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上旬,国民党13军第4师、第89师两个师和52军的145师,从叶柏寿沿铁路向承德进犯。为了阻击敌人,我旅即奉命奔赴战场。

  当日上午,我旅离开杨家岭,从曹家路出长城,以急行军的速度,经下板城、上谷等地,于下午抵达平泉南小寺沟一带,趁机在平泉南的瀑河铁路大桥南侧布防构筑工事,旅机关驻小寺沟。

  次日上午,驻平泉的89师,无视“国共停战协定”,悍然向我旅发起进攻,猛扑铁路桥,遭到守桥部队的迎头痛击,战斗相当激烈。我旅的伤员一批一批被送了下来,一次两、三个,一次四、五个,多数伤员伤势较重,有头部伤的,有胸、腹部伤的,有贯通伤的、还有被炸断胳膊和腿的。

  当时,在前沿抢救伤员只有我和一个卫生员。任务是对每个伤员进行止血、包扎、固定。我记得有两个最严重的伤员,一个是腹部被炮弹炸伤,伤口有鸡蛋大小,小肠被拖出一大截。我和卫生员用盐水清洗伤口后,检查外露肠子没有破损的地方,又用盐水清洗几遍,即用消毒纱布将肠子一节一节地送回腹腔,又仔细地检查有没有扭曲的地方,然后包扎后,让战士们送往后方战地医院。另一个是左手除拇指外,其他食指、中指、小指全炸掉了,无名指开放性骨折,只是一块皮连着。我看了看说:“这指头已经接不上了,只能剪掉!”。

  伤员表示同意!手术前,我又仔细看了看,血管已经止住了血,细看还有一头发丝细的血色神经,我对伤员说:“剪掉这块皮肉会很痛的,这里没有麻药,你能挺住吗?”

  伤员紧闭双眼说:“不怕!”

  我提醒他说:“我剪之前,你要先憋口气。”

  伤员紧锁眉头,但嘴上却说:“行!”

  “咬牙,憋气!”我用快剪刀在一瞬间剪掉了,疼得他冒了一身汗,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连忙安慰他:“一会儿就不痛了。”

  这时,战场上又抬来一个开放性气胸伤,核桃大的炸伤口,呼呼向外冒出鲜血和气泡,呼吸非常紧迫。我见状立即停止对其他伤员的处置,正用大块纱布和脱脂棉将伤口堵住时,腔内一股热血喷在我的脸上,虽然我用毛巾护住嘴,但眼睛被鲜血挡住了视线,我赶紧让卫生员擦去血迹,继续将几条长绷带拦胸紧紧捆绑结实,让人迅速送旅部战地医院继续抢救。

  这是我在战场上处理伤员最多的一次,也是遇到伤情最严重的一次,战后我荣立三等功。

  这场阻击战整整打了一天,敌人多次冲击都被我旅的英勇战士打退,敌人丢下许多尸体,天黑前撤出攻击阵地。

  随后,国共停战协调组按照“停战令”来到双方阵地上进行了协调,之后,敌我双方在这里对峙二十多天。

  我旅利用战斗空间,为群众排忧解难,凡是有老乡求医求治的我们都满足要求。我居住的附近有一邻居,有母亲、兄妹三人,其男儿已有25岁,尚未成亲,一天突然发“恐水症”,咽喉痉挛、手足抽搐。她妹妹找我去救他哥哥,我看了一下病人的病情,束手无策,马上请来王保寿医生,他让我给他打一只“镇静剂”,暂时安定下来,又给留点“鲁米那”药片。

  接下来了解其病史,他曾被疯狗咬过,王医生认定是狂犬病,这也是我第一次所见的狂犬病发作的症状,这个病人不久就死了。母女两人哭的死去活来,说她家就靠儿子种地度日,他死了没有依靠了。在乡亲的劝说下,帮助料理了后事,我也帮助做些工作。在接触中看到她家确实很穷,缺吃少穿,引起了我的怜悯之心,于是送给她家一条绒毯(战利品)。这位大娘很感激说:“我忘不了你,胜利后你一定要来看看我们娘俩。”

  我顺口答应:“大娘,胜利后,我一定来看你们。”

  没有想到这一举动,竟引起一场风波,搞得沸沸扬扬,老乡传出话说:“他看中了人家那个姑娘!”

  担架排的人旁敲侧击地逗我:“你去当人家的上门养老女婿吧。”

  还有人猜测:“他已经答应人家了。”

  王保寿医生和调剂员听了传言后,立即召开了党小组会议,对此事进行讨论处理。

  王保寿直接了当的问:“为什么要送人家毯子?”

  调剂员一边添油加醋:“他是有个人打算,想娶媳妇!”

  我辩解说:“我看他家可怜,没有别的想法!”

  调剂员抓住不放:“不管你什么的理由,如果没有这事,你把毯子要回来!”

  我一听火了,反驳道:“俺们部队送给老乡东西的人多了,也不是我一个人哪!”

  王医生见我说的有理:“算了吧,这件事到此为至,不要再提了!”

  说句老实话,我曾有意动员这个女子参军,可她说,离不开母亲,就作罢了。

  一个月后,国民党军队撕毁停战协议,不断向我军进犯,形势发生了变化,此风波也渐渐平息了。

  侵占长城义院口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向平泉而来,从南北夹攻我军,企图包围我军,其目的是攻取承德打通道路。我军针对该路敌军孤军深入,正是我军在运动中歼敌的好机会,将计就计,也来个南北围歼。冀东肖克、詹才芳率领的部队,抄后路压过来,我旅在黄鹄显的指挥下,快速向南运动,于1945年12月下旬,隐蔽抵达桲椤树川北侧山地,以逸待劳。待敌之前,部队进行动员,旅直属队排以上干部参加司令部动员会。班长和战斗骨干,由旅直党总支杨书记进行战前动员。因我是党员又是卫生班长,也参加了这个动员会。

  总支杨书记以坚定的战斗意志激励大家说:“南面来的敌人,妄图从后面夹攻我们,首长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同志们要勇敢投入战斗,坚决消灭!有没有勇气杀敌立功?”

  大家高喊:“有!”

  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带头喊道:“坚决消灭来犯的敌人!”大家也跟着高呼。我接着又高呼:“要勇敢杀敌,不怕流血牺牲,是英雄好汉战场上见!”大家一句一句地跟着高呼。这一高呼,把大家的战斗情绪推向了高潮。总支书记高兴地说:“好,好!”

  战后听说,总支杨书记高度评价了班长和骨干的战斗决心和战斗气氛,赞扬了我的带动作用,我也悟出鼓动人的口号也是战斗力。

  敌人于10月中旬进到山子后地区,我旅乘其立足未稳之时,天刚亮就发起攻击。我和警卫班一起跟随旅首长进至山子后山,目睹了我们队伍成排成连,冒着敌人炮火,向敌人山头发起猛攻。当时战士们穿的是黑军装,目标特别明显,眼看有的趴下了,又站起来往上冲,也有的战士倒下再也没爬起来……

  双方激战中,敌人发现我山头上的指挥所,用迫击炮和六口炮对指挥部进行轰击。炮弹不断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爆炸,其中一发落在警卫班附近,一名警卫员头部受伤,我立即包扎。正在这时,我又听到“嗵”的一声, 这是炮弹出炮口的声音。我往前方空中一望,有个黑团快速向伤员冲来,我立即扑到伤员身上。这个黑团在我不远处栽在地上,停一会儿没有爆炸,警卫班长过来一看,带着挖苦的口气:“刘班长还挺勇敢呢!”

  我抬起头来,看见不远处的那个黑东西是只鸟,满脸羞涩的说:“我……”

  警卫班长指着那摔死的乌鸦说:“你是把黑乌鸦当炸弹了。”

  我起来用脚猛踢了死乌鸦一下:“就是它。”

  战后,卫生班长把乌鸦当炮弹的笑话在旅部传开了,我听了后只有傻笑,什么也不敢解释。

  我旅消灭敌人一部,将敌人打了回去,挫败敌人南、北夹击的企图。

  当日,我旅撤出战场,从六沟越过铁路抵达八里罕。相传这个地方原为涯中,沙陀国李克用东边的一座城池,有几百户人家,四周土城围子很大。

  我旅在这里只作短暂休息,继续西进,下午继续向西进到七老图山区。我旅在这一带进行了短暂修整后,又神速的向内蒙古大城子方向运动,突袭赤峰出来未站稳的敌人,当夜向敌人发起攻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将敌人大部分歼灭,敌一部分逃回赤峰。我旅又立即转战隆化。

  1947年初,热河二旅与冀中一部队,合编为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22师。旅部变为师部,黄鹄显旅长升为八纵队参谋长,22师长为吴烈,师机关为司、政、供、卫。原旅直卫生科,王保寿军医调入新建部队。我和调剂员王平安(冀中人)继续留在师直卫生所,不久王平安任司药,我任看护长,提为排级干部。

  国民党第13军侵占承德后,接着又侵占了滦平、隆北、围场等县城。我师整编后,始终在热河西,北部运动作战,寻机歼敌。

  1947年过了春节,隆化一部敌人出来向唐三营进犯,企图打通去围场的公路。

  我师即调动兵力,在隆北、围场交界布成口袋网,专等敌人入瓮。上午10点多钟,这股敌人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进入口袋。师首长一声令下,部队从东、西两侧向敌发起猛攻,一阵子猛冲猛打消灭敌人过半。一部分敌人在其营长督战下抢占一个山头,妄图作垂死顽抗。我师未给敌人留下喘气机会,继续向山头猛攻。敌人借美式的轻重武器疯狂射击,企图阻止我师前进。师首长马上命令迫击炮连向敌人山头阵地进行轰击,几发炮弹在敌群中爆炸,我师的一支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冲上了山头,消灭了阵地上的敌人,敌人营长被击毙。

  战斗刚结束,师首长来到战场,警卫班和我跟随其后。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被击毙的营长左手无名指上有个被血污得发亮的东西,我先用一只脚将其手踩着,然后用手取下那个发亮的东西,擦去血污是个金镏子,我顺势装进口袋里。

  战斗下来,对这类战利品没有明确规定,有的说“缴获要归公”,也有的说这类不属于军需品。正在我没有主意的时候,管理科一个会计,是冀中人,找到我说:“公家不收缴,我可以用长城币(解放区币)500元收下。当时我又不知道黄金价,也不知道有长城币”。

  我傻乎乎的问:“这能行吗?上级知道了怎么办?”

  会计答道:“我们科长说了,不收这个东西。”

  当时我并没有答应,过几天他又来找我,左说右说,让我没有了主张,就傻乎乎地做了交换。东北全部解放后,我在哈尔滨人民银行去兑换首次发行的人民币500元,后来又因制度改革,新币1元兑换100元,所以,我得到新币5元了,真后悔!

  1947年8月下旬,22师攻打围场县城时,我亲眼见证了那挺从飞机上取下机关炮的威力。在机关炮的射击下,东门外几个碉堡一个接一个被摧毁了。

  战斗结束时,我给国民党几个伤员包扎时,有的伤员问:“你们用的什么枪?那么厉害!”我取笑说:“那是你们蒋介石送的新式机关枪!”伤员们听了还是莫名奇妙。我顺便补充一句:“那是从你们飞机上取下来的机关炮。”

  后来,我到曾住过的医院,许多人离开医院了。只有几个熟人,一个姓吴的,一个姓王的医务人员向我谈了在国民党中央军占据县城时,这里成了中央军的医疗所,一些伤病员住这里,这些伤病员横行霸道,对医院原工作人员非打即骂,一部分人受不了这气,就纷纷离开了。

  吴医生问我:“你们还走吗?”

  我回答:“我们部队是打运动战的,不守一城一地!”。

  吴医生继续问:“我已经40岁了,你们要不要?”

  我只是个小小的看护长,对这方面的政策不了解,便说:“这可说不定,得请示首长!”当我向政治部主任雷永通汇报时,主任问,“他技术怎么样?”

  我马上回答:“他是个老医生了,医术可好了,能让他跟部队走吗?”

  雷主任也拿不定主意:“这个我要去问问政委。”

  我马上把雷主任的话,告诉了吴医生,他听了十分高兴地说:“我可以参军了!”就这样他参加了解放军。入伍后,由于部队运动频繁,特别是夜间行军,吴医生不慎扭了脚,走起来困难,战友们找了一头骡子让他骑。后来,部队进一步精简机关,年纪大的都转到地方去了,吴医生也走了。

  正是:

  绒毯济贫事平平

  只因她家太贫穷

  帮助大娘掀风波

  内心无愧品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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