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她是否愿意和她的父亲和弟弟同台演出。“天哪！不，”简答道。“那会是相当可怕的。我受不了，他们也受不了。首先，彼得要成为演员还要走一段路，如果同时把他置于我们——爹爹和我——之下，那会伤害他的。”
彼得听到这种贬低他的话正好不是时候。他拍的第四个片子《年轻恋人》彻底失败于华而不实。他相信，姐姐的话只会是落井下石，把他深深地打入二流电影演员的地狱里去。他对简进行了反击，指责她在出售她自己的演员的名誉。
不过她并没有当回事儿。她庆幸自己终于从家中与孩提时开始的自我中解放了出来，她让人明白，她发现法国对她来讲比家乡更合口味，把老朋友和她家甩开了。（“没人去那儿看她，”布鲁柯·海沃德说，“她变成了一个移民。”）不过，实际上，她无论干什么事同时也都留心着美国。她仍然在不断地收么片约，其中有些还很吸引人。比如说，大卫·利安想让她担任《日瓦格医生》中的角色朱丽叶·克里斯蒂，不过简不愿意离开瓦迪姆。她还想推掉《凯特·芭芦》，可是瓦迪姆告诉她，她这样做会后悔的，不管怎么说，他们需要钱来完成农舍的内部装修。他知道她不愿意回好莱坞，想证明她搬到法国是个明智之举。
哥伦比亚公司对《凯特·芭芦》不信任，要不是因为制片人海洛尔德·海契合同中规定否认影片拍成与否都要付给他钱的话，他们很可能停拍。所以他们聘用了简，因为她要价低；他们还聘用了李·马温，因为他的嗜酒的毛病实际上搞得不会有人再雇他。
瓦迪姆陪伴着简留在科罗拉多州的外景地上。他默默地坐在现场，戴着角质框眼镜，贪婪地读着《疯狂》杂志。他的名气比她的要大得多。在拍摄过程中，有一次那个不拍片时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喝酒的成温醉得像他在扮演得奖角色凯德·沙海恩在颁奖会上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到瓦迪姆面前，说道：“我恨法国。不过我喜欢你，因为你有一半俄国血统，尽管我也恨俄国。”他们开始交谈，并且成了朋友。
拍完了《凯特·芭芦》后，简与瓦迪姆在返回法国的途中在纽约稍作停留。有一天她把他带到她父亲的家里，当时亨利正在演《代》，一出有关父亲与创造性的女儿以及讨厌的女婿的关系的戏。在起居室里，瓦迪姆手指摸到了他坐的那把椅子上有一个小裂缝，并且看到被重新涂了四次漆。“每个妻子打扫房子都有自己的一套，”他问到她此事时，她冷嘲热讽地说。“每结一次婚，都要涂一遍漆。”
回到法国后，简精神焕发地重新装修老农舍。在瓦迪姆的要求下，在卧室和洗澡间之间装上了一个透明玻璃墙。四周土地用推土机又平整了一遍，卡车拉来了长成材了的大树进行移植。简买了些农畜。连瓦迪姆都能看出来她在干什么：重建老虎尾巴。为了筹集重建资金，她签约拍摄《追击》。终于这是一个与她的偶像之一马龙·白兰度一起工作的机会，编剧为利连·海尔曼。因为这是一部严肃片，简想改变自己的形象，想让自己一到美国就看起来稳健而有责任感。一位记者问道，她第一次回答说：“当然有段时间我是想来着，有些是为了反抗作为父亲的女儿的身份……。不过现在我觉得没必要用耸人听闻的豪言壮语来挣脱出去。我比两年前觉得更放松、更平静。”
简担心白兰度会如何看她，尤其是在拍片期间，《凯特·芭芦》发行上映了。《时报》说，“她比银幕上的一切，包括李·马温的那匹马，都要差一档，”不过大部分评论家对她都留下了印象。那个片子把她从配角提高到主角，并使她能挣到的工资达到了她父亲的那个水平。她拍片拍得非常成功，她和瓦迪姆决定在马里布度过一九六五年的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