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14日，为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苏鲁豫特委扩建为苏鲁豫区党委，又名山东分局第五区党委，因地处南四湖以西，亦称湖西区党委。区党委主要领导成员：书记白子明，秘书长兼社会部长赵万庆，组织部长郝中士，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青年部长孙衷文，军事部长张如，政府工作部部长陈筹，委员有郭影秋、李毅。区党委下辖：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辖曹（东南）县（县委书记曹志真）、曹（县）东（明）（县委书记程力夫）、考城（工委书记马瑞华），定（陶）菏（泽）特支，湖边地委（书记李毅）辖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邹西县委（书记丁平）；滕西县委（书记生碧泉）。
是日，沛县中心县委建立（同时撤销丰沛鱼中心县委），书记鹿渠清，下辖沛县（书记鹿渠清兼）、沛滕边（县委书记主传珍）、萧北（又称萧铜，工委书记路继先）、铜北（县委书记王家襄）。萧县中心县委，又称萧宿永中心县委（书记李砥平）下辖宿西县（县委书记李时庄）、永城（县委书记寿松涛）、砀南（特支书记杨元章）。另外还有三个直属县：丰县（书记孙兆立）、单县（书记张子敬，后陈玉璋）、砀山（县委书记王振扬）。全区共辖2个地委、3个中心县委、9个直属县，共22个县单位．在方圆近四百公里的广袤的土地上，除县城和铁路沿线附近为敌占领外，均为抗日武装纵横弛骋的根据地，这是湖西抗日根据地发展兴盛的时期。
辖鱼台、邹西、滕西地区的湖边地委，根据苏鲁豫区党委的指示，为了适应抗日斗争形势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在鱼台县谷亭镇西北大田家村创办湖边干部学校，参加学习的都是各地来的知识青年。湖边干部学校负责人名义上是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实际上，干校的日常工作由非党员教员魏定远负责。
1939年6、7月间，湖西干校学员面临毕业分配问题，展开了“要不要服从组织分配，到自己不愿去的地方或单位工作”的讨论。当时校内自由主义倾向较为严重，丰县、沛县、砀山等县来的一些学员都要求回家乡工作，不愿统一分配。有一些学员、特别是安徽沛县来的知识青年不愿留在湖边工作，想回家乡去，便提出“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的要求，并组织了“同乡会”，负责日常工作的非党教师魏定远，正巧在沛县工作过，也觉得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
1939年8月，临近分配之际。部分学员不愿留在湖边工作，特别是一些沛县的学员提出要回沛县去，又发现学员中有“同乡会”组织。
湖边地委发现这些情况后很惊慌，怀疑是敌人的破坏活动造成的，恰此地委书记李毅正患恶性疟疾，不能主持地委的日常工作，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了被认为过去做过锄奸工作、审案子有经验的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调查处理。
调查中发现，带头不服从分配的是沛县学员，不愿意留湖边工作，要回沛县去。魏定远对学员的议论持支持态度，加上他曾在沛县工作过，与某些沛县学员较熟。魏定远是河南南阳人，早年随叔父到杞县大同中学读书，思想比较进步，他与穆青等同学一起搞学生爱国运动，在国文教师姚雪垠的指导下创办了进步刊物《群鸥》。“七？七事变”后，他与穆青一同奔赴延安参加了“民先”组织。不久，由“民先”负责人夏秋水介绍来山东工作。他带领其他七人到了菏泽附近，因徐州失陷，经李毅等动员，便到了单县加入了王须仁所在的第二游击司令部。1939年春，他被调到湖边地委干校当教员，时年22岁，因负责干校领导工作，平时人们都叫他“魏校长”。
干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政教育较差。来干校学习的学员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抗日热情很高，有为国捐躯的志愿，但又缺乏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必要的组织纪律性，思想浮动大，在学员中自发组织了文艺团体，写文章，写诗歌，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经常向区党委的报纸《团结日报》投稿。
王须仁经过一番“调查”后，便王须仁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将学员中一般的思想问题与托派联系起来，向地委汇报说：“干校里的确有托派活动，散布谣言，暗中煽动学生不服从分配，这都是魏定远在背后操纵的，他的问题最大。”
王须仁又耸人听闻地宣称：学员“闹事”是因为有“托派”活动，魏定远居心叵测，他就是这次学员“闹事”的鼓动者。
湖边地委书记李毅等人亲临干校，以开会为名，派警卫员把魏定远叫到会场，当即逮捕，然后押回地委严刑逼供，并将审讯大权交给了王须仁。
王须仁接过审讯魏定远的大权之后，便乘康生的小册子《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在边区党内干部中造成不良影响之际，便搅浑水摸鱼，对魏定远开始了审讯。在王须仁的连续严刑拷打下，魏定远便以想当然的办法，按照共产党组织的系统，编造出了一套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的“托匪组织”。
李毅见到魏定远的“口供”，大吃一惊，这还了得！这种情况非同小可，必须紧急汇报给上级领导，连忙同王须仁一起带着王对魏勒逼来的材料，准备向即将来谷亭镇开会的军政首长报告湖边地委发现“托匪”的情况。
9月3日，边区军政委员会在湖边地委驻地谷亭镇阎家酒坊大厅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组织部长郝中士、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苏鲁豫支队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梁兴祚（即梁兴初）、苏鲁豫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和来湖边地委帮助建立政权工作的区党委政府工作部部长陈筹等。
阎家酒坊大厅当门并排摆着两张八仙桌，坐在桌前的是湖边委书记李毅。李毅合上日记本，摘下深度近视镜，揉揉凸起的眼球，观察着每个人的反映。他对前段肃托简明扼要而毫不夸饰的汇报已引会同志的强烈反响。他觉得有必要再补充些生动细节，把气氛推向高潮。但遗憾的是至今仍在养病，对运动没有亲自去抓，更为惊心动魄的内容，只能让组织部长王须仁出面补充了。一阵剧烈地咳嗽过后，李毅掏出手绢擦了擦额上渗出的汗珠，对身边的白子明说：“具体情况是不是叫须仁同志来谈谈？”
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坐在会议桌的正席上，一手托着阴沉的脸，一手梳理着头发，听了李毅的询问，他扭头看了看王凤鸣：“王政委以为如何？”
王凤鸣是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今天是偕同大队长梁兴初从湖东郭里集专程赶来参加会议的。他的真实心理一般人摸不透，平时，冷漠的脸上很少能见到一丝笑容。他整个身子斜靠在椅背上，正凝视着门旁的一棵硕果累累的石榴树。听到白子明问他，立刻调整了一下坐姿，把目光移向李毅：“我觉得可以嘛。”
警卫员去不多时，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就迈着谨慎的脚步走进大厅，并彬彬有礼地找个适当的位子坐了下来。
“王须仁同志，你再把前段‘肃托’的情况详细谈谈吧。”白子明非常严肃地说。
“好。”王须仁掏出一个蓝色日记本，用两个指头一页一页地翻腾了一阵，然后又慢慢合上。于是，王须仁向众首长简要说明了发现“托匪”情况之后，便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托匪”如何伪装，如何狡猾。他说：“托匪伪装得十分巧妙，隐藏得是很深的。据托匪魏定远说，托派不但边区特委有，铜山、砀山、丰、沛、金乡、鱼台、单县等处都有托派组织，托派的活动范围大得很哪！”
王凤鸣急忙对大家道：“没想到地方上竟会这样复杂，得搞它一下子，不搞也太危险了！”
王须仁接着说：“对，早该搞了。你们不知道那托匪是多么地顽固……”
王须仁偷眼看看坐在正席的首长的反应，又态度谦恭地说：“大致的情况李毅同志都谈了，我再说也是重复。肃托，毕竟是个新问题，为慎重起见，我想是不是把魏定远叫来，请首长们审问审问。”
王凤鸣抖抖乌黑的长眉，眨眨朦胧含蓄的眼睛，慢条斯理地说：“我们亲自听一听，多了解些第一手的材料，这很有必要嘛！”
王文彬知道王须仁善于在领导面前善于表现自己。
王须仁开始绘声绘色地汇报。
王文彬打断了王须仁的话：“好啦，你不要再描绘了。既然说魏定远承认他是托匪，建议马上对魏定远进行集体审讯。”
大家既然都同意这样办，白子明立即命令把魏定远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