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的号召力存在于她全部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与活力。她智力上是好奇的，贪婪地阅读着书籍与文章。不过她仍然愿意接近消息灵通的人。此时对她影响颇大的人是弗朗辛·帕克。她的女权主义的指导老师。女权主义观点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十分严重。（“那是突然间发生的事，”帕克提到简的演变时说，“就一句话的事儿。”）她以前所有的烦恼现在都可以解释成是受迫害，无论是她那不朽的父亲还是“染着头发、戴着假乳罩住在罗杰·瓦迪姆的世界里，都是如此。”以前，她对女权主义持同情态度，不过认为那是别的女人的事儿。现在，她把它看作一种与她自己有关的事儿了。
她对女权主义的发现，对FTA里的人产生了消极结果。唐纳德·萨瑟兰德渴望与她的所作所为保持关系，却又保持一种别的剧团成员形容为“比女权主义还要女权主义的态度。”不过，那些尚未放下“大男子主义”的人很快发现自己处于包围之中。正如彼得·鲍伊尔所说：“简身边开始围满了女权主义革命者。她使别人明白，她认为我们大家是些自由主义者和性解放分子”——这些词是当时左翼中某些人用来形容另一个人所使用的很坏的字眼。
到了那年夏天，简准备拍另一部片子，《斯蒂尔亚德·布鲁斯》，将在贝艾越拍摄，有很多FTA成员参加。她不太情愿再演妓女，尤其是在她对妇女有了新的看法以后，不过她觉得欠萨瑟兰德一个人情，他是该片执行制片。简想为《柯鲁特》剧本改得使他的角色暗然失色这一点作些补偿。
几乎一开场，影片就陷入了争吵写恶劣的情绪之中。简不高兴并不只是因为她又演了一个妓女，还因为那片子要拍成一部“对社会会有意义的喜剧”（那情味在她看来就是“偷东西不是小偷，富有才是小偷”），她对那片子不是十分感兴趣。结果，她便采取了一种郁郁寡欢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简总是离开现场，读一些革命性报纸，”同片演员彼得·鲍伊尔回忆道。“她认为我们都是男性沙文主义者，因为她开玩笑时我们不笑。有一次我们都在圣罗沙，并且所有那些委员会的人也在那里。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并且越来越高。他们出些小噱头，猜硬币，比赛看谁有趣，玩得都很开心。接着，突然间简站了起来，扯着嗓子喊道？‘这儿就没有人长着耳朵吗？’这使大家的活动一下子停了下来。”
苦于没有乐趣，几乎和她那粗脚脖子在她的生活中造成了同样的问题，引发了简新添的女权主义者的暴燥脾气。几周后，在她为《纽约时报》写的一篇短文中写道：“有趣的是，和女人在一起，我觉得满有情趣。和那些不粗暴的男人在一起，我也满有情趣，不过那却好像有人把脚踩到你的脖子上，并且在流沙中掏着你的脸——你要是不笑，你就没有幽默感。”
现场上的气氛越来越沉闷。导演那部片子的阿兰·麦耶森对方达的执拗的烦躁情绪，对她看起来“总是时间不够用”，并且还对她的天真感到吃惊。“她投入了女权主义和反特权主义，”他说，“可是根本不知道她自身生活中的矛盾。我能记起来的最好的说明是有一天早晨她来到了现场，有个势利小人走上前说：‘早上好，方达小姐。’简看着她，说道：‘请你叫我简好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明星了，大家都平等。’接着，几乎半句话都没耽搁，她转过身喊道：‘我的理发师哪儿去了？’”
“现场上有那么多派别，会议以及提高觉悟的讲座，还有人们看法不对的指责，”彼得·鲍伊尔回忆道。“我永远也不要遇到这种事，我恨它们。”
在有些“斗争讲座”中，简这样叫，男人们被迫流了泪。在此斗争期间，简明白无误地告诉萨瑟兰德，他们的罗曼史结束了。她迈向一生中更加激进的一个台阶，不觉得他有义务跟随她。在麦耶森看来，他们关系的结束“使唐纳德的心碎了。”
女权主义除了使简更富有能量外，还使她一回想起过去就感到愤怒。有关她母亲的话题避而不谈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打开了，并且她谈到弗朗西丝·方达就好像在谈论某个被“抑制的怒火”杀害了的人似的。不过在公开场合，她把母亲当作一个女权主义心理剧的一个备用演员；而在私下里，她还像以往那样，永远也不原谅她。一位较接近她的助手回忆道：“不管你什么时候提到她的妈妈，简都会给你看这种脸色，并且说：‘我的母亲有疑病症。我不愿意生病。我不喜欢总是怨天怨地的人。我不喜欢我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