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合肥鏖兵
山里的天气比山外要凉爽得多，即使白天太阳很大，天气也很热，但到了晚上，气温通常就会很快降下来了，确实是避暑的好地方。
所以，如果没有特别要紧的事，这时我是不会向外跑的。
谁知偏偏在此时，我却需要远行了。
七月下旬，我收到刘处长一封信，他告诉我说：
“我已经为你联系好了省政协。希望你和部队的移交组取得联系，让他们给予配合。”
我还是非常高兴的。我觉得，只要我转业到合肥，我和郁洁关系仍然还是有希望的。她虽然已经谈了男朋友，但只要还没有结婚，我就仍然有希望。
因为她是善变的，在我这里会变，在别人那里也会变。
我决定回山东去一趟，找一找军区移交组。
我换上军装迅速动身，先来到县里，又去了彭志刚家。碰巧，志刚的弟弟志强正准备去莱芜看彭志刚。原来这年四月份，上级从我们师抽调了不少干部去莱芜的101师，彭志刚也被调过去了。我估计，老彭是自己要求调过去的，因为苏雅芬曾写信告过他的状，给他在团里师里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换一个环境，对他是有好处的。我觉得彭志刚也是命运多舛，两次上战场不说，在部队里也是调来调去，先是为了韩枫，从烟台调过来，现在又为了一个小苏，调到莱芜去，反复折腾，一直没有过上什么安宁的日子。我觉得自己找移交组的事应该并不很急，于是决定和志强结伴同行，先送志强到莱芜，看看志刚，然后再到济南去。
我和彭志刚以前回部队，都是起早赶坐清晨六点来钟南昌至南京的快客，然后从南京转乘上海至青岛的快车。但这次我和志强都不想起早，于是在行程的安排上就表现得很随意。我们下午四点多上了去南京的一趟慢车，哐当哐当，老牛拖破车，直到夜里十一点多钟才到南京。到了南京才知道，在第二天上午之前，这里已经没有北上的列车，如果一定要走，就必须到江北的浦口去乘车。我和志强商量，决定去浦口。我们于是来到码头，乘轮渡去了浦口，并在凌晨三点多在浦口黑咕隆咚地登上了去徐州的一趟车，最后在下午四点多从徐州换了去泰安的车子。慢车的好处是基本上都有位子坐。但由于天气很热，经过两三天颠簸，等到半夜到泰安时，我们早已经是又饥又渴又困了。
到莱芜去要在泰安转乘汽车。下火车后，我就到１０1师找到张全金，由他安排我们休息。张全金是河南人，原来是296团团直的报道员，和我关系挺好。他两年前考上军区新闻干部培训班，毕业后被安排在泰安101师政治部当新闻干事，我告诉他，我已经被批准转业，这次是回来找军区移交组的。张全金告诉我说，军区移交组好像已经出发了。
我微微吃了一惊，立即紧张起来。我于是决定不去莱芜了，先到合肥去。
第二天一早，我把志强送上了去莱芜的汽车之后，即在张全金的陪同下到101师政治部干部科找到分管转业工作的严干事，严干事证实：军区移交组确实已经走了。
从干部科出来以后，我立即到附近的一个邮局去，准备给刘中先处长打电话。这是一个小邮局，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这里没有隔音设备，来了也听不清，建议我到火车站旁边的大邮局去打。
我跑到大邮局，已经是中午十点来钟。营业员听说我要合肥，告诉我说：“上午来不了了。”
我于是进了旁边的火车站，想看看去合肥列车的班次和时间，发现最早的也是第二天凌晨3点钟的。我于是当即买了这趟列车的车票。
我本来准备在张全金处休息到半夜十二点来钟就去火车站的，但全金竟坚持要让我休息到两点，说是这样免得我在车站等得太久。我还是睡在张全金隔壁的那个房间里，其实也睡不塌实。已经十二点半了，我发现隔壁全金的房门口还亮着灯光，起来过去一看，发现全金竟还在他的房间里坐着，根本没有睡。他是在为我看着时间哩！
我很过意不去，说：“这不是太辛苦你了嘛。”
全金很诚恳地回答说：“还能有几次呢？”
第二天下午，我抵达合肥。
我先来到戚秀昌主任家里——前次来合肥时，我已经知道，戚秀昌并不是省电视台台长，而是省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按照谢雪琴的叫法，我称戚秀昌为舅舅。他家共三口人，两夫妻和一个读高中的儿子。他们家有两套房子，他们住的是一套老房子，还有一套是刚刚装修好的新房子，离老房子约有二百来米距离。我上次来拜访他们时，他们就安排我住在他们的新房子里。这次舅母又让我住在他们的新房子里。为了减少他们的麻烦，我提出只住在这里，吃饭问题由我自己解决。
安排好住处以后，我立即乘公共汽车到城北的市商业局宿舍区找到沈光进教导员，向他了解移交组的情况。他家住在二楼，也就一间旧房子。
“正准备跟你联系哩，”沈教导员说：“不知道是写信好，还是拍电报好；又怕你来了没有地方住……”
原来移交组到合肥已经十多天了，住在武警招待所，一共三个人，组长是某师后勤部长，还有两个干事。
坐聊了片刻之后，沈教导员用自行车把我送到武警招待所。
“移交组住在三楼，我就不上去了。” 在武警招待所楼下，沈教导员对我说，“部长倒还比较好讲话，两个干事疵毛——部长住在315房间，姓储。”
315是一个大套间，储部长原来是带着妻子和一个男孩一起来的，那孩子大约八九岁。我进去时，部长的妻子和孩子正在外间看电视，部长则不知道在里面卧室里忙什么。听说有人来，部长马上就出来了，看上去有四十来岁样子，腰身挺粗壮。
我简单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进合肥很不容易啊，省军转办给的指标很少。”储部长对我说，“有一名师级干部，老家是安庆的，想进合肥，也在这里找人，到现在都没有落实。”
“听说去年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安徽省安置转业干部的经验，”我说，“说是搞一个大厅，把转业干部的材料都放在那里，由用人单位直接到那里去挑选，当场决定？”
“那都是假的，”储部长说，“都是事先联系好了的。”
我告诉部长，我已经联系好接收单位，省政协愿意接收我，请他给予配合。
“只要他们要，我们一定配合。”部长友好地说。
出了武警招待所，我就来到省外贸总公司见刘中先处长。刘处长也当过兵，曾和崔颂明干事一起在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工作过，并在那里结下了很深的友谊。这是一位四十来岁、肤色白净、身材瘦高、显得非常精干的男子。他告诉我说：
“省政协办公室余乃蕴主任和我是好朋友，原来是安徽青年报的。那人不错。省政协已经同意接收你。另外，为了防止万一，余主任还给你联系了省司法厅，他们也想找一个能写东西的人，看了你的材料，很感兴趣。你抓紧时间去见见余主任，把你找过移交组的消息告诉他，也好让他心里有个底。”
余主任家离得比较远，但半个多小时以后，我也就到了省政协余主任的家里。余主任看上去似乎已经有六十来岁，身形清瘦，神情智慧，很有某种古代知识分子的味道。他见到我，显得很高兴，盘腿坐在藤椅上和我说这说那，谈笑风生。
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省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戚秀昌家里。
“噢，”他说，“戚秀昌啊，我们很熟的。”
为了让余主任忙自己的事情，我坐了一会儿就站起来告辞。
“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 余主任提起我带来的一网兜东西说。
“是一点意思，不成敬意。”我说。
我一再要他收下，他再三坚持要我带走。
“真的，你带回去。”他笑着说，“我都这个年纪了，就要退休了，你就帮我保持晚节吧！”
我看了看他的神情，非常诚恳，没有任何虚假意味，我于是不得不接过东西。
“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余主任送到楼梯口说。
在回住处的公共汽车上，回忆着这几天、特别是当天下午的经历，我对自己身上表现出来的某些素质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我没有想到自己的行动会这么迅速，而且在刘处长和余主任等人面前表现得那么开朗，那么积极，还显得好像很善于交际似的。天晓得在这以前一段时间里我是多么安静、生活的节奏是多么慢啊！
第二天上午，我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此后，我就在戚主任的新房子看书，间或抽时间到余主任等处打听打听消息。
一天上午，我正在看书，舅母来到新房子里，似乎是过来拿什么东西。
“我听你舅舅说，你的事情不行了，是吧？”她说，“他昨天晚上回来的。”
戚主任日前到外地出差。
看来，他已经跟余主任通过电话了。我想。
可余主任一直没有对我说不行啊？
或者是戚主任把问题理解偏了，或者是余主任只向他说了消极的一面？
我想当面听听戚主任的说法，于是跟着舅母去了老房子。但戚主任又已经出去了，不在家，只有他们的儿子戚军在家里。他和我已经挺熟了。
“听说你的事情破产了？”他一边在五斗橱上放保温瓶，一边问我。
我感到奇怪，前天晚上我到余主任家去时，他还给我介绍了政协各党派所占的人数等情况，并没有说情况有什么变化呀，难道余主任有些话不肯直接对我说，而对戚主任说了吗？否则戚军怎么会这样说呢？我感到一阵烦躁！
随后，我就去了余主任家，问他情况是否有了变化？他回答说：
“还是那种情况，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
我禁不住笑起来，说：
“戚主任看来对这些情况还不熟悉，似乎行就是行，没有说行就是不行；他哪里知道，对我来说，这种情况就算是形势大好了呢？”
晚上，我又去了刘处长家。
“我下午见到了余主任，看来政协是很危险，”刘处长说：“我已经告诉余主任，司法厅那边还是留条后路。”
看来，余主任有些话是不愿意直接对我讲，他大概是怕我接受不了吧。
我的安排问题就卡在省军转办那里。
储部长告诉说，他又找了军转办了，但他们仍然不松口。
余主任对我说，我的名字还没有出来，他还在等。
我又到省外贸，把有关情况转告刘处长。刘处长倒还是表现得很乐观的样子，希望最后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他说道：“有些事情，说容易也容易，比如台湾统一问题，真正谈起来，可能几分钟就谈好了。但这之前要做几年几十年工作。”但他终于又感慨地说：
“所以说啊，部队造就人才，也埋没——不是埋没、是葬送人才。”
我感到自己正经历着厄运。裂变——厄运——？我命运的三部曲？
“看来进合肥是不可能了。”回到住处，我躺在床上，这样想着。
我似乎已经不再激动，这似乎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同时我还想到：
“回县里就回县里吧，离家还近些！”
然而，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竟又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起来，似乎是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真要是回到县里，那和郁洁的关系是再也没有恢复的希望了！
原来我还是没有死心啊！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六点半了，但却怎么也不想起来，感到很累。再想想武警招待所那劣质的早餐，那么一点不合胃口的咸菜，那么干巴巴的馒头，也不想吃。
我就那么呆呆地躺了一会儿。但大约到七点来钟也就起来了。
只要有一分希望，我也仍然想再去争取一下！于是，吃过早餐以后，我又上楼找到了储部长。他告诉我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说：“请你再为我做做工作吧！”他回答说：“我已经为你做过多次了，人家就是不松口。”我坚持要他再去找找。他无可奈何，最后答应说：
“好吧，我再为你问最后一次。”
下了整整一天大雨，直到傍晚六点半才停。雨一停，我立即赶去吃饭，别的菜都已经卖完了，只剩白花花的水煮冬瓜。我匆匆吃了，然后就上楼去见储部长。他不在，但他妻子和儿子在看电视。我问他妻子：“部长到哪里去了吗？”她回答说：“刚才还在的，没有走远，马上就回来的。”我于是来到走廊里等他。果然，不一会儿，部长就从楼梯上上来了。他看到我，态度挺好，好像有什么好消息似的。他带我到房间里坐下来，然后向我介绍情况说：
“下午，我又找了他们了，我对他们说，李观宝同志，一直在这里等，政协也要，你们能不能照顾一下？……”
部长讲得很慢，似乎还故意增加些停顿，想多掺些话进去。我摸不着头脑，浑身激动得发抖，并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手在微微颤动。
“……但是，他们回答得很那个，”部长看了我一眼，加快了语速：“不松口。”
我往后靠在沙发上，沉默无语。不一会儿，部长站起来出去了，许久没有回来。我看完新闻联播即向他妻子告辞。下搂时我想到一个词：“无才补天！”
我决定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合肥。于是当天晚上就去向有关的人们告别。
我先来到余乃蕴主任家里，告诉他：“我明天回去了，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不行了，看来是没有余地了。”余主任叹息说，让我坐下来，“困难是多方面的。我们为你的事情，已经找了组织部长，最高司令——这项工作的最高司令。为你这样一个小人物，找了组织部长，应该说是不容易了。但他也不松口。我们问他：‘能不能再研究一次？’部长只是笑——意思是不行了。他没有说不行，但他只是笑，那意思是说不行了，你们不要再缠了。”
我问余主任：“听说你以前在安徽青年报工作过，是吗？”
“我最开始是在安徽日报，后来办青年报，就到了青年报。”他说。
我脑海里浮现出安徽日报那独特的字体。
“安徽日报的报头是谁的字？” 我问。
“安徽日报是鲁迅的字体，”他说，“拼凑的，鲁迅的字，好拼。”
“他的字规范？”我疑惑地问道。
“不。”
“噢，”我突然明白了，“他的字多。”
“对，”余主任侃侃而谈，“现在省级的报纸，除了安徽日报，基本上都是主席题的。新华日报？也是。大众日报现在也是主席题的，原来的是舒同体。芜湖日报是郭沫若题的，徽州日报是董必武题的……”
从谈话中，我分明感受到了余主任对新闻界情况的熟悉，还有对新闻事业的热爱。
离开余主任家后，我就去了刘处长家。
天气很热，刘处长只穿着白色的短裤，光着上身。他宽慰我说：
“你先回去也行，这边我还会去关照的，看看它最后能不能突破。”
刘大嫂高高的个子，气质很好，对人也很热情，和郁洁还真有几分相似。她对我说：
“事情没有办成，交了几个朋友，以后到合肥来玩。”
“为我的事情，处长操了不少心，尽管没有成功，我仍然很感谢你们。”我对他们说，“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的，尽管吩咐，哪怕违反原则我也在所不辞。”
最后一句是开玩笑。他们听了，不禁都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