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定远被两个战士带上来。
此时，魏定远已完全被王须仁的淫威慑服了。
开始审讯魏定远，王文彬就紧拧着卧蚕浓眉，脸上象蒙着一层寒霜。在他看来，魏定远虽然交代了问题，但他的神色十分反常，这和平时他了解的魏定远判若两人，而且他的脸上、手上还残留着明显的伤痕，看他那神态，哪里象个风流倜傥、说话随意的知识分子？似乎有某种类无形的压力在遏制着他，迫使他不得不如此坦白。再说，王须仁今天的言行也有些不正常，仿佛他就是今天的法官，他对魏定远和郝晓光的不轻不重的话语都暗示着某种意思。难道王须仁对他们用了酷刑？搞了逼供？如果是那样，魏定远和郝晓光大的口供又有多少可信度？如果按他们说的就去搞“肃托”，后果将会怎么样？
“李毅同志，下一步怎么搞你再谈谈打算。”白子明觉得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应当慎重研究，尽快定下来。
李毅露出了窘态，因为他在病中，对这事既未亲自抓，也未具体管，究竟下步怎么办，他还未来得及考虑，更没和王须仁商量，那么应该怎么谈呢？按照一般的规律，既然肯定有“托匪”，就应当乘胜追击，一网打尽。想到这里，他挺挺干瘦的鸡胸，似乎胸有成竹地说：“下步我们准备集中人力，集中时间，对托派打场全面的围歼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大家觉得怎么样？”白子明征询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掠过。他看到王文彬一直低着头，面色不对，他斜视着王文彬，要点他的戏。
刚才白子明让王文彬发言，王文彬正处于深沉地思考中，没有开口。眼下白子明再次征求大家的意见，他不能再沉默了。
王文彬慢慢抬起头，舒展一下宽厚的胸脯，接着白子明的话茬，缓慢而沉重地说：“我谈下看法。目前大敌当前，秋收就要开始，盘据在县城的鬼子正蠢蠢欲动，不是抢粮就是扫荡，妄想一举摧垮抗日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主要的精力必须拿到反扫荡方面去，保住粮食，保住地盘。肃托当然要搞，但必须慎重，要在真凭实据上作文章，要重事实，重调查研究，决不允许搞逼供信。如果听风是雨，大轰大嗡，就会伤害了自己的同志，给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王凤鸣审视着王文彬那张线条分明的黑黝黝的脸，认为他又犯了右倾的老毛病。去年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时，他就唱过低调，强调客观，说什么好比割韭菜一茬一茬地来，不能连根拔。今天对待“肃托”问题，他又前怕狼后怕虎的，分明是老调重弹。想到这里，王凤鸣挺胸昂首，有意强调说：“上级明确指示，托派是国际间谍、日寇特务。如果我们不清理内部，不除隐患，反扫荡必定有后顾之忧。因此，必须集中一段时间，对‘托匪’打个歼灭战。再说运动嘛，是暴风骤雨，不是绣花描云，瞻前顾后，怎么能搞彻底？有人担心搞错了怎么办，错了再纠正嘛！只要把野草锄干净，伤个把苗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王文彬耸耸双肩，打算争辩。
白子明用目光制止了他。这位区党委书记看问题，还是比较能居高临下，他觉得这两种观点并没有根本矛盾，各持一端就会出现片面性。抗战是当前的总方针，“肃托”也是上级部署，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而不是对立的。问题非常明确，无需争论。
白子明看看王文彬，那是一张倔强固执的脸；再望望王凤鸣，那是一副刚愎自用的神态。他必须站出来亮明自己观点了。
“反扫荡和肃托两者的关系怎么摆？我觉得首先应当对边区的形势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湖西这块根据地为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位置十分重要。所以敌人总是虎视眈眈，无时无刻不想摧垮它。我们虽在这里站住了脚跟，建立了区党委，设立了办事处，活动范围扩大到二十二个县，但我们实际上没有政扛，仅试建了一个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主要县城还都被鬼子控制着，对我们造成极大威胁。再说，当地的国民党各级政府尚且存在，并有一定的实力，我们虽和他们讲联合，但不无斗争。最近一个时期，就不断地发生磨擦嘛。面对这种复杂的斗争局面，要求我们内部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可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湖边地委既已发现托匪，就应当采取果断措施，不能有丝毫麻痹。就某种意义上讲，内部敌人比外部敌人更为危险。尽管我们知道两个拳头打人比一个拳头有力，也必须暂时抽回一个拳头，先把身边的敌人消灭掉——这应当是我们统一的思想。”
白子明说到最后，激动地站起来，扬起右手，在额前轻轻一挥，五个指头捏成喇叭形，加重了他的语势：“至于具体搞法，我看就由湖边地委自己决定吧。”白子明作为区党委书记，他的话一贯很有说服力。
王凤鸣赞成。
王文彬也提不出相反意见。
其余的人只是点头。
只有李毅在一阵咳嗽。
李毅、张如等也都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王文彬抖抖浓眉，耸耸双肩。
最后，白子明指示李毅要“慎重”处理，至于如何“慎重‘并没有具体讲，就同王文彬等几位部长回单东南区党委去了。
湖边地委按照苏鲁豫区党委的指示，将“肃托”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王须仁根据逼供材料，地委妇女部长常俊婷、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等人都有重大嫌疑，必须隔离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