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理性
当我用一种怀疑的眼光重新看待周围的一切时，我发现世界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二天是星期天，总政大楼里很安静。我感到身体稍微舒服一些之后，就来到办公室里看报纸。我很快从文汇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让人高兴地掏腰包》，内容是批评社会上那种“乱涨价”现象的。但是，由于我现在看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我很快看出了这篇文章中，包含着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即一些人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感到对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严重不适应。我的各种知识积累突然被调动起来，心潮激荡，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写一篇很好的文章。
于是，我铺开稿纸，迅速写下了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开口讲钱的现象好不好》。我写道：
某报一篇文章说，有些单位和个人，利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之便，漫天要价，结果，消费者的钱是掏出来了，但心中却说不出的苦恼。该文希望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通过各种合法又合理的途径，让人掏钱又心中欢喜”。
文章批评的现象确实存在，其建议也符合人们的愿望。但作者是对商品生产和经营者说话的，只说了问题的一方面。我现在要对广大消费者说句话，就是：要微笑着让人掏腰包。
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主张对乱涨价现象听之任之。我要说的是人们应该对我们这个商品经济将进一步发展的社会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在我们中间，有一种“把钱捏出汗来的”人，对于他来说，即使再公平的买卖，也不会“掏了钱又心中欢喜”的。要他们高兴，最好的办法是白给。这是一种自然经济的心理状态，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他们的苦恼是无穷的；而且商品经济越发达，商品交换越广泛、越“计较”，他们越无法沾便宜，其苦恼就越大。记得实行对外开放不久，许多人从深圳考察回来，在肯定深圳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快等优点之后，总要提出一个“缺点”，那就是在深圳什么都讲钱。我就听某人说过：“我出站时带的东西多，请一个空手的小伙子帮忙，嗨！他手一伸：‘到门口，五角钱’。”现在，据说这种开口讲钱的风气已经进入内地。一位大学教授就觉得学生中此种现象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他举例说，一位教工人员搬家，想叫几个同学，学生们竟问：“给多少钱？”总之，许多同志把类似的现象看作“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生出许多忧叹。
其实，仔细想想，这些现象不是没有道理，甚至蛮有道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每个人时间和精力的使用也应该是有计划的。你让他为你花费时间和精力，他别的事情就要耽搁，因而你理应给他相应的报酬。这种情况一旦成为普遍的道德，别人请你帮忙时也同样会给你报酬。这样，人们就会特别注意培养自己的自立能力，以需要别人的无偿帮助为耻辱。据说在一些国家，一个人主动给别人帮忙会被认为是无礼行为。这是有道理的。道德是互相的。在过去以至现在的大部分场合，许多人之所以无偿帮助别人，实际上是希望自己在处于对方这些境况时能得到别人无偿帮助的心理的反映。在一定历史阶段，这甚至是美德。但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这种观念就会变化。那种不管别人需要不需要的主动帮助，将会被视为“不讲效益”的“讨厌行为”；而需要别人帮助，就应该事先准备好酬金。由此看来，现在人们所苦恼的那种开口讲钱的现象，正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的端倪。懂得这一点，便不会为自己需要别人帮助就要付钱而苦恼，而会明白这是天经地义的，明白那种因别人要报酬而不愉快的心理，实际上是自然经济意识的反映，比那种帮人索酬的思想倒要落后得多。
人们按照一定的生活方式生活，自然地也会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这种生活方式上。一旦这种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人们就会感到无所寄托。但是，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人的感情寄托方式都是历史的，既非从来如此，也非永恒不变。要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就要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感情寄托。现在，如果找到了新的感情寄托方式，不再抱着旧时的感情寄托不放，自然就会把商品交换和人的感情生活区别开来，自觉服从商品交换规律，微笑着让人掏腰包。
显然，这篇文章包含了较强的理性精神——多年以后，回顾我的思想发展道路时，我看出了，这篇文章事实上标志着我已经实现了从原来的宗教崇拜到现代理性的转变，也是我的思想的第一次重要转变。文章写好后，我寄给了在理论上一直比较有深度的光明日报。
此后，我跟冷处长到石家庄某军出差。因为该军即将调往上老山前线，我们去向他们部署一些有关阵地对敌宣传工作等方面的工作。
我们在石家庄住了一个星期，返回北京后，我又收到郁洁的信。
郁洁在信中写道：
我们的函授学校已经开课了，目前上《形式逻辑》和《大学语文》，一星期面授两个半天。
您的来信，我都收到。我尊重您（从认识的那天起），也尊重您的感情。我们应该还是好同志，也可以是好朋友。四年的函授大专学习是很艰苦的，据老师介绍，以往的几个学期中，有不少的学员因学不下去而退学。学校对学员的要求也逐步严格，毕业考试成绩有一门不及格就为结业，而不是毕业。因此，我必须集中精力，努力学习。当然，适当的时候，有合适的，我也要考虑个人问题。
这封信给了我一些安慰，因为她说她尊重我，也尊重我的感情；认为我们应该还是好同志，也可以是好朋友。
我猜想大概从上封信中看出我病了，因为我告诉她“这封信我是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下完成的。”
这说明她还是善良的，她不希望我太痛苦。
但是，我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喜悦。因为，我现在要喜悦，必须是明确看出她爱我，愿意和我发展恋爱关系。从这封信里我还看不到。而且，她在信中说：“适当的时候，有合适的，我也要考虑个人问题。”我发现自己看到“有合适的”这四个字时心里特别难过。因为，如果没有这四个字，我就可以认为可能是包括我也考虑在内的，而有这四个字，就把我摆在“合适的”之外了。
按说，她如果是为了安慰我，她不应该说这句话，因为这显然是会叫我痛苦的。我想。
但是，也难说，她也许以为我真的不痛苦哩。因为我在上封信中曾劝她早点考虑个人问题，并且希望早日得到她的喜讯的。她也许信以为真了。
第二天晚饭后，我骑自行车到邮局去领山西青年杂志社寄来的一笔稿费。那篇稿子还是在老山前线写给他们的，写的是一位山西籍烈士的通讯。稿子不久前才刊用。
取完稿费，即往回走。出邮局时，我突然领悟到，郁洁昨天的来信，并不是为了安慰我，说来说去，只是为了最后的那句话：她要在适当的时候考虑个人问题了。
她前两封信说要等毕业以后再考虑的，那自然是为了回绝我。而我一旦劝她早点考虑，她果然就答应了。她之所以告诉我，不过是怕自己的良心受谴责。告诉我之后，如果我什么时候去看她，发现她已经有对象了，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问题肯定就是这样。
其实，即使你不告诉我，我又会说什么呢？！
我已经发现，郁洁的信已经表现出一个相对固定的格式。她总是把最要紧的话放在最后，看上去似乎是随便说的。在此之前，她总是把最要紧的话压住，先装作轻松的笔调，说些其它事情。你如果不了解，还会觉得很知己，说得很随便。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她那不过是一个序幕而已。
由此可见，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哩。
当然，这并不是说她坏，只是表明她是很成熟的，很有思想的。
我认真分析了一下，她这封信实际上是四句话，四层意思：
一、学校开学了，一星期面授两个半天（娓娓道来，非常自然）。
二、我们还可以是好同志，也可以是好朋友（以示她的教养良好，心地善良）。
三、她学习任务重，要集中精力（言外之意是，我如果给她写信，她可能不回）。
四、她也要考虑个人问题了（已经不是原来说的四年之后）。
重点显然是第四句！
我慌得不行，匆匆赶回，躺到床上，浑身发抖。
显然，郁洁在利用我的口实。
我似乎到这时才感到自己是要失去她了。
我庆幸昨天没有马上给她写信，否则我又要钻进死胡同了。
我几乎吓出一身冷汗。
出于礼貌，也是出于习惯，我还是给她回了信。在信中，我对她保留我和她的友谊表示感谢。我鼓励她“勇敢地去追求幸福的生活和崇高的事业吧”。我告诉她，不管她在未来的生活中发生什么变故，她都不会是孤独的，我永远是她可以信赖的朋友。在信的最后我写道：“别了，我的爱人；在这最后的时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想念你。请永远记住我对你的爱。”
写完重读一遍，我竟不由得潸然泪下。
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9月27日。
在上面的来信中，郁洁似乎曾流露出一些对坚持业余学习的畏难情绪。我在这封回信中之所以只字不提，是因为我担心这并不是她这封信的真义之所在。我觉得她实际上只不过是要告诉我，适当的时候，有合适的，她要考虑个人问题了。其实这和一封最后的告别信没有多少差别。我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还去谈她的学习问题，简直会显得滑稽可笑了。
此后，我开始为11月初将要在昆明召开的一个会议做准备。这次会议的会务工作主要由昆明军区政治部负责，我们处配合。冷处长和老林干事等已经先行去了昆明，我和处里的其他同志则订了11月1日的机票。
10月16日，光明日报“百家论苑”专栏发表了我的《开口讲钱的现象好不好》一文。
第二天，即10月17日，江苏省的新华日报在头版的“新华论坛”又发表了我另一篇题为《乐于当被说服者》的文章。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观点，贯彻的仍然是理性的观念，强调的是“一切以真理为依归”的思想。但这篇文章在论述上有些意思，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既和风细雨，又严谨绵密，有较强的说服力，是我写的这类文章中比较具有形式美的一篇。
几个在解放军报工作的同学也看到了，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称连续读了我的文章，感到“快哉！”同日下午，光明日报百家论苑专栏编辑又打来电话，说是我的《开口讲钱的现象好不好》一文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他们准备在报纸上组织开展讨论，让我关注。
一系列的好消息，让我感到很受鼓舞，我似乎看到了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自己在这个时代的价值，我又找到了相当强的自信。
8．好朋友的义务
10月28日，我又收到了郁洁的来信。这封信也不长，只有大半页信纸。但这封信是在她给我的信中，让我感到最轻松的一封信；以前的信，她几乎总是告诉一些叫我失望甚至痛苦的消息或者决定；这封信好像不是为了要告诉我什么，而只是为了通信。她在信中写道：
您9月27日来信我已收到了。因为学习比较紧张，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故未能及时回信。
现在您已适应环境了吧？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了吧？我想，像您这样一位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从而取得一定成绩的人，是一定能战胜任何困难和挫折的。
我对现在这种一个星期上两节课的业余学习很不适应，多次想打退堂鼓，想伺机考全脱产的学校，可是，不仅仅是机会难得，还有许多条条框框束缚你，使你难以如愿。
我感到郁洁似乎是把我当作好朋友了。但我并不敢相信她已经在把我当作我所希望的那种好朋友。或许是我受到的挫折和打击太多了，我对自己获得郁洁的真正的感情已经根本没有了信心。我也想过，这样彼此慢慢地的交往下去，或许又能使我和她的关系起死回生吧？所以，我很想立即给她回信。但是，我又想还是等从昆明回来以后再给她写，那样可以免得由于我回信太及时又引起她的“警觉”和“反弹”。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多虑，还是听天由命吧。而且，她在信中已经告诉我，她对现在的学习很不适应，多次想打退堂鼓，我担心去信晚了，万一她已经退学，那就不好了。因此，我还是在当天给她回了一封信。
根据她信中流露出来的情绪，我着重向她介绍了学习上的一些经验。我告诉她，学习不要把目标放在考试上，否则，就会由于逆反心理而使学习变得枯燥无味，其结果也与求知相矛盾。比较好的方法是，把标准定得高一点，学哪门课，就要有把这门学问钻透的劲头。这样，学习就会比较主动，而“及格”的问题便在那种兴奋劲儿当中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区分两种态度的标志是对待教材的态度。标准低，惟恐不及格，或者仅仅为了考个高分，就会抱着一本教材死啃；标准高，就比较能够开拓学习的视野，一边学习教材，同时也注意广泛涉猎同类的其他书籍。我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我告诉她，我在学哲学时，就同时看几种哲学教科书。这种方法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由于各种书表述的角度和风格不一样，会使同一个道理变得有新意，有比较就会有体会。二是多看几种本子，能够达到立体理解，也比较容易记住。当然，有人会说，读几种书？哪有那么多时间呀！但是，我相信，在学习中，学不进去的问题是比缺少时间的问题更叫人头痛的；一种学习如果真有兴趣，时间就会挤出来了。
同时，我请她把我给她写的信保存好。我说：“你大概想象得到，我以后的岁月会怎样度过，它们对我是不可缺少的。”
事实上，我是觉得，既然她不肯在外地找对象，那么我们之间的通信很快也是会结束的。我不得不提前安排以后的事。
临去昆明之前，10月28日，我觉得前封信意犹未尽，又提笔给郁洁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主要请她不要觉得函大没有正规大学名气好听，不要太在意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学到东西。同时，我也谈了对学历的看法。我认为：“未来社会对学历肯定是很重视的。人们必须认清这个形势，不可掉以轻心。”我告诉她说：“尤其是已经考上函大之后，如果不上完，半途而废，后来又遇到什么意外的挫折，未能考上别的大学，这是应该受到责备的。”总之，我千方百计让她不要放弃现在的学习。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我甚至冒着让她生气的风险，用了激将法，我最后写道：“老实说，如果你没有充分的理由就放弃这种学习，我会认为那是你意志薄弱，那样我会看不起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