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生的榜样
北京大雪压城。下了飞机出了机场，眼前一片白茫茫。
我不禁想起飞机上一些人的谈话，说是昆明有人就靠冬天往北京贩韭菜成了万元户。
回到办公室，我的桌上竟摆着两封信，都是郁洁来的。我拆开来一看，落款时间，一封是11月1 日，另一封是11月11日。她在第一封信中写道：
《开口讲钱的现象好不好》这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几遍也没有悟出其中的道理，而他人一读便称赞这篇文章很有哲理。可见我理解力之差，水平之低。光明日报我保存了一份。
十月中旬，我去南京探望在家养病的堂姐夫，他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平时也搞些业余写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他是一个值得我尊敬的人。当初，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现在通过参加自学考试，已经获得了党政专业的全部合格证书。他还在全国五十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最近，又有一部著作要出版了。
像我堂姐夫这样的人，懂得世事的艰辛，知道怎样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奋斗，他们往往以真才实学战胜那些利用关系或是父母的权力而生活的人。
深秋，北京香山的红枫一定很迷人，不仅仅是迷人，而且令人陶醉。红枫，寄予了我的一片深情。
在第二封信中，郁洁对近来较长时间没有收到我的信感到不安，说是“想必您工作一定较忙。”接着她告诉我，“您的每封来信我都保存着，您随时都可以来取。”同时，她也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说：“我也要向您索回一封信，就是我寄往周村的那封信。请您一定要把它交给我亲自处理。”最后，她对我寄给她《大学语文古文今译》一书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雪中送炭”，她“太急需它了”。“因为以前的任课老师讲课总是含糊不清，令人乏味（现在已换了一位老师，水平较高）”。而且，“明天下午我们《大学语文》进行期中考试。”
那本书是我在听说她对学习感到困难的时候专门到书店买了寄给她的，没想到她还真的用上了。
读着郁洁的这两封信，我感到一种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幸福和甜蜜。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了。
收到郁洁这两封信后，我对自己在姚琴身上所作所为感到深深的内疚。为什么命运一定要到现在才展现出她的笑脸呢？
我觉得自己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向郁洁坦白这件事，请她原谅。
我相信，如果她知道了我的全部的真实的情况后，她会谅解的。
这时，光明日报围绕我的文章开展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我把所有参加讨论的文章都找出来看了，应该说，我受的鼓舞是巨大的。只有开始的一篇文章反对我的观点，但他的立论的保守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不值一驳。此后的文章基本上都在支持我的观点，有的从理论的高度肯定“开口讲钱是一种理性发展的产物”。有的则从生活中的具体事情说起，论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由于不好意思讲钱，结果带来诸多麻烦，从而反证了开口讲钱现象的进步意义。
从光明日报的这场讨论，我似乎对自己的思想和社会环境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郁洁说，《开口讲钱的现象好不好》她“反复读了几遍也没有悟出其中的道理，而他人一读便称赞这篇文章很有哲理”。我估摸着她说的“他人”，如果不是她的父亲，就是她二哥。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吃过早饭，到廖秘书家去玩。
“龚宜洪前几天来北京了，”廖秘书说，“我带他去联络部找你，才知道你到昆明开会去了。”
“宜洪？宜洪来北京了？”我感到高兴。
“他是来检查身体的，复查。”廖秘书语气沉重，“他得了鼻咽癌，已经是晚期，癌细胞已扩散到了脑颅。现在一只眼睛已经不行了；如果不做手术，弄得不好，另一只眼睛也很快要完了。”
听了廖秘书的话，我鼻子发酸，眼泪情不自禁地涌上了眼眶。
“我和他关系很好的。”我对廖秘书说，“我们彼此都是最好的朋友。”
廖秘书告诉我，宜洪自己现在还不知道实情，家人都还瞒着他。
这似乎更让我感到难过。
下午，我给宜洪写了一封信。我当然也不能对他说实话，只是向他表示问候，希望他好好治疗，好好休息，争取早日康复。
从郁洁谈她的堂姐夫的那封信中，我看出她是把我和她的堂姐夫看成一个类型的人的。她是在借夸奖她的堂姐夫来夸奖我。我说过，郁洁是一个很含蓄的姑娘，讲话一般是很委婉的，很少直来直去。这封信表现得最充分。信的最后那段关于香山枫叶的抒情，也是这种笔法。文字虽然还显稚嫩，但也显得真挚动人。看来，她对我竟有相当感情的。
但是，我觉得她在信中谈到她堂姐夫一类人时，流露出来的感情显得有些过于沉重了。她好像既赞赏他们，又同情、甚至有些怜悯他们，好像感到他们生活得很压抑，很痛苦，很无奈似的。这使我感到有些不好接受。
首先是我觉得这样会使郁洁本人也很难过。这叫我不忍心。
其次，我觉得在她的这种感觉中，我和她是不平等的，她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我感到她的这种心态对于发展我们的关系是不利的。因为，她现在是同情你，如果什么时候不同情了，恢复理智了，她就会感到你的生活与她的生活之间的差距了。
第三，我觉得她对她堂姐夫一类人并不了解。不错，我可能和她堂姐夫是一个类型的人。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更知道像她堂姐夫这样的人的内在感受。我知道，作为一个为事业奋斗的人，他在开始的某个阶段是要强迫自己下一番刻苦工夫的。但当他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特别是在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了独到的见解，并为社会所承认，或自信将对社会产生重要作用的时候，自身的价值感就会增强，从而领悟到学习和奋斗的快乐。这是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我自己在写作一些文章时，就曾经感受过这种快乐。我体会到，事实上，有知识和智慧的人的世界其实是更为光明的。在一个为事业奋斗的人看来，奋斗远比不奋斗快乐。我联想到孔子周游列国，断粮于陈蔡之间的故事。有的人也许会可怜孔子，认为他是何其艰难，何其不幸。但根据我的体会，我相信，由于孔子的行动是由内心的激情驱使的，他对断粮的态度和一般叫花子是绝然不同的。而且，这种经历还会成为他日后十分美好的回忆。可以设想，如果有谁把孔子强行留在家里，不让他出去周游列国，尽管饱食终日，他也一定会感到更大的痛苦。
我于是把这个思想写信告诉了郁洁，让她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她的堂姐夫一类的人。不要用悲悯和可怜的眼光，而要用欣赏的眼光。不要单看外表，还要理解他们的内心，理解他们的成就感，分享他们的幸福。
信发出之后，我仍然继续思考着这个问题。我想，郁洁对奋斗者的认识，为什么会和实际情况有那么大的差距呢？原因在哪里？我很快发现，这与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教育孩子和宣传典型人物的某种一以贯之的理念是密切相关的，那就是，凡是提倡人们学习的榜样，一定是苦行僧式的人物，最典型的就是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这些人好象从来不知道享受生活，只会为了某个崇高的目标去受罪。所以，久而久之，人们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式，以为一个人只要是有出息的，一定是过得很苦的。显然，这种观念不但不符合实际，而且也非常有害。于是，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这类问题，我形成了在社会的典型和榜样人物宣传上的一个新的观点。我把写给郁洁的信中的材料拿过来，又结合实际加上一些新的材料，很快写出了一篇重要文章，题目就叫《论人生的榜样》，我写道：
长期以来，我们的典型的宣传喜欢在英雄模范人物的苦累死上做文章。近年，越来越多的人对此不满，提出“典型人物也有七情六欲”。但是娇喘微微，无力得很，典型宣传的基本倾向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倾向自有其传统依据，历来人们爱拿名人作榜样，而一提起名人，又总是强调他们如何刻苦，不怕艰难，并不惜把其中的情景描述到令人心颤的程度，最著名的是“头悬梁”，“锥刺股”。教育者的目的，自然是引导人们不图个人安逸，为民族和社会献身，但实际效果往往正好相反，正所谓“训有方，保不住日后做强梁”。我们的典型宣传情况也是如此。所宣传的英雄模范总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生活；受苦受累，不见享受；有死的悲壮（甚至悲哀），却难得生的愉快，大多是一些令人痛苦不安的不幸形象。他们的人生不叫人羡慕和向往，谁还愿向他们学习呢？难怪连一些先进人物也不愿当什么典型！
树立什么样的典型——人生榜样，是一定伦理思想的反映。那种不如人意的典型宣传之所以难以改变，根本原因在于宣传者头脑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以为宣传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甚至只讲整体利益不讲个人利益，才是共产主义思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共产主义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共产主义的伦理思想也必然是原始共产主义伦理思想的否定之否定。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个人利益和民族、部落整体利益完全融合在一起，个人能为整体英勇献身，整体为了个人也不辞灭顶之灾。在当时环境下，人们的某种意识特别强大，没有了整体固然就没有个人，同时，任何对个人的威胁和摧残，也是对整体某种的威胁和推残。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保种问题，但由于人类取得了对自然和社会的完全自由，个人和整体的利益也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完全一致。既不可能产生危害整体利益的个人利益，也不可能有不符合个人利益的整体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个人利益的取得是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对个人利益的重视，是对整体利益的促进，对个人利益的轻视和抹杀，则是对整体利益的打击，而扼杀个人利益越厉害的地方和单位，其整体必然也越衰败。
典型人物——英雄模范，是，也应该是时代的先驱，民族的脊梁，引导人们向他们学习永远是有意义的。但典型的宣传必须符合科学，必须实事求是，必须符合真正的而不是被歪曲的共产主义伦理思想。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肯定典型人物在为人民事业奋斗过程中给自己带来的幸福，不仅是精神生活的幸福，也应该有物质生活上的幸福。而且，只有他们才是最幸福的。因为个人幸福和为社会作贡献是一致的，为社会作贡献是争取个人幸福的唯一途径。越是奋斗的人，对社会越有价值，其自身的享受也应该越丰富，越充分，越高尚。我们应该鼓励人们在法律和道德（先进的道德）允许的范围内，为个人的幸福（也是社会整体幸福之所在）而奋斗。
事实上，人们对榜样的要求也无不是幸福的奋斗者。我们的典型宣传中，有一些效果比较好，人们乐于接受。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些典型都是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得到较好统一的人，他们不是苦行僧。他们为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国家给予了相应的报酬，所以他们的生活比常人优裕。任何贡献很大却又穷困潦倒的典型，只能让我们看清典型所处的环境是多么恶劣。这种典型也要宣传，但不是引导人们向他们学习，而是动员舆论对社会上不合理的和丑恶的东西进行抨击！
我相信，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定会产生更大的反响。对我的见解之犀利，才思之敏捷，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我似乎浑身都是灵感，任何轻微的触碰都会产生耀眼的火花，很有一种凤凰涅盘获得新生般的的感觉。我在把这篇文章寄给光明日报的同时，也复印了一份寄给郁洁。这篇文章完全是由郁洁引起的，而且几乎是在她的眼前完成的。她看了之后，显然也感到很惊讶。她马上给我写了信，说是她原来根本不了解我，没有想到我的思想“如此丰富，而且超脱世俗”。这使我对她的感情又有了进一步的把握。
我似乎登上了自己思想的高峰。
2．理性的陷阱
理性！还是理性！此时此地的我，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理性的人。但是，不久后我才发现，事实上，所谓理性，事实上是有很多层次的，我这时的理性并不是最高层次的理性，勿宁说只是一种朴素的理性。
朴素的感情会膨胀，而朴素的理性也是会膨胀的。朴素的感情膨胀之后，往往会使人失去正常的理智，而朴素的理智一旦膨胀起来，则往往会使人失去人类的正常的感情。
这两种倾向对人类来说都是非常有害的。
从客观方面说，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提供了导致我的所谓的理性膨胀的外部条件。这时，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终于到达了现代化的门口，西方文化迅速渗入，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的汇合激荡，使全国的思想界显得极其活跃，社会内部要求走向民主和自由即一般理性的倾向十分明显。这种思潮和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共鸣。我甚至感觉自己有时候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温度计，可以敏锐地感受到时代最微妙的理论需要。我刚刚发表的和最近写出的几篇文章就是很好的证明。
我还似乎隐约意识到，我最新产生的这些思想，或许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理性的觉醒。我甚至觉得，我思想演变的历史，几乎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思想演变的历史，而我从一个狂热追求感情体验的人向理性的那种“裂变”式的转化过程，所经历的痛苦，好象正是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着的痛苦。因此，为了推动历史进步，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部小说，公之于众。是的，我觉得我可以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裂变》。
这时，我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崇拜理性的狂放不羁的铁血倾向，为了自己的理性事业，似乎可以牺牲一切，甚至包括自己长期追求的珍贵爱情——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陷阱！
于是，我给郁洁写了一封长信，说了自己的想法。这封信充分表现出在这种所谓理性片面影响下，一个人会变得怎样的狂妄和不通人情，无疑也给我和郁洁的关系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我在信中写道：
我的见解很奇特、很新鲜是吗？不是我喜欢标新立异，而是这个世界被扭曲的东西太多了。对于自己出生在这个时代，我是感到很兴奋的。我相信自己是“应运而生、生逢其时”。我真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成天思考，却总是摸着真理的反面。他们似乎故意把一个位置留着给我。我相信，我的思想是有其历史地位的。我几乎觉得我和这个时代是互为对方而存在的。
是的，不谦虚！好在我早就声明过，我像反对骄傲一样反对谦虚。作为一个思想者，需要勇气，也需要锐气。
近来我在构思一部小说，暂定名为《裂变》。它以爱情为主线，但包含的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我相信它在观念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将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对于历史上的文学观念——人生观念，我将给予无情的批判。我觉得我们的民族观念太僵化了，太需要改变了，我说我是有使命的，就是因为我听到了这种呼唤。我发现了这里面的问题，并且充满着战斗的激情。我要把我们的民族从旧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我的经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勇气，将保证我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对此，我充满信心！
我丝毫也不怀疑我的思想的真理性，也同样不怀疑我的作品发表之后将引起轩然大波。在一定时期内，我也许要受到众人的诋毁，但我料定他们终于将要拜到在我的脚下。然而尽管这样，我仍然不得不做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承担孤独的生活。我的经历和思想已经为我做了这样的准备。我会很欣慰地站在高坡之上，观看脚下的狂涛巨澜，其中可能还包括我的朋友对我的责难。是普罗米修斯吧，把火种偷来给了人间，自己却被钉在了高加索的悬崖上！但他无怨无悔！我对自己面临的战斗也毫不犹豫。我只是可惜，我并不是经受这种经历的第一个人！
你是第一流的女人，对生活，你应该是充满信心的。按照我现在的观念，我如果不是第一流的男人，我决不乞求第一流女人的爱情！我高兴地看到，你对我终于有了认识（哪怕是相信别人对我的评价）。我甚至发现，你对我的评价比我的自我感觉还要好一些，而且，你的评价也许是比我的自我感觉更为符合实际的。因为生活反复表明，尽管我在言谈中常常狂妄无忌，但我对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轻取之心。我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很少有不一致的时候，相反，我的成绩总是超出我的期望。根据这些经验，我知道我现在要写的这篇东西一定会成功。我当然希望得到你的支持。但我觉得你最好先看一看，我是不是吹牛。如果实践证明我不过是一个空心汤团，你就不要看重我。我宁可孤寂地奋斗，也不愿意看到朋友失望的眼神。另一方面，我的作品和我的一些文章一样，和这封信中的一些观点一样，是十分奇异的，我知道有人会把我看作异教徒，甚至认为我是恶棍、流氓之类。对于你来说，这不仅是个作者，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和你联系在一起，你要公正对待，要理解这之中的真谛是更为困难的。我相信你会很好地理解我的作品，但我仍然有些担心你能不能完全摆脱旧观念的束缚。我写这部书，并不是要向你显示我的才华——在事业上我从来都不急功近利——而是社会需要它。对于你，我深知可能有两种结果，或者真正理解了我；或者就会永远离开我，连普通朋友关系也结束。我要声明的是：这部书的逻辑，实在是我的生活的逻辑，而其中似乎又包含了社会的发展逻辑。并不是我哗众取宠，而是真理如斯！遗憾的是真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愉快接受的。我的朋友如果不能认识我的发现，我就加倍地遗憾。然而，历史还是要前进！
这是我的理性宣言。当然，也包含着我对郁洁的坦诚。而这种坦诚，也是我的理性的应有之义。对我信中透露的信息，一个敏感的姑娘是完全可能产生各种猜测的，对此我却没有仔细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