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搬进了位于左岸的一幢十七世纪建筑中的一个小套房里。因为他们的形象如此般配——美国的性感小动物和法国的流氓——他们的罗曼史成了巴黎媒介的全国范围内的热门话。不过，在私下里，方达和瓦迪姆与公开的形象可大不一样。
简发现，瓦迪姆实际上并不是个粗鲁而发腻的性冒险家；他实际上更像她的父亲——沉默寡言，品行高尚，甚至还有些服服帖帖的；他对婚姻与孩子不太当回事儿，常与忧郁症的袭击抗争。
而在瓦迪姆这方面，他被简的始终如一的高兴的表面之下的精灵所震惊。他被她狂暴地试图控制时间，用些琐事打发醒着时的日子的行为所震惊。和其他研究过她的人一样，他把这看成是一种努力，以回避她所害怕的个人空虚。他认为，她受过当一位大明星的需要的严格训练，但是缺少自发性，不理解人的一生中并非万事如意。
看到她像一块粗糙的钻石，瓦迪姆开始在《爱情循环》中雕琢她。她第一次扮演五个公开的性感而不是逗乐的角色，并且瓦迪姆想把她的举止训练成像个妇女。不过他感到，他的大部分指导不得不在银幕外进行。她还没有学到家，需要受教育。他让她读十九世纪的俄国大作家的作品， 及安德莱·马尔劳克斯的《男人的命运》以及其他当代法国经典著作。他还经常与她谈话，阐述他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社会公德压抑个人自由，尤其是在含有性的那些领域更是如此。在某些人看来，简带有反抗与自我怀疑的起始劲头进行这一切，有点像回过头来又去上学了。瓦迪姆的“哲学”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那种理论告诉她，她为什么所信一如她的所为。
一九六四年四月末，拍完了《循环》后，他带她去了苏联。二人是第一次来到铁幕的后面。他们在红场附近的一个饭店里住进了第五层的一个房间里。第一天下午他们正在因为时差的关系在睡午觉，被外面的噪声吵醒。简来到窗口，见到大批的军人。她吓了一大跳，逃回床上，畏缩在被单里，直到瓦迪姆和向她解释说，那是在为“五·一”节做准备，并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开始时，简对苏联持怀疑态度。当她看到一面旗帜上写着“二千七百万苏联人的生命换来了世界上孩子们的生存，”她通过翻译问，这个数字是否包括斯大林屠杀的那些人。瓦迪姆斥责了她这种美国人的偏狭思想。他坚持道，她的这种乡巴佬的政治思想与她的性保守如出一辙。他们外出，与莫斯科人混在了一起，人们开始知道了她是方达，人们给了他们红地毯式的欢迎因为亨利·方达的电影在苏联是家喻户晓的。旅程结束时，简告诉他们所会见的记者们，她在美国受到的教育使她对苏联的本质产生了误解，真正的魔鬼是反共。
那年夏天，他们去了圣托洛波兹，那是一个地中海渔民村，现已变成了达官显贵们的时髦的度假水乡。简已经习惯于和瓦迪姆以前的夫人们和孩子们以有高分子的前情妇们和平相处。“他认得漂亮的女人，”她以最近学来的大陆口气说，“我要是与一个性情不稳、烦躁不安而又不务正业的男人在一起，就会感到不安。”
秋天，简在巴黎郊外圣欧延村中买下了一小块农场。这幢石头砌的瓦顶农舍建于一八三0年，占地三英亩；这地方是她迁来法国常住的标志。一位在那儿采访过她的美国记者得到的印象是，当他问她是否想到过自己是一位好出风头的人时，他对于简受瓦迪姆的束缚之深在为惊奇。还没容她回答，在另一个房间里的瓦迪姆把脑袋伸进来说了起来。突然间谈话变成了演员与导演间的对话了，采访者倒只能偶尔插上几句。
“啊，是的，”瓦迪姆说。“这个，你实验性地表现自己。实际上，如果你真的了解自己，你就没必要这样做了。不过你不太了解自己，所以你要做些实验一样地去找出结果。”
他说完了这番话，简挣大了眼睛。“是的！哎呀！是的，你说得太对了！……”
人们说，瓦迪姆在创造她。但是实际上是她在用瓦迪姆来创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