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南疆之行
在中越战争期间，特别是中后期，我方为了争取越南边民的人心，曾沿广西云南漫长边境线，开放了若干个小城镇，允许越南边民过来赶街， 并借此对越方开展宣传工作，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重点在云南这边。但这种工作方式到底有什么效果，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调查总结过。从昆明开会回来以后，冷处长在请示部里同意后立即做出决定，让我在12月份去广西和云南、主要是云南边境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我决定11月30日出发。
提前几天，我把这次行程告诉了郁洁。
说来也巧，临行前一天，即11月29日，我又收到郁洁的来信。不知道是因为受我上封信透露的信息的影响，还是因为她在信中说的原因，她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她写道：
李干事，您好！
拜读了您的两篇文章后，我内心又产生了以前的想法。
您身处总政大机关，站得高，看得远，上上下下见识广，所接触的人比我好的有许多；你走遍祖国各地，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数年后，当你功成名就时，是否变心，不是如今的海誓山盟所能保证得了的。另一方面，我考虑到自己的学业，所以不想把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我高攀不上。
你远行于边疆，请多保重。
祝
顺利！
郁洁 11月26日
我按计划起程。傍晚七点才到昆明。我穿着一套新添置灰色毛料西装。因为到边境去，穿军装太显眼，不安全。由于事先已经联系好，我一下飞机，云南省军区外宣处的时小才干事在出口处接我。他告诉我，这次他们龙处长派他陪我去边境，还安排了一辆吉普车。时干事仍然把我安排在省军区招待所。
晚上十点来钟，我来到省军区总医院宿舍，找到了姚琴。她很客气地让我进屋坐。
我告诉她，郁洁又给我来信了，我们的关系在发展。姚琴说：
“女孩子心细，容易反复。并劝我说：“既然她来信，那就和她好”。
“我很感谢你，你上次的劝告是很好的。”我说，“现在郁洁既然这样，我得对她忠诚——让我们做纯洁的朋友吧”。
“这还需用说吗？”姚琴开朗地说，“当然应该是这样的啦！”
“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我得说出来。”
吉普车尘土飞扬地在山路上整整跑了两天，我们终于来到边境。
董干镇是麻栗坡县一个区的区政府所在地，在附近一带算是个比较繁荣的地方，对越开放和宣传搞得也比较好。那里又有个边境工作站，我在这里做调查时，就住在边工站，生活和工作都比较方便。加上我告诉郁洁我在边境的收信地址就是董干，所以，我在董干住的时间就比较多一点。偶尔也会到附近的村镇去。
每逢集日，我很早就到集上观察。这一带边境上，居住的大多都是少数民族，以苗族为多，穿着黑色衣服，缠着头巾，来赶集的以女性为多，绝大多数个子很小，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边工站的同志能很容易地认出其中哪些人是来自越方的，不断指给我看。
平时我就找当地政府以及边境工作站和边防连的干部座谈，了解情况。
我还设计了个调查表，希望把有些重要的数据统计起来。
那几天，我一直在调查董干区几个批发站和门市部近年来批发和销售各种商品的情况，同时，也不断地盼着郁洁的来信。区委的老何同志负责我交给他的统计表的填报工作，但有关的材料却迟迟拿不上来。
转眼之间，我到边境已经有20天了，也一直没有收到郁洁的信。12月20日上午，我又去找老何，门锁着。旁边一个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说，老何到麻栗坡开会去了。材料又没有拿到。
我本来准备近日转移到小坝子等乡镇去的，又担心郁洁给我写了信而我又先走了，因此有些犹豫，所以对老何去开会，没有拿到材料也不怎么生气。
下午，我又去区委，看老何回来没有。
他还真回来了，交给我统计的材料，同时，还给了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
我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开一看，原来竟是郁洁的爸爸寄给我的一些资料，其中还附了一封信。我拿回边工站才细看。他写道：
李观宝同志，你好！
你在繁忙中，我又来找麻烦。匿名信在今年上半年大量出现在国家信访机关和政法机关，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苦恼。上半年，我注意在政法委申诉部门排查了一下，收集了这些东西。本来只想作为一般资料保存的。九月份，我到黑龙江、沈阳、大连，发现他们也有同感。我就想写一点看法投到报刊上去研究。但一直静不下来。主要是水平有限。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你的文章，你在这方面思维敏捷，有一定广度、深度和思维独立性，逻辑性较好，擅长论文立说。所以我决定把素材邮给你，改后再寄来。从题目到内容，都可推翻整理。如没有价值就算了。到底用什么题目我也没定下来。我的主导思想是论证一下匿名信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在时代节奏中是什么作用？是什么音符？如何对待和处理？从哲学、社会学、民主和法制以及与综合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等方面论证一下。但我深感力不从心。这个材料十分凌乱，既不成文更不成章，题不符实，只是提供一个素材给你参考罢了。
时间不急，你何时改均可。投的主要报刊是《政法战线》和《江苏政法》。
祝你不断进步，身体好。致礼！
郁家平12.15.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考未来女婿。
老实说，我当时还真是很忙。调查的材料还没有搜集齐全，而边疆上的同志工作效率又跟不上要求。而且，调查报告主题是什么？应该分哪几部分？需要哪些材料？我都要争取在边境时就研究明白，缺什么，可以赶快补充。否则，一旦离开边境，再发现缺这少那，要返回来就麻烦了。所以，无论如何，我肯定要先把调查报告搞出个眉目以后，才能去考虑"岳父大人"的匿名信问题。但是，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他对匿名信问题的态度显然也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快六十岁的老人，而且好像已经退居二线了，能收集这样的材料，有这样一股热情，还是很宝贵的。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这么急巴巴地把材料寄到边境上来。好在我还没有走，如果走了，把他这些材料搞丢了，那该怎么好。看来这位老同志竟是一个急性子人哩。
我决定等回北京以后再好好琢磨一下他交给的这个问题。
4．我的命相
说起来，大概会叫人奇怪，在谈到思想和理论问题时，我显得非常理性，似乎为了那种理性，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甚至敢于向自己对郁洁的爱情挑战。但是，一旦郁洁提出要停止和我发展关系，我马上又觉得那是根本无法接受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对于郁洁最近的那封信，我倒并不显得特别紧张。这是因为，从她的信上看，她不过是觉得我太有才华，她有压力而已。但我不相信一个优秀的姑娘会因为发现一个男人真正有才华而逃跑的。当然，也可能是别的原因。例如，她事实上可能还是不想在外地找对象。那我也不怕。联络部的许多人都有出国的机会，有些人就到驻外使馆当军事参赞。我觉得自己倒不想去当什么参赞。我只想将来把我下放到苏州独立团去。再过个两三年，我争取到苏州独立团当个政委什么的应该是有可能的。我想象着，我在独立团当政委，郁洁经常从独立团的大门进进出出的。那感觉真是好。即使这条路不通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只要让我再奋斗一两年，再写一两年文章，我一定会在中国的思想界成为一个人物，到那时，我要到哪里工作，应该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我甚至也想到，现在郁洁可能发现了身边的追求者。那我也不怕。我完全相信，只要时间一长，郁洁一定会觉得还是我更好。老实说，我之所以当初敢于追求郁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这一点。我相信我对郁洁的爱是别人无法超越的，我同时也相信，我在事业上的潜力也是别人无法超越的。有时候，我甚至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追求郁洁，让郁洁自由地进行一番选择。我相信她最终还会回到我这里来。我希望她在经历过各种选择以后才回到我身边来，到那时她才会死心塌地地爱我。我觉得那样更好。所以，尽管郁洁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信，我并不认为那是什么真实的问题。以前那样的大江大河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怕眼前这点小小波澜吗？！
郁伯伯的信也进一步增强了我的这种信心。毫无疑问，我在董干的地址是郁洁告诉她父亲的。而且，她父亲给我写信，她是一定知道的，同意的。所以，从这封信，我也可以看出，郁洁并没有真正变心。正因为这样，对收到郁伯伯的信，我是感到特别高兴的。
到小坝子等乡镇调查过之后，我们就开始从边境往昆明走了。途中路过蒙自县时，在守备某师住了一夜。我们是下午到该师的。我们一行三人，先到群联科，科里的三名干事就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接着，主任、副主任、科长都来了。据说是正在开会。然后主任就指定群联科梅干事给我们落实房间。晚饭时，师长和政委竟然也来陪我。我开始一直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给我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后来，师长和政委轮着给我敬酒，我才渐渐听出，他们的意思是想买一套录象设备，以便把他们做空飘水飘等有关工作的情况都拍摄下来。他们准备师里拿一部分钱，再请总政联络部给他们一些钱，让我回去向部里反映反映。
第二天临离开该师时，师里又送给我们每人一条云烟，一箱菠萝。我有点左右为难，要吧，显然是接受礼物；不要吧，时干事和司机老陈也不好要了，而他们，特别是司机老陈，是很希望带些东西回去的。
“人至察无徒。”脱离群众也不好。何况我是来搞联络工作的，并不是来抓党风的。我这样想着，也就没有制止他们。
不过由此也看得出来，这在一些机关的上下级之间已经形成风气了。
到了昆明之后，我仍然住在省军区招待所。我把调查到的基本情况向省军区外宣处的龙处长做了介绍，同时谈了我写调查报告的思路。龙处长看上去四十来岁，个子高高的，很实在，像个民族干部，也显得有点神秘。他认为我的思路不错。我于是决定干脆在昆明再住两天，到12月30日回北京。一方面刚好使这次出差满一个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我可以抓紧这两天时间，把调查报告写出来，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也好向龙处长他们了解。
那两天，龙处长和时干事，白天让我写材料，不打扰我，每天晚上则开着车子陪我去街上的高级饭店吃饭。他们也穿着便衣。
第一天出去，车子路过一条马路时，我发现景观似乎和以前不大一样，马路两边这里那里丢着许多白纸红纸纸片，街道两边的墙上还明显有张贴过标语的痕迹。街道上的气氛也有明显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 我问龙处长：“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看来你还不知道哇？”龙处长用昆明话慢条斯理地说道：“前几天，大学生，上街游行，闹得很厉害哩。最先是安徽合肥科大，闹起来的，后来影响到广西，和我们云南；说是什么要求惩治腐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听了微微有些吃惊。为学生们的行动，也为自己在边境上的消息闭塞。
在边境的这二十多天，我几乎感到是生活在一个座荒岛上一样。
我们走进了奥林匹斯饭店。一进门，我竟看到柜台上有“贵州茅台酒”。当时茅台酒在内地是很难见到的。我走近看了一下，标价是88元。
“这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啊！”我暗自想道。
“拿瓶茅台酒。”我们坐下后，龙处长大声对服务员喊道。
我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刚才不该注意那茅台酒的。不过我真没有想喝茅台酒的意思，纯粹是出于好奇心才看了一下。我百般劝阻龙处长，不要拿茅台，他坚持一定要拿。最后服务员还是把茅台酒拿来了。
“88块啊？！”服务员说。
龙处长笑了起来，回答说：
“拿得出来的哟！”
我多少知道一点，龙处长手里是很有钱的。每年从我们战情处就要拨给他们不小的数目。他之所以那么热情地招待我，一方面是他确实好客，同时也因为我是战情处下来的。他手上的钱，实际上应该是我们共同的钱。对这个道理，龙处长显然是很懂得的。当然，他也希望把上面来的人招待好些，明年给他拨更多的钱。
点了五个菜：一个火锅，一个气锅鸡，一个鱼头汤，一盘芦笋，一个软炸鸡。
菜陆续上来了。龙处长把茅台酒打开，给每人斟了一杯。
我们都还没有喝，龙处长自己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这不是茅台！”龙处长说。
我有点不敢相信。
龙处长坚持认为不是茅台。他端着杯子，拿着酒瓶向柜台走去。不一会儿，提回一瓶汾酒。显然，茅台退掉了。看来还真是假酒。
我觉得退掉了好，否则心里真不塌实。三个人怎么能喝88元的茅台呢！
但这顿饭一共还是吃了八十多元钱。
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又来这里吃饭，还是坐原来这个位子。菜上来之前，龙处长拉过我的手，说是要给我看相。这好像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干部的风格了。我觉得很神秘，也真想知道我和郁洁的关系以后会是个什么样，于是就让他看。
龙处长显出很自信的样子，先仔细看我的手，接着又看看我的脸，还伸过手来仔细摸了摸我的耳朵。
“把嘴巴张开来！”他说。
“嗯，你很有孝心，”他说，“——牙齿很整齐。”
我有点疑惑：看相还真能看出些东西来吗？
他又看看我的手，再看看我的脸。
“你的寿命很长，身体比较健康，到老也没有什么病。你这个人，平时比较和气，但一旦发起脾气来又很厉害，比较怪。”
这些我都相信，因为有些显然是对的。
“你命中子女比较多，第一个是儿子，第二个是女儿……”
“计划生育不搞了吗？难道郁洁要生几个孩子不成？”我想。
他再次摸我的耳朵。
“你不怕老婆”。他很肯定地说。
“老婆怕不怕我？”我忍不住问他。
“对你比较尊重，”他说，“但有什么事还是你拿主意”。
我想象着我和郁洁在一起的情景，不知道龙处长说得对不对。
“你的婚姻生活比较幸福……”
我就是为追求婚姻幸福而生的。我想。
“但有时候也会发生点小矛盾。”
我可不想和郁洁吵架！我想。我觉得我和郁洁是不会吵架的。
龙处长显然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心思。
“比如”他解释说，“她对你不放心啦！”
这又让我觉得是真的。郁洁不就是对我以后会不会变心不放心吗？
龙处长问我女朋友是哪里的。我告诉了他。他听了似乎为我感到遗憾。
“在北京也可以找到好的。”他说，“总政大院就能找到。”
“不！”我断然地说。
但我不想对他说得太多，我觉得我对郁洁的感情他是很难理解的。
“调北京很困难。”龙处长说，好象是解释他为什么不赞成我在外地找对象的原因。
“我将来到苏州去。”我笑着说出自己的真实打算。
然而我哪里知道，就是我在这里津津有味地探索自己命运奥秘的时候，命运却已经在背后再次残忍地撞响我和郁洁的分离的钟声！
5．厄运
我回到了北京。
过了元旦假日，重新去上班时，我就把调查报告送交给冷处长。
处长没有马上看，从他的表情上看，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好像发生了变化，似乎中越边境的战争将要结束了，再去研究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了。
但我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其他事就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了。
接着整个联络部集中在一个会议室传达文件，气氛很紧张。原来，学生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上级对部队提出了一些纪律，要求大家在当前的形势下务必站稳立场。
散会以后，我到处里翻了翻近日的光明日报，关于我的那篇文章的讨论已经悄悄地结束了。报上的言论也开始转变方向，不再谈那些敏感话题了。
我从云南带回来的那一箱菠萝，放的天数已经不少，好在是冬天，天气冷，否则可能早坏了。那时侯，从云南运往内地的菠萝还不多，因此，还算得上是个好东西。我在一开始就是准备把这箱菠萝带给郁洁家的。我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拿给她。元旦已经过去，很快就是春节了，去看了郁洁之后，我还可以回家去过春节。我于是找到处长，提出探亲的事。
“可以”，处长说，缓了一下，又对我说，“下周找你谈一谈——关于你的工作问题。”
接着两天，我就开始研究思考郁洁父亲交给的关于匿名信问题的文章。
这期间，我收到了光明日报“百家论苑”专栏编辑的一封信，寄来了《谈人生的榜样》一稿的校样，还附了一纸短信，写道：
《谈人生的榜样》一文准备发“百家论苑”。但因近来形势较紧，一时难以发出，打算等风头过去看情况再说。寄上小样，请过目。
这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准备报销的机票，新上任的邹副处长来到办公室门口，叫我说：“小李，你来一下！”
我于是跟他来到处长办公室。
冷处长坐在办公室的前面。邹副处长的办公桌在处长的后面。
但邹副处长没有马上坐下，他让我先坐。
我于是坐在他们旁边的一张沙发上。
“你说吧！”邹副处长站着，向处长翘翘下巴。
“你说吧！”处长说，微笑着。
“你是处长。”邹副处长说。
冷处长似乎推脱不了，于是就说：
“小李呀，你借调到处里帮助工作已经五个月了。工作么，大家都看到了：爱学习，思想活跃，肯钻研问题……”
处长拿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
“关于调动的问题，我们也讨论过了，向部里汇报了。但从现在的情况看，编制上卡得非常紧。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有精神，人员只能减，不能增。从你现在的情况看，调动的事，一下子还办不了。我们认为，长期僵在这里也不好，对你不好。因此，看来，你还是回去……”
“郁洁！”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问题！我意识到，这样以来，我和郁洁肯定是要分手了。我不能要求她超脱世俗，何况她本来就没有和我确定关系。除了她之外，我什么都不在乎，联络部我并不留恋。
“你看，你还有什么具体问题没有？”邹副处长问我，他现在已经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了，“对我们处里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也给我们提一提。”
我想到，周村，甚至山东，似乎都是郁洁的伤心地，只要我在那里，她是连一封信都不愿给我写的。我于是想，如果可能，还是转业算了；或者想办法调到南京军区去，离郁洁也近些。
“我将找别的部门看看，争取再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争取转业。”我对两位处长说，“我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先对你们说一声，免得你们觉得我背着你们搞小动作。”
我这样说时，心里想的是强干事和廖秘书，我觉得他们可能有办法帮助我争取转业或调到南京军区去。
我先来到强干事的办公室。强干事又把我领到旁边的计算机室里，里面没有人。
“你什么时候走？抓紧时间走，在这里也没有意思。”原来他已经知道了我的事，而且好象显得挺紧张，似乎总想回到他的办公室去。
“我以后怎么办？”
“先回去吧！”他说。
“我想调南京军区去。”
“现在不行——今年不行。”他说，“魏副主任有个侄子，也是三十来岁，想调南京军区，南京军区顶住不办，现在还压在处长那里哩。”
“安徽省军区？”
“安徽省军区更难办。现在不行，精减整编当中。等精减整编以后再看。”
我又想到郁洁。我多么想今年就调过去呀。
今年调过去，也许还有希望哩。
我又来到廖秘书办公室。他倒显得轻松沉着些。
“我给军里打个电话，军里不会怎么样的，他们了解你。”廖秘书说。他还向我透露，我的情况中，可能包含着更复杂的因素：“魏副主任现在不管联络部了。联络部是不是把部里的情况向新领导汇报了？他们对这些事是特别敏感的。”
稍停，廖秘书又告诉我说：
“郭处长——我们军干部处的郭处长，到总政帮助工作都一年多了，命令还没有下。我已经给干部处说过好几次了。郭处长原来在整党办，现在在老干办——军里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么说，我竟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
我说到转业的事，廖秘书说现在是办不了，将来想办法活动到南方去，譬如到安徽省军区什么地方去。
我于是感到这次的命运已经无法扭转了，我和郁洁的关系是注定要结束了。
我很想主动提出和郁洁结束关系，可我又似乎抱着某种希望，希望她仍然爱我。
我估计这又是我的浪漫主义在作怪。
我真搞不明白，生活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