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节前夕,我们几个老乡和另外十多个人,被区中队送往冀东军分区十三团主力部队。

  天依然寒冷,趁着夜色,我们从三河北境小县出发,经过平谷西北埝涉过已冻冰的河沟直抵燕山南缘,天亮时进入山区。陈助理告诉大家,这里离十三团部驻地镇罗营沟区还有十多里路,但大家已进入抗日根据地,可以放心的白天走了。陈助理的话音刚落,大家悬着的心落了地,经过一个多小时行军,到达镇罗营。这是个比较大的乡镇,是十三团和地方区县政府活动中心。地形好,四周都是山,西、北面山比较高,东、南较低。民情好,群众抗日情绪高,百姓热爱子弟兵,子弟兵与他们打成一片,犹如一家人。

  当我们走进镇罗营村时,在山坡上遇到两个穿灰军装戴八路帽的军人,其中一位是八路军干部,另一位是他的警卫人员,他走过来问:“你们是哪个县的?来参军的吗?”

  大家异口同声答道:“我们是三河县区中队的,前来参加部队的。”

  八路军干部继续问:“你们是自愿的吗?打仗要死人的,不怕死吗?”

  大家一致回答:“自愿!”

  “好、好!好男儿当八路军打鬼子!”他说完,接着向我们揭露了为虎作帐的汪精卫大汉奸的丑恶行为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殷汝耕卖国求荣,死心踏地当汉奸罪行。

  随后,他带我们去了团部,当天下午,我们几个人被一位干部叫到营部,他详细问了问每人家庭情况,年龄、文化程度,是不是自愿来的。然后把我们分到各连队,刘万民到特务连、刘志武等均分到各战斗连队。最后轮到我,那位分管军事的干部问:“小鬼,你十几岁了?”

  一听八路干部叫我小鬼,我一百个不乐意,这不是同小鬼子只差一个字吗:“长官,我不是小鬼,我的大名叫刘志禧,小名喜子,今年十五啦!”

  “队伍上不兴叫长官,叫同志好了,那就叫你喜子吧。听陈助理说,你上了几年书。”八路干部笑着说。

  “我念了五年书。”回答声落,他举目看了看我,随手把钢笔和一块黄色纸递给我,让我写“消灭鬼子”和“刘志禧”六个字。我写完交给了他,他看了看,笑了笑说:“文化浅,不能当文书,去吹号吧。”

  “只要当八路,干什么都行。”我说完,他派人把团部司号长找来。

  这位司号长上下打量我一下,又看了看我嘴唇就否定了:“团长,他口唇厚,吹不了号。”

  我听司号长一叫,才知道他是团长,他思考了一番说:“那你就去卫生队当卫生员吧。”

  “行!”从此我步入卫生部门,当了卫生一兵,命运如此吧。

  团长提笔写个纸条交给通讯员,由他领我到卫生队沈队长那里报到。

  沈队长是河南人,待人很和蔼,简单问了我一些情况后,派人送我到了卫生班。这个班有七八个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姓王的,姓张的都有。他们对新战友的到来关怀备至。

  我第一次在部队过春节,除夕晚上,全队医生、卫生员集合在一起,开了一个没有酒,没有肉,也没有茶的茶话会。但相互之间畅谈了抗战向好的方面发展,艰苦岁月已过去,小日本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的大好形势。随后,大家齐唱为了迎接胜利的一首歌,歌词大意是:

  一九四四年

  形势大发展

  人人练好兵

  崇山峻岭把敌歼

  ……

  会后,大家围在一起吃了顿素饺子,大家有说有笑,热乎极了。战友们看我是新兵,都往我碗里夹饺子。一位和我同岁的小战士好心的劝我:“第一次离开家过年吧,多吃点,吃饱了别想家。”

  这句话,还真勾起我想起了家,我出来时,没有来得及告诉父母,他们肯定还在担心我呢?想到这里眼泪涌出眼角,自然也吃不下饺子。我放下筷子跑出房门,在院子里哭了起来。没想到,这一下给大家添了乱,纷纷出来劝我、安慰我。沈队长用关心的口气说:“你看大家都有父母,为了打鬼子,全部离开了家,家里人都会支持我们的……”在大家的劝说下,我又回屋同大家一起吃饺子。

  过了春节,沈队长和我们新来的队员谈话:“卫生员要有点医疗技术,部队战斗频繁,没时间学习,你们三个人先到后方医疗所,那里的环境比较安定,有伤病员,可以边培训边学习医疗技术。”

  次日,我们在一位老乡带领下,进了山里,先是到达吴家峪联络站,然后,由另一个老乡将我们领到一个简易窝棚里,找到副队长兼医疗所长的干部,我只知道他姓张,名字记不清了。他特别机智,听到外边有点动静,马上摸起匣子枪监视来人。后来,他仔细一看,是熟悉的交通员,就起身走出草窝。

  我们将沈队长的介绍信递了过去,他只说了句:“欢迎你们的到来。”随后,顺便在信上角写上请李指导员接洽的字样,再由向导带我们在一个山沟里找到所部。所谓所部,只不过散在山沟里用高粱节、棒子杆搭建的简易窝棚。因这一带地处长城内侧,日本鬼子几次扫荡,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所以,只能搭建简易茅草屋。

  我们当天上午到了所部,见了李指导员李致和、金在敏两位军医和王永安、王保安、徐子明等十几个卫生人员,这里面有司药、有看护长、有卫生员。

  我填表时弄出一个大笑话。看护长王永安拿来登记表,让我们三个人认真填写。我写过名字后,在填入党栏时,还若有所思地算一算,写上了“一个二十八天”,介绍人栏里写上“没有人”。写完后,我交给看护长,他一看大笑起来。

  我正八经地说:“我写的是真话。”。

  看护长王永安婉转的说:“对,你没有说假话。”接着又说:“你还不懂什么是党,以后努力争取吧!”

  我这开始才知道,参加八路军不等于参加共产党。

  当时,医疗所环境艰苦,医疗条件也差,没什么医疗器械,军医只有听诊器,两把镊子,药品更缺。战地用药也只有红汞,也叫“二百二”和盐水。伤病员都分散住在山沟里,病房是一些被鬼子烧过的房子,房梁搭上棒子秸和茅草地棚。每个病房住两个伤病员,由当地老乡派饭,老乡吃啥伤病员也吃啥。有糊糊粥和棒子饼等。

  我们几个新来的卫生员,先训练十几天,由两位军医传授了一些医疗基本知识和操作技术,主要有止血、包扎、固定、换药等。然后,由徐子明、王永安等老卫生员带着我们为伤员治疗,负责换药。我治疗的伤员,一个是左小腿被炸伤,右大臂枪弹穿透骨折和一个下腹枪弹贯通伤的伤员。我每天给他们换药、派饭、送水,由于我精心护理,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他们的伤势有好转,我看到后十分高兴。

  一天,我在给那个炸伤的左小腿换药时,见从伤口流脓血水,我怀疑里边还有弹片,就用探针深入下去探个究竟,由于用力过猛,刺到了伤员神经,他痛的 “哎哟”一声,并出了一身冷汗。伤员认为我不精心,给他造成痛苦,拿起拐杖朝我背上就是一拐杖,我的泪水也掉下来,但没哭出声,他再也不让我换药了。我找来李医生,他也用探针小心翼翼地试探,认为有一块游离骨块,并用镊子轻轻夹出来。随后,李医生当面批评我用力大,给伤员造成痛苦。同时,表扬我观察细心,发现这块游离骨块,不取出来伤口是长不好的。正如李医生所说,十多天伤口就封口了。为此,那伤员向我道了歉,走的时候,还送我个战利品耗,现在一直保存它。

  夏天,转来一名头颅骨刀伤,冠状伤口有10多公分,头顶骨裂开2公分,硬、软脑膜均破,已露出闪动的脑浆。医生检查伤口后,已发现生了蛆,在表面上蠕动着。医生要我用生理盐水清洗,清除掉蛆。我精心用镊子将小蛆一个一个拣出,约有半个多小时,才将蛆捡净,再用生理盐水清洗、包扎。之后天天给他换药。

  一天天还没亮,我听到强子路据点鬼子来扫荡的消息。医疗所医生、卫生员分头带着伤病员转入山坡树林子里。我搀扶那位头颅伤员,一步一步地走进树林中,在一处山崖下灌木丛中隐蔽起来。指导员告诉我,敌人来了,要沉住气,就是敌人走到眼前也不要动。指导员隐蔽在一处密林里,随时监视着敌人的情况,一旦伤员隐蔽区受到威胁时,他就鸣枪把敌人吸引过去。

  这次,敌人在山沟发现有伤病员用的白布块,断定这里有八路伤员,便开始搜山。敌人一边上山、一边向山上打枪。伪军还不断喊:“我们看见你了,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说着就“叭”的一枪。”

  敌人离我越来越近,我想换个更隐蔽的地方。见不远处有更密集的丛林,一起身一只脚滑到一颗小树根上,小树晃了晃,在不远处的指导员看见了,扔过来一块小石头,我侧头一看,他示意我不能动。不大一会儿,两个鬼子摸上来,离我只有十米几远,只见两个鬼子穿着大头皮鞋,没爬多远就滑下去了,再也没有上来。敌人搜了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有搜到,乱放了一阵枪下山了,随手把我们住的简易房子用火点着了。

  我们医疗所医务人员和伤病员安全返回驻地后,又搭起新的简易茅草房。

  医疗所除担负部队伤病员治疗外,还为当地群众的伤病患者治疗。特别是在鬼子扫荡后,都有些受伤的群众需要包扎、止血、固定和换药。我们驻地附近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大腿根内侧被枪弹打了个洞。医生检查伤口虽然大,但没伤着骨头,也没有留下弹片。当时,因我年龄最小,就把换药的工作交给了我。我第一次为她换药,她很害羞,又不愿脱裤子,我也难为情。当时是夏天,几天不清洗换药就会发出难闻的脓性臭味。我对她的母亲说:“大娘,这位妹子不换药,伤口会越烂越厉害!”

  她的母亲听后,立即催促女儿脱掉裤子:“脸重要还是命重要,你不要害羞,让这位八路小大夫给你换药。”

  我背过脸去,对大娘说:“大娘把受伤腿的裤子脱下行了。”

  那时,没有口罩可戴,我揭开伤口布块,一股脓烈的臭味扑鼻过来,我忍着难闻的腥味为她换药,先用淡盐水清洗伤口,剪除已腐烂肉块,在创面上贴红汞布块,再压上一块白布块,然后,用绷带缠好。

  从那之后,我每两天为她换一次。半个多月后,她的伤口长出新肉芽。我又按照医生医嘱,将一些换药用的药和白布块交给她母亲,由她们自己换了。

  她母亲对我非常好,经常和我拉家常,无话不说。她丈夫是个埋地雷好手。每次鬼子来扫荡,他总是带一个小组,在主要路口和必经之道埋上地雷,其威力很大,给鬼子很大杀伤。

  一次小鬼子来扫荡之前,他趁夜带着埋雷小组,在小河边埋雷时,不慎碰上地雷线引发雷爆炸,炸伤了头部,不久就牺牲了。

  大娘的身边只剩下受伤的女儿,她还问我是哪里人,父母情况,弟兄几个,打完日本鬼子能不能回来?我听了这些话,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我告诉她,抗战胜利后一定会来看您……

  后来,母女俩知道我就要调往前线部队,前来为我送行,并一再让我回来娶她的女儿……当时,由于部队纪律严,再加上年龄还小,自离开这里后,再也没有回去,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正是:

  年少身矮力不强

  不能下连把枪扛

  叫我吹号吹不响

  唯有救死与扶伤


  注:长篇纪实的作者是南庄隐士的父亲,南庄隐士为父亲的回忆录《我的人生感悟》作了整理并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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