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九六九冬去世的，具体是哪天我也不知道。由于当时我正在盘锦参加所谓斗批改，故单位――即后方连队在接到我们家打给我的“爹爹病危，速归”的电报后，因为我是“专政对象”，不准离队，所以就把电报扣下，压根就没告诉我。我是一九七0年春插队到昭盟的，即爹爹故去的第二年春，从弟弟写给我的信中才知道的。我弟弟在信中给我描述了爹爹临终时的悽惨情景。他说：爹爹在弥留之际，总是喃喃地念叨着：“非儿怎么还没回来？也该回来了！……这是怎么啦，我四个儿子有三个被打倒了！他们也不是坏人啊！……这到底是怎么了？”他老人家眼睛睁着，泪水停留在脸面上。他去了！他带着无限的牵挂去了！他是不放心的走了啊！我的哥哥、两个弟弟、侄男侄女们一帮亲人，守围在老人身旁，却找不到一句告慰老人的话，因为在当时，谁能知道他牵挂的人将来会怎样啊！所以只能用哭声来表示和悼念了。
我家是在辽南靠近国道边的一个农村。我爷爷是个地道的农民，我爹则不是，要按划成份算，他应该是属于店员。从我记事起，爹爹就不在家。听妈妈说是在边外――西安，即今辽源市一个姓魏的亲戚家开的商铺中当伙计，据说这个亲戚很有钱，田产无数，商号众多，半拉城市都是他的，人称“魏半城”，说是爷爷的堂妹夫，我们叫姑爷。大概是想靠着富亲戚沾点光吧，实则远不是想的那回事。一则在我爹去的年月，爷爷的堂妹就已经去世了，老爷子又娶了二房，我们这亲戚也就不算啥了。二则我们这个穷亲戚，人家根本就没看上眼，所以爹爹在那干了好几年，说是“学买卖”，也没挣着几个钱，只是看到给我妈妈买回几块毛布、绸布等布料啥的。
小日本投降，东北光复后，爹爹就回来了，在县城商铺里给人管帐，忠厚，老实，管别人的钱比管自己家的钱还叫真，所以商铺对爹爹特别信任，都说：“钱叫吴先生管着，比放在自己手里还放心。”这家商铺黄了，又被另一家商铺请去。长期管帐，爹爹练就了一手不错的“买卖字”，还学会了算卦和“批八字”。我记得当时我们家连爷爷在内11口人，爹爹每个人都给批上份“八字”，订成一个小本本，信不信他不管。商家公私合营后，爹爹回家了，此时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庄稼活虽然也干点，但体力已是不行了。爹爹性格温和，我长这么大，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边，我就没看过爹爹发脾气，对人总是笑呵呵，咋好咋好。人们又知道爹爹能写会算，又会算卦、“批八字”，因此爹爹在村子里是个忙人。买卖田产，租赁土地房屋，都是爹爹去给写文书；红白喜事，也都要请爹爹去当“帐房”，写礼单，收礼钱；春节写对联，给亲戚、乡亲“批八字”，算卦，他是有求必应，应了就尽心尽力。他给人算卦、批八字，不取一分钱，不强求你信。我记得有时天旱了，村里人就要爹爹给算一卦，看看哪天能下雨，卦上说初一有雨，结果初一没下；再算一卦，又说十五有雨，可十五又没下；反正日子有都是，往下算呗，看来爹爹并不在乎准不准，也就是给人们一个希望，或者替人们解个心疑罢了。
爹爹对别人的事，是有求必应，可是对自家的事，却从来是不愿张口，不肯求人。有一件事我记忆很深刻，当时也对爹爹很不满意。那是一九四七年春，我以全县名列第三的成绩考上了县城中学。可是由于家距学校远，走读够不上，需要住宿。宿费加上饭费，每月需要一笔钱。这对一个没有多少收入的农村家庭来说确有困难。我到爹爹当“帐房先生”的商铺去找他，他为难地摇了摇头，说：“咱们念不起，你回家种地吧。”我知道爹爹确有难处，可我又不愿意放弃上中学的机会。我哭着离开了店铺，可我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离城8里路的大姑家。大姑很支持我，她说：“你这么小，书又念的挺好，不念了多可惜啊！”接着她给我出主意：“你还是找你爹去，让他和商铺的掌柜的们说，孩子上学交不起宿费，想采取‘打来份’办法（即按月向商铺交粮），在商铺吃住，让孩子就近上学。”听了大姑的话，我心里亮堂了，感到上学有希望了，第二天就又返回了县城。
我要住的这个商铺，是一个合伙买卖，经营梨窖和杂货。有七个股东，有六个人还同时是掌柜的（即经理），我娘舅曾因为精明能干，被推为大掌柜的。我们家因为没有钱，没有出资，因此我爹还是给人家管帐的。我把大姑给我出的主意和爹说了。可他总是说：“这么多掌柜的，不好开口。”又怕人家不同意，使面子过不去。劝我回家，不肯出头求人。
我急的没办法，就哭着去找我舅舅，把情况和舅舅说了。是我舅舅和各位掌柜的说好了，同意我在柜上吃住上学。他当着众位掌柜的面冲我说：“各位叔叔同意你在柜上吃住，你要按月背粮拿米。人要勤快，星期假日，一早一晚，要抽空多帮柜上干活。”我乐不得地答应了。就这样我报到上了中学。
我没有忘记舅舅的嘱咐，晚上放学我和柜上一个年轻柜伙去梨窖取货。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把取出的货推到市场上占位置，待天亮卖货的掌柜的来了，我再回去，洗漱，吃饭，上学，几乎天天是这样。由于年轻柜伙没有多少文化，算不好帐，送货、讨帐，也常常是要我利用晚上去。货多时和小柜伙一块去，讨帐和货少时就我一个人去。星期、假日、暑假、寒假，我都不休息，不回家，扎上小围裙，站在柜台卖货。到年底了，舅舅当着众位掌柜的面说：“小非呀，你在柜上吃住快一年了，你该回家去取米了。”还没等我说话，各位掌柜的都发话了：“这孩子这一年可没少给柜上干活，我们核计要给他拔点劳金钱哪！”最后还是按舅舅的提议办：不给劳金钱，也不用拿米了。我就这样就就巴巴地读了近两年的中学。由于时局变动，使我中止了这样的学习生活。
爹爹大半生都是在商人堆里度过的，可他却没有一点商人习气，在众人眼里他仍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农民。他不善言谈，不懂交际，不善于表达感情，待人处事是实打实，不会表面的、虚的那一套。对他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表面上对我们似乎不那么关怀，不像别的老人那样对儿女那么热乎。实际他是把爱藏在心里，对我们还是非常关爱的。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我伤腿这件事。
那是在我念中学的时候，在一次下课和同学们踢球玩时，一个穿皮鞋的同学在踢球的时候，踢在了我左腿的迎面骨上，踢破了皮，血润了一大块。当时只是觉得有些疼，也没在意，照样地上学，和帮助柜上干活，过了三天觉得疼的历害了，破皮的地方溃脓了，流出了一些脓水。那阵不像现在，知道消消炎，上点药，既没这个常识，更没这个条件，只是随便找点所谓干净的纸擦一擦。每天就是这样对付着，一瘸一拐地坚持着上学，干活。三天，五天，一个礼拜过去了，腿疼的更历害了。迎面骨这地方，除了骨头就是皮，没有多少肉。溃脓是在皮里边贴着骨头往下烂，成了一个脓兜，脓水流不出来，窝在里边继续往下溃烂。爹爹看到我一瘸一拐，呲牙裂嘴样子，就问我：“怎么了？”我说被同学踢破化脓了。我把伤腿给他看，外表上还是本皮本色，摸摸化脓的地方软软呼呼的。他皱着眉头说：“这溃烂下去这么深了，可不能再挺着了。”就这样他领着我去中医诊所，老大夫先用棉条塞进去，一次，两次，每次都是这样处理，可溃烂并没有止住，脓兜还在向下廷伸着。一连个把月，爹爹领着我找了多少个老中医大夫，都是这么处理，只是药布条稍有不同，可脓兜却总没解决。后来在一个老大夫的建议下，把脓兜割开了，把脓水放了出来，把伤面洗干净，而后撒上些红药面，包扎上，并要我三天去换一次药。这样一来，脓兜是没有了，伤面周围长成了圆形，就像大树被砍去一个枝杈，被砍处边上长成的圆边一样。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伤口封不上，中间还是流脓流水，周围的叔叔、大伯们为我着急：“这孩子的腿怎办呢？”乡亲们则在议论：“小非那腿怕是够呛了，弄不好要变成‘连疮腿’的。”有的说：“那腿怕是治不好了，治好了也要变残的。”我对自己的腿也很悲观，认为我这辈子可能就要成为一个瘸子了！
看不出爹爹比我更着急，一天他急三火四地从城里赶回来，对我说：“听说鞍山有个大夫，是专治各种腿伤的，爹带你上鞍山。”我还有点犹豫。爹爹却坚定地说：“有病乱投医么，爹不能眼看着让你的腿变成残废，花多少钱爹也要给你治。”我跟爹去了鞍山，找到了那位年逾花甲的老大夫。他看了看不封口还在流脓水的伤腿，皱着眉头说：“你这腿治晚了！不过还是可以治好的。”他先用清水擦洗伤面，又用一种淡黄色药水擦了一遍，又用一根银针扎长圆了的四边，一边扎还一边鼓励我：“别怕疼，不这样它是长不好的。”我咬着牙忍受着。而后他在伤面上撒上一层红药面，用纱布包紥好。对爹爹说：“我给他拿一个月的药，回去每三天用清水洗，再用黄药水洗，再换上药。这么大孩子让他自己换。我估计，一个月时间差不多，如果还没好利索，你们再来。”这一次连治带拿药，整整花了五块现大洋。平时人们都管爹叫“钱匣子”、“老钱锈”，不管是花大伙的钱，还是花自个的钱，他总要刨根问底，总是不愿拿出。可这次，爹爹却没有一点吝啬的样子，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
回家的一个月来，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到村中的小河边上，用清澈的流水反复冲洗伤腿，而后回家再用药水洗，再换药，包扎好。天天如此，日日如此。每天洗时我都发现，伤口有新的变化，长新肉了，伤口一天天变小。还不到一个月，伤口就封上长平了。岁月已过去半个世纪多了，我的左腿上仍然明显地可以看到一个有7.5厘米长的伤疤。
一九六七年春，由于县里三个红卫兵的到来，打破了后河村的平静。进村伊始，好信的社员问他们：“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来煽风点火的，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发动农民起来造反，不仅要造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反，造省里、市里、县里走资派的反；还要造本地区、本单位走资派的反。”
果不其然，没过三天，那些平时不爱劳动，调皮捣蛋，受过批评，以及对领导不满的社员群众组合到一起，打出了“后河村红色农民革命造反队”旗号。头头是杨来喜，是个地道的贫农成份，也不知是跟谁学的，养成了一身坏毛病，他说起话来总是油嘴滑舌，怪腔怪调；而在集体劳动中，他又总是挑肥拣瘦，出工不出力。正直的社员都厌恶他，又不敢惹他。为了帮助他改好，大队，小队干部没少帮助他，批评他。而他当面是嘻嘻哈哈，“好！好！好！”过后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成立造反队时，他张张罗罗，自告奋勇，当上了一把手。他和造反队员们，活跃在前街后街，河南河北。他们占据了大队办公室，并在大队部门前，在村头上，挂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色条幅。在街面上贴满了用各种彩纸书写的“革命农民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向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标语口号。
又过了几天，农民造反队把村里受管制的地富分子，坏分子，跳大神的巫婆、神汉，以及有过小偷小摸和生活作风不好的男男女女，都拉了出来，他们有些被戴上了高帽子，有些被挂上了曾偷过的实物，有的则被挂上了一双破鞋。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横幅引导下，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呼喊口号，在村里村外进行游斗。满街筒子是人，有些站在路边，有些站在门口，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些人感到很新鲜，觉着应该让他们亮亮相；有些人则抱着怀疑和反对态度，尤其觉着对某些人做的有些过分；有些朴实的老农民不肯说别人，就在家里一再嘱咐自己的儿孙：“都是乡里乡亲的，别跟他们一块闹去！”生产队长、大队干部，由于对这场运动困惑不觧，他们既不便出面支持，更不敢贸然出来阻止，而只是默不作声，静观其变。
随着运动的发展，斗争的火熖也愈烧愈旺，在坚持路线斗争、狠抓大方向的口号下，在大队院内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吴坚带领我们走的是一条什么路？”这张实际上是大队支委、副主任陈宝库写的，而以“农民革命造反队”名义发表的。
陈宝库，原是第四生产队队长，搞生产有一套，人也很精明，小帐算的很细，人称“小算盘”。在他的带动和精打细算下，四队曾是全大队数一数二的生产队，因此他被推举为大队干部。由于他私心特重，在大队内他总是怕自己所在的队吃亏；在队内他也总不让自己吃亏。他总觉得自己搞生产有一套，又能写会算，是大队一把手材料。可就因为他的私心，群众认为他办事不公平，所以就没有投他的票，反而让文化不如他的吴坚当了一把手。为此，他很不忿气，心里一直有股劲。
运动来了，他认为这正是搞掉吴坚、登上一把手宝座的大好时机。在造反队的鼓动下，他写出了这份大字报。在大字报中他列出了吴坚的3条主要罪状：⑴为了抓钱，抽出劳力出外打工，冲击和破坏了“以粮为纲”总方针；⑵为了抓钱，不顾队内生产，抽出大车去拉脚，挣回来的是“钱”，拉回来的是“资本主义”；⑶留恋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不积极，下不了手。由上得出的结论认为：吴坚执行的是“金钱挂帅”，是不折不扣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报引来，多报齐发，大队院内贴满了大字报，什么“揪出啊”、“炮轰啊”、“打倒啊”，这些词都用在了吴坚的名字上。大字报虽多，但内容还没有超出陈宝库列出的3个方面。其它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什么“态度生硬啊，作风不民主啊，开会拖拖拉拉啊”等等。当然，也还有一些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他们认为吴坚人品正派，办事公道，不谋私利，多年来领导生产有功，群众生活有提高，因此认为他不愧为共产党员，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大队干部，是一个合格的党的支书。
吴坚，是我的哥哥，他高挑的个头，瘦削的身材，虽然不算强壮，却也常年没病。听妈妈说，他小时候害眼病，由于没钱治，使右眼病恶化，终致失明，后一直安的是假眼；另一支眼睛视力也不佳，往好说也就有三、四成眼力，但看书看报没有问题。他有着爹爹那朴实善良的品格，又有着妈妈那精明干练、善解人意的智慧。这些年来，村里的大小事情，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差不多都要找他帮助调解和处理。因此他一直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是村里的第一个生产互助组的组长，又是第一个初级社的社主任。公社化后，他成了大队的支部书记和主任。在担任干部的这些年里，他处处为群众着想，从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常言说，群众心里有杆秤，孰轻孰重，谁好谁孬，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他的家里人和亲属却不这么看，他们说他是“六亲不认”，是“胳膊肘往外拐”，甚至说他是“没有心眼的大傻瓜”。那是一九六四年的事，鞍钢招工，给后河村大队五个指标。消息传来，大队内许多人跃跃欲试，都想要争取到这个指标。在许多人看来，吴坚是大队一把手，说话准管用。所以白天晚上，总有人找他，希望他能帮助，能替他们说句话。特别是他的三女婿，和他在一个生产队，他家比较困难，他农活又笨手笨脚，每年挣工分他都是最少的。他三女儿认为，爹是大队一把手，她争取到这个指标恐怕没大问题，就一个劲地缠着爹，非让爹爹给说句话。吴坚耐心地给女儿讲，这个事不是我自个能定的；再者说我是大队一把手，有好事就先给自己的家人和亲属，那还不得叫大伙戳我的脊梁骨，我还叫什么干部啊！面对这种形势，为了把这个事公正公平地处理好，他召开了大队会，定了三条：①五个指标，一个生产队一个，谁也不许挤占谁；②选去的人，必须是身体好，精巧能干，在队内生产中是好手，因为这涉及到支援鞍钢问题，一定要把最好的人才送给鞍钢；③各队人员选定后，要经大队审查平衡。就这样，五个招工指标顺利定下，没有发生大的矛盾。而他的三女婿硬是没有份。为此，他的三女儿和他大哭大闹了一场，赌气半年没有登老爹家的门，可如今，运动来了，大伙“炮轰”他，要“打倒”他，他真的有些困惑了：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哪件事不是为我们大队着想？哪件事不是为广大的群众着想？难道这也错了吗？那么怎么的才算对呢？他想不通，一百个想不通。
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心，让太阳永远普照中国大地，继“早请示，晚汇报”后，从北京到全国，从城市到乡村，又掀起了一股跳“忠字舞”的热潮。公社给后河村派来了两名教授“忠字舞”的辅导员。革命造反队给学跳“忠字舞”规定的原则是：先从青年男女开始，逐步扩及到壮年及一切能够出来活动的老年人；并且要求大、小队干部要带头。随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在北京的金山上》的歌声，一帮青年男女在大队的院子里，跟着辅导员跳起了《忠字舞》，辅导员教的认真，青年们学的积极，没用几天就离师出徒，能够随着歌声自行起跳了。一般是上午跳一次，晚上跳一次。舞跳的越来越熟，人员也越来越多，有些壮年也参加了进来。在一次跳舞时，杨来喜凑到吴坚跟前，阴阳怪气地说：“吴大主任，你看我们这‘忠字舞’跳得怎样？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你这大队支书也该带带头，和大伙一块来跳啊！”吴坚对大家跳“忠字舞”还是满支持的，他认为这是党的号召，是让大家都对毛主席献上一份忠心，从而更好地团结在党和毛主席周围。可是他觉得自己眼神不济，又是近50岁的人，自己是不能跳了，只好看着大家跳了。由于运动的触动，这些日子他的情绪不好，心情不痛快，现在听到杨来喜说话的腔调这么难听，心里就有股气，他不加思索地冒出了一句：“什么？让我和你们一起跳？我才不跳那玩意哪！”杨来喜似乎像抓住了什么，板着脸反问道：“大主任，你说什么？”吴坚并没有听出话里之音，冷冷地回了一句：“我说什么，我说我不跳那玩意。”杨来喜这回可抓住把柄了，他把脸一沉，说：“好，你这个大队支书，竟敢说忠字舞是那玩意！你这是对忠字舞的污蔑，是对毛主席的不忠！你等着吧，我要向群众宣布，让大家来评论。”说完，狠狠地走开了。下午，在大队院外墙壁上，在村头上，挂出了两条内容相同的条幅：
“吴坚污蔑忠字舞，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就是反对毛主席！”
大队院内也相应地贴出了几张大字报：
什么“吴坚污蔑‘忠字舞’，就是对毛主席不忠！”、
“誓死忠于毛主席，不许污蔑‘忠字舞’！”
“谁对毛主席不忠，我们就要坚决打倒谁！”等等。
经过几天的筹划和准备，批判吴坚的大会终于召开了。在大队的窗根前，临时用几根立柱、长条凳和木板凳和木板搭起了台子，台上摆有四、五把椅子。在台前两根立柱间拉起了白底黑字的横幅，上边写着“后河村批判党内走资派吴坚大会”，在吴坚的名字上划上红“×”。院内四周在大字报的空档处贴满了用彩纸写的标语，内容不外是：
“把党内走资派吴坚批倒斗臭！”
“吴坚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吴坚污蔑‘忠字舞’，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
“革命造反派热爱‘忠字舞’，向毛主席献忠心”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
有参加会的，还有不少来看热闹的，院内是一片听不清的嘈杂声。造反队头头杨来喜手里掐着几页纸，台上台下的忙活着，指点着。会议要开始了，杨来喜和造反派的几个活跃分子，还有大队副主任陈宝库，都走上了台，坐在了放着的椅子上。两个造反派把吴坚带到了台上，造反队把事先准备好的写有“党内走资派吴坚”的大牌子，要给吴坚挂在脖子上。吴坚怒不可遏地挣扎着不让带，但还是被造反派按着脖子给挂上了。台下发出了一片笑声和嘘声。
杨来喜走到台前宣布：后河村农民革命造反派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吴坚大会，现在开始。谁先发言？场内立马静了下来。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去了，没人搭腔，没人吱声。杨来喜回头瞅瞅陈宝库，说：“还是请大队副主任先讲吧！”
陈宝库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走到台前，从怀内掏出看来是准备好的讲稿，咳嗽了下，清清嗓子，说：“我要以革命造反派的名义，揭发和批判吴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罪行，……”他讲了有10多分钟，其实就是那张大字报的内容。什么“抓钱”冲击和破坏了“以粮为纲”啊；什么“拉脚”拉回了“资本主义”啊；吴坚爱资本主义，不爱社会主义啊；最后还说什么，“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穷，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富”。会场响起了“打倒走资派吴坚”的口号声。随着一阵骚动，场内是一片嗡嗡的吵嚷声。这时坐在台下的吴强――吴坚的弟弟，当然也是我的弟弟，时为大队会计，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要求发言，我不同意陈宝库的意见。”会场又静了下来。
杨来喜赶紧站了起来，说：“我们今天是批判大会，不是辩论会，不属于批判性的发言，今天就不要讲了。”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下边就有人喊起来，“为什么不让讲，不同意见也可以说么。”
杨来喜坚持着：“还是请批判的发言！”
吴强一脸怒气地坐下。随后又有三、四个人发言，除了两个人批判吴坚关于“忠字舞”的说法外；别人也就是三言五语，类似大字报中揭出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什么新东西。第一次对吴坚的批判会，也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那么，陈宝库揭批吴坚的所谓三条主要罪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揭开其原委吧。
一是为了抓钱，抽出劳力出外打工，冲击和破坏了“以粮为纲”事。那是一九六四年的事，鞍钢为了生产发展需要，急需一些非技术性的临时工。大队通过在鞍钢职工（原系本大队社员）的联系，争取到20个名额，每人每天工钱3元，午间管饭，上下班免费乘坐鞍钢的通勤车。大队开始商量想统一抽人，所得工钱统一交大队，年终大队统一核算，大队每天给个人补助辛苦钱1元，队里给记15分工。由于有的生产队提出，各队人口不一，人口少的队认为大队统一核算自己队吃亏。后经研究，就将临时工指标平分到队，即每队出4个人，所得工钱各交本队，个人待遇还是按大队规定，每天队里给个人补助1元，记15分工。为防止社员间闹矛盾，确定采取轮换办法，即两个月轮换一次。这样就使每个整劳力都有去干活的机会。在这里大队还特别强调一条，即抽人绝对不能影响生产；如果哪队感到劳力吃紧，可将指标让给别队。事实情况是哪队也没让指标，哪队也没影响生产。这样连续干了两年多，各队的粮食生产并未减少，而队的收入却都有增加，两年的核算分值都在八角到一元左右。不但集体积累增加，社员家庭收入也明显增加。在年终大队总结时，包括陈宝库在内，都一致认为这是条经验，生产队要想搞好，要增加收入，不能把所有劳力都耗在农业生产上。只要有条件有机会，能增加收入，就应该积极组织，予以提倡和支持。
二是为了抓钱，抽出大车出外拉脚事。一九六三年下半年，靠近村边的国道要修补，需要拉运大量沙石，急需大量车工。吴坚的一个亲戚在县公路局工作，靠近国道两边虽然有不少生产队，但由于考虑秋收，强调活计紧，都抽不出多少车来。于是他找到了吴坚，要求给予支援。报酬是每台大车每天工钱20元，另外给车老板补助2元钱饭费。大队经过研究，认为秋收、秋耕活计虽然紧，但每个生产队有四台车，要是调配得当把活计紧一紧，抽出几台车来，还是没啥问题的。他们算了一下帐，由于车老板强调牲口要喂饱、要歇好，早上9点多出车，下午3点来出车，一台车一天就拉两趟。如果改变这种状况，上午下午都早一点出车，晚上稍晚一点收车，生产队又都没有太远的地块，每台车上午多拉一趟，下午多拉一趟，是不成问题的。这样一来，每个队抽出两台车是不会影响生产的。和生产队一商量，各队都同意，大车所挣工钱归各自生产队，队里每天给车老板补助1斤粮食，记工分20分，四台车两月一轮换。在家的车老板，由于工作任务重了，每天也记20分工（往常每天是12分），这样一干就是4个月，秋收和活计一点没耽误，每队又增加了不少车工收入，使分值从往年的5角增长到8角。生产队增收，社员增加收入，这一点当时在全大队（包括陈宝库在内）都是认可和满意的。按照造反派和陈宝库的说法，这就是“拉回了资本主义”吗？当时在社会上确实有一种说法，叫“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陈宝库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穷，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大概就是由此脱胎而来的吧！
三是留恋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不积极，下不了手事。六十年代初，我国当时的情况是，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又步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农业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进入公社化，从而就完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面改造（实现了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在我国的大地上实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告诉人们，小生产是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和温床。为了建设所谓的“纯洁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就必须时刻关注和警惕小生产的发展，故而刮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农民造反派批判吴坚对这一活动不积极，下不了手，是指下边两件事。
一件事是：二队的饲养员老耿头，是个又劳又苦的老贫农，他年轻时给地主扛过活，赶过大车，饲养牲口有一套。岁数大了，地里活干不动了，队里安排他当了饲养员。老耿头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牲口的饲养和经管上。他们队里的牲口个个是膘肥体壮，毛管发亮，受到干部和社员的一致好评。在历年的社员评选中，他都是“优秀社员”。那是六五年开春，他在饲养大院内车马碰不着的边边角角，刨种了20多棵苞米。他认为这地方闲着也是闲着。“春天种一棵，秋天收一锅”，咱不指望当吃粮用，啃啃青不也好么。在苞米长出来后，有人曾半真半假地对他说：“老耿头，你这是镐头地，是资本主义尾巴啊！”老耿头没听那个邪，说：“什么脑袋尾巴的，我就种这几棵苞米，为了啃青吃个新鲜，就能变资本主义啊！”有人曾把这个事反映给吴坚。吴不以为然地说：“算了吧，老耿头干活兢兢业业，以队为家，是老优秀了，就种那么几棵苞米，就算奖励他啃青吃吧！”就没管。
另一件事是：各个生产队内都有一些老烟民，为了不花钱买烟抽，历年都在庭院内种一些蛤蚂烟。当时在大队内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标准，每家准种100棵，超过100棵的部份，就属“资本主义尾巴”，就要割掉。烟民各家的烟苗长起来后，好信的人曾有意地查数了一下，发现大都超过了100棵，超过20棵、30棵、50棵不等；超过最多的是五保户老康头，超过近80棵。当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大队时，大队内曾作过议论，意见不尽一致，有的主张一刀切，超过部份全部拔掉；有的认为苗已经长起来了，且都是在自家庭院内，多那么几十棵也成不了商品，还都是自己抽；老康头虽然超出的多一些，可他烟瘾重，又是五保户，他烟抽没了，队里也不能特意给他买烟抽，大队睁一眼闭一眼，就别去操那份心了。吴坚也是持这样的意见的。最后大队包括陈宝库在内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就没有把各家超出部份烟苗拔掉，也就是说没有割这个尾巴。
就是根据上述这三个所谓主要问题，加上让他跳“忠字舞”他不跳，还说了句“不跳那玩意”，就判定他“对毛主席不忠”，是“党内走资派”，就要“批倒斗臭”，就要“打倒”。不但吴坚想不通，不服气，几次批斗他，他都不低头，不认罪，和革命造反派“顶上了牛”。以吴强为代表的一些人，也不服气，一直和造反派唱反调，这就使以杨来喜为首的造反派大为恼火。他们不敢对群众怎么样，就把吴强也捎带上了。说吴强是吴坚的“狗头军师”，是“铁杆保皇派”，也要批判，也要一块打倒。因而也给他贴出了大字块和大字报，吴强硬是不买那个帐。冷笑地说：“我是贫农成份，工人出身（他曾是辽阳市某国营工厂的电工，因为常期闹病。一九六二年工厂精简人员，才回到家乡）我一不是党员，二没有贪占，你们能打我什么？”连吴坚都批不臭，打不倒；对吴强这个倔硬汉子，抓不着任何把柄，那更是没咒念了。这就使后河村所谓的革命运动深入不下去，停滞不前了。但不管咋的，革命造反派还是让吴坚靠边站了，吴强的会计也不用了，以杨来喜为首的革命造反派实际上还是夺了大队的权。
一九六八年春，也就是哥哥吴坚挨批挨斗的时候，爹爹因为感到身体不适，在我侄儿的护送下，来到了沈阳。当时我已是5口之家，就住在一个整天不见阳光的十五、六米的房间里。屋里去了放三张单人床（两个单人床併成1个大床），姨个小孩床和姨个三屉桌外，没有一点回旋地方。在邻居的帮助下，把靠近楼梯放破烂的小仓库腾出来，打扫一下，算是把爹爹暂时安顿下来了。
爹爹看来心事重重，神情沮丧，比我心目中的爹爹，要苍老得多了。当儿子的我心里非常难过，一阵酸楚，泪花模糊了眼睛，我安慰爹爹说：“爹，您不要负担，咱们有病看病，沈阳这儿有的是大医院，医生都很高明，一定能把病治好的。”爹爹的眼圈里滚动着泪珠，嘴唇动了动，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我用眼瞅了一下广生，那意思是询问爹的害病情况，广生说：“爷爷说就是身上没劲，特别乏，身子骨明显看瘦。可爷爷神情不好，不光是因为有病，还因为他老人家总是牵挂着我爹和我四叔。”
还没等广生说完，我就急不可待地问道：“你爹和你四叔怎么的了？”
“怎么的？我们那农村也在搞‘文化大革命’，我爹和我四叔都挨批挨斗了，他们喊出还要打倒哪！”广生侄儿就这样地给我讲述了家乡革命运动的情况。我这才真正知道爹爹害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病，还有心里的“病”啊！
广生侄儿走了，爹爹也在小屋里睡下了，可我躺在床上却总是睡不着。爹爹那清瘦的身板，沮丧无助的神情，不时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出来。爹爹老了，爹爹身体不行了，我在心里默默地叨念着。是啊，一个根本不懂政治，憨厚朴实的老人，哪经受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疾风暴雨？怎么能经受得住两个儿子同时被批被斗？别说他身体有病，就是没病也经受不起这样的精神折磨啊！
这时，我不禁想起了我早已过世了的妈妈。若是妈妈活到现在，还在爹爹身边，妈妈准能安慰和开导爹爹，替爹爹分担忧愁，那爹爹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独自苦恼，郁郁寡欢了。可是她老人家为什么走的那么早？想到这，我就无比痛恨那可恶的日本鬼子！
我15岁那年，妈妈就去世了，那是东北光复的第二年。听大人们说，是日本鬼子投降时放出的细菌，妈妈得了“伤寒病“。我只记得那时咱家11口人，有10口人得了病，就我爷爷没摊上。村里人都说咱家得的是”窝病“，都不敢登咱家门。这场病我们家死去4口人，除了妈妈外，还有我的小弟弟、小妹妹，以及出嫁在外回来伺侯妈妈的姐姐，那情景真是悲惨极了！妈妈去了，对我和两个年幼的弟弟来说，真是塌了半拉天，没有了母爱的温暖，没有了妈妈的庇护，一种没着没落的阴影时刻笼罩在我们弟兄的心头上。多少个夜晚，我和两个弟弟紧紧靠在一起，坐在咱家门口的大门石上，哭啊！哭啊！真是用泪洗面哪！叔叔、大伯、婶子、大娘怜悯我们，劝慰我们，可是再好的劝慰，也抚不平我们丧母之痛啊！
妈妈聪明善良，通情达理。她虽然没念过书，不能写，但却能画（听妈妈说我姥爷是个以画为生的画匠，我舅舅也会画）。我记得在我家堂屋的墙上，就挂着妈妈画的一幅画，题目叫“鱼闹水中天”，一条撒欢打滚的大鲤鱼在水草中游动着。我家枕头顶上的花样，女人绣花鞋上的花样，以及小孩衣襟上的花样，都是根据妈妈画的绣出来的。村子里哪家姑娘，媳妇，要扎什么朵绣什么花，都来找妈妈。我看过妈妈画画，她从来不打草，也没有样，就是一边想一边画，一气呵成。由于妈妈心地善良，善解人意，村里的女人们，扎花绣朵找她；就是婆媳矛盾，妯娌不和，也多来找妈妈，帮助调解；就是村里的大男人们闹别扭，找上门来，妈妈说上几句，把事情摆开，两边劝解劝解，事情也便得到平息了。正因为这样，妈妈在村子里，很受人们敬重，村子里人们碰到什么事解不开扣了，常说的一句话是“找腰屋她大婶子给说说”。
从哪方面说，妈妈都是个好妈妈，她不但爱我们，对待老人也是没说的，全村的人都称道。那时咱们家穷，生活过得很窘迫。妈妈很要强，很要面子。在穿的上，她认可少睡觉，戴灯做活，缝啊补啊，尽量把爷爷和我们都打点得利整一些（爹爹那时在外边当店员）。每年过年，都让爷爷和我们能穿上一双新棉鞋。记得，大年三十晚上，妈妈把做好的四双脊脸棉鞋，齐刷刷地摆在柜盖上。对我们说：“过年了，你们和爷爷都把新鞋穿上，这叫‘踩新’，新的一年会有福气的。”看得出来，妈妈的脸上露出满意和幸福的笑容。
在吃的上，妈妈总是说：“爷爷那么大岁数了，累了一辈子了，不容易啊！有什么好吃的，尽量给爷爷吃。”其实，那阵咱们家哪有什么好吃的。爷爷吃的东西少，有一点就够，妈妈就尽量掂对。拣两块豆腐，给爷爷半块，余下的分成十份，一人一小牙。偶而来人待客，做点好菜，妈妈总要给爷爷留下点吃下顿的。实在掂对不出来，就煮碟黄豆，少放点盐，滴一点油，单独给爷爷吃。别人就是咸菜条、大葱沾酱。常了，爷爷吃小灶，成了咱家的规距。弟弟们虽小，可谁也不和爷爷争嘴吃。
咱们家的村边有条小河，水清清的，河里跑的鱼啊虾啊，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和弟弟及村里的小伙伴们，常常在河里玩。冬天，在冰上滑冰车，打冰陀螺；夏天，在河里洗澡，打鱼、摸蟹，捞虾；赶上河里涨大水，记得有几次河水都涨到村子里来了，村头上的大庙台都没了半截，老人们说：“再大的水，也没不了庙台的。”水落了后，我和弟弟们就跟着大人们去抬鱼，嗬！每次都抬回来一鱼娄的鱼，大伙分着吃。我爷爷也就够吃几天的了。有一次，我和弟弟每人手里拿着用粗铁丝做的鱼条，在河里打鱼玩。你别看就一根铁条，碰巧还真能打着鱼哪。这一天，我们就打到了三条活蹦乱跳的大白漂子鱼，把它们串在一个枊条上，高高兴兴地拿回家。一进门就喊：“妈，看我打着三条鱼！”正在忙着做饭的妈妈，用围裙擦了擦手，扭头看了看，眼里掠过一道喜悦的光彩，说：“拿来给妈！正愁没啥给你爷爷吃的哪！”妈妈精心地把鱼收拾干净，用油一煎，黄洋洋的，稍微有点咸味。爷爷一边吃一边说：“这河鱼真鲜啊！我吃上大孙子们打的鱼了！”看到爷爷吃的那个香香劲，我的心里美滋滋的，心想妈妈真会做。
咳，时光真快啊！算来妈妈离开我们已经有22个年头了！我们都长大了，爹爹又病了，可一定要把爹爹的病治好。我心里这样盘算着。翻了一个身，便睡过去了。
省城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时期。B派从以A派为主导的大联合中杀出来后，C派也又恢复发展起来，形成了三派的混战局面，形势更加紧张更加复杂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不上班。省、市领导机关门前的大字报棚，大字报糊的满满的，糊上了一层又一层。除了揭批所谓“走资派”的罪行外，就是五花八门、胡编乱造的各种所谓信息和奇闻。再加上满天飞的传单和小报，真是让人眼花瞭乱，目不暇接。沿街的墙壁上被涂上了红色，用各种字体书写着《最高指示》。街道上不时缓缓开过一辆辆放着高音喇叭宣传各自观点的宣传车。偶而还会有一队队的红卫兵，高举着写有毛主席诗词名句，如“虎山行”、“征腐恶”、“战犹酣”等的红旗，领头的怀里还抱着大片刀，雄纠纠从街面上走过。爹爹被这种红火壮观的场面闹得不知所措。我拉着爹的手小声说：“别怕，您别吱声！咱走咱们的。”就上了公交车，来到了省城一流的大医院――沈阳医大二院。
还好，医院里虽然也分了派，也在打派仗，但此刻他们还照样收治病人。经过观察、听诊和化验几道程序，确诊为“再生性障碍贫血”。大夫说：“这种病在全国也很少见，治起来比较难，效果也不一定理想。不过倒可以住院治疗一段看看。”我询问这病怎么得的？大夫讲：“可能是药物中毒，破坏了造血机能。”我没有再说什么，便按着大夫的指点，办了住院手续，在护士的引导下，把爹爹送进了病房。在护士给爹爹吃药，挂上了滴流，安排了爹爹的每日三餐后，对爹说：“你安心在这里治病，有医生、护士照顾您，我也会时常来看您。想吃什么这里没有的，您告诉我，我在家里做好给您送来。您没事，我就回去了。”爹爹的眼圈又湿润了，我安慰说：“爹，您别难过！有这么好的医院，这么好的医生，一定会把您的病治好的。”爹点点头，眼睛盯盯瞅着我。我说了句：“我走了，爹。”就离开了医院。
从我多次探视与爹交谈中，终于弄清了爹爹患病的原因。爹说，他有很长一段时期肚子一直不好，还不是拉肚，就是拉糖稀便。他听说“合霉素”治肚子，就买“合霉素”吃。开始是1次两片，一天3次，吃下去就觉得好一些。可是过些日子又不行了，他就加量吃，越吃越多，最后竟成把地吃“合霉素”。不但肚子没好，反而觉得身子越来越虚了。
在一次探视时我把这一情况和大夫说了，大夫说：“‘合霉素’的毒性是很大的，像你家老爷子这么吃，那还不把身体吃坏！”
我问：“那得怎么办？”
大夫瞅了瞅我，说：“怎么办？没什么特别的办法，就慢慢治呗！不过知道是什么药物中毒，在治疗上可能还好一些。”
我恳切地和大夫说：“大夫，您就多费心了！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治治看，你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大夫走了。
我把在家里包的饺子拿给爹吃。看起来，爹的情绪很好，气色也比来时好多了，也爱吃饭了。我鼓励爹爹说：“我看这些日子您好多了，再这样住下去，您会更好的。”爹的脸上也有笑模样了，我的心情也像敞亮了许多。我和爹说了一声：“您好好治病，过几天再来看你。”就走出了医院。
在爹爹住院近两个月的时候，我的小弟弟吴超接到了我的信，从石家庄赶来沈阳，我带小弟一起去医院看爹。老爹看到了我们，特别是看到了他的小儿子吴超，显得格外高兴，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是咧着嘴乐。看爹那气色，看爹那精神头，比前几次我看到的要好的多了。和爹说了一会儿话，我和小弟俩去医生办公室看望医生，大夫也显得很高兴，他说：“你们老爷子的病情有很大好转，血色素已增长到6，这出乎我们的意料，照这样下去，老爷子的病好起来，还是大有希望的。我们也在从中找出一些经验来。”
我们哥俩听了也很高兴，回到病房告诉爹：“大夫说您的病大有好转，血色素已经上来了很多。照这样治下去，您的病会很快好起来的。”吴超亲切地和爹说：“爹，我和三哥商量了，在伙食上您再加加营养，有什么好吃的您就吃，想吃啥就吃啥，别考虑钱，我们保证让您住好，吃好，尽快把病治好”。看起来爹爹也很兴奋，乐呵呵地直劲说：“好啊！好啊！”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也就是爹爹住院三个月后，省城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势，更趋尖锐复杂，近乎白热化。“文斗”不赶劲，便开始了“武斗”，动棍动棒，甚至动刀动枪。传单和小报，不断有某人被抓，某人被打致死的讯息传出。我就真的碰到和见到这样一件事：
那是在南站把我弟弟送上火车后，我在南一马路等电车。忽然听到人声吵哴，一个人群拥了过来。在人群中间有四、五个高大粗壮的年青人，看模样像是学生，他们架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车来了，年青人拉拉拽拽，推推搡搡，把人弄上了电车，我也随着上了车。年青人把老人按坐在一个座位上，他们围站在老人周围。车开了，往常电车上总是人声嘈杂，可这次车上却是悄无声息。在那个特殊年代，在那种情势下，社会上人人自危。为了明哲保身，不惹麻烦，无论碰到什么事，谁也不敢轻易吱声，轻易动问，只是默默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在中途就下车了，他们在哪下车，老人被年青人带哪去了，我都不知道。后来社会上谣传，说某某高校有水牢，一个老教授被造反派囚在那里，后来死去了。我的心里一直在想，怕不是我看到的那个老人吧？直至今天这仍然是我心中的一个疑团。
社会上的这种紧张形势，也传染到了机关单位和居民区里。我住的机关宿舍大院就是这样。当时我住的是小二楼。我的邻居宋欲生，为予防派性打砸和坏人乘乱抢劫，把整个楼梯设了层层障碍，用破木板、木条封杀起来，在楼梯入口处还悬挂一个铜铃，这个铃一直通到他的屋里。只要有人上楼，碰到铜铃，外边响起来，他的屋里也会响起来。记得有一次，不知是从哪传出，说是社会上一个以打砸著名的某某造反队，夜间要到我们院内抓人。虽然我们的楼梯已有了层层设防，但还是不托底。为了躲灾避难，我们夫妇俩带上三个孩子，跑到一个同志家住了一宿。听说这个造反队夜间还真到我们院来了，但并没有打砸和抓人。就是这件事，在后来我挨批挨斗时还成了我的一条罪状。造反派硬说我和这个造反队“有联系”，是我把这个造反队“引来的”。我说不是，可人家说：“你说不是，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夜间要来？”我说是听到别人说的，他们要我指出是听谁说的。在那种情况下谁肯承认，我又敢指证谁呢？
一九六八年5月，省城文化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军队的支持和介入下，又形成了一个以B派为主导的大联合局面，以此为基础，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这样，B派就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是当然的“入革派”（指入各级革委会），他们春风得意，趾高气扬；而A派和C派虽然也被吸纳“入革”，但那只是给人看的，实际上它们被认为是“保皇派”或“保守派”，是“站错队的”，是“当了三年国民党兵的”，他们是这场斗争中的失败者。他们情绪消沉，愁怅满腹。
我作为A派众多成员中的一个，除了情绪不佳外，还多了一份惴惴不安、担心挨整的心理。因为在运动中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我还是很卖力气的，写了不少传单和大字报，积极参加派里的各项活动，被对立面视为“活跃分子”，更重要的是我历史上有所谓“小辫子”可抓。尽管我自己清楚，我没有越格的活动，没有说过过头的话，写的那些东西除了争辩“谁革谁保”外，在政治上不出格，在语言上没伤人。可是我也清楚，在那种年代，在那样一场政治运动中，要想整你，那会有的是理由和借口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后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可，怕又有什么用呢？不是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等着吧！
在这样一种心情下，我又去医院看望爹爹。医生一见面便说：“你来了，我还正要打电话找你哪！你老父亲可以出院了。”
我问：“出院，现在出院能行吗？”
“行，血色素能够稳定在6，就不错了，再住下去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拿点药，回家去养着吧。”
我看爹爹的神情和气色还确实不错，可我心里总还是有些疑惑，是真的可以出院了？还是有“文化大革命”的什么因素？但又不便说出来。
看到我犹豫的样子，医生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你拿着这个单，办手续去吧！”他把单递给我就走了。就这样，我在住院处结帐交款。爹爹在医院整整住了95天，又随我回到了我的家，还住在那间小仓房里。
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我随着造反派一块学习，一块劳动，甚至还一块出操打靶。我不是神经质，尽管我看到些异样的神情和目光，但总还是没有触动我，我是处在不平静中的平静。爹从医院回来，住的条件虽然不好，说老实话真还不如我们老家的房子。但他的精神和气色都挺好。碰到我们的邻居和同事，他总是高兴地说医院好，大夫好，治好了他这病是“奇迹”。
那时，玉环和我每天都忙于上班参加运动，三个孩子都在幼儿园长托，只是礼拜六晚上回来，白天就爹姨个人在家。礼拜天孩子们回来，他哄带孙子们玩，还觉得挺充实，可平时他就有点闲的荒了。他总想帮我们干点啥，又找不到什么可干的活计。他发现了一包我们洗干净还没有补的破袜子，就戴上了老花镜，大针小线的补起来。补的横一针竖一针，虽然不怎么好看，但总是不破了，更重要的那是年近古稀老爹的心意啊！他老人家是总想力所能及的帮我们啊。玉环看到了，笑着说：“爹，您老别补了，以后我们买尼龙袜子，那东西劲穿，这线袜子也就穿不多少了。”
爹爹郑重地坚持道：“这袜子就坏了一次，补上都能穿，扔了怪可惜的。这要在乡下，一双袜子要补好多次哪！”
我在旁边打圆场地说：“爹，您补这些就够我们穿一阵子的了，再别补了。在屋里呆不住，您就在院子里或者街上走一走，蹓一蹓。可别往远走，城里不像乡下，车多人多，现在社会又挺乱，别说话，别走丢了。”爹再没有说啥，看来是听从了我的意见。
按照我们的想法，爹爹只要能住得惯，就在这住下去吧。我知道爹也是这么想的，他不愿回乡下去，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可就在这时，省革委会的令下来了，7月初，省直机关全体干部集中办学习班，不准缺席，不准请假，双职工有小孩的，主要的一方去，留下一方照顾家。离集训没有几天了，我是非去不可：玉环带着三个孩子，她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在机关里参加运动，这样一来，可就没有办法照顾老爹爹了。我和爹商量，要把他送回乡下老家去。我看到爹爹的眼圈湿润了，老人家是不愿意走啊！我安慰他：“爹，您别难过！您先回去住一段，待运动稳定了，我再把您接过来，那时您愿在这住多久就住多久。现在实在是不好办啊！”爹理解了我们，他没有吱声，走回小仓房包起了他那几件换洗衣裳，就随我一起上了火车站，爹没有让我送，他说他自己走行。我们分别了，爹哭了，我也哭了。我满以为有一天我会再把爹接我这来，在我这长远的住下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父子的最后诀别！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看到爹爹！这竟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爹爹从沈阳回到乡下老家的情况，是在我从昭盟插队回来，即爹爹去世10个年头的一九七九年春，我回家乡时广生侄儿给我说的。
爹爹刚回到家乡时，哥哥、弟弟和侄男侄女们，看到老人家跟去沈阳时确实不同了，气色也红润些了，人也显得精神了，心里都挺高兴。认为还是沈阳的大医院有能耐，把老爷子的病给治好了。爹的心情也很不错，对家里人和街坊邻居们，总好津津乐道讲述他住院的事，说那大医院的大夫们怎么高明，说他的病在全国都“很少见”，大夫说能治到这个程度，这都是个“奇迹”。
爹在为自己的病能好到如此程度而庆幸的同时，他还在为吴坚、吴强的挨批挨斗牵肠挂肚。
他问吴强：“你和你哥哥的事怎么样了？他们还批斗你们呀？不会有什么大事吧？”
吴强满不在乎地说：“爹，您放宽心！没什么大了不起的，现在已经没什么批斗了。我哥和我都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不能把我们怎么的。大不了我们不干了呗！还省得操心费力还不讨好。”
爹爹的心像放下了一些，说：“没什么事就好啊！”接着他叹了口气，冲吴强说：“唉！也不知你三哥那边怎样了？”
“爹！我估计三哥那边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就是真有什么事，咱们也帮不上忙，您就别操心了！”
爹又长出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都是自家的孩子，怎么能不操心呢！”从爹回乡到第二年春天，由于村里的造反派也没多大闹腾劲了；我这边的情况他又不知道，尽管在心里还总牵挂着我；我哥哥和弟弟的事也还没有落底；身体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不适，因此日子过得还算比较平静。
转过了年，也就是一九六九年的三、四月时，念初中的侄女冬梅和同学们大串联，转游到了沈阳。当时我还在盘锦，是玉环接待了她们，并留在家里住了一宿。
在晚间闲说话时，冬梅问起了我：“三婶，怎么没见到我三叔？他上哪去了？”
玉环告诉她：“你三叔上盘锦了，省直机关的大部份干部都去了。”随后也就和她讲了我挨批挨斗、被专政的情况。在冬梅临走的时候，玉环就嘱咐她：“你爷爷身体刚好，你三叔的事你别告诉他，免得他老人家着急上火。”可冬梅毕竟还是个孩子，孩子是藏不住真话的。当爷爷问她串联去没去沈阳？看没看到你三叔时，冬梅便把玉环和她讲的话，给爷爷说了一遍。爷爷着急地问：“专政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把你三叔给抓起来了？”冬梅似乎也不太懂，她歪着头瞅着爷爷说：“不是吧，三婶没说啊。可能就像咱们队管‘五类分子’那样吧。”
爹再没吱声，冬梅走开了，可爹的心事更重了。情绪一天比一天消沉，饭量一天比一天减少，人也开始消瘦了，气色也又显得苍白了。当我哥哥吴坚，弄明白了老爷子为什么突然变态的缘故后，还把冬梅好顿埋怨，说她不应该和爷爷讲三叔的事。冬梅还显得有些委屈，嘟囔着说：“那爷爷问我，我不能撒谎啊。再说三叔那事是真的，爷爷早晚总会知道的。”是啊，孩子说的对，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挨批挨斗、被专政，这么大的事怎么能瞒得住呢？瞒得了今天，瞒不了明天。而且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亲人，也是不应该隐瞒的。只不过是这个时候不好，老爷子的病刚好，身子骨还比较软弱；而且他的心事又重，自己又解不开自己的“疙瘩”，故而才有了这一连串的不良后果。
爹爹在这样忧郁的心情下过去了两个多月，人又瘦了许多，又显露出一幅病态模样。一天他和吴强说：“强儿，爹这些日子心里总觉得堵的荒，怕不是胃里长什么了吧？”
吴强劝慰他说：“爹，您那可能是忧虑我三哥的事，心胸不开阔造成的。您想开一点，没有过不去的火熖山。再说，您就是把身子愁坏了，也顶不了什么用啊。”爹点点头，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从这往后，爹爹吃东西起了变化，不但吃少了，而且不愿吃大米饭和高梁米饭；就愿吃发面的，愿吃馒头、大饼子，并且常常叨咕胃不舒服，胃疼。随着时日的增加，吃的越来越少，胃疼的次数也多了。看到爹爹这种状况，吴坚和吴强经过商量，认为应该上医院治疗。可去哪里医院呢？上沈阳是最好了，可是现在吴非在盘锦，人回不来，又不知沈阳大医院现在是什么情况。看来沈阳是去不了啦；去县医院，到是近便，可它们医术不行；于是，确定要到鞍山去。由吴强和广生陪爹到了鞍山医院，经过诊察、贝透，确诊为“胃癌晚期”。当时他们并没有告诉爹，只说是“胃溃疡”，疮面挺大。吴强询问有什么办法治疗，大夫讲，眼下除了手术，还没有别的更好办法。
吴强和广生商量，确定要给老爷子做手术。大夫迟疑了下，说：“病人到现在这个程度，手术也不一定十分理想。”
爷俩坚持，只要有一分希望，也要努力去争取。于是爷俩去做老爷子工作。
开始爹不愿做，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动手术要花不少钱哪！就拿点药回家慢慢养吧。”
吴强说：“爹，钱你就别考虑了，病好了，钱，我们哥几个会想办法的。动手术把病拿出去，好的也快。您不是说好了后还要去我三哥那住一段吗！你像这样病着咋去呀？”爹点头了，手术约在三天后。
回家后和吴坚讲了，吴坚表示：“你们这样做对。动手术好了更好，就是不好也算尽到做儿女的责任了。”于是哥俩凑足了手术费，按预约日子又去了鞍山。
大夫按常规为爹爹切开了胃，发现肿瘤几乎已经长满了，于是把胃又照样缝合起来。大夫脱掉了手术服洗了手，把吴强爷俩叫到了医生办公室，把手术情况和爷俩讲了，说：“现在已经不能手术了，强行做也没什么意义了。”并嘱咐说别把这一情况告诉老爷子，就说病灶已经拿出去了。回去后他想吃什么，就吃点吧！并把一个处方递过来，说：“你们拿点药，一个是养胃助消化的，尽量让他多吃点东西；一个是止疼的，老爷子疼厉害时，就给他吃一片，让老人少遭点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