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少年姜剑身上的故事颇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盗枪。估计在他本人看,这段经历大约也称得上是个人履历中的重大事件。
  
  故事产生于文化革命期间。其时,我们育才中学所在的张掖地区革命运动正蓬蓬勃勃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姜剑因态度积极、革命热情高且有较突出表现,被我校以男同学为主要成分的“井冈山”革命造反组织指派担任了基层班组长一类职务,管着两三个低年级且与他有着同等革命热情的男生。


  一天,“井冈山”跟对立派进行大辩论。议题不外是:谁应该是本地区真正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辩论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及至后来果然发生了冲突。辩论演变成一场乱哄哄的械斗。“井冈山”在武器的批判中由于兵器不济吃了亏。


  失败的教训深深刺痛了“井冈山”的战士们!他们痛定思痛,决定制造一批趁手的武器。于是,一个因期末考试不及格而留级到我们班的男生,不声不响承当起这一重任。


  他叫汪盛彦,好像患有轻微的舞蹈症,每次举杠铃,两条腿都会剧烈地跺着舞步抖个不停。


  却说汪盛彦闷头鼓捣了两个多礼拜,终于在一无图纸二无设备的条件下,土法上马自力更生地造出了第一支火枪。


  但试射时,不幸发生了――


  汪盛彦在造反派战友热切的注视下,激动地跺起了只有举杠铃时才会出现的舞步,大约跳了一分多钟,才好不容易控制住双腿,他平举起手中的家伙,瞄准目标后自信地搂动了扳机。随着一声枪响,摆在几米开外的目标纹丝未动,而汪盛彦本人却“扑通”一下摔倒在地上。眼见他后脑勺上鲜血冒了出来,观摩试射的战友目瞪口呆顿时吓傻了眼。


  那支火枪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隐患,几乎每个部件都有问题。尤其要命的是:枪锥没有安装牢固!结果,击发一瞬间,枪锥被有力地反弹出来。
  说来也巧,搂动扳机时,汪盛彦似乎得到神明的暗示和庇护,他居然下意识把脑袋调转了180度,而幸好是这一180度的调转,才使他免去了毁容的灾难!但那失控的枪锥还是无情无义并且准确地打到这位“设计者”的后脑勺上。


  回过神儿的造反派战友手忙脚乱一通忙活,用手推车把“设计师”送进兰州军区驻张掖城外的第十八野战医院。抢救工作一直延续到后半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汪盛彦终于脱离危险。可自制武器的构想却因此草草收兵,并且寿终正寝地画上了句号。这时候我并不知道,一个因我无意提供的信息已经及时反映到“井冈山”的核心部门,并经过他们彻夜不眠的研讨,当旭日东升时,一个回东风基地盗枪的行动方案已然炮制出笼。
  
  需要说明的是:文革初期我态度尚属积极;革命大串联后,张掖地区随即进入争夺政权的白热化阶段。那时我的革命热忱已然消沉。便隐于东风家中,两耳不闻世间事,终日一门心思地浏览我从学校图书馆里偷的图书,成为不折不扣的逍遥派。
  
  那年,“学演样板戏争做革命人”的活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二十基地火线文工团虽说已经停止了正常工作,但文工团里一些专业文艺战士的革命激情却空前高涨,他们联络基地其他单位有文艺特长和爱好的干部战士重新组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并且适时地排练了革命样板戏《沙家浜》。


  宣传队四处巡演,尽管几个扮演匪兵的四川籍战士把台词说得一塌糊涂;但饰演剧中主要角色,特别是扮演郭建光和阿庆嫂等正面人物的却都是文工团的专业演员,所以宣传队仍能把《沙家浜》演得有模有样。所到之处赞扬声不绝于耳,深受基地广大指战员欢迎。


  样板戏中使用的武器大都是道具。但郭建光等人用的驳壳枪却是卸了撞针的真家伙。这情报是经武器专家老母鸡慧眼识别后亲口告诉我的。偏偏那几天我回学校取东西,不经意就把这段情节讲给了尚在学校坚持造反的同学。于是,这个在我看来极其普通的事情便作为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反馈到“井冈山”领导人耳中;于是,姜剑自报奋勇带着两名组员佯称回基地办事,和我一道返回了东风。
  
  回家后,我还见过他一面。我从这小子言语和目光中看到了革命者对逍遥派的鄙视,便很识趣地与他分手。那几天,他一天到晚跟两名手下窃窃私语,举止相当诡秘。并且每天晚上都要雷打不动去观看沙家浜剧组演出。不久,沙家浜剧组去远在十四号的二部巡演,这几个家伙随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仅仅过了一天,我就从不同渠道听到“三道弯儿”行动组在十四号、因为偷枪而被当场活捉的消息。
  
  关于这次偷枪有很多不同说法,其中最可信的版本是:姜剑率领他的行动组尾随沙家浜剧组去了十四号,趁剧组午间休息悄悄潜入到礼堂后台,经过一通认真翻找,终于在一个道具箱里找到三把驳壳枪。


  我能够猜想出他们当时那种无比喜悦的心情。


  但好景不长却悲恨相继。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行踪早被解放军战士警惕的目光锁定。于是,一场围捕行动随即展开。姜剑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被团团围困在“十四号”礼堂里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终于认清形势乖乖缴械投降!


  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就这样以“三道弯儿”等人最终被捕而宣告失败。消息传来,我很自然想起几天前这厮对我实施信息封锁时那种不可一世的模样,于是,我像当年民众听到蒋介石在临潼被活捉的捷报一样,心里着实高兴了好几天。
  
  事情到此,远不算完。
  二部保卫处乘胜追击,以期在审讯中继续扩大战果。不料却意外得知盗枪的主犯竟是基地副司令员的公子,这消息自然令二部保卫处的军官们面面相觑吃惊非小!几经研究,决定上报。


  据说,这时间姜副司令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议题就是研究部署万一地方造反派进入部队搞武器应该如何防范。消息传到会场,会场一片哗然,顿时把副司令弄了个大长脸,尴尬得下不来台。同时,这一事件还不胫而走、沸沸扬扬传遍了整个基地,在很长一段时日里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题。


  过一天,我在楼门口见到姜剑。尽管他还是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但气焰已经远不如之前那样嚣张。盗枪案发生后,姜剑被他父亲严令呆在家里闭门思过。在我印象中,直到我们当兵离开东风前他似乎再没有回过学校。
  
  古人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我对姜剑的看法亦如此。并且始终认为他是个肯钻研有抱负的热血青年。
  1968年春天,姜剑当兵分到基地六部远在海南岛上的测量站。那以后,我们天各一方彼此失去了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他妹妹。这个当初并不起眼的小丫头1970年也当了兵。再见着她是我到南京出差学习期间。她那时在南京气象学院修炼观天的本领。见面时,她一身戎装让我有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我在南京呆了一年,大家经常聚会。从她那我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有关姜剑的消息。听说海南站地处不毛之地,天气异常炎热。“三道弯儿”每天都像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女战士那样——穿着不过膝盖的军用短裤打着绑腿,在机房里从事着外空飞行器的观察测量工作。几年后,他服役期满复员去了西安。在那座城市里做一份很普通的工作。 


  倒是他妹子在以后的时日里有了一个不可限量的前程。


  1986年我转业回北京,当了警察。有一回滕胖子到北京开会,同学聚会时我再次见到姜玲,她已是总部的作训参谋。这时候的她,不独有女军人的威严更添有职业女性的文静。但举起酒杯时,滕胖子却在一旁指着姜玲,提醒我:当心,这可是全军出了名的海量,跟军委首长碰过杯的!我转脸看看她那斯文的笑容,不禁半信半疑。问其故,胖子说:那年在太平洋执行完观测任务,军委首长出席了基地庆功酒会。其间,基地领导请姜玲代表部队向首长敬酒。老首长指着面前的半杯酒,半开玩笑对她说,你要能连喝十杯,我就把这半杯酒喝了。老首长不外是让她知难而退。谁知道话音刚落,这丫头就咣咣咣一口气喝下了二十杯酒。在场众人无不为之折服。老首长也甚感意外,一面感叹一面慨然把杯中酒喝干。自此,姜玲劝酒成为佳话,在总部机关广为流传。


  胖子刚把故事说完,坐在对面的姜玲已经端起酒杯跟我叫板。我素来自恃酒量不错,便跟她推杯换盏拼将起来,结果,被她灌得酩酊大醉,昏睡了数日。那以后我长了记性。每逢聚会只要有这巾帼在场就高挂免战牌,偏偏这丫头不依不饶,回回总要指名道姓跟我捉对厮杀,害得我每次回去都被老婆数落几天。
  
  顺带再说两句,回北京后,我胃病严重发作过数次。认真总结:几乎每回都与跟她拼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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