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之后，国内未肃清的国民党残余和反革命分子纷纷出笼，四处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反动宣传口号，蛊惑人心。退到台湾的蒋介石趁机叫嚣反攻大陆，并向国内派遣了大批特务，组织策划反革命叛乱活动，许多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也蠢蠢欲动，气焰十分嚣张，公开搞破坏活动，破坏铁路、工厂、抢劫仓库等企图颠覆新中国政权的反革命活动。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部队广为传达、学习和贯彻。同时，在部队内部开展了排查和清理工作。前面已提过，卫生是技术部门，留用了一些伪满时期的国民党军队中医务人员，这些人政治背景，政治面貌和思想品德十分复杂。有的留用人员交代了过去的历史，真心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这种人员比较多；也有少数人员是混进军队的阶级异己分子，尚未暴露身份。我校医疗所一个医助叫邓克昌，是伪满时期通化“铁血团”的成员，这个组织极其反动，其武装“骑兵旅”是“三铁”之一，是日寇的忠实帮凶。铁杆汉奸，曾多次被派到长城内外围剿我冀热辽部队，对我抗日人员、人民群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也是“挺进热河”部队的死对头。在“镇反”开始后，这个人抗拒交代，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里，利用看管人士上厕所之机，悄悄溜出了宿舍，爬上锅炉的高烟筒上跳下自杀了，继续与人民为敌。这件事发生后，惊动了学校政治部保卫科，经调查取证，邓克昌的档案材料是伪造的，身背血债，确有罪要，日本鬼子投降后，为了躲避人民的公审，混进革命队伍。这件事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引导大家加深对“镇反”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和警惕，并对留用人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和严格筛选，以确保队伍的纯洁性。
随着朝鲜战场形势的严峻，为全面支援抗美援朝，卫生部奉命选派一批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奔赴朝鲜前线，增强前线的医疗救援力量。我第三次递交了申请，渴望自己成为志愿军一员，但这批入朝医疗队伍中仍然没有我，不知问题出在哪？给我的任务是在新任部长刘知第领导下，组织开展工作。因前任卫生部部长杜华义等人也调入朝鲜前线。新任杜部长是延安医院中有名的内科医师，在任期内对学校卫生医疗工作卓有成效。后来，他还特别送我一个象牙听诊器，鼓励我在医疗技术上有所作为。但后来我辜负了这位可亲可敬老首长的期望，技术上毫无成就。
1951年7月，我接到家中来信，告知父亲病危，要我回去探望。因当时抗美援朝，离不开工作岗位，告诉他，朝鲜战争胜利后，马上回家看望父母，我在信封中夹寄去一张照片给父亲，算是安抚一下父亲。可万万没想到，父亲不久就逝世了。
不久，防空学校改称沈阳高射炮校，由军级降为师级，机械科缩编，卫生部缩编为卫生科，归校务部领导，科下设门诊所和医疗所。编余下来的医护人员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我被任命为门诊所所长，该所仅有医护人员十多人，担负全校的师生和职工的门诊医疗和防疫卫生工作。科长姓孙，是个好大喜功之人，由卫生队长升任科长。他上任后，立即发动两个所搞卫生竞赛活动。由于我没有认真对待此事，管理不严，每次评比都落在医疗所之后。孙科长批评我，我不服气，强调客观，引起了他的不满。
随后，我俩还发生一次激烈的矛盾冲突，在两人内心深处埋下了针尖对麦芒的种子，他向东，我向西，谁也不服输。真是祸不单行，有一天，我突然得了感冒发起高烧。第三天科长来看我，因我还在气头上，躺在床上没有起来，他带着讥笑的口气问：“刘所长，病怎样了？”
我没好气的说：“死不了！”
他看了看我，什么也不说就走了，我意识到可能触犯他的尊严。
几天后，我高烧仍然不退，又拖了几天没有上班。就在这时，卫生所发生一起一个女护士与一个男医生以夫妻名义，在沈阳市内一家旅馆开房，两人并发生关系，被派出所查获，告到了学校。
校领导十分愤怒，马上责令孙科长调查此事，找出嫌疑人。他根据派出所提供的男方长相、个头、年龄，经分析，认定此人与我的条件差不多，自然把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他先暗中询问别的同事，调查我近期有没有外出的痕迹，有没有与女护士有过爱昧的关系。然而得到结果并非是他的初衷。所有被调查的人，都证明我因病没有出宿舍楼。他这才转移了调查对象，开始调查女护士有没有外出的，结果有一个姓欧的女护士外出大半天。根据旅店方提供的相貌和个头特征，均与此人相符。后经过谈话，她承认同一姓周的军医两人在宾馆约会，没控制住感情，发生了两性关系。孙科长当即叫来周军医落实此事，在人证物证的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为了严肃军纪，学校决定给予周医生开除党籍，行政记大过。将欧护士调离学校，转业到地方工作。
这个事开始，孙科长把矛头对向我，在科室内引起了桃色风波，一时间，全科室的人员以蔑视的眼光议论我，嘲讽我，暗地里风言风语四起。过去，受到我批评的人兴高采烈，同情我的人表示惋惜。说来也巧，发生这件事时，正是学校对干部提级之时，原本我在提级范围内，但被此事情给耽搁下来。男女之事水落石出后，提级机会已过。所以，思想压力负担很大，情绪波动起来。
我病好后，学校校长专门找我谈了话，鼓励我振作起来，别背思想包袱。我回到宿舍后，想想如此下去，也没有必要，只要把工作干好，对得起党的培养就内心无愧了。
从那以后，我带着争口气的思想，开始担当起门诊所的领导工作，与有成见的同志开展交谈，解决矛盾。与此同时，重点抓了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方面的问题。后来细想起来，革命战友来自天南海北，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实属不易。平时在工作矛盾少不了，但诚心实意相处就好了。打那以后，我和孙科长握手言和，成了好战友。
1954 年秋末的一天，我接到校务部牛子明部长指示，要我带高级炮校、高射炮校、辽阳文化预料学校的11 名医护人员组成了“选飞”体验组，任我为组长，内科医生高大印、肖某某，外科李某某，五官科医生刘汉章老卫生员等6名同志为组员，对三个学校的青年干部、战士进行选飞员的身体筛查。我在第一次会议上传达了上级这次招飞的精神，明确了任务，熟悉标准要求，研究完成措施。随后，利用十天的时间，对1000名排以下干部进行体格初查和复查。
当时，由于没有什么先进的体查仪器，主要靠听诊器、血压计、手敲锤、反光镜、音叉等方法。在讨论如何完成任务时，高大印同志说：“飞行员身体条件要求很高，靠我们这些简陋器具能完成任务吗？”
刘汉章接着说：“担心自己技术水平有限，怕完不成此次任务。”
我根据大家的想法，认真组织大家学习了体检标准，一项一项地进行研究讨论，对其一器官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异常，先从理论上弄通，再研究出有效的检查方法。通过学习和讨论，统一了思想，认为困难是有的，但可以在实践中边学习边工作。
“选飞”体检开始后，我们分头深入学员队摸底调查，掌握受检人员平时的身体健康情况。体检时认真细致，凡是定不下来的身体健康情况，请求军区医院帮助解决。经过10多天的“选飞”体检，从1000多人中筛选出10多名初检合格者。由于我们工作认真细致，圆满完成了初检任务，受到了上级表扬。
“选飞”初检工作结束之后，领导通知我们去沈阳故宫参观镇压“反动道门会”的实物展览成果，大家一致认为受到一次革命教育。短暂的10天，大家建立起浓厚的阶级感情，一致认为，应该留下一张战友合影，留作纪念。至今，这张合影依旧在我的影集里，每当我翻阅照片时，当年合影时，上边的那几行字依然清晰；
有幸沈阳结识
惜别辽阳预校
相处感情深厚
留下合影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