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好好利用这宝贵的三天假期，我确定早走，赶早车回沈阳。天刚蒙蒙亮，我就悄悄起来，擦了一把脸，就出门了。我没和谁打招呼，也没人理会我，这样我反到感觉轻松自在。都说春节前的几天，是一冬中最冷的时候，真是差不多。没觉着什么风，可脸却像刀片刮的那么剌疼。我把破棉军帽的带结扎了下，向村外走去。大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两个背着粪筐子的老农，操着手向街外蹓跶着。东方刚呈现出鱼肚白色，随后露出了红晕色。随着红色的扩大，一轮血红太阳慢慢地探出了笑脸，似乎她是在为我送行吧！我的心头一亮，心想，今天不错，是个好天气。一声清脆的鞭子声，一辆大胶皮轱辘车从后面追了上来。车老板看起来有四、五十岁，穿着大羊皮袄，戴着大狗皮帽子，一张黑红的脸从挂满白霜的帽子中显露出来，在结实中透出淳朴。我站在道旁，主动打招呼：
“到哪去啊，老乡？”
“去沟帮子。你上哪？”老板粗声粗气地说。
“我要赶火车。你捎个脚吧！”
“你是干校的吧？行！上来吧。”
车老板挺爱说话，从我坐上他的车，他就一边赶车一边和我搭讪着说话。他告诉我他姓郭，老家在山东，是小鬼子倒台前几年，由于家乡闹灾荒，全家才逃荒到这里的，算来已有二十四、五年了。他说，刚来时，胡家这疙瘩还可以，已开了不少地，种稻子。别的不少地方，还都是大苇塘子，大荒甸子，是土匪和野兽出没的地方，没有人家。随着他又把话题拉到我们这些人身上。他问我：
“你们都是干部吧？”
我说：“是的，都是省里各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
“哼，看出来了，你们这里官不少，工资也一定挣的不少吧？“
我笑着说：“不一样，还是有多有少的。”
他没再吱声，“叭！叭！”地打了两鞭子，车猛的快跑了起来。他怡然自得地一边摇晃着鞭子一边说：“这里老百姓给你们编个词哪！”
“什么词？”我好奇地问。
他嘿嘿笑了。说你们是：“外边破，里面好，一人还一块大手表，岁数大，官不小，工资还挣的不老少，说话态度还挺好，……”
听到这，我也笑了。没觉得时间慢，也没感到路程长，说话之间车就到了沟帮子。我下车道了声：“谢谢！”便和郭老板分手了。
车站里外拥满了回家过年的人，挤挤擦擦的。我是９点多钟的火车，离开车还有两个多点。我没有往街里去，只是在站前蹓跶着。并下决心采购了一只燻鸡，人们不是说：“沟帮子燻鸡，誉满关内外”么。过年了，让老婆孩子也尝一尝。又买了一嘟噜盘锦鱼，别的再没买啥，因为手头的钱去了买车票的也只能买这两样东西了。车很挤，车厢里满是人，甭说是座位，就连站的地方都很困难。我挤靠在厕所门外，手里还提着东西，人员还来回窜动，要怎么别扭有怎么别扭。尽管如此，可我的心里还是畅快的。挤点，别扭点，没啥，挺一会儿就要到家了，就要看到玉环和我的孩子们了。我几乎忘掉了这拥挤的车厢，忘掉了我这艰难的站位，而只是设想着当玉环和孩子们看到我这个匆匆归来的亲人时，她们将会是何等的高兴啊！汽笛一声长鸣，车厢一阵骚动，火车开进了沈阳车站。我醒过神来，随着拥挤滚动的人流下了车，匆匆地走出了站台，挤上了电车。到家时是大年三十的下午３点多钟。
我的归来给我的小家带来了欢乐。在屋里默默玩着的三个孩子，立刻活跃起来，都乎到我的跟前，抢着接过我手里的东西。东儿乐得叫了起来：“爸爸回来过年了！”
扎着小围裙正在整理屋子的玉环，看到孩子们高兴的样子，她的脸上也泛起了笑容，说：“你回来了，看把孩子们乐的！”
我猫下腰，把三个孩子搂在一起，亲昵地说：“爸爸回来和你们一起过年。”是高兴？是难过？泪花从脸上滚了下来。稍稍平静一下我问玉环：“过年东西都准备了？”
“有啥准备的，就是买了一点肉和鱼，也没想到你一准回来。在车上没吃啥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去。”玉环说完就要到厨房去。
我赶紧说：“不用了，我不饿，晚上一块吃吧！给我点钱，我带孩子们上趟崇德街，回来我做三十晚上的饭。不管怎么，咱们还是要好好过。”
“那好，走吧，咱们一块去，”玉环说着便解开了围裙，关照孩子们都穿好衣裳。
我高兴地拉起丹和东的手，说：“好！咱们全家上街采购年货。”在路上，玉环悄悄告诉我：“老宋死了。”
我惊愕地问：“哪个老宋？”
“还有哪个老宋，就是咱们邻居宋欲生呗！”
“啊！宋欲生死了！怎么死的？”我瞪大了眼睛瞅着玉环，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老宋年令和我差不多，身体挺好的，怎么这几个月不见就死了呢。
玉环平静地说：“是自杀死的，是元旦前几天的事，咱们先不说这件事了，盘算一下还买点什么吧。”
我没有再问下去，但脑子里还总是翻腾着宋欲生死这个事。在街上我们还真买了不少东西。给三个孩子各买件新衣服，玉环说平时没工夫上街，也没这个心思。买了五双祙子，按习俗每人一双，说是要踩好新的一年（我新的一年是啥样？天知道！ ）。买了两副对联和一些花炮，又买了点熟食和青菜。
在回来的路上，玉环又嘱咐我：“你要注意控制点情绪，免得刺激于萍过分伤心。”
到家后我告诉石儿和丹儿俩把对联和福字贴上，我和玉环悄不作声地忙乎起来了三十晚上的饭菜。
“我的天哪，你可把我坑苦了啊！”一声哭喊，于萍披头散发地从屋里冲出来，手捂着脸，跑进我家旁边的小屋里，一边数叨着一边嚎啕大哭起来。这悲切哀怨的哭声，震撼着整个２楼，也震撼着我的心房。持续的哭声，久久不息，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和玉环交换了下眼神，意思是我去劝一劝。玉环会意地点了点头，示意让我去劝劝试试。我慢慢地推开了门，见于萍坐在单人床上，还在拍手打掌地哭喊着，并没有理会我的出现。我轻轻地叫声：“于萍，别太伤心了，要注意保重自己身体！老宋是不该走的，……”我的话可能更刺痛了她的心，她哭得更历害了。我摊着两手没办法，我还能说什么？俗话说：“劝皮劝不了瓤”，她内心的伤痛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抚慰的。哭吧，让她痛痛快快地哭吧！把所有的悲伤和哀怨都宣泄出来吧！也许那样她心里会感到好受些。想到这些，我索性不言语了，只是呆呆地站在她的面前，也和她一样流下了同情和伤心的泪。过了一会儿，可能是她哭够了，哭累了，于萍抬起她那苍白而流满泪水的脸说：“老吴，你回来了。这死鬼可把我坑苦了！他死了，让我怎么办？”
我开导她说：“老宋是不该走的，可是他竟想不开，这也是无可挽回的事了！你一定要节哀，要保重身体。两个孩子还小，还要靠你照顾哪！你晚上就别做饭了，你带孩子和我们一块吃吧！”
“不了，我有现成的饭，你快回去吃饭吧。”于萍站了起来，一边说着一边走回了自己的屋。
我回屋时，玉环已把做好的饭菜摆在了桌子上，全家人围桌而坐，吃起了年三十的团圆饭。刚刚过去的一幕，于萍悲伤的身影和哀怨的哭声，像一块挥之不去的阴云笼罩在我们的年夜饭上，也笼罩在我的心头上。它深深地勾起了我对自己前途和命运的伤感。我和玉环都没有作声，默默地吃着饭，没有喝酒，没有祝福，只有孩子们愉悦的吃饭声和悄悄说话声。
按着中华民族的习俗，在年三十晚上“接神”前，即半夜１２点前，家主人是不能睡觉的，叫作“守岁”。“守岁”有两层意思，一是守住年成，企盼新的一年里有好的年景；二是为了接来“财神”，表示对“财神”的尊重，接“神”来家的 虔诚。当然，就是没有这些说道，我们也是很难入睡的。四个多月了，在特殊环境下的分离，玉环和我有多少话语要向对方倾诉啊！给我们会面的时间又是多么短暂啊！真可以说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啊！
饭后，打发孩子们到院子里去放花炮，我和玉环照例忙乎夜间和大年初一的饺子。在这当中我感叹地对玉环说：“连队春节是不放假的，都不让回家过年。连部也不知怎么开恩了，还让我回来过年。虽然时间短，这也算是偏得啊！”
玉环把包完的一个饺子狠劲地放在盖帘上，瞅着我的脸说：“什么连部开恩？那是我和郝局长请求的，准是郝局长和连部给说的，才让你回来的。”
我不解地问：“怎么回事？”玉环这才一边包饺子一边和我讲起来。
“你们走后，后方连队也加强了斗批改，白天在班上开会，晚上去街道开会。没完没了的让你检查，让你交待问题。我是属于有问题人员家属，把我划到所谓叛、特、反、牛鬼蛇神的组里去，意思是向我施加压力。你想我的心情能好吗？我一天即要照管三个孩子，自己又要处处小心，很怕哪件事做错了，哪句话说错了，会惹来麻烦，招来祸殃。我更牵挂你，担心你。听前方回来人说，那里斗批改搞的热火朝天，又揪出谁了，又批斗谁了，谁谁自杀了，我就想起了你，耽心你受不了，怕你出事。特别是老宋事出来后，我的心就更像吊起来了似的，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常常睡着了又被恶梦惊醒了。好几个晚上我都是自己偷偷地哭，我身心疲惫极了！什么事也不愿作，什么活也没心思做，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大概是十多天前，郝局长到我家来过，他说是回城办事顺便来看看。他看到咱家造的这个狼狈样子，也觉得难过和不忍，就安慰我，说你在前方还可以，让我不要过于担心。可我能不担心吗！我说：“郝局长，你跟连部好好说说，让吴非回来一趟，我和孩子们也好放心，你没听说我们邻居老宋在干校自杀了吗。”，说着说着我就哭了。
看着我伤心的样子，郝局长说：“那么的吧，我回去跟连部说说，尽可能让他回来一趟，实在不行，那我也就没办法了。”我说，郝局长，那我就先谢谢你了。看来，郝局长说的话还是管用了。
玉环一席话，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我说呢，造反派怎么会对我开恩呢！
郝局长，叫郝振忠，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Ｆ连三个单位中一个单位的领导。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且为人正派，亲近同志，关心同志，因而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所以在运动中虽也由于造反派掌权而靠边站了，但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造反派对他也还是敬重的，他的话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据后来听说，他看了我家的窘况，听了玉环的哭诉和要求后，回去就和连部几个头头讲了。开始连部并不同意，认为革命群众都不回去，他一个还没有解除“专政”的革命对象，怎么能让回去呢。郝局长反复和他们讲，并且引用毛主席指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么。况且这么做只会对吴非彻底交待问题，促使其向革命方面转化有好处。再说，李玉环是党委机关里的工作人员，是革命群众，还是应当体谅的。李玉环现在心思很重，情绪很不好，家里也弄得太不像样子了，还是要体现一下革命造反派的宽大胸怀么。就这样，连里的几个头头才勉强同意，我才有了回家过年的机会。
这个年三十晚上，在孩子们的鞭炮声中，在忙做忙吃饺子当中，在玉环和我的相互倾诉当中，匆匆过去了。可我却很长时间睡不着，脑子里总在翻腾着老宋的死这件事。
宋欲生，比我大一岁，是转业军人，在区文化馆搞美术工作。人很朴实，少言寡语，一天总是背架老式照像机，说是一方面摄影，一方面为绘画搞些素材。我和他住了近八个年头邻居，我们没有吵过嘴，没有红过脸。有时我们两个男人在过道的两个瓦斯盆上做饭，一边做一边说话。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时候就更多，而且唠的很投机。有段时期我们家张罗换房子，他几次和我说：“别搬了，咱们相处的挺好，你们要是搬走了，我真是舍不得啊！”
“文化大革命”来了，换房子也就没有动静了。他绘画不错，我的大孩子石儿从小喜欢画画，我曾请他给我带带这孩子，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也曾亲自看过石儿的“作品”，也指导了几次。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没有时间了，就送给石儿一套绘画用品，有画笔、画板、调色板、水彩啥的，还抱歉地说：“叔叔现在太忙，你自己先学着画，我有时间 再帮你看看。”他还爱打猎，每逢星期，假日，他都背上老猎枪，去马三家子一带打猎。还真打着过野鸡、兔子啥的，我们也跟着吃过兔子肉。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他参加了Ａ派，还曾是单位的一个小头头，画画、写大字报。虽然很活跃，但却很有分寸，从不说出格的话，也不做越格的事。他所以这样谨慎，和他的家庭出身有一定关系。他家的成份说是小地主。他有个老妈妈，说是戴帽的“地主分子”，由于没别的地方去，一直住在儿子这里。老太太的存在，多少给他们家增加了一些烦恼，婆媳不那么和谐，常常为了一些小事犯叽咕，这给老宋增加了一些压力。特别是在运动中他的政治压力就更大。可这也不致于去寻短见啊！我就是带着这些念头，迷糊了一小觉就醒过来了。
考虑到明天我就要返回连队了，在大年初一早饭后，我和玉环就过到于萍屋里去，一来是拜拜年，二来是安慰安慰。于萍和两个孩子还刚刚吃完饭，桌子上碗筷还没有收拾。她还是一副颓伤样子，看到我们进屋她冷冷地打个招呼，嘴里在嘟囔着“看我这屋子造的！”回头喊叫：“小兰，你把桌子拣过去。”
我带有歉意地笑着说：“小兰能帮妈妈干活了，我明天就要回去，今天来给你拜个年。”
我们坐了下来，于萍情绪也稍稍平静了一些，我们慢慢唠了起来。从孩子学习唠到她的工作，最后很自然地唠到了老宋身上。于萍狠狠地骂了一句：“这个死鬼，可把人坑苦了！他自己一死倒干净，扔下老婆孩子就不管了。”
“那么老宋到底是怎么走上这一步的呢？”我这样问了一句。
于萍稍稍停了一下，可能是在平静情绪吧。而后便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
“那是１２月下旬，欲生从干校回来，他和我说，他们单位两派大联合后，他也被吸收进了大联合领导小组，让他负责搞对内对外‘大批判栏’的写写、画画啥的。他虽然名义上也是大联合领导小组的成员，但什么事也不和他商量，还是造反派说了算，言谈话语中还是流露出对他的岐视和不信任。在一次写大批判稿时，他一走神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无’字，写成了‘资’字，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被造反派发现了，就说他是故意的，并把这和他的家庭成分联系起来，说他这是阶级本性的表露，是保皇派不肯承认失败，对革命造反派的反扑，要追他的动机和目的。亏着支左的解放军和欲生关系不错，大概都是当兵的有一种特殊感情吧。就说，这个事虽然不对，是个错误，但这是他的笔误，是他工作不细，精神不集中造成的，不能把它和政治联系起来，不能无限夸大和上纲。让老宋检查也是对的，但不是检查什么政治动机，而是要检查工作不细致不认真，目的是以后把工作干的更好。造反派不得不听支左同志意见，没有追下去。事，虽然压下去了，可这对欲生的打击和压力确实是太重了。他回来后一晚上也没有怎么睡觉，一直和我叨念这个事。我虽然劝解和安慰了几句，但看来也没起什么作用，看来这件事对他心灵的伤害是太大了。”
于萍说到这，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唉”了一声继续说：“事也该着，什么事都挤一块去了，真是‘漏房子偏遇连阴雨’。欲生本来心情就不好，可就在他回来的第二天，家里也偏偏出了点事，闹了点矛盾。事情是这样：考虑到他在干校生活挺艰苦，这些日子心情又不好，我就想给他好好包顿饺子吃，就买了一斤肉馅。他那个妈妈在调馅时，胡里胡涂地把糖精当成了味精，待我发现时老太太已经把馅调好了。肉馅里放了那么多糖精成了什么味了。还怎么吃啊？我就和老太太吵了几句。心情本来就不好的欲生，也不知是生他妈的气，还是生我的气，气冲冲地从屋里出来 ，一把抢过了肉馅盆，气狠狠地说：‘不吃了！’‘拍’地一下把馅盆摔扣在地上，一赌气啥也没说就走了。我以为他是回干校了，也赌气回屋躺在床上，也不做饭了。只有老太太一个人默默地收拾着被肉馅弄脏了的厨房地面。
“我记得是欲生走后的第五天，干校来电话找我，问老宋为什么还没回干校？我心头一惊，说：“他回来的第二天就走了，怎么没回干校啊？”电话那边回答：“干校没见到人。”那他能到哪去呢？我心里开始犯了核计，他沈阳市内没有什么亲戚，有几个不错的朋友和同志，这时期也都上干校了不在家，他也不能去啊。可我还是给几家打了电话，都说没有看到。这时我的心里涌上来一种不祥的感觉。他是从家里生气走的，能不能出什么事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派出所报了案，请求帮助找人。听说这个时候干校那边也向公安报了警。派出所通告全市公安部门，共同寻找宋欲生下落。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消息。那些天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我像着了魔似的，饭也不知道吃，觉也不知道睡，也忘了黑天白日，东走一趟，西走一趟，出来进去的，脑子里就是想着一个事：欲生到底上哪去了？是不是真的出事了？
“那是第七天头上，派出所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去一趟。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是惊？是喜？说不出。有一种恐惧感，心里嘭嘭跳起来。孩子们问我：‘妈，我爸找到了？’我没有回答他们只是说：‘你们跟奶奶在家，别出去乱跑，妈妈出去一趟’。我急三火四地跑到了派出所，一进门就问：‘民警同志，你们找到宋欲生了吗？’民警没有立即回答我，要我坐下来，喘口气。从民警的神色中我似乎觉察出点什么，意识到欲生可能是出事了。就再次问道：‘同志，你们快告诉我，老宋是不是出事了？他在哪？’
坐在我面前的民警（确切地说是所长）划了根火柴点着了烟，说：‘于萍同志，你别着急，听我慢慢地告诉你。情况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我们接到马三家子派出所电话，说是在该地区荒僻的草莽地带的一条河沟，有几个孩子在那溜冰玩。玩累了，想到水沟边上国民党时修的水泥碉堡中，歇歇脚、避避风的时候，发现那里坐着一个大人，他们也就没进去。又过了两天，他们又去玩，玩后又想到碉堡中歇息时，发现三天前看见的那个人还坐在那里，姿势和那天看见的一模一样，感到很奇怪，就把情况报告给了派出所。派出所同志在孩子们的指引下，立即找到了那个碉堡，发现那个人已经死了。他们不认识，估计，可能是公安通告要找的宋欲生同志，就给区干校打个电话。干校立即派人赶去辨认，认定确实是宋欲生同志，……
“听到这，我脑子轰的一下就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过来时三、四名民警同志围在我身边，所长手里还端着杯水。他看我醒过来，就说：‘于萍同志，你先喝杯水！’我慢慢地坐了起来，稍停了一刻，所长又继续说：‘于萍同志，你要注意节哀，保重身体，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也是无可挽回的事了。现在老宋的尸体已经运回来了，人是坐在那里走的。我们从他的口袋里还摸出了两个糖块和几个小白药片，估计是吃的药。由于好几天了，天又冷，尸体已经完全冻僵了，还是一个坐的姿势，到医院后经过暖化，才把尸体舒展开，现在已放在该医院的太平间里了，你可以去看看，……’”于萍讲到这，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她说：“我跑到医院看了，欲生他很安祥地躺在那里，一点没有痛苦的样子，他没有痛苦，可他把痛苦都留给咱们娘们了，真是太坑人了！”
听到这里，玉环和我也是泪珠滚滚，说话也有点哽咽了：“于萍同志，你不要过于悲伤，人生总是有许多不定数的。老宋是不该死的，可是他竟死了，这怨谁呢？往前看吧，往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两个孩子还要靠你抚养成人哪！”于萍没有吱声，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些，我俩也就默默地走出了她的房间。
初二的下午，我回到了连队。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老宋的事，虽然它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一个永久也不会忘记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