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占北平、天津后，强行在其所占领区的村镇办初等国民小学，读日伪规定的书籍。导致四大爷办的私塾只维持了一个冬天，就被迫停办了。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1938年夏，冀东22个县在共产党人李运昌等同志组织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震惊日本鬼子的20万人抗日武装大起义。不久晋察冀军区派遣邓华、宋时轮支队挺进冀东，同大暴动的抗日武装兵合一处，开辟了冀东抗日根据地。
冀东是关内外咽喉，直接威胁“伪满”政府的存在。故此，日寇把冀东抗日根据地，列为重点打击地区。从1938年10月起，调集2万多日、伪军，一次又一次，规模越来越大地“扫荡”、“清剿”，妄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清剿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在其占领的县、乡、镇、村，推行“保甲联保”制度，建立起“自卫团”，强行奴化教育，停办私塾学堂，逼办乡村“初等小学校”。
在这种高压政策的强制下，我所在的庄也办起这类小学。我们庄的小学校长，由远支三门刘凤祥兼任，他是本乡的伪大边乡乡长，但很少过问学校的事。教师由本门刘万藻叔担任，日常事务，教学均由他一人支撑。当时，只开两门课即“国文”和“算术”。教材是由日、伪政权“冀东自治政府教育厅”编印的，其中“国文”大部是宣传推中、日提携建设“大东亚共荣国”的内容。算术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等。入校的学生，既有本支的，也有外姓的，既有本庄的，也有外庄的，学生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差别较大。有的已读完《论语》《孟子》；有的刚读完三本启蒙书，水平高的同水平低的学生混在一起学习，学一样的课程，那些初学者和程度低的学起来很吃力，跟不上学习进度。
学校曾发生搅乱课堂的事情，一个高年级刘某背地里散布老师水平低，对老师极不尊重，布置作业不理睬，唆使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嬉笑打闹，扬言学不到东西就退学，把学校搅合得不安静，秩序混乱。我们几个本支刘氏学生也抱起团，怒视他们，指责他捣乱。老师忍无可忍之下，拿起教鞭走下讲台，在他面前摆了两下，但没下手：“谁不想学，就走吧！”
“我早就不想学了。”带头闹事的学生说着收拾书包离开教室，紧接着又有几个学生受他的影响也站起来一同走出学校大门，从此，教室里再也没人捣乱了。
1942年夏，我们庄里经常有抗日武装人员来往，开展抗日活动。学校成了抗日活动的地方，这些人来到学校向学生讲述日寇的罪行。并将“平、三、薊”边县机关的油印“拳头小报”抗日内容讲给学生们听，这些抗日主张在学生们的心里种下抗日的种子。开始，刘万藻老师表面应承，可心里却胆怯，认为日本军事强大，经常来庄里进行搜查，害怕惹事。还公开对学生讲：“八路军是小队伍，就是那么几个兵，能打过日本人吗？”但他可也不敢对抗区小队，脚踏两只船，对局势的判断摇摆不定。
后来，庄里有汉奸向日本鬼子告了密，说学校经常有八路军进出。一天上午，三河城里的“黑驴”，即伪军，及“杂种”，即汉奸特务等一伙人突然来到庄里，直扑学校，将刘万藻老师和经常来校闲谈的聚元四爷等人，五花大绑抓走了。当时，我们学生不知怎么回事，都吓呆了，一个个跑出校门回家了。
伪军汉奸将刘万藻老师等人押解到城里，准备交给日本人。在城里当伪大边乡乡长的刘凤祥得知后，火急火燎的找到伪县长说：“县长，刘万藻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只知教书，不会参加八路。”
伪县长问了一句：“你敢担保，保错了，日本人饶不了你。”
刘凤祥当着伪县长的面，拍着胸脯说：“我担保，出了事砍我的脑袋。”
两人来到伪军大队的队部，说明来意，大队长告诉他们，人已押往日本宪兵队去了。
伪县长和伪乡长听说后，立即前往宪兵队，刘乡长低头哈腰的向宪兵队头子求情：“刘老师等人不是抗日分子，是良民，是协助皇军的文人。″
伪县长在一旁也替他说好话：“队长，这些人除了教书，没别的本事，他们不会反对皇军的。″
日本宪兵队长听完翻译后，对刘乡长说：“刘桑，你敢保证他们不与八路来往？″
伪乡长忙回答：“我敢保证！”
日本宪兵队长发出冷笑：“出了问题，死啦死啦的。″
伪乡长战战兢兢的退出宪兵队。就这样刘万藻等人下午被释放了。为此，刘万藻迫不得已还写一篇赞扬短文，登在伪报刊上，感谢伪县长和伪乡长。从此，刘万藻老师对抗日人员来校采取疏远态度，不让其公开给学生讲抗战的事。然而留在学生心中的抗日火种并未泯灭，就连他的大儿子后来也成了八路军战士。
我读了五年书，深受刘万藻六叔的关怀与教抚，受益匪浅。开始总认为自己脑子笨，这个阴影始终萦绕在脑子里，有时因课文记不下来，算术题不会做，表现出烦躁。刘万藻老师见我情绪低落，就鼓励我说：“要有信心，改变死学硬背的学习方法，多在理解上下功夫。”在老师的辅导下，我从两点入手。一是刻苦学习，晚上在“麻子油微弱的灯光下，开夜车，往往到半夜时分，将课文背熟，完成算术作业。真可谓“三更灯光五更鸡”。二是向学习好的人学习，吸取他们好的学习方法。一年之后，我的学习成绩大有长进，超过了那个曾在我面前夸口的人。因为这个人交拜一个姓李的学生，两人除了吃喝，就是贪玩，慢慢的落伍了，虽经老师多次提醒也未改变过来。
三年后，我的国文水平提高较快，还当了辅导小先生，老师多次让我上台朗读课文。印象比较深的是“日本小学生给中国小学生的信”，这封信完全是大人口气，说的是“中日亲善、提携、共同建设大东亚共荣国”。事前，由于我多次听抗战人员讲过日寇如何残暴、杀人、放火等罪行。所以，我讲完课文后，对着同学们大声喊道：“别信这一套……”也巧这天阴沉沉突然大风雨来临，我的声音特别高，压倒了这场大风雨声。
回顾这段初学经历，深感这是一段由无知无识，逐渐变成开窍的过程，懂得了谁是谁非的道理，在人生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1954年秋，我顺便回乡了给父亲上坟。还特意登门拜访我的两位启蒙老师——四大爷和六叔及同窗学友。万钟伯已做古，万藻叔，因曾在日伪统治时，曾登报宣传过伪县长的政绩。日本投降后，人民政府并未忘记他曾为八路军抗日游队活动提供了不少方便，曾邀请他到老区学校教学。因他内心忧虑自己为日伪的所作所为，不久就忧惧而死。
自诩比我记得快的刘安子，六年后到通州城里一个商号家当学徒。后因患肺结核病，不久就夭折了。那个领头闹事的大学长，参加工作三年，因嗜酒如命，得了脑疾病，不久也死了。那个对我散布“毛驴打鼓”学友也过早的辍学了。只有我的同桌，也是要好的学友田永昇从学校毕业后，去北京市南苑一个中茶店当学徒，公社合营后变国营工作人员。我曾去南苑找过他，留我住一夜，分别谈起各自情况。可惜他也因得肺结核疾病，不久也去世了。
多少年过去，回忆起我那学习阶段由差转好，这个转化过程，我认为只有发掘自己的潜力，一个是去掉自卑感，充满信心；二是发奋图强，刻苦学习；三是不懂就向别人请教，事事弄个明白；四是尊重老师，不调皮捣蛋。所以，我笑到了最后。
正是：
饱受蹂躏实奈何
暗下志气斗倭寇
自信勤勉学本事
精忠报国笑最后
注：长篇纪实的作者是南庄隐士的父亲，南庄隐士为父亲的回忆录《我的人生感悟》作了整理并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