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行医岁月
金 雨
妈妈的回忆录《绿梳子——我的青少年时代》问世后，人们纷纷索求传阅，我们和妈妈很是欣慰和感激。时有人询问：还有下文吗？我觉得从1948年参加工作到1982年退休为止，是妈妈一生中的精彩。恰恰妈妈的回忆录在此之前就停笔了。当我们把意见告诉妈妈时，妈妈一笑说，我只是一个医生，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说的。我也知道，妈妈尤其不愿再想“文革”那些事。所以我想补充一点妈妈的故事。
妈妈1947年从中正医学院毕业随爸爸到唐山交大后，学校又经历了一次迁徙，直到唐山解放后才安定下来，妈妈也成为交大医务室的医生。从小到大受尽磨难的妈妈，特别感受到幸福的甜蜜滋味，下决心一定努力工作，回报社会和人民。在校医务室几年的工作中，由于勤奋敬业，成绩出色，妈妈先后被评为校级和唐山市劳动模范。
在唐山交大当校医，被选为1950年工作模范，登上主席台
1951年初妈妈调入开滦矿务局总管理处医院。那是在一次出席唐山市劳模会议上，开滦矿务局领导看到妈妈很优秀，就与学校方面联系，经考试合格，调入开滦总院。
接着妈妈又调到开滦林西矿医院的老六号病房任医生，这个病房是内科儿科合一，有一百多张病床，只有三名医生轮值24小时，三天值一次夜班。下夜班后，上午查房，处理、抢救病员，下午在没有抢救急诊情况下才能休息，转天依旧是白日班。据妈妈讲，很少能有休息的时候，病号经常超员，打地铺，就是走廊都住满了，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总连轴转，几天不能回家是常有的事儿。那时我还小，只在朦胧记忆中，觉得很少见到妈妈。有时几天、甚至一个星期难得看到妈妈，完全是由保姆带大的感觉。
1958年，我们全家由开滦林西矿搬到马家沟矿。矿领导很关心，特地安排我家住进洋房子六号。这是西式建筑，很宽大，室内很冷，没有暖气，据说是过去英国人留下的。
几天后，家里总算安顿好了。爸爸对我说，到妈妈医院去看看。一路上，看得出，尽管穿过一片柏树林，也没挡住爸爸的喜悦神色。不远，几分钟就到了。
等进了医院，爸爸的神色就变了，很是凝重，不再说话。这是一座“口”字形内环式走廊建筑，边长约为30米，围绕一周的是房间。后来听爸爸讲，这是典型欧式休闲馆所，后被利用成为截瘫患者疗养所。本来，妈妈这次工作调动是有开滦总院和马矿医院这两个选择的。爸爸显然不满意妈妈放着总院那样的正规单位不去，而来到这个只有诊所级别的医院。
晚上，等妈妈回家后，爸爸很严肃地对妈妈说：“这是医院吗？分明是就是疗养所，几个截瘫病人，三五个工作人员，连街市上的小诊所都不如啊。你是四七年大学毕业，工作到今天，在林西矿医院已经是有作为的医生了，为什么不到开滦总院呢？那里条件好，基础不错，为国家、为社会的贡献，肯定比在这里大的多呀。现住大家都在努力，怎样才能为人民做出大的成绩，你却倒退着走，到这山沟里做贡献来啦。”
妈妈觉得很委屈地说：“你看，这里的矿领导非要我在这里，希望能建个像样的医院，这也是几千名职工的希望呀。”
当天晚上来了三位客人，两男一女，妈妈连声说“领导来了，欢迎，欢迎啊”。招呼来客坐下，马上介绍给爸爸，指着一位个子不高，有些圆脸形，两眼炯炯有神，总在放着光的感觉，这位是张世光矿长。妈妈又指那位阿姨介绍：她是张矿长夫人，医院办公室的王兰贵主任。一副漂亮女人模样，透着一股军人精干气质。随后妈妈介绍另外一位叔叔：这是医院的张增美书记。
一阵寒暄过后，张世光对爸爸说：金教授委屈了，交大和林西矿条件都比咱马家沟好，的确我们感到挺对不住长慧院长的，请理解我们。目前咱们矿是这样，1956年复矿到现在已基本完成，3000名职工和家属已陆续到位，开始出煤了。当下急待解决的是医疗问题，疗养院不适合作为医院使用，更不符合矿山要求，所以特地请长慧院长来建院，主要解决有了伤工、急诊病号，别再送往总院啦，以前经常发生病号在中途死亡的事，血的教训，让人心疼呀。
一番话，开诚布公，敞开肺腑，爸爸连连点头。的确，当时疗养院没有救护车，更无专业设备急救，只有矿用车运送。从马家沟到总院，开车须一小时，那时路面情况很糟糕，坎坷颠簸，造成病情加重，死亡率是很高的。
张矿长接着说：本来这次长慧院长来马家沟，只是看一看，还没有来得及到总院去，就被我拦下了，命令兰贵无论如何给我拖住长慧院长，住在招待所，同吃同住，在手续没办下之前，如果人走了，我就休了她。
王阿姨点头称是，老张过去在部队是首长，说一不二，是命令，现在还是首长，我还得服从命令。在座人都会心的笑了。
张世光又说：兰贵在部队是正连职，这次就做医院办公室主任，张书记本来是倴城特委书记，按级别应当任命为副矿职，考虑组建医院是重中之重，所以就降格使用，到医院任书记。有这两位给长慧院长保驾护航，我就放心了。
张增美说：是，有矿党委支持，保证完成建院任务。张矿长，李院长家已经搬来了，那咱们就开始筹备吧。
张矿长说：我看行，明天主管刘副矿长，财务、基建和你们三人就在医院开个现场会定下来。就这么办！再有，谢谢金教授支持呀。
爸爸被这样的领导班子感动了好多日子，感叹说：有这样的领导集体，有什么事办不成啊！
在建院的1958年初，由别的医院分配来了一批毕业两三年的年轻医生，妈妈考虑到医院尚在建设中，这些医生临床经验还须提高，就让他们到别的院校深造学习，等到医院建成时回来，马上就可开展临床工作。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各科主任。
妈妈最劳累的也就是创业的这一年。在进修人员未回来的阶段，由妈妈带领着几名医护人员展开医疗工作。由于门诊、病房还没有建成，临建木板房的条件太差，为了尽量减少送往总院病员，改善医疗环境，被逼的想出了建立家庭病房的办法，结果很受职工、家属欢迎。当时建立家庭病房，马家沟矿医院是首创，很快在整个开滦矿区医院推广开来。
医院建成后，学习的人员都已陆续回来，并很快组建各科室，进入了工作状态。自此也进入了捷报频传时期：
外科：第一台抢救伤工的手术成功，从此开创多年抢救重大伤工无死亡的成绩。内科：第一例抢救心肺衰竭成功，人工肾的研制成功（即透析技术），在当时唐山市是首例。儿科：第一批病人是10余名患流感（瘟症）小儿，处于危险状态，经二周全力抢救，全部康复出院。还有妇产科、放射科、检验科、药剂科等，1958年到1959年的两年中，由一座疗养院改建成具有基本功能的医院，辐射到矿各单位的保健医，矿内外的保健站及家庭病房，满足了数千名职工和近万名家属医疗需要。
至此，医院书记张增美、院长李长慧和办公室主任王兰贵的班子，和全院医护人员一起，完成了矿党委下达的“两年内自己医院解决伤工、重症病人，不再送总医院”的任务。
1959年11月，妈妈被开滦党委推荐为全国群英会代表。
后来据妈妈说，当听见要去北京开会，高兴得一夜无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期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直到现在说起时，妈妈还是那样的欣慰、荣誉、成就和幸福感交织在一起的情感。尽管文革时被抄家批斗游街，那枚全国群英会纪念章始终珍藏着。
那些年，妈妈多次荣获局、市、省级学毛著积极分子、学雷锋标兵、先进医务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这些耀眼光环，是用血和牺牲身体健康换来的。
每次井下出现伤工时，矿长张世光就像命令士兵一样，叫妈妈带着外、内科医生直接到井下一线去接伤工，边运送边抢救，一直护送到医院。然后就是几天几夜不休息的抢救。那时采煤条件很差，经常出伤工，妈妈一个月在家没几天。每次抢救各科危重病员时，妈妈一定到场参与。只有脱离了危险期，才能回家睡上一觉。
全家福（1958年）
爸爸对此很有意见：去一线作战，非要将军亲临现场吗？是你在医院做准备重要，还是让将军耽误在战壕里划算呢？后来，这位耿直的教授直接找到张矿长，坦率说出了自己意见，矿长很痛快地接受意见，并设立了井下保健站。不仅非常有利抢救伤工，而且大大方便了作业工人小伤病的治疗，很受欢迎。日后，各煤矿都设立了井下保健站。
爸爸又提意见说：你作为抓全面的院长，大小事都要管，抢救伤工、危重病员也管，能管得过来吗？毕竟一个人能力是有限的，事必躬亲的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妈妈听从了爸爸意见，这才有了行政查房，最后形成周三、周六会诊制，极大调动了各科积极性。比如，外科做手术，须有内科医生在场。同样，内科重症抢救，外科派医生辅助。有了院长协调，各科互动，马矿医院形成生机勃勃态势，至1965年跻身于市级医院，即相当于后来的二甲医院。
那段时间妈妈的身体很差，首先是因为太累。多少年来一直没得到充分休息，用妈妈自己话说，若能睡上三天三夜该多好啊。1982年妈妈退下来的半年里，除了整夜睡眠外，上、下午还要补睡两小时。
再有就是妈妈的自损性医疗作风。妈妈一个月总有几次输血给患者，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而抢救危重病员时，经常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拯救了他人，损害了自己身体健康，妈妈患上肠系膜结核，肝炎转硬化，慢性支气管炎症。妈妈是洁癖的人，平心而论，若不是如此自损性医疗行为，绝对不会患上如此多的传染病。即便开始发现患病，积极治疗，肯定不会留下病根。
妈妈每月工资150元，是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在矿上比矿长的工资都高，可是每月经常只拿回几十元。因看到有些患者困难，交不起医疗费，妈妈就替他们补交上。为此，奶奶经常生气，家里五个孩子吃饭、上学，你自己工作累，需要补营养，你给了别人，家里怎么办？妈妈的善举，已成为人们多年来的美谈。
1966年之前是妈妈事业的黄金时期，那是妈妈用牺牲自我的代价换来的。用妈妈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履行了一名医生的职责。
后来，几乎一夜间，妈妈和所有领导干部、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被列入挨批斗对象，家属也未能幸免，大字报，开会批斗，戴高帽游街，抄家等等都经历了，最后到洗衣房劳动，冬天去锅炉房外面捡煤焦。
一些挨斗的领导干部每当遇到妈妈时，紧紧握住手说：坚持呀，李院长，总会过去的。
一些职工碰到妈妈时，塞给两块烤白薯，或送个煮玉米，啥也不说转身就走。
还有的人则是夜访，安慰几句就走。甚至把东西放在门口，敲几下门，等我出去时，早已不见踪影。
更有锅炉房的师傅对妈妈很照顾，总是提前把焦炭捡出来，叫妈妈到里面暖和，让妈妈感觉到了雪中送炭的温暖。
尽管在这样处境中，每当有危重病人时，只要来人叫时，妈妈无论在家或在洗衣房工作、锅炉房捡煤渣，如既往一样，马上就投入抢救。每次抢救结束时，还是像既往一样轻声交待几句后，悄然离开病房回去劳改。此时，人们总是不约而同的默默注视消失在门口外的妈妈。一次我很不解地问：别管了行不行？妈妈回答：我被罢免了院长职务，但没免去做医生的权力。即便被免去做医生资格，能解除他人一点儿痛苦、困难，也是应该的。
这就是一名医生的思想境界。
运动挨整虽给妈妈精神上造成很大创伤，但经过几年的“休养”，病情竟然缓解，身体也得到恢复。凡事祸福相依，失之与得，自在其中。
1970年上级宣布妈妈“解放”，安排做门诊医生。在那久违的诊疗桌前，妈妈特别兴奋，终于又可以正常做一名医生了。想到自己已是五十岁的人了，时光弥足珍贵，把损失的时间一定补回来，妈妈暗下决心。
1972年矿党委宣布恢复妈妈的院长职务，负责部分技术工作，担任副职。这段时间，妈妈实际上只是做一名普通医生工作。妈妈很知足，经常说，能够做一名医生就够了，而且应该做好，这是本分。
1976年唐山大地震给医院造成巨大破坏，妈妈和全院人员一起恢复建设。后来妈妈说：又搞了一次创业。
1982年，妈妈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