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看起来并不在乎。“赛拉诺餐馆是个大场合，人们从半夜一直闹到清晨三点钟，”编剧丹尼斯·柯拉克说。“彼得总是在那儿。我们玩得真痛快。可是拍片业务却从我们身边溜走了，而我们竟然一点也没觉察到。”
彼得的朋友们感到他确实希望败，真好像他不幸的青春使他陷于无尽的不幸之中。“对于彼得而言，只是有错误后才对头，”小罗伯特·沃尔柯说。“只有出点什么事儿他才高兴。他总是别着劲儿。”
完蛋了的那些事中有一件就是他的婚姻。苏珊始终是他可以依赖的人。她自己的家在南加利福尼亚，家中没有一个人沾影业的边儿。好怪毒品和飞车不感兴趣。她有点像彼得的继母舍丽——一种头脑清醒的声音，发挥着平凡影响。
苏珊有摄影等爱好，极力对丈夫的寻花问柳不闻不问。彼得邀请他委托的一位作家住到家中，帮助他写完剧本。那是一部写兄妹乱伦的剧，彼得希望由他和简主演。那部电影一直没得到通过，却生出了一些枝节。彼得老是不在家，使得苏珊感到很孤独，她便开始与那作家来往。对于她的朋友，感到惊奇的不是因为她做出了这样的事儿，而是因为那事儿持续之久。正像与彼得和苏珊都很熟的一个人所说：“想想吧，假如你十八岁上结了婚，到了三十岁上觉醒了过来，发现你与一个演员的关系仅仅是总不在家并且还陪着别的女人。最终你要么去找个人以承认自己，要么就自杀。”
鲍比·沃柯的妻子艾利与丈夫离了婚，和孩子们在加利福尼亚的川卡斯·坎阳的一个帐篷里过着嬉皮士的生活。苏珊去她那儿串门，告诉了她自己生活中的那个新男人。苏珊边聊着边提防着响尾蛇，说彼得感到很妒忌，觉得她背叛了他，并且提出来离婚。停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说：“我真地会离婚吗？”艾利·沃柯深表同情，但又觉得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选择的这些人从小长大都没受到过教育去爱什么人。他们是失落的一代，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或者爱别人。”
彼得结束婚姻这时，简则在把自己的婚姻搞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婚礼后不久，简与汤姆在劳雷尔·坎阳租来的房子的后院散步。她问他那院子漂亮吗？“当然，”他答道，看着那小小的游泳池，“可是不应该这样。”一名越南学生访问过他们，评论到他们国家的住房为比照，这房子太宽敞了，事后简自疚地同意搬到圣毛尼卡的一幢二层乡间木屋，与工人阶级为邻。
房子的外表已经被盐份腐蚀，从厨房可以看到外面的沙丘和天井里破旧不堪的饭桌。他们以“现代运动”的品味装修了室内，配以蜡染印花墙饰，卧室地板上铺上了垫子。刚搬来不久的一次失盗，小偷偷走了他们的立体音响，因《柯鲁特》影片而得到的奥斯卡金像奖却幸免于难，现在用作了书立子。亨利把那房间叫作“小木屋”，不过一个朋友说：“简喜欢那房子。这就是现实生活。”
那里还是个司令部。他们婚后四天，在一个和平协定在巴黎签订了几周后，首批战俘开始回国。对他们所得到的同情，简极为愤怒，立刻攻击他们是“骗子，伪君子和抵押品”。他们声称遭到了北越的虐待，她气得不行，说：“遭虐待的人是不能像他们那样轻松地走下飞机向国旗致敬的，也不能去亲吻他们的妻子的。他们是一伙骗子。我还敢说，这些人并不是英雄。”
但是，在七个遗返的战俘中有两个在简一年前访越官员安排与简谈话。其中一个是大卫·霍夫曼海军少校。他说他之所以与她见面只是因为他遭到了虐待，“我断了只胳膊，正打着石膏。我这支断臂被绳子吊起来，脚下的桌子被踢掉。”简反驳不了他，便想笨拙地结束对话：“人无完人，即使是越南人也不例外。”
正在这激荡之中，一个婴儿来到了人间。简和汤姆预算能在七月四日出生，却推后了三天。那是个男孩。给孩子取了个象征他们的信仰与承诺的名字：“追”，为了纪念那位越共的烈士际文追，他在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66年访问越南期间企图暗杀他。
简提前三年开始去发现美国。她把沃奈特留在家里。尽管这次她和汤姆是去与尼克松的把战争越南化的努力进行斗争的，他们还把追带上了征程。（简声称，她的童年就就是在一个改制的衣橱抽屉里度过的）。汤姆把南越描述成“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国家”，汤姆说，南越政府不会同意和平协定中号召民主自由与自由选举那一部分；这就要求人们通过竭尽全力的反战运动来结束美国的援助。
不是每个人都把北越看作一幅美丽的图画的。彼得也在巴黎会见了他们的代表，可能想到他们也会把他像他姐姐一样地算作他们的一分子，河内来的人行动起来了。不过彼得却不一样，是个更难琢磨的方达家的人。
“这事儿我全知道了，并且我也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他告诉他们。“我认为你们是对的。不过先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印度支那半岛周围的油里有你们的什么利益吗？’”
“我们在油里没有什么利益，”一名越南外交官说。
“你是个十足的骗子，”彼得说，站起身离开了会场。
简并没有这样的举止。从1973年末到1874年初，她和海丹消除了所有河内之行的障碍。换种情形，他们的印度支那和平运动可能会造成不大不少的冲击。可是尼克松深深地陷入了丑闻之中，海丹发现了一个“水门机会”——此时国会已有足够的信心重新行使其外交政策上的特权，反对一个受了伤总统政权。他和简前往华盛顿，用几周时间游说议员，说服他们终止对南越政府的援助。
1974年4月遇人节那天，他们二人来到了河内，随行的有拍电影的摄影师赫斯卡尔·沃柯斯勒，要拍的影片的名字叫作《敌人介绍》。他们在河内把9个月大的孩子留给一位越南妇女照顾，带着一个摄制组下到某省的解放区扑捉美国这么多年来反对的默默无闻的农民的情况。
两周中拍摄的彩色胶片美好而纯洁。那记录片的主人公北越的男女也是如此。汤姆和简希望这些北越人形象能够说服那些一直认为这种人在夺取南越后能够进行大屠杀的国内乡亲们改变看法。
回国途中，简和汤姆在巴黎瓦迪姆的家作了逗留，去接沃奈萨，还和一起去见他的新婚妻子凯瑟琳·斯奇内德。瓦迪姆搞了个聚会，客人有罗杰斯·迪伯莱，以前的盖瓦里斯特，后来在密特朗政府供职，还有瓦拉利·吉斯卡特·德斯坦本人。吉斯卡特看着汤姆坐在瓦迪姆和斯奇内德刚买的昂贵的新地毯上，啃着一个油腻的鸡腿。汤姆和简入睡后，那位法国总统说：“这两位美国政治家彻底地休息了。”
然后，声音中带着关切，他问瓦迪姆：“你认为他有一天会成为美国总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