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明
人的本能中可能就有一种宗教欲望，早在几天以前，我就盼着清明这一天的到来，我似乎已经预感到，在这一天里，兄弟们的心情都可以一改平日的紧张和烦乱，而变得宁静与和谐。宁静和和谐，是宗教的基本气氛！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宗教活动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
终于到了清明节了！这天早上吃过早饭，我们等了一个来小时样子，直到九点来钟，估计二哥不会来了。大哥说，“继生怕爬山”。于是，我和大哥、三哥和弟弟终于出发，去给先人们上坟。
父亲的坟就在大哥房子东南角拐过去的一片稀疏的山核桃树下，坐北朝南。我父亲叫李贻海，小时候曾经读过几年私塾。在我的印象里，他的形象颇像旧社会的帐房先生，很文气，也不大能干重活。我还记得，父亲在五十多岁以后，我跟他上山砍柴和放牛时，他经常喜欢到附近山上转悠，找可以包烟筒的小竹子——他喜欢抽烟——顺便也看看地理。他似乎也懂得一点风水知识。他那安息之地就是他自己选定的，他认为这里干燥而又朝阳，朝向也好。他死后，哥哥们就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安葬在这里。——和母亲相反，父亲是因为脾气好而出名。
看到父亲的坟，我又想起过去的一幕——
那是我当兵第三年那年夏天，当时，由于营部报道组被撤销，我又回到七连当兵。这天，我正在连部旁的文化室里为连队写一份经验材料，周茂林指导员突然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他问我：“你父亲多大年纪啦？”
“六十二了。”
“你在家时，他身体好不好？”
我很奇怪，为什么问我这些问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回答说：
“我父亲年轻时受过内伤，身体一直不太好。”
指导员于是把一份电报交到我手上，我的电报。电报内容是：
“父亲病很重，能否请示领导回家一趟。”
周指导员问我的意见，即是否需要请假，其实也是问我电报的真实性。
我有点发急，我告诉他，我的电报绝对是真实的，我的父亲肯定快不行了，我必须马上回家一趟。
我告诉指导员，从电报的内容完全可以看出，这电报完全是一个不会拍电报的人发的。因为电报文字太罗嗦，太浪费钱。这表明，拍电报，对我家里来说，本身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同时，我告诉他，我家住在深山，到邮局要走三十多里路——我们公社没有邮局，电报要到相邻的另一个公社去拍——我对指导员说，这一点从电报本身也能看得出来，因为从这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打这电报的人既不会打电报，对现在部队的情况也根本不了解，因为，在现在这种假电报成风的情况下，像我家拍来的这种电报，领导是根本不会准假的，也用不着请示的。
我请指导员想一想，一个根本不了解部队情况，又完全不懂拍电报的人，如果没有真正紧急的事情，怎么会跑这么远路去打电报呢？
指导员听了我的话，显然觉得是有说服力的，于是告诉我说：
“那你写完手头的材料回家一趟！”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当时一边写着材料，一边就想：
“也许就是现在，父亲可能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了。”
后来事实证明，我当时的猜想竟然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我写完军区要的那份经验材料，再经过三天两夜的漫漫路程赶到家里时，我亲爱的父亲已经在三天前带着遗憾去世。而且，由于天气过于炎热，在再三等我不到的情况下，在我匆匆赶到家的头一天，哥哥们已经不得不将他老人家遗体安葬了。结果，我到家后看到的父亲，已经是这样一座坟茔……
我们来到父亲的坟前。大哥象征性地但又很虔敬地整了整坟上的瓦，然后又在坟头上压了几张黄表纸；三哥从竹篮里拿出几个清明果摆在坟前，又拿出香，点着插上；我把清明标子（红绿白纸剪的纸条）从军用挎包里拿出来，弟弟从一边地里找来了一根小竹子，绑上清明标子插在坟前的地上。
在父亲坟墓后面的山坡上，距离四五十步路样子，还有一棺很小很老的坟，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上坟，还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我隐约知道，那老人名叫“盐金”，家住龙潭，到这里有十来里山路。三哥带着赞许的口气提高嗓门说道：“你是年年来的哦！”盐金一面给坟上加土，一面回答说：“纪念喂，是个意思，几年不来，人家要讲话的，说：‘这家人可能没有了啦！’”三哥和大哥都笑笑，觉得他说得对。
盐金还带着爆竹，就在山冈边放起来，山鸣谷应，青青的硝烟在冈头上悠悠飘散。
父亲的坟前已经清理得很干净了。三哥的儿子马华（九岁）和大哥的儿子李奇（六岁）都跪下去拜，久久跪在那里，拜，但也不是很认真，两人之间似乎还悄悄地开点小玩笑什么的。祭奠完毕，我们准备走了，两个小侄子从地上站起来，连连拍膝头裤子上的土。大哥制止说：“哎，拍不得的。”华华听了，眼睛瞪得大大的，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李奇也马上立即停止了拍打。但很快，他们便又比较起两人谁的膝头更干净，都说自己干净。坟前已有青草，草汁沁湿了他们膝头的裤子。
再向东南方向走，两百步左右，绕过一个山坡，前面山边有一棺坟，那是我们太婆的坟。坟上一前一后长了两大蓬茅草，后面的茅草差不多把坟和山上的草木连成了一体。三哥走到坟边，挥刀劈砍，先砍了坟头的，再砍后面的。正在这时，母亲从相友家前面路上慢慢地上来了，远远地大声喊道：“后面的不要砍！”三哥于是只稍微修了修，没有再砍，只把坟头的一蓬砍干净了。
我心里猜测，母亲希望让后面一蓬茅草把坟和山体连接起来，可能有什么寓意。
马华和李奇跪拜起来又拍裤子。大哥严肃地说：“怎么记不牢的哇？！”
孩子们又连忙住手。
说起我大哥这个儿子，还真有点神秘。大哥是父母的长子，父亲对他的感情似乎特别好。大哥结婚，大嫂连着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十好几年都没有再生孩子，村子里的人都认为她不能再生了。父亲生前就经常念叨，说：“生福要有个儿子就好了”，据说直到临终前他还这样说过。谁知父亲去世后一年后，大嫂还真的生下了这个儿子。许多人都说，这是我父亲保佑的结果。大哥让弟弟生炳给小侄子取名字，生炳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李奇。
告别太婆之后，我们兄弟四人沿着朱金汉屋后的小路向上走去，大哥在前，弟弟居二，三哥第三，我走在最后。我们打算去和横路下的贻发叔叔汇合。
小路顶部是一个小凹门，过了凹门就来到了山坡的另一面，一条稍稍向上走的小路在高高的山腰上向前延伸，左边山排是杂柴山，路下则有一片陡峭的玉米地，玉米地下面的深谷里，是一座绿水英英的拦河大坝。大坝的西南是山势交错、山色墨黑的螺蛳湾。
路下山谷既陡且深，望之令人目眩。
向里走了二三里路，过了一个有着五六户人家的名叫黄金塔的小村子，前面是漫山遍野的小竹林，一条光洁的看上去很清凉的黑色泥路从竹林里横穿而过，我们走上一条岔路，终于来到了住在“横路下”的一个名叫贻发的堂房叔叔家。
婶婶喝住狗叫，热情地泡茶接待我们兄弟一行。她告诉我们，叔叔等了我们很长时间，后来等不住了，就自己先走了。
我们于是喝了茶重新上路。
大哥和三哥以前显然都曾经跟父亲来做过清明，知道祖先们的坟主要在哪些地方，怎么走比较方便。他们商量说：“先到三亩丘去吧。”
我的二姐兰花就住在上面的大岭头村，三亩丘在大岭头的西边，和大岭头隔一座小山冈，去大岭头约二华里路。大哥和三哥选择先去三亩丘，也就意味着在去太公和公的坟之前，先去二姐家吃午饭。
从横路到三亩丘大约有三里来路，其间要经过一条很长的种玉米的山洼，地名就叫长湾。这是附近生产队冬天放牛的地方，遍地是牛脚印，还有牛粪，而被牛吃过无数遍的玉米秸东倒西歪，一片残败之象。玉米地当中，一条小路从下面一直通向玉米山顶。我们就沿着长湾玉米地中间的这条小路耐心地向上走去。一路上，大哥和三哥就谈论着植树造林的事情。
汗都走出来了，但我们终于走出长湾大片的玉米地，开始走上了通往三亩丘的冈头上的小路。路下还有两棵松树，树干像穿了铠甲的武士，松针则像门神钟馗的钢须，显得苍老。而漫山低矮的山楂树和毛栗树，以及那种独特的茅草都似乎在提示着我们，这里的地势已经很高了。
冈头上的空气似乎特别清新，令人兴奋。
三亩丘已经在眼前了，据说，这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村边那块最大田刚好是三亩。
大哥指着村子后面的一处荒山脚说：
“就在那边山边，有两棺坟，一棺是二伯婆，一棺是三叔。”
我内心不禁一动，想起了三叔的故事。原来，我们家族初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曾在大岭头住过很多年，并在那里发展成一个有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到我父母这一代才分家。母亲在回忆大家庭的生活历史时，对三叔的印象特别好。据母亲说，三叔从小就不大爱讲话，但很懂事，很善良。父亲和母亲结婚并和大家庭分家的时候，三叔才十五六岁。冬天，山里赌风很盛，父亲常常被人邀出去赌博。山里赌博，通常是一种所谓的“四门宝”，庄家做宝，散家打宝。我父亲并不喜欢做宝或打宝，但因为他有点文化，会算账，一些喜欢做庄的赌博佬喜欢拉他去帮忙，不管输赢，都给他开工钱。我父亲脾气好，大概也喜欢赌场的热闹，也就高兴跟他们去，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出门时，父亲会对三叔说：“三弟，帮我家里顾顾啊！”三叔总是答应：“哦。”此后，三叔每当看到我家快没柴了时，就会背一大捆柴“砰”地一声甩在我家放柴的地方，从不说话。
三叔是十七岁时死的。那年夏天，他突然得了病，也没哪里痛，只觉得浑身乏力。祖母和二婶等以为他是铲玉米草累着了，杀了一只小公鸡炖了给他吃，他喝了一点汤下去，就不会讲话了，没几天就死了——我母亲怀疑三叔可能是中暑，并由此怀疑，人中暑以后可能不能吃鸡。
母亲告诉我们说，三叔长得很魁梧，十六七岁时已经完全像个大人了。他去世的头年冬天，浙江那边一户人家托人来提亲，让他去招亲，他也去看过那个姑娘，两人都满意。然而，第二年女方来下聘礼时，才知道三叔已经去世了……
我们从山冈上往下走，朝二伯婆和三叔的坟方向走去。
当我们刚从一片菜地上面走过时，忽然看到光头的贻发叔叔正从前面一条荒芜的田间小路上过来。
“下面还有一棺！”叔叔远远地对我们大声喊道。
大哥和三哥显然都不知道有那一棺坟，以为叔叔搞错了，但毕竟还是相信叔叔，于是回头走了几步，从一片小荒地上插下去。叔叔也已经到了面前。
原来就在一片盛开着黄花的油菜地头上，有一棺很小的坟。我们和叔叔一起点香，插标，摆清明果。大哥一边忙一边问叔叔：“这个我们叫什么啊？”
叔叔已经六十来岁了，他歪头想了一下，和蔼地回答说：
“这个啊，你们叫姑婆的，年纪轻得很，只有十五岁。”
我内心又是一震，心想：“怎么这么年轻就死了呢？”
“可能连骨头都没有了。”叔叔说。
接着叔叔又带我们向山上爬，并在一片小竹林旁找到另一棺坟。这坟的坟头已经塌了，不熟悉情况的根本看不出是坟了。叔叔介绍说：
“这棺坟已经塌了好几回了。老早是看得见棺材的，墨黑的，用稻草灰染染的——临时做的。”
“怎么这么苦的哇？”三哥说。
“苦得很的哩。”叔叔说。
叔叔说，小岭头的杉树林中还有一棺坟。但三哥不想去了。
“我是不过意的。”叔叔微笑着说，他坚持要去。
于是叔叔和我们分道，他独自从三亩丘后面的一条小路翻山到小岭头去，我们则到对面的山边给二伯婆和三叔上坟。
翻过三亩丘东边的山冈，前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北高南低的山沟，一座巍峨的大山从山沟那边拔地而起，灰蒙蒙的山峰直插云霄。那就是汤公山主峰。在山沟那边半山腰的山坡上，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这就是大岭头村。
二姐家就是北头的第一家。余建中家也住在这里，就在村子的最南边的坎子旁，门前的坎头上有一株很大的山核桃树，树顶上有一个大喜鹊窝。
但余建中退伍后在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开车，很少回来。
一只花喜鹊衔着一枚小树枝从三亩丘方向飞来，从山谷上空飞过，向建中家门前的喜鹊窝飞去。
我们大队与乡政府之间隔着一道由汤公山主峰延伸出来的大山梁，从我们山上去乡里有两个山口，一个就是对面大岭头村子北面两里多路的大岭头凹门；还有一个则是大岭头凹门向西两三里路的小岭头。
一条灰白色的小路从二姐和建中家门口穿过，北边向上通向大岭头凹门，另一头则从建中家门前下去，直通向田畈和毛竹岭两个生产队。
“铛……铛……”
正当我看着山沟两岸的景色时，前面什么地方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金属轰鸣声。
“这是什么声音？” 我感到莫名其妙，问兄弟们。
“清汤寺的钟声。”大哥说。
大岭头村子后面是一片落叶的山核桃树，山核桃林上面是更大片的毛竹山和古木森林，清汤寺就在那上面一个偏僻山阿中。
“谁在撞钟呢？”我感到奇怪，因为就我所知，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把菩萨砸了以后，寺里唯一的老和尚就跑掉了。从那以后，既没有了大钟，再也没有撞钟人了。
“老和尚又回来了哩，”大哥说，“‘文革’中，开始不知道老和尚跑到哪里去了。后来大岭头有人到杭州卖笋干，去灵隐寺拜菩萨，看到了他，后来公社派人去找，又没有找到。去年，老和尚到底又回来了，还带回了个小和尚。听老和尚讲，文革中，他先是去了灵隐寺，后来发现被村里人看到了，估计有人会去找他麻烦，他就又跑到苏州什么山的一座庙里去了。老和尚回来后就修庙，水木娘舅一直在帮他们……”
吴水木是我们的一个堂房舅舅，小时候读过许多年书，曾被安排到外地当老师，但他嫌离家太远，也觉得当老师太受束缚，干了三个月就跑了回来，再也不去。他一直单身。文革以前，每到冬天，就到清塘寺去和老和尚做伴，跟他一起钻研学问，和老和尚关系非常好。
我们边说边走，从西边倾斜的小路下到沟底，又从东边的小路上来，很快就到了二姐家。
姐夫和外甥到老家上坟去了，只有二姐和小外甥女在家里。
二姐知道我们一定会到她家来吃午饭的，已经烧好饭菜等着了。
大家在吃饭时很自然地讲起了清明和风水的话题，二姐口才很好，很会说笑话，她讲了一个有关风水的故事。她说这是当年金枪伯伯讲的（金枪伯伯我也见过的——现在想来，金枪伯伯的名字应该是“金祥”，但在我们的话里，“祥”和“强”、“枪”是同音的，加上姐夫家里有猎枪，我就觉得他的名字是“金枪”——金枪伯伯是个孤老，就住在二姐姐家旁边的一个小茅棚里，我五六岁到姐姐家玩时，他已经很老，没有牙齿，经常到姐姐家门前来晒太阳，我经常会剥些山核桃肉或瓜子肉送给他吃。姐姐家有好吃的东西，也会送给他，或请他过来吃。老人家多年前已经去世了，现在印象已经非常模糊，只记得他穿着黑棉袄，老态龙钟，但神情很慈祥）。二姐说，金枪伯伯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棺孤坟，在一个偏僻的山洼里，从来没有人去上过坟。一次，某人一头牛走失了，找了许多天都没有找到，最后在这山洼里找到了，牛就睡在那座坟前。这人一见，又喜又气，大声骂道：“老太公，你在这里呀，让我找得好苦啊！”此后这人家里就发起来了，因为这棺坟的风水“应”到他的身上去了。
大家哄然而笑。
我觉得这个故事似乎反映了金枪伯伯晚年一腔深重的心事。
饭后，我们继续寻根，走进了大岭头东南方向的一个山坳里。我隐约知道，太公和公的坟就在那个方向的山上。我们先从大岭头村子前面的路下去，走了一里多路以后，就向左走上一条岔路，向深山更深处走去。路上，哥哥弟弟们谈着祖先们的一些故事。
“公可怜，四十多岁就死了。”谈到祖父时，大哥说，“四十二？还是四十三？”
“——四十九！”弟弟肯定地说，他显然是听父亲说的，并记住了。
我们在大哥的带领下终于来到了太公坟前。这里地势很高，前景极远，满山翠竹，俯仰有情。太公的坟头是花岗岩石头砌的，砌得很好，虽然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依然显得十分牢固。大哥正正地站在墓前向远方看了看，说：“这个地方好！”我对这位先人也有一种更深的尊敬，他是我们这个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的最长者，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根。在这里，我们多烧了些纸，多挂了些清明标子。大哥边烧纸边说：“有些地方我们去不了了，让太公带去好了。”大哥是对我们说的，也是对太公说的。大哥和弟弟都跪下拜了拜。
大哥说：“大大是很过细的，还要洒酒的。”
显然，大哥曾跟父亲来上过坟。
公的坟还在太公的坟的上面。那是沿着潺潺的小溪铺砌的一条石板路，十分干净。弟弟说：“这确实有点像神仙走的路哩！”
“公的坟是当家坟，位子好。贻发叔叔也说这个坟好。” 大哥说，“以后其他的坟捡一捡，这两棺坟留着，就这两棺，每年跑一跑也容易。”
告别太公和公，我们就下山了。我们从田畈下来，还是从黄金塔回家。原来在黄金塔南边的山坡顶上，紧靠小路旁，还有两官坟，贻发叔叔的小儿子小乐子，大约十七八岁，正在这里给坟上加土。我们于是也参加进去，完成了自己的纪念仪式。
我们四点来钟回到大坪，结束了清明的祭祖活动。据说，双河口进来的河边某个地方还有一棺坟，但我们没有去；按大哥的说法，是让太公带去了。祖母的坟在二哥的村子里，二哥是肯定会去的。还有一些长眠的先人，我们这一代已经记不清了。人死后，似乎还要经历第二次死亡——被人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