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久违的声音
我办公室前面的大院子里，是一片美丽的椰林，在春天的阳光下，椰林显得格外层次分明，清新葱翠，展现出更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这里没有冬天，但春天毕竟还是春天！
长篇小说《天堂鸟》与我三年前出版的哲学专著《精质论》是贯通和配套的，它的出版意味着我的哲学事业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此，当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赠书时，我对春天的这种感觉似乎就更为强烈了。然而，一个念头的出现，却又让我陷入了纠结之中。
在我看来，郁洁的父母对我是有恩情的。而凭他们曾经对我的器重，我估计他们可能也不会轻易忘记我，甚至偶尔还会念叨起我来。因此，我觉得，我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他们的女婿，但如果我在人生道路上取得了什么重要成就，把我的消息告诉他们，或许也是我一份应尽的义务吧！
真正是光阴似箭，算起来，距离我最后一次离开苏州，已经过去25年了！
我担心郁伯伯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把郁伯伯的名字输入“百度”。
我很快找到了两条有关他的消息，一条是说他为苏州市某区青少年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另一条是说他撰写了一部20万字的回忆录。
我仔细看了一下，后一条消息发布时间是前年的5月份。
“他应该还健在。”我想。
这篇报道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郁伯伯的生平。他是1931年出生的。
这么说来，他已经80高龄了。
“如果要联系他们，应该抓紧时间了。”我想。
我的纠结之处是，一方面，我内心有联系他们的强烈冲动，但另一方面，我又有些怀疑自己这样做的必要性。
“也许我根本没有必要再联系他们了，这样做完全是多余的。”我想。
“但是，”我又想，“如果确实应该告诉他们，我却没有这样做，将可能给我留下终身的遗憾！”
为此，那几天，我常常在门前走廊上徘徊。
我最后的结论是：“宁愿犯错，别留遗憾！”
这天上午，觉得已经拿定主意之后，我回到办公桌前，毅然决然地拿起了电话。
我通过苏州市的“114”查号台寻找苏州市老干局的电话。因为关于郁伯伯的两条消息，都是刊登在苏州市老干局网页上的。我觉得他的各种关系或许已经在老干局，从老干局应该可以找到他的电话。
我很快找到了老干局的电话，但打过去，没有人接听。
我又向“114”要了老干局另外两个电话号码，打过去，竟都没人接！
猛然间，我的牛脾气上来了！我本来是不想找郁洁的，这时却决定了解一下她的情况。
我相信自己应该不会马上就给她打电话，我只是想看看，如果万一要联系她，是否能够联系得上。
我通过114很快找到了苏州公安局干部科的电话并打了过去。
接电话是一个男的，听声音是个中年人。
“我向您打听一个人，”我说，“她叫郁洁，她现在好吗？”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他问我。
“我们是战友。”
“既然是战友……”对方说。
他的意思似乎是说，既然是战友，你为什么不知道对方的电话？
我告诉他：“我们很多年没有联系了。”
他停了一会儿，问我道：
“她是女的吗？”
“是的。”
“噢，她已经离开了。”他回答得很肯定，好像刚才查看了什么资料似的。
“到哪里去了？”我感到很意外。
“不知道，”他说，“离开很多年了。”
“谢谢您！”
我放下电话，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好像最后的线索也断了，目标彻底消失了。
但我并不死心。下午上班以后，大概已经是4点来钟了，我再次拨了苏州老干局的电话。这次还真有人接了，也是个中年男人。
我告诉他：“我想找郁家平同志的电话——离休干部。”
“他是哪个单位的？”
“离休前是政法委的。”
“那你问政法委！”他说。
“你们不是老干局吗？”我说。
“我们是分片管理的。”他回答说。
随后，我几经曲折，最后把电话打到苏州市政法委老干部处。
接电话的又是一个中年男人。我告诉他说：
“我想找郁家平的电话。”
“你是他什么人？”他问。
“我是他的战士。”我说。这样比较简单。
“他认识你吗？”
“认识的。”
“那我把你的电话告诉他，他如果愿意和你联系，他会给你打电话的。”
“好的，谢谢你！”
我于是把名字和手机号码告诉了他。
在我的想象中，郁伯伯接到电话后，应该马上就会给我来电话的。但我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有电话来。我感到奇怪，怀疑是不是郁洁接了电话，发现是我的信息，压了下来，没有告诉她父亲。会有这种可能吗？
为了把事情搞明白，我又打电话到政法委。还是那男的接。
我问他：“你告诉他了吗？”
“你等一下！”他说着，马上放下电话，似乎出了他的办公室，去了走廊对面的另一间办公室。我听到远远地有人轻轻地说了声：“郁家平”。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郁伯伯的形象：穿着灰色短袖上衣，手里提着个老式手提袋，彷佛正走在门前的走廊上。“他也许正来这里交党费？有这么巧吗？”我想，竟感到郁伯伯好像马上就会过来接电话似的。我有些兴奋和紧张。我等了两三分钟，电话里有人说话了，还是那男的，他告诉我说：“我们马上告诉他。”
显然，刚才应该是那男的把我要找郁家平的事告诉另一个人，让那人打。郁伯伯并没有在走廊上。那纯粹是我的想象。哪有这么巧的事哩！
不一会儿，我手机响了，一看号码，是座机，前面是“0512”，苏州的区号。一定是郁伯伯的电话！我接。
“你是谁啊？”对方缓缓地问道。果然是郁伯伯。听得出来，他是老了。
“您是郁伯伯吗？”
“我是郁家平，你是谁？”
“我是李观宝啊，”我说，“和郁洁一个部队的，曾到您家去玩过的，您还记得吗？——李干事。”
“噢，李干事。”他说，好像突然想起来了。
“您和郁妈妈身体还好吗吧？”我问道。
“还好。”他回答说。
“以前，承蒙你们关心。我觉得应该向你们汇报一下。”我简洁地说道：“我出了两本书，一本哲学；另一本是小说，写我和郁洁的故事的……”
“——应该写。”郁伯伯竟突然这样说道。
“我想把哲学书寄一本给您，您的地址怎么写？”
他详细地告诉我他的地址，并问我：
“你现在在哪里？孩子多大啦？”
我一一回答了他。
“噢，”他说，“郁洁的孩子也在上学。”
我告诉他：
“不要把我给您打电话的事告诉郁洁——不要打扰她的生活。”
给郁伯伯寄书，或许也应该在书上写几个字。
但究竟该写什么字，特别是我该怎样称呼他，似乎倒要慎重考虑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开始准备给郁伯伯寄书。
大约10点半左右，我正在考虑题字的事，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
我接。
“您好！”我习惯性地说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对方问道。
一听那声气，我几乎吃了一惊：
“哟，是郁洁啊！”
我感到非常意外。
“这些年你到哪儿去啦？”她热情地说道：“都说你失踪了。”
“我不想打扰你的生活。”我说，“我昨天告诉你爸爸，让他不要告诉你的。”
“是的，我爸爸说了，你叫他不要告诉我。可我一回来，他就把你的电话给我了。”
“我写了两本书，一本哲学，想寄一本给你爸爸。”我告诉她说：“另一本是写我们的故事的，我就不给你们寄了。你如果想看，就到网上买——谁买谁负责！”
“没关系的。”郁洁说。
“让你身边的人看了不好。”
“没关系的。”她再次说道。
“听说你不在公安局了？”我问她。
“对，我自己出来办公司了。”
小说《天堂鸟》在网上连载时，许多读者对郁洁的形象印象很深，有的留言说，她很适合当官。我当时想，她如果进步得快，也许已经是副市长之类了。我曾在网上搜索过，没有看到她出席会议之类的消息，倒是上海有一家实业公司的名称和她的名字好像有关联。那会是她的公司吗？
“你的公司是做实业的吗？”我问她。
“不是做实业的。”她说，“是做服务业的，搞弱电的。小公司，都是靠关系。”
“噢。”
“你还记得陈永良吗？”她问我。
“陈永良和我关系很好的，”我说，“我在书中还写到了他。”
“他在青岛干休所当政委。刘军长，胡政委都在那里。我想去看看他们。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去吧。”稍停了片刻，郁洁又接着说道：“看来上半年去不了了，‘五·一’我要去俄罗斯。下半年去吧？”
“好的。”我说。
中午，我们有工作餐。餐厅在另一个大院子里。
在去餐厅的路上，我给郁洁发短信：
“把陈永良电话发给我。”
我打了饭菜，在餐桌前坐下，查看手机，她的信息已经在里面了。
我随即给陈永良发了信息。陈永良马上打来了电话。他问我是从哪里找到他的电话的，我说是郁洁告诉我的。
“噢，小郁啊！”陈永良高兴地说。
“她还让我和她一起来看你哩！”
“好啊！欢迎你们！”
我和陈永良的电话刚结束，郁洁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陈永良和你联系了吗？”她问。
“他打电话来了，欢迎我们去玩哩。”
郁洁呵呵笑着。
真奇怪，她的声音竟然一点儿也没变。
2.“罗丽莱”的真相
我当天下午就把书快递寄出去了。我希望她从俄罗斯回来就可以看到。第二天是4月30日，是郁洁动身去俄罗斯的日子。
“五一”长假从4月30日开始，这天下午，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和城市建设处陈忠祥处长一起，陪海洋厅皮长白副厅长夫妇到儋州市海副市长家去玩。皮副厅长在儋州当过常务副市长，和海副市长曾经是同事，很玩得来。通过皮，我和陈与海也很熟。
我们在儋州市那大镇海副市长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我们告别海副市长一家回海口，途中又绕到以“福山咖啡”而闻名的澄迈县福山镇。简单吃过午饭后，我们三个男人就在湖边小亭子里边喝咖啡边打牌——斗地主，一直斗到4点来钟。回到海口已是傍晚。我们来到皮长白家后面的那家小饭店，皮厅又从家里拿来一瓶汾酒30年。皮很喜欢喝这种酒。
饭后各自回家。
微醺的感觉挺好！事实上，自郁洁来电话之后，我几乎一直处在微醺的状态。《天堂鸟》已是传奇，而从郁洁话里，我分明预感到我和她之间还将会发生新的故事。我因此沉浸在梦幻般的幸福中，深切感受到被命运眷顾的温暖和甜蜜，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和美丽。怀着这样美好的心情，路过美舍河桥时，在桥上，我给郁洁发了一条短信：
俄罗斯
一如我的思绪
辽阔无边
我希望
我还可以
作跨国的思念
——祝旅途愉快！
一直到家都没有回音。临睡前，我试着拨她的电话，得到的反馈是：
“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直到下半夜1点多钟，我才收到了郁洁的信息：
“刚进莫斯科酒店。明天去红场、克里姆林宫等。”
“是首次去吗？是旅游还是做业务？”我问她。
“首次。旅游。”
此后，我就经常想着郁洁，第一次觉得七天长假时间太长，长得像漫漫长夜，令人难以忍受。我希望假日早点结束，郁洁快点回来。
长假终于结束了，我们开始正常上班了。
这天上午11点来钟，我给郁洁家里打电话，主要是想看看两本书是否已经寄到了。
郁伯伯接的电话。
“噢，李观宝。”他很快听出是我的声音。
我问他：“书收到了吗？”
“收到了。”他说，“你写得挺好。”
“您看啦？”
“看了，你在这方面很有才华。”
“您可能比较喜欢哲学，”我说，“另外那本……”
“也看了，也写得挺好。”他说。
“你也看了吗？”
“小洁妈在看，我也看了，写得挺好。”
“我把书寄给你们，不会打扰郁洁的生活吗？”
“不会的。”郁伯伯说。
“那本小说，我曾不想寄给你们的，我担心被郁洁身边的人看了，可能不太好。但后来郁洁说没有关系……”
“也不会……”郁伯伯说：“我跟你说个情况，其实，小洁这些年一直是一个人过，带着个孩子。她那男的去了丹麦，就再没有回来……”
此前我已经感觉到郁洁的情况有些异样，但听了她父亲的话，我还是感到意外和震惊！
“还是那个研究生吗？”我心里想。
“我在网上看到了您写了部回忆录。”我换了个话题。
“我写的那些东西……”郁伯伯缓缓地说道：“有机会，我把底稿寄给你。”
“好的。”我说。
“欢迎你经常打电话来。”他说。
听说郁妈妈在看《天堂鸟》，我有点不安起来，因为我觉得，书中写到她时，有的地方似乎写得不太好，特别是写我第一次去苏州，我和她刚见面时，我当时觉得她似乎不太热情。事实上，那是因为她刚下班回来，有点累。而我当时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感觉，根本原因是我心情紧张，神经过敏。我怕她误解，看了不高兴。因此，我想对她解释一下。
于是我请郁伯伯让郁妈妈来接电话。不一会儿，郁妈妈果然来接电话了。我问她：
“郁妈妈，您在看那本书吗？”
“对啊，我正在看哩。”她回答说，好像很有兴趣似的。
“有的地方写得不好。”我说，
“写得好，写得好。”她竟连声称赞道。
5月8日上午近10点钟，我收到郁洁的短信：
“正从浦东机场回苏。莫斯科画廊没去看，很遗憾。”
“噢，以后有机会再去吧。”我回复道：“书已寄到你家，看了给我提提意见。”
为了让她倒时差，第二天全天我都没有和她联系。第三天上午11点多钟，她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她昨天晚上在网上看《天堂鸟》，一直看到下半夜两点。
接着，她就说起了书里书外的一些事情。
她说，有人说她在地方朋友多，还借女式自行车骑，根本没有这些事儿。我说，我是听来的，希望她不要生气。她说她不生气，只是看看别人背后是怎样议论的。我说你知道我是听谁说的吗？她笑着说：不是陈永良吗？他这个坏蛋！我说，他可能也是听别人说的。
郁洁说，董连长走了以后，从无线连调来一位连长，心比较粗。张晓薇想入党，一头扎进连长夫妻俩的怀里，熄灯了还不回来。
“不知道连长是怎么想的，连长应该知道连队的规定啊 ！”她说，“搞得我很为难。”
“我和张晓薇入伍时就有矛盾。张晓薇父亲不让带兵的带我走，人武部的就是不放人，结果整整迟了半个月。”她告诉我说：“这事是后来我爸爸到部队看我，带兵的对我爸爸说的，我在厕所里听到的，才知道。”
“张晓薇爸爸在苏州，她和她妈妈在南京。他们家的事我也说不清。”郁洁说：“小谢就是和张晓薇，结果出事故。”
“小谢是和张晓薇？”我很吃惊，想起了那起车毁人亡的恶性事故。
“罗丽莱”原来就是张晓薇！
“你不知道？军区都知道。”郁洁说道：“本来是想让张晓薇中途退役的，但胡政委没有同意。估计是，如果让她中途退役，我也会受处分。”
我问张晓薇和小谢关系的具体情况。郁洁回答说：
“那天晚上，小谢从益都给张晓薇打电话，张晓薇让他赶回周村，说：‘你死也要死回来！’”
“小谢可就真的死了！”我说，心想：人的嘴真是很毒的。
“张晓薇和小谢发生过关系。”郁洁说。
“你怎么知道？”
“丁副师长说的。”郁洁说，“我也问丁副师长：‘你们有什么根据？’丁副师长说，他们从小谢口袋里找到了一封信，是小谢写给张晓薇的，从信上看得出来。”
“师首长担心张晓薇可能已经怀孕，所以让我把她送回家，免得在部队出丑。”郁洁说，“后来我才知道，丁副师长找我谈话时，师长、政委、师党委成员都在隔壁房间里。”
我还记得那次她和张晓薇回家的事。我当时还以为他们真的是去上海出差，为部队买设备材料什么的哩。
“小谢和张晓薇是在哪里发生关系的？”我问郁洁。
因为我不明白，部队纪律那么严，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
“可能是在总机班的值班室里。”郁洁说，“张晓薇值夜班时，总是关着门，到该别人值班时也不叫别人换班。不止一次！——张晓薇改了年龄的，她比我和王小真都大。”
郁洁说，她自己是外表成熟，她18岁时，人家说她看上去就像25岁了，但实际上思想并不成熟，不懂事儿。
“我外面是大女人，里面是小女人。”郁洁说。
外面是大女人，里面是小女人！当郁洁说这句话时，我的直接反应是，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稍后，当我全面深入分析我和郁洁的故事时，我才发现，她这句话真正称得上是言简意赅，含义很深。它几乎十分全面地概括了郁洁这个人。
“也可能是在小谢的车里。”郁洁补充说道。
我脑海里浮现起经常停在小车班前面水池边的绿色吉普车。
“你说张晓薇怎么这么聪明？”郁洁问我。
“怎么啦？”
“她好像知道师里为什么让我送她回家，”郁洁说，“在路上，她装着无意地样子，让我看到她来例假了。”
郁洁告诉我，张晓薇退伍以后，嫁了一位台湾商人，定居在南京。一次，她和小贺一起去南京看张晓薇，张晓薇在她们面前对丈夫表现得非常叫人肉麻，好像以为她们不知道她以前的事情似的。小贺气不过，说是要把张晓薇在部队的事告诉她的丈夫。郁洁说她没有同意，因为她觉得那样做会损阴德的。
郁洁又说到刘长乐师长。她说，她们入伍时，北招后面的综合楼还没有投入使用，总机班还住在机关办公楼的地下室里，刘师长来看她们，当师长问了她的情况后，笑着说：“没想到还有个小老乡”。而她也因为师长是老乡而安心了不少。
我问郁洁：“那我写的你在南招门前和刘师长说的话，是不是不对？我觉得你当时似乎不太认识刘师长。”
“没有，”郁洁回答说，“我只见过刘师长一次，印象不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