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桂林是我进东风后认识的第一个伙伴。他和我同上三年级,年龄却长我半岁。

古桂林的父亲是位受人尊重的山东人。

      我到东风时,古叔叔是基地司令部管理处处长,后来又调到基地铁路管理处当政委。统管着从清水西站至青山里火车站那条长达数百公里的钢铁大动脉。

      少年时,我对这位长者心存畏惧。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很严厉的人。据说,抗日战争时古叔叔曾经在山东微山湖打过鬼子。他是著名的铁道游击队成员,并且在那个尽人皆知的革命队伍里当过长枪队指导员。我猜想,古叔叔在打鬼子的年代肯定是“爬飞车搞机枪,撞火车炸桥梁”的好手,同时推断他老人家日后所以能出任二十基地铁管处领导,大约一定跟这段经历有关。


      古家子女中古桂林居长。除他之外,还有两个“贝勒”和一位芳名叫古玉茗的大眼睛“格格”。古玉茗美丽端庄,相貌与我们国家上世纪一位家喻户晓的女影星极为相像。她和她的胞兄相差不过周岁,也是我的同班同学。那时候,我们这些英俊少年大都不像现在的孩子这般开化,男女授受不亲的界限极其严明。虽说同学多年,虽说对这位大眼睛女生颇多好感,却素无往来。一般来说美丽的女人不缺故事,可遗憾的是我却对她知之甚少。


      古桂林先我从北京转来。那时候从北京转到基地的学生很多,他们不仅人来到东风,还把各自的绰号也一齐带到了东风,这些外号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让人匪夷所思!古桂林的外号就很独特,叫老母鸡。我始终弄不明白这称谓典出何处。


      上世纪中叶出生的人,其名字大多与个人出生地有关,我从老母鸡的官名分析,确信他应该出生在那个风景甲天下的美丽城市——桂林,且与一代歌仙刘三姐同乡。不过在我印象中,古桂林似乎并没有歌唱的天分,细考较去,好像也从没听他唱过歌。当然会不会唱歌对古桂林来说都无关紧要,都不妨碍他在其它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


      老母鸡是个很能琢磨且善于鼓捣的人。客观讲,他在玩具武器研发方面就有着超人的特长和技艺。当年,东风少年中男孩子们流行过许多玩具似乎都跟他的发明有关。他做的弹弓不独火力威猛,而且造型与工艺都堪称精良;他制作的“滋水器”以及“纸弹枪”也在男生中倍受青睐。更让人叫绝的是,这小子还别出心裁、发明出一种能发射鞭炮的火器:他把一根细铜管截成一尺多长,封住一头并在上方挖个口,在铜管前面做一副支架。于是一个简单的小铜炮就制成了。使用时,把一个鞭炮捻儿系在另一个鞭炮捻根部,然后把它们头对头放到铜管膛内,这样,当点燃一只炮捻,在其爆炸时就会把另一个鞭炮点着并且崩出。接着你就能听到十米开外的另一声炸响。


      那个时代远不像现在这样注重对儿童智力的培养和开发,于是便可惜了像老母鸡这样的人才!他本应该有很好的前途,可这样一个有潜质的人,却任其自生自灭荒废了。我常想,如果能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环境,老母鸡极有可能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武器专家。。。


      我与这位被埋没的人才相识,是进东风的第二天上午。


      其时,老母鸡正带领他家两个小“贝勒”和三五名年龄与他家“贝勒”相仿的鼻涕虫进行弹弓射击训练。

他们把十几个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瓶子摆放到我家楼前一堵矮墙上。然后,众鼻涕虫便兴奋地退到几米开外,争先恐后拿出弹弓准备射击。

      老母鸡高声制止道:等一下!

      众鼻涕虫不由一愣,收住手问:等什么?

      老母鸡转身向远处一边走一边说:太近了没意思。都往后挪。他走到十米开外站住,用脚在地上划一条直线,说:有本事站这条线后面来。

      鼻涕虫们走到横线后,回头看看矮墙上的瓶子不免气馁!大声置疑:这么远!打得着吗?

古家“贝勒”中一个小名叫阿胖的说:这还算远?我哥在北京时站的比这还远呢!照样……

阿胖很想在众人面前炫耀一下他哥的手段,可又想不出合适的词来。

一个鼻涕虫锲而不舍,追问:说呀。照样怎么着?

      阿胖涨红着脸想了半天,然后问老母鸡:哎,哥,那叫什么词来着?老母鸡那时已然拉开弹弓,说一声:照样弹无虚发!

      话音未落,手中的弹子也随之放射出去。矮墙上面一只中等大小的瓶子“砰”一声爆裂开来。

众鼻涕虫无不目瞪口呆!

      阿胖得意地笑起来: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


      我从窗户里看到这一幕,忍不住走出去。初见面,古桂林和那群鼻涕虫别有用心地打量了我。然后他问:刚来的吧?我说是。他又问:想试试吗?我点点头。于是老母鸡很大方地把弹弓递给我。我接过弹弓先把玩一阵。说实话,在那以前我从没见过这么精巧的物件。它着实与众不同!手柄做的很大还用彩色玻璃丝缠绕着,握在手里非常舒服;弹弓的射孔却很窄,我猜想那大约更有助于瞄准;固定皮筋的两个孔眼设计的大而圆润。那弹弓除实用而外绝对称得上是件工艺品。


      老母鸡从我羡慕的神色中得到满足。又得意地递给我几粒“子弹”。那是一些形状大小基本一致的小石子。我煞有介事地“弯弓搭箭”,对准一只墨水瓶打出去。

其实,我心里对自己二把刀的水准很有数。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慷慨,它往往能在关键时刻成就你。我那一弹不偏不移恰恰击中了目标。

      这蒙出来的成绩顿时受到他们重视,也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于是,大家叉手不离方寸,在互相通报姓名后立马成为朋友。为表示诚意,老母鸡当即把他的御用弹弓馈赠于我。这一慷慨举动当时就把我感动的死去活来,以致那一晚上我彻夜难眠。


      我们的相识随即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很快,我弟弟跟古家倆“贝勒”也成为莫逆之交并且终日形影不离。


      老母鸡爱端肩膀,尤其是走路,他两肩总是高耸着,跟苏联英雄夏伯阳的骑兵穿着垫肩斗篷似的;轮到说话那就不仅是端肩膀了,还热衷于挥动双臂借助手势来表达语气。印象里老母鸡是个会讲故事的人,至今我还清楚记得他绘声绘色向我们讲述文革初期大串联时的一段经历。


      是凡参加过串联的人,谁都不会忘记那时的火车是怎样的人满为患和拥挤不堪。老母鸡的那段经历就发生在一趟严重超员的列车上——

      那趟车不是一般拥挤而是相当拥挤,就连行李架和座椅背上都挤满了人,几乎每个人都差不多被挤成了照片。在这情况下,坐车人的大忌就是出现内急,可偏偏怕什么就来什么!话说黎明时分,有那么一位漂亮的红卫兵女战士就在这时有了急促的反应。其时,她所处的位置刚好是在车厢中央的过道上,想去车厢两端的厕所方便那时白日做梦完全没有可能;其实,她即使能挤过去也没用,因为厕所里也像沙丁鱼罐头似的至少挤了十几个阶级弟兄!

可以肯定那位女红卫兵已经忍了很长时间,并且达到了人类耐力的极限,她绝对是忍无可忍了。只见她涨红着脸和身边战友小声嘀咕了几句,随即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惊人一幕:几个女红卫兵齐刷刷站立起来搭成一道临时人墙,那女孩在“围墙”掩护下飞快取出一张报纸垫到身下,接下去所有动作几乎一气呵成。随着一声人们非常熟悉的动静响过,一股难闻的气味便在车厢里迅速蔓延开来。。

      片刻,女红卫兵的难题已然解决,只见她如释重负轻松地站起身来,手里握着报纸包裹着的秽物,星眼圆睁,对着靠车窗两个尚在沉睡的人朗声喝道:把窗子打开!

      车窗边那俩睡眼惺忪的人不解地望她一眼,大不情愿地把车窗提起一半。说时迟那时快,红卫兵女战士手中的秽物已经向车窗处飞去!可惜她太没准头了,那包粪便随着“啪”的一声响,重重打在窗户上,刹那间飞溅开来。结果不难想象,在一片惊呼中,相当数量的粪便溅落在附近人的身上。其中,一位戴深度眼镜、胖乎乎的上海籍男青年还在沉沉梦中,而一团热气腾腾稀糊糊的腌臜之物已经准确地落到他脸上。这冷不丁的突然一击把个白面书生从梦中惊醒,他下意识伸手去抹,就这么一下,把个原本白胖的脸蛋立马抹得一塌糊涂。。


      为让我们能如临其境地体验当时情景,老母鸡一边耸着夏伯阳骑兵斗篷似的肩膀声情并茂地讲述、一边伸出手在自己脸上做着演示,接着又模仿那个倒霉的上海人、用并不地道的南方口音、大惊小怪地叫道:怎么回事情哦?是水吗?是水吗?老母鸡把手伸到鼻孔下做嗅觉状,随即拧歪了五官高声喊叫起来:天呐,是粪便哦。。

而我们,早已捂着肚皮笑得前仰后合了。


      在以后五六年里,我们从小学一直同学到初中毕业。这期间我们之间感情似乎并没与日俱增,但总体说来还算不错。他是个不大合群的人,跟我们班男生均保持着相当距离,除过必要的恶作剧外他很少参加我们活动。而是带领他那倆弟弟在家鼓捣那些稀奇古怪的玩艺儿。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的发明成果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及时普及和传播。


      1968年初,他和我们班一个性格蔫蔫名叫李效工的同学,跟比我们高一年级外号叫“二拨郎”的男生以及另外几个我不太熟悉的男孩,突然销声匿迹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我们,几天后才听说他们当兵去了新疆。不久后,我们也赶上基地内部征兵,大多数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都参了军。从此,跟老母鸡失去了联系。


      重新见到他是1972年,那年我刚从长沙工学院毕业回东风,正好古桂林也回去探亲,几年过后我们都长成一米八几的汉子。重归故里不免使人大有“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感觉。唏嘘之余,又听说彼此球技都有了极大提升,于是就有些迫不及待想出点风头,于是就约上几个身世相同的北京兵一起南征北战、专门讨伐十号地区基层连队的球队。


      那些连队球队员通常多是一些矮墩墩像冬瓜一样满场出溜的战士;就身高、弹跳、姿势以及技术动作而言,我方当然占有绝对优势!

      可实际上我们还真小瞧了那些冬瓜,他们体力好人又长的结实,既便是四十分钟拿不着球也照样欢蹦乱跳极其亢奋地跑全场,而且还跑得脸不变色心不跳!此外,这些人另一大特点就是个个跟水泊梁山里的矮脚虎一样敢打敢拼、能冲能撞。好家伙,一到实战他们就像打了鸡血,直眉瞪眼跟玩命似的冲你下三路飞奔而来。结果可想而知,赛场上我们常常是被鲁莽的冬瓜们撞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假期很快结束,我们再次分手并且一分又是数年。再见面时又过了三年。那时候我所在的反弹道导弹试验部(四部)已从新疆迁到云南,古桂林的父亲——那位抗战时带领铁道游击队长枪队员打鬼子的指挥员也调到四部当副政委。我又有机会去古叔叔家了,这时我意外发现,少年时令人生畏的老爷子如今竟慈祥地像位老奶奶。


       那时我在沾溢雷达站政治处当干事,有一回去部机关报领文化器材,在四部首区——大石洞,见到老母鸡。此时他已复员,听说先是在新疆柳园当警察。后来通过关系又调到了昆明公安局。那以后我们之间接触又多起来。但与少年时比,相处机会则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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