
有人偷偷地把赵万庆的尸体用绳子拴住，用牛拖回，尸体已不完整，亲人们无奈，只好草草入林埋了。
王凤鸣对王须仁说：“郝中士和李毅都靠不住。”
接着，他们又逮捕了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和湖边地委书记李毅。
为了更有利地使用他们的生杀大权，他们私自成立了一个“整理委员会”，以代行边区党委的职权，并继续将“肃托”扩展到县区基层干部和主力部队中去。“整理委员会”实际由王须仁和王凤鸣控制，白子明任挂名书记，王须仁当上了组织部长，另增李贞乾、梁兴初、陈筹等作为陪衬委员。
接着，王须仁和王凤鸣借白子明区党委书记的名义发出了一份开办“训练班”的通知。
这时，广大党员干部对暗害分子的阴谋已有所察觉，各县县委接到通知后，无不毛孔悚然，不寒而栗。怎么办？执行不执行呢？照办吧，肯定凶多吉少，危险极大；不执行吧，违反党的组织原则，那是不允许的。
参加“训练班”的三百多名干部一到，白子明等便命令地方各级党组织一律停止党的组织生活，与会人员停止党的关系。
各县集中到区党委的干部，加上区党委机关尚未被捕、被杀而又必须参加的干部共二百多人。把较高的干部编在一起叫做“教导队”，把职务低些的干部编在一起叫做“训练班”。另外还有一个妇女班，凡参加“受训”的人，党的关系一律停止，进行所谓“考察”、“个别吸收”。
白子明宣布“训练班”开学。他说：“我们开办训练班是为了彻底肃清托派的影响，你们谁是托匪，我都知道。我口袋里装着你们的名单，你们要坦白交代才有出路……”
“骗子！”
各县干部后悔上了白子明和王须仁的当。大家心里七上八下：谁又是托匪呢？
王须仁插话了，语气是那样的冷硬：“你们都是在我的照妖镜下照过的，哪个是托匪，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们都不要隐瞒组织，每个人都要老实地交待……”
“训练班”的气氛陡然变了：“肃托”并没有停止！广大的党员和干部迷惑了，人民群众对八路军开始由亲近变得疏远起来，有些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的人，因害怕自己受到牵连而不十分情愿地离开了革命队伍，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葬送在自己人手里啊！
“肃托”事件的发展使亲者痛、仇者快。日寇汉奸看到共产党内部自己人杀自己人，拍手称快，演戏以庆祝“肃托”是他们的胜利，并希望共产党把“肃托”继续搞下去。同时，日寇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安设了不少新据点。
国民党也在高兴之余，拼命地煽动地方反动势力组织“杆子会”，向苏支四大队进行攻击，残杀共产党的地方干部。
9月下旬，为了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王公玙以老同事的身份致信给黄体润、董玉珏、董雪山，要求他们全力去做李贞乾的“策反”工作，动员李贞乾退出共产党，回到国民党政府中来，遭到李贞乾的断然拒绝。
一时间，黑云滚滚来，烟尘纷乱飞……
一天早晨，丰南李寨据点的日军出动坦克3辆，汽车10辆，进犯丰县常备队一大队驻地食城。
一大队副大队长、共产党员李旭华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勇敢机智地指挥战斗，使敌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日军恼羞成怒，便施放毒气弹。
李旭华运用在浙江大学学习的化学知识，指挥战士用尿毛巾捂住鼻子防毒气，加上当天突然刮起的东南风，一时间尘土飞扬，敌人的毒气战遭到失败。
战斗到下午5时左右，丰县常备队第一、九、十三中队赶来，对日军形成了内外南北夹击攻势，迫使日军丢下30余名尸体，逃回李寨据点。
由于日军的不断骚扰，苏支四大队和“训练班”已无法在谷亭再呆下去，只得迁到丰、单、砀边活动。
趁此机会，王凤鸣便将各县来的部队并吞，编进了苏支四大队。天又黑了下来。
谷亭镇的眼泪还未干，王须仁今天要处决的是较早逮捕的几个顽固不化的“托匪”的骨干分子。”
史为功、常俊婷、魏定远、郭耕夫二十多个“托匪”，全被麻绳系着胳膊，连成一串。
按照王须仁的部署，“托匪”拉开距离，排成长长的列，每个“死囚”身后，站着一个刀斧手，大刀片闪着寒光。
二十多个“托匪”倒在沙滩上和荒草丛中，可口号声却在夜空中久久回荡着，动天地，泣鬼神，犹如一曲哀悼英灵的挽歌。
湖西“肃托事件”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向纵深发展。
王须仁、王凤鸣等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报告，而且还嫌当地“托派”的人数不够，“肃”起来不过瘾，于是向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发报，说在冀鲁豫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得志将该地区的“托派”抓起来，送到湖西地区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
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得知湖西“肃托”乱捕乱杀的情况后，打紧急电报给115师和山东分局，要求予以制止。
“谷亭惨案”时，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曾打来急电，严令王凤鸣等停止乱捕乱杀；山东分局也多次来电严禁捕杀。而王须仁、王凤鸣等却置之不理，并变本加厉。
王凤鸣、白子明接电报后，又将金嘉巨中心县委书记郭耕夫及聂超、聂振兴等革命干部杀害。
不久，杨得志率领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
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得志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向王凤鸣提出意见。
王凤鸣对此置若罔闻。
王须仁说：“必须挖出最大的托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