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的宗教
我开始熟悉联络部的工作了。先看材料，争取对整个工作框架形成一个总体印象。同时把一些自己觉得比较重要内容摘抄下来，以备以后使用。
一天下午，我抽空到楼上魏副主任办公室去见廖秘书。
他见了我，很热情，也很亲切，问我：
“有对象没有？”
“还没有定。”我说。
“北京的吗？”
“不，苏州的。”
“哦——老家的，”他说。他竟把苏州也看成了我的老家。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他想了想，说：“我们这里机关上就有一个，也是刚从军校毕业的；济南军区上官副政委也叫我给他女儿在总政找——我这里有三个人选。”
“我等着苏州的来信，等确定了再说。”
廖秘书对我的态度好像并不反感。他接着对我说：
“别人议论我们军，你不要管；如果有人议论魏副主任，请提醒我们一下。到我们这里来的人很少，部长们都不大来。有事就是打电话，要么送文件来。”
廖秘书说着，下意识地推了推办公桌上的一堆文件。
人的感情大概是最具个性化的现象。尤其是在我追求了这么长时间以后，郁洁的容貌、声音、风采等一切已经象某种神秘的化学液体一样浸泡了我，使我的每一个细胞几乎都充满了对郁洁的喜爱和思念。没有了郁洁，我就不会有爱情，也不会有真正的生活。郁洁是高贵的，因此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办的。但我似乎就是喜欢她的高贵和难办，我追求是的就是超凡脱俗。我虽然有时候也会生郁洁的气，讲一些气话，但那并不是我的真心话。而且，在对郁洁给我带来的苦难问题上，我又是健忘的，偶然想到了，很难受，但转过身，又不生她的气了。事实上，如果让我放弃对郁洁的感情，再去和别的平庸的姑娘谈情说爱，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我要的只是郁洁，谁也无法替代。
仍然没有郁洁的来信。白天，正常上班，我倒还能坚持。但一到晚上，当我回到自己的单人宿舍以后，我对郁洁的思念之情就难以克制。我经常站不住，也坐不住，只能躺到床上去。我想，郁洁之所以一直不给我来信，最大的可能是她身边已经有人在追求她，而她暂时又拿不定主意。一想到她将可能被别人夺走，最后依偎在别人的怀里百媚千娇，我就浑身发抖。我感到我的一生，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就掌握在郁洁手里。我真希望郁洁发发慈悲，千万不要随便处理这件事。我在心里求她。我把被子抱在怀里，嘴里不断地喊着郁洁的名字，不断地在床上翻滚，最后，我让自己滚到高高的床沿边，趴在那里，处在随时都有滚下地的危险之中。
我既不能不爱郁洁，又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寻求心理的平衡，我终于想要建立一种自己的可以使自己得到解脱的宗教。
这天深夜，我以对郁洁说话的方式，在笔记本上写出了自己的宗教诉求。我写道：
郁洁，我最亲爱的朋友，直到今天还没有收到你的来信。好在我也没有收到任何人的来信。如果我收到了别人的信，我怕自己会更难受的。现在是谁的信都没有来，这使我可以安慰自己，因为我可以认为，也许时间确实还没有到吧。
不过，我也认认真真地想过，我不应该老用悲哀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记得先哲曾经说过，世界完全在于我们用什么眼光去看。我觉得这话虽然有唯心主义之嫌，但也还是有些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在物质条件可以基本满足生活需要的情况下，是幸福还是不幸，就取决于我们的心了。长期以来，我因为自己的爱没有得到回报，没有得到自己的爱人的抚慰而常常感到痛苦和悲哀。其实，生活中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太多了。我完全可以把生活的标准放得低一些。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这一生都是挺好的。如果你爱我，那自不必说；即使你不爱我，但因为我曾经被你理解，我接受你的不爱，也是为你的幸福尽到了自己一份责任，我也感到愉快。生活哪里有十全十美的呀！能领悟到它的某种真谛，某种意义，也就算不虚此生了。
生活中，我们往往感到有许多的痛苦。在社会生活的领域，这些痛苦更多又是精神方面的。经过长期的思考，我似乎领悟到，这些痛苦都是因为我们是人而存在的。是人即有人性，而有人性就有爱，有恨，有嫉妒，有占有欲。于是我得出结论，人性，正是上帝用来折磨人的工具。是的，人性的枷锁！人的真正的解放，彻底的解放，就应该是人性的解放。我说的解放不是别的，就是人从狭隘的人性中解脱出来，不是没有人性，而是超越人性。我决定让自己去创造这个境界。我要让上帝的计谋和手段在我身上破产！因为我爱你，上帝却让我因得不到你而痛苦；但是，我将告诉上帝，纵使你不爱我，只要你幸福，我也不痛苦。我还感到满足。你将来有了孩子，我会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地爱他（她）。上帝是用他来惩罚我的，它企图使我看到你的孩子而感到自己不幸福，因为我曾经想过使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而它却让你的孩子不是是我的孩子。它以为，按照人性，我会伤心。不，我不伤心。我会真心地爱你的孩子，因为我爱你——我嘲笑上帝，嘲笑命运，嘲笑那些狭隘的人性。我将像海獭抖去身上的水份一样，卸去身上的一切苦难。
亲爱的洁，我的好妹妹，你愉快地生活吧，不要担心我会不幸。不要担心我会恨你。我永远不会的。即使你将来和别人结合了，只要你愿意，我永远是值得你信赖的人。如果我能够，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为你的幸福铺平道路。
好好生活吧，郁洁，不要再想起我，不要为我叹息。我以前常说自己会孤独，担心自己孤独，现在不会了。我理解一切人，爱一切人，我怎么会孤独呢？！再说，你尽管不在我的身边，但到底还在这个地球上，我可以仍然觉得你和我在一起。
因此，如果你觉得无法答应我，就请大胆地告诉我吧。
当然，我知道，你很善良，你会担心我受不了，即使我把上面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别说了吧，让我自己来办。你只要不来信，我就知道你的意思了。
你对我没有任何责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
按说，在猜到你的思想以后，我应该主动提出来，免得让你为难。但是，亲爱的，原谅我，我在短期里是不敢这样做的。为什么？因为我怕自己猜得不对。我担心是不是另有原因。
因此，我觉得还是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你就行了。
就是说，我再也不想这件事了，不抱希望了，你是绝对自由的。
当然，我不说，从一般道理上说，我就是不自由的。是的，我不要这种自由。那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我已决定独身到老。
5．灾难
“……李观宝……”
第二天上午，我在办公室看材料，忽然听到杨干事在前面轻声念道，正象一些人在看别人的信件时，下意识地念出收信人的名字一样。我的心一动：有我的信吗？
我放下材料，到前面去看。没有看到信，却看到报纸边上有一张包裹单。我拿起来一看，正是我的。从字体看，是郁洁的。包裹内容一栏里简单地写着一个字：衣。重量一栏里，写的是：1000克。
顿时，我的心里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一种是高兴，觉得可能是郁洁给我寄御寒的衣服来了。我觉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是一件毛衣。因为，一件毛衣的重量大致也就是1000克。我甚至想到，原来郁洁迟迟不给我写信，竟是在抓紧时间织毛衣，她是想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啊！
另一种是恐惧，觉得这似乎不是好兆头，可能是郁洁把我送给她的那套衣服寄还给我了，以此表示和我断绝关系。
我在这两种猜测之间徘徊，始终得不出结论。
匆匆在总政大食堂吃过午饭，我就到邮局去。好在邮局并不远，步行也只有十来分钟的路程。衣服是用一个白色的布袋装着的。我走出邮局就打开来看。就是我买的那套红衣服。包裹里还附了一封信，信很简短，除了抬头和落款，只有四行字，写的是：
我发往周村的信您大概未收到。
以后请不要往我单位写信。个人问题我决定等四年大专毕业后再考虑。这四年变化很大，即使你不变，我也可能会变。
你买的衣服我穿了不合适，邮还给你。
原来她曾给周村写过一封信的，我怎么没有收到？
但下午我就收到了这封信。
这封信是寄到“北招“的，信封上已经有几种笔迹，先是有人用蓝色圆珠笔把郁洁写的地址划掉，并在下面写了“请退回”三字；边上又有蓝黑墨水写得较大的“政治部”三字，也被划了；最后才写了“请转”我现在的地址。这封信较长，占了整整一页纸。主要内容如下：
8月16日，市机关进行了开卷的法律知识考试，上级通知要求全部考生都应该及格，我原以为开卷考试不须复习，考后方知法律这门学问很有深度，想考满分实在不易。我估计自己的成绩在85分左右。
考完试后，我把个人问题慎重地考虑了一下，四年大专要有三十几门课程，在此期间，我还想攻读一门外语，还要工作，负担很重。因此，我想等四年大专毕业以后在考虑个人问题。这四年变化是很大的，即使你不变，我也可能要变。
对于我的终身大事，我有我的主见，父母的意见只供我参考。我从来没有把您同我今后的生活联想在一起，对于您的数封来信，我不回的原因，绝不是默认，而是认为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不在外地找对象。
以上这些话，您读后可能会伤心，但这是我的真心话，在心里也压抑了很久，今天方才说出，是因为我不想再以“置之不理”来表示我的态度。
6．裂变
我花了好大力量才支持住自己，没有一头栽倒在地。事实上，让我最伤心的，不是别的话，而是那句“对于我的终身大事，我有我的主见，父母的意见只供我参考”。因为在周村时，张松堂曾送给我一条“大重九”香烟，我想起郁洁父母好像很喜欢抽这种烟，就在田科长家特地做了个木盒寄给了他们。我完全是出于对她父母的真挚感情，并没有哪怕是任何一丁点想拍她父母马屁，让她父母给她施加压力的意思。但从郁洁的口气里，我似乎能听出她认为我那样做好像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相识四年了，我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我有什么话不能和你直接说，还要绕到你父母那里去吗？我觉得这实在是冤枉我的，侮辱我的。
好在我是已经有自己的宗教的。我早已下了决心，无论如何，我都不再生郁洁的气，我要永远理解她，尊重她，原谅她。我就当她是和我耍小孩子脾气好了。
这天恰好是星期六，下班比较早，我心中郁闷，就出去到处闲逛，最后下意识地来到了北海公园后面的那座水泥桥上。
这是我已经比较熟悉的地方，早上我独自跑步，就经常跑到这里。
我站在桥上，越过眼前的荷塘，远眺着对面山坡的丛林中露出的白塔。大片的乌云正从白塔后面迅速涌上来，一场大雨似乎就要降临了。
忽然，我感到湖叉对面的山坡上有什么动静，定神看去，只见疏朗的松树林坡顶的地面上，有一蓬黑色的东西在动着，看上去很像是一只小黑猪在拱东西吃的样子。
这公园里怎么还有小猪呢？
我正纳闷，却见松林里坐起一女一男两个年轻人来。
原来那是那姑娘的头发，她刚才正躺在地上和情人疯狂地亲吻哩！姑娘坐起身来，用手理了理弄乱了的长发，远远地似乎也能看到她脸上带着娇羞的神色。
开始下雨了，他们爬起来，手拉手地从山坡的那边飞快地跑了下去。
电闪雷鸣，雨下大了。我离开桥头往回走。但我没有跑。因为我一点跑的兴趣也没有。从我的宿舍跑步到这里，大约要一刻钟，这么大的雨，跑也没有用。这一带马路边也没有什么建筑，没有躲雨的地方，而且即使有，我也不想躲。密集的雨点打在路面的积水上，水花四溅，像是无数小虫子在跳。走到不到一半路，我的浑身已经被大雨浇透。我感到衣服变重了，裤子粘在腿上，走起路来呲嚓作响，挺费力。走到宿舍楼下，看门的老头看见了我，吃惊地问我：“你怎么不躲躲雨呢？！”
我不回答，水淋淋地上楼，半边的楼梯和走廊都是水。
我感到很冷，冲一冲就上床捂起被子睡觉。还是冷。但几分钟后，又开始发高烧，浑身滚烫。迷糊之中，我脑子里老出现松树林里的一幕。我觉得那姑娘很像郁洁。我想到，郁洁如果离开我，肯定会和别人谈恋爱，并很快会和别人这样亲热的。想到郁洁也那么热烈地和别人亲热，接受另一个男人的亲吻和爱抚，接受另一个男人的疯狂，她那好听的声音不是在我的耳边轻声细语，而是响在别人的耳边，我的心就像刀搅一样疼痛。是的，我追求了四年，连她的指头我都没有动一下，而另一个人，却可能非常轻易地就得到她。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但我又感到根本不能接受。我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在她还没有和别人谈朋友之前离开这个世界的好。眼不见，心不烦。
——是的，我想到了死。
在平常生活中，人们很忌讳说死，也不愿意想到死。这是由于生活不错，至少是还可以忍受。但当一个人对于生存的恐惧已经超过了对于死亡的恐惧时，死几乎就是一个非常理智的选择了。这时，你会觉得，选择死也不过是处理自己的生命的一种非常普通的方式；甚至于会感到，选择死，还是对自己的怜悯和爱护。在那种情况下，死亡方式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你会觉得任何一种结束自己生命的办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要快，越快越好。
这使我想起了在中学时的一件事。我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从小就怕打针。在平时，为一点小病小痛，我是决不愿意打针的。但是，那次我却完全变了。原来，那天白天，我在学校前面的大河里游泳时，意外地从一座巨石下面摸出了一只两斤多重的大甲鱼。当学生没有什么吃的，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就把甲鱼炖了就着晚饭吃了。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我以前吃过多少甲鱼都没有任何不适的，这次却出了问题。而且也只有我一人出问题。睡到半夜，我浑身到处起了肿块，奇痒难当。连舌头似乎都变得僵硬了。我感到非常害怕，觉得如果再不及时处理，自己可能要失去说话的能力了，甚至还可能有生命危险。我于是叫同学们赶快扶我到卫生所去。那个医生不是学校的，而是驻地大队的赤脚医生，还是个女的，二十五岁左右，胖胖的。她已经睡下。我们火急火燎地敲门把她叫起来。她看后，说是过敏。我问怎么办？她说要打针。平时那么怕打针的我，听说打针还可以挽救自己，竟一点也不害怕了。“快些给我打，越快越好。”我竟说。这是我一生中打得最痛快的一针，没有半点犹豫，畏缩。
从现在对待死亡的态度，联想到那次打针，我明白了，人在痛苦面前是会进行选择的，当他面临一个更大的痛苦时，他往往会愿意用另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痛苦去置换的。
相对于我的终身的折磨，我觉得迅速的死亡似乎就是一种很经济的事情了。
于是我开始考虑我死后的事情。我想到，我死了的消息传到家乡之后，在人们当中引起的震惊。我知道，在村子里，许多家庭一直是把我当做教育孩子的榜样的。听说我自杀之后，他们突然感到非常惶恐，在教育孩子问题上突然失去了标准和方向。我似乎听到他们（特别是一些妇女）在河边和山前议论我，一个说：“哎，他兄弟姐妹十个，就算他读书读得多，没想到单单是他走了这条路。”另一个说：“还真是！看来读书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我觉得，山里的孩子，农村的孩子，突然之间前途都变得黑暗了，因为他们的家庭再也不支持他们读书了。由此，我感到有些内疚。我觉得是我害了那些孩子了。
我又想到我死之后谁来北京为我处理后事。母亲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年事又高，家里是不会让她来的。我估计来北京的可能是两个人，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三姐夫，他们年轻时都当过兵，见过一些世面，对部队的事情也比较了解。但是，现在他们也都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尽管一直当村干部，但由于山区偏僻，现在基本上已经还原为普通农民了。在北京，我都感到陌生，他们就更不要说了。何况我又不是为部队的事死的，他们来了之后，部队也不可能热情接待和照顾，这会让他们经常遇到难办的事。想到可能给大哥他们带来那么多的麻烦，我感到于心非常不忍。
我于是感到自己并不能随便就死。只顾自己轻松地去死，实际上是很自私的。我不能不考虑得周到一些。
我看得很清楚，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死；另一条则是把自己从对郁洁的迷恋中解脱出来。既然不能死，我于是就考虑有什么办法能把自己从郁洁的感情中解脱出来。想到郁洁，又好像闻到她身上的香味，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容貌，回味起她四年来给我带来的许多美好的感受，我于是发现要自己不去思念她是不可能的。但是，她将来是要跟别人走的，她会对别人好，跟别人作爱，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这是必然的，无法回避的。想到这里，我又痛心，又伤心。于是觉得还是只有死好。但是，死又是不行的。
显然，我的思想在兜圈子。
终于，我开始始反思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很固执，这我是早就知道的。宜洪也多次这样说过我。但我以前并不认为那真的是固执，我相信那只能叫执着。我信奉的是执着的好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执着也会有害处。现在看来，这种执着也有危险的一面啊！
宜洪曾经对我说过，可怕的不是我的固执，可怕的是我还有一套自以为是的理论。是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装着执着，装着虔诚，我是真心实意信奉它们的，我的感情是绝对真挚的。但是，现在看来，我的这种性格中可能还真的含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哩！
我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我发现，这似乎和我读书较多，受传统影响较深有关，当然，和我身上具有某种宗教般的热情也有关。我读书一直比较喜欢读严肃的书，特别是喜欢读悲剧故事，觉得它们很有分量，也特别美。而我自己现在似乎就在演悲剧。我相信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悲剧文化对我的影响很大。看来，喜欢悲剧文化的人，在条件成熟时，自己就会上演悲剧。
我忽然想到三本书，一本是《红楼梦》，一本是《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本是当代的《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三本书有许多共同点，一是都以悲剧结束；二是都写得很美，感情似乎很真挚；三是作者实际的生活态度和他们在书中表达的感情实际上是矛盾的，也就是说，作家在写作中，在书中，表达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但他们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以另外一种态度生活着的。有研究材料表明，曹雪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贾宝玉的原型。在书中，曹雪芹让贾宝玉在失去林黛玉之后，出家当了和尚，但曹雪芹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去当和尚，他在写书，尽管“绳床瓦灶”，毕竟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而且，据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就是“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的薛宝钗。
歌德的情况就更明显了。他写了著名的不朽之作《少年维特的烦恼》，故事的前一半是歌德的真实经历，后一半却不是。歌德自己好好地活在人间，却让笔下可怜的维特去自杀。结果竟又有那么多青年去模仿！
《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给人类的命运带来深刻影响的小说，写得非常优美。在故事的结局，男女主人公经过曲折的经历以后，到底还是分手了。看完书，谁也难免为他们叹息，甚至落泪。但是，我在南京时，一位同班同学是海军政治部来的，他告诉我，该书的作者礼平，也住在北京，和他是邻居。他甚至还送了一张礼平的照片给我，并曾向我介绍了礼平的家庭情况，特别是他的妻子。从他介绍的情况看，礼平的妻子基本上就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这么说，礼平作为小说的男主人公，实际上最后是和女主人公结合了的。但在小说中，他却让他们分开了。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是的，有的人会说：“这就是艺术。”可是，我要问：“难道不这样就不是艺术了吗？”不！作家们利用了人类的某种感情现象进行了欺骗！这种感情现象，实际上是人的一种感情逻辑。运用这种感情逻辑，作家可以创造悲剧艺术，把世间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使人惋惜，使人珍惜自己的的生活。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一旦这种审美情趣变成普遍的社会心理，也会对生活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它会把人变成非人，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生活。所谓“智者作法，愚者制焉”啊！
我觉得，这种倾向，在我身上可谓是登峰造极了。
我第一次意识到，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的我，事实上是很愚蠢的啊！
我同时意识到，我是这样，其他人或多或少也可能是这样。
我于是对传统文化发生了怀疑，对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信奉的价值标准发生了怀疑，对现有的许多理论和学说也发生了怀疑。
正如尼采说的：上帝死了；必须重新评估一切价值！
获得这样一个思想成果以后，我的心情开朗多了。我决定还是给郁洁写封信。无论如何，我要告诉她，她的信已经收到了。
我还是在发烧，手在抖个不停。我就趴在床上写，字写得歪歪扭扭。我只写了一页纸。我没有给她详细说明，我只告诉她，这封信我是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下完成的。
我估计我和她的关系应该是结束了。
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传统文化，怀疑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