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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麟嫁到黄家后，包括黄勖哉在内的黄家人对她都很好。辉麟自然也知情达理，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一家人和和睦睦，小夫妻日子也过得甜甜蜜蜜。平日里，黄勖哉打理他的照相馆，她有时也过去打灯光、拿物品；阿公有事要外出，她也会帮助照应一下油漆店。因娘家离得不远，辉麟也会抽空或闲时去帮阿妈做做家务，和姐姐弟弟们说说家常话。
家庭生活是一团和气，但社会的动荡不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内军阀混战，给包括松江在内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民众家庭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百岁坊黄家照相馆和油漆店的经营也不例外。战火烈烈、兵荒马乱、四处抓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形势、之惨状，“小女子“姜辉麟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辉麟清楚地记得5月26日这天，那还是婚前，是她第一次从心底涌现家国情怀的日子。那天下午三点多钟，辉麟正在府前大街上买日用品。忽然，有报童在大街上大声叫喊：
“卖报，卖报，最新新闻快报！袁大总统与日本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快看！快看，《申报》刊登中华民国最大新闻，袁大总统与日本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
一时间，松江府前大街上、店铺里，大家争先恐后地买报、读报。
《中日民四条约》是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之后，由袁世凯政府签订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等条约。这项条约签订的背景是1914年七八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德、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相继卷入战争，美国并未立即参战，但注意力已转向欧洲战局。日本认为这是独占中国的大好时机，首先以参战为名出兵中国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接着又于1915年1月18日直接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出企图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扩大之；第二号要求扩大在南满、东蒙的各种权利；第三号企图控制汉冶萍公司；第四号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给或让与他国；第五号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等。日本公使日置益要求袁世凯接受这些条件，并绝对保密。袁世凯决定与日本谈判，以最小代价了结此案。从1915年2月2日开始，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等与日置益、日本公使馆参赞小幡酉吉等人开始秘密谈判。在谈判中，中方代表对日本的要求有所抵制。日方则是不断使用外交讹诈、武力恫吓等相威逼。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了“最后修正案“，做了些小让步。
然而，国内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广大人民群情激愤。5月1日袁世凯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之后，日本政府删削了第五号要求，并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9日午后6时前答复。袁世凯最后妥协，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件，并于25日与日本正式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
这条约的大概内容是：一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二是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三是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四是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等等。
“这明明就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怎么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签了……“
“强盗逻辑，中国人怎么这样好欺负？袁世凯一定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才签订这样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真是十足的强盗，这是中华民国的耻辱，这还让不让我们中国人活了！“
……
辉麟年轻且不懂政治，但当她看了报纸，看到大街上许多人都在大声怒骂日本的强盗行径和软弱的北洋政府时，她身上中国人应有的民族血性和爱国情怀，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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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但婚后的姜辉麟此时还是一个迷茫于世的局外人，也只能存几多听天由命之长吁短叹。“我们是平民百姓，过平民生活，可家是一个永远的港湾吗？“夜深人静时，辉麟时常在心里叩问着一些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
《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之后，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准备成立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拟于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
孙中山等革命先驱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当即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随即，贵州、广西相继响应。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恢复中华民国，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拉拢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已忧愤成疾，患上尿毒症，6月6日不治而亡，时年五十七岁。
袁世凯死后，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但实际权力则为国务总理、皖系军阀段祺瑞所掌握。黎元洪不甘于受摆布，从而形成“府院之争“，引发张勋复辟，但不久便被段祺瑞镇压。段祺瑞利用张勋之事逼迫黎元洪辞职，由冯国璋进京代行大总统之职，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其实，段祺瑞还是大权在握，独断专行。随后经过国会补选，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为副总统。
如此动荡不安的国之乱象，姜辉麟虽耳濡目染，但这些“国之大事“岂是平民百姓中一弱女子能弄得懂、管得了的呢？春日花开，夏日蝉鸣，秋日落叶，冬日结冰，百姓人家的日子还要一天天地往前过。
时光流进1919年阳春三月春花烂漫时，姜辉麟已经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了。此时，她的小儿子已一岁多，能学着走路，她也在姐姐兆麟的推荐下，来到了景贤女校东门分校任教。辉麟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属于自己的空间，对此，丈夫勖哉也很是支持，两个孩子由阿奶和一女佣照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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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是中国历史特别记载的一个日子。5月5日下午，辉麟所在的景贤女校东门分校传来了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风雷声。下午放学后，包括兆麟、辉麟姐妹俩在内的教职员工一起围着《每日评论》头版头条刊登的“五四风雷“重大新闻议论着。
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已引发成各界群众、工商人士等广泛参与的以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等多形式开展的爱国运动……
事件起因是：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一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除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方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回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耻行径，并且要求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和会的中方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约。但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的抗议呼声，依然在4月30日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各界民众的强烈不满，继而爆发“五四运动“。
5月4日当天，北京大学等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喊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坚决抵制日货！“
“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是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赶到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对逮捕学生提出抗议，北洋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
“北京学生做得好，我们上海、松江的学校也要响应，也要上街游行！“在场的姜兆麟、姜辉麟等教职工们个个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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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两个孩子都睡下以后，辉麟拉着勖哉到书房一起讨论五四运动，她激动万分地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报纸上刊登的5月4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鸣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日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
一发，幸共图之！
也就是这一天晚上，辉麟忽然觉得，自己虽只是一名普通百姓、一个弱女子，但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与生死存亡，也不能置身事外；她感到，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天安门大会宣言》的深刻洗礼！
“勖哉，我今天才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正含义。原来，普通的学校学生、老师、工人都可以融入革命洪流中去，都可以参与到拯救国家命运之行列中去。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万众齐心的力量一定强大无比……“
“五四风雷“继续向全国各地轰然滚动，姜辉麟不知不觉开始格外关注时事，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新闻。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上海、天津、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以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6月4日，学生再遭逮捕800余人，此间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5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和日华纱厂、上海纱厂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万多人。工人以大罢工形式响应学生的罢课和游行。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相继罢工，罢工工人总数前后有六七万人。
上海工人大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京奉铁路及九江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五四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其间，松江的所有学校都加入了罢课和游行示威的行列，景贤女校的全体教职员工也和松江各初、高级中学的队伍一起走上街头，姜辉麟和姐姐姜兆麟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与大家一起高举标语旗帜呼喊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同胞们团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