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完善手续”
半个月后的一天上午，我走进了总政联络部战情处冷处长的办公室。
这大约是北京最炎热的季节，户外像是火炉。但总政大楼里气温还比较适宜。
冷处长五十来岁，身体有点虚胖，他很和气地告诉我说：
“现在的手续不太完善，你先回原部队去一下，然后再通过干部部门调过来，把关系理顺。”
事实上，我的手续应该是完善的，我拿的是总政干部部的调令，根据这个调令，南京政治学院已经把我的各种关系都介绍过来了。但冷处长说，按照上级的要求，我应该把关系先从学院转回原部队，然后再把我从原部队调过来。冷处长特别强调说：
“你可别误会，以为我们不欢迎你啊！”
“哪里！我理解的。”我说。
冷处长随即就向我介绍战情处的工作，他说道：
“这项工作一直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好好钻一钻。我们这里就是缺少一个会写点东西的人。”
冷处长还带着相当兴奋地心情告诉我，战情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因为它同时还是中央对越宣传领导小组办公室，
“战情处的工作是很现实的，不像他们，离得比较远。”冷处长说。
我理解，冷处长说的“他们”，是说联络部的其他处室。冷处长又说道：
“战情处的工作上面有人抓，每年都拨不少钱，空飘水飘，都要花钱。有钱才能办事。”
所谓“空飘水飘”，大概是指用气球或通过河流向敌方投放宣传品。
“释放俘虏的工作也归我们战情处负责。”处长说。
这当然是一项很严肃很重要的工作。
从处长的态度，特别是他给我介绍情况的深度，我看出，他是希望我来这里工作的。
冷处长接着又把我带到隔壁的一个大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处里的其他同志。这间办公室里一共有五六个人，有两个年纪很大，头发都白了；有两个三四十岁，也有一个小青年。处长一个一个介绍过去；介绍一个，我握一次手。大家都显得很热情。介绍完毕，我在中间的一张桌子前坐下来，他们都搬来椅子，或者转过身来，围着我，问长问短：“哪里人？”“多大岁数？”“结婚没有？”
“沈兵，你去找些资料给小李看看。”处长对一个长得很帅气的同志说。
“等我正式来了以后再看吧。”我对处长说。
我的意思是，这些资料都是机密，如果我最后不能来，看了不好。
处长又叫沈兵给我定回山东的火车票。
到北京后，我每天都给郁洁写一封信。去山东前，我又给她去了一封信，告诉她，我要回原部队把手续完善一下。
2．回到周村
周村变化很大。火车站广场前面的一片平房都已经全部拆除了，原来的小广场扩大成了一个大广场，广场中心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由绿叶和鲜花装扮的“凯旋门”。显然，这是为了欢迎部队从前线返回周村时制作的。
由此可以想象得出，当时这里曾是一种怎样热烈的场面。
师部大院的变化似乎更大。小车班的小平房和旁边陈龙干事住的那栋两层小楼，都已经不见了，在它们原来的位置上，矗立起了一栋崭新的现代建筑，正对着大院门。这就是新的机关办公楼。楼前还建了一座圆形花坛。
此外，球场东边的橱窗前面也有很大的变化，疏散地放置了三张圆形的石桌，围着石桌，还摆了一些石鼓，看上去几乎和公园相似了。
原来的机关办公楼已经改为连队的宿舍，住着警卫连和施工连队。
整个大院的巨大变化给我以隔世之感。
我原来住的房子已经被安排给别人住了，加之我是回来办手续的，住不了多少天，部队就把我安排在北招二楼一个房间里住了。我估计在周村可能要呆半个月左右。
为了吸取以前的教训，我决定不让郁洁给我的信再经过收发室，而让她把信寄给小田的单位，由小田转给我。
我是上午到师部的，临吃午饭时，在大院里碰到了朱有方，他知道我和宜洪的关系，告诉我说：“小龚在这里”。
午饭时，我直接去了田科长家，宜洪果然在。大家都很热情，很高兴。我就在他们家吃午饭。小田也在家。他们的孩子七个月了，男孩，长得方头方脑的，可爱极了。
饭后，宜洪和我同到北招休息。
下午，宜洪到148看鼻子。他的鼻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是鼻炎，但很重，经常不停地流鼻涕，过一会儿就要用手帕擦一下。我因为要到干部科办事，不能陪他去。我让他顺便问问，148有没有治蚊子咬伤的药。宜洪问我为什么要这种药，我告诉他，郁洁为了考试，太专心，结果小腿给蚊子咬得很厉害。我想给她寄点药去。
“你对郁洁可真是关怀备至啊！”宜洪说。
他回来时告诉我说：
“医生说没有什么好药，也不要紧，就是不要包，用紫药水涂涂就很好。”
我相信应该有某种很好的药。因为部队在老山前线时，许多战士蹲猫耳洞时，都患了皮肤病，部队肯定有治皮肤溃烂的药的。148医院没有上前线，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也知道郁洁的腿不很要紧，即使不治，过一段时间，天气凉了，也就好了。问题是我很想让她马上就好。
我于是给296团的徐怀发干事打了电话。
他很热心，立即问卫生队，并在晚饭前亲自给我送来了两支小药膏。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市中心的邮局去寄。我想把药膏卷在《大众电影》杂志里寄，但营业员说不行，非用木盒不可。我于是只好懊丧地回来。
“那么两支小药膏也要木盒！”我想。
做木盒要木板，还要锯子、刨子等许多工具，很麻烦的。怎么办？
午休起来时，我突然想到，可以买一个铁的小茶叶盒寄。
于是下午我就到商店里买了个茶叶盒。我把药膏用塑料袋装上，放进茶叶盒里。还有一些空间，我又买了四块巧克力和几个山查片，塞得满满的。
“一边治腿，一边还可以吃巧克力，多幸福啊！”我想。
我在外面用一块新手帕包上，终于寄出去了。
回到北招后，我又给郁洁写了一封信。
我盼望早日读到郁洁的回信。
第二天下午，我骑自行车到296团二营去看彭志刚。
彭志刚已经结婚，妻子小苏正在这里休假。吃过晚饭，趁妻子在家洗澡，彭志刚带我走出营房，走得远远的，来到营区南边的水渠边。水渠流水潺潺。我们坐在渠旁一片草地上。
彭志刚显得心事重重，沉默良久，终于告诉我说：
“我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想离婚。”
“……”我感到意外，怔怔地看着他。
半个多月前，我在老家和陶学新见面的时候，才知道彭志刚已经结婚。陶学新告诉我说：“彭志刚老婆姓苏，W市人，是彭志刚大姐介绍的。人长得不怎么样，就是个子比较高。”但我没有想到彭志刚这么快就想离婚了。“他们结婚好象还不到半年吧？”我想。
“小苏一结婚就变了，暴露得也太快了。”彭志刚说，“我发现她挺厉害的，而且心地也不好，跟我算经济账，说：‘跟我结婚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你看这些东西，哪样不是我办的？……’
“我气得够戗，我说：‘我在外面打仗，何况也寄来了500元钱。我就是不打仗，又能为你做什么呢？’”
“‘500元钱能做什么事？！’”
从理论上说，她说的是对的；问题是既然结婚了，怎么还能分你我呢？
彭志刚接着说道：
“我这次回家时，先到宁国家里住了一两天，然后再到W市去的。小苏就不高兴了，恶狠狠地质问我，说：‘你怎么先回家，不先到我这里来？——看来你对我的感情还是比如对家里感情深啊！’我当时真很气愤，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道理？不要说顺路，就是不顺路我也应该先回去看一下吧。’
“‘你在宁国住了几天？’小苏问我。
“‘一天。’我说。
“小苏七算八算，发现我在宁国住了两天，又大声叫起来，说：‘你怎么撒谎？住两天为什么说住一天？’”
彭志刚直摇头，叹息说：
“我根本就没有当回事，是两天还是一天，我也记不清了。”
彭志刚说：“我到W市的第二天，小弟弟老伟子也去了。你知道，我们几兄弟感情一直是很好的。我到宁国时，老伟子在学校里没有回来，没有看到我，所以从学校回来后，听说我回来了，就跑来看我。我一开门，见是老伟子，非常高兴，说：‘哟，老伟，你怎么来啦？快进来！’但小苏就很不高兴，说：‘你们家人就是这样不懂礼貌，你前脚刚到，他后脚就来了。’我说：‘我出去打了一年多的仗，回来了，弟弟们都想见见我，怎么叫不懂礼貌呢？”
我奇怪的是既然这样没有共同语言，他们又怎么会结婚的呢？彭志刚说：
“结婚前，我们就闹矛盾了，我问大姐：‘要不要领结婚证？’大姐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也只好结婚了——但还是你自己作主。’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我第一次带小苏回宁国，我妈妈看了，就不大喜欢，但她没有直讲，只说：‘只要你自己同意……’洗澡时，用浴盆，小苏认为不卫生，说我们家条件差。她洗了澡，我妈妈把她的衣服拿去洗，她不让，说：‘我的衣服你们洗不好的。’我怕妈妈接受不了，就拐了个弯，说：‘她的衣服让她自己洗吧。’等我妈妈走了我就责问小苏：‘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小苏说：‘就是嘛，你们家的袜子，裤子，都放在衣服一起洗，我的衣服怎么能放在一起洗？你们家就是这样！’我妈妈背地对我大弟弟小强子说：‘你大哥这辈子享不了福的。’妈妈又问大姐：‘你怎么给志刚介绍这样一个人呢？她不像个姑娘嘛！’
“一次，小苏和我争吵，把我手臂抓破了。回家时，我妈妈看到了，问我说：‘志刚，你的手是怎么搞的？’‘刮的。’我说。停了停，妈妈又问我说：‘像是么东西抓的吧？是鸡抓的吧？’又问我：‘小苏脾气还好吧？小苏不骂人吧？’我听了感到非常伤心，因为妈妈问的这些，都是小苏最严重的问题，她脾气很坏，特别会骂人。我回部队时，妈妈就告诉我说：‘你的钱不要都给她，你将来要转业的……’——妈妈似乎已经预料到什么了。
“小苏坏得很，自从结婚以后，她的钱就一分也没有拿出来过。我拿出一千四百块钱给她，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没有多长时间，钱差不多就没有了。吃饭也吃不了一千块呀！
“小苏原来和大姐关系很好，但现在和大姐的关系也坏透了。这次，大姐本来也想到山东这边来玩的，但后来说：‘小苏去，我就不去了。’”
我问他们在怎么认识的，彭志刚告诉我说：
“小苏和大姐在一栋大楼里上班，但我大姐对她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开始以为小苏已经结婚了。一次，大姐准备给我介绍一个姑娘，问小苏的意见，小苏把那个姑娘狠狠贬了一顿，最后说：‘我给你弟弟介绍一个吧。’大姐说‘好哇’。过了一段时间，大姐问她，她莞尔一笑。大姐这才疑心她说的就是她自己。一打听，小苏果然没有结婚。于是大姐就问她。她竟大胆地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当时她和大姐关系很好，大姐当然说她好。于是大姐就给我写信，介绍了小苏的情况，并说：‘她可能给你来信。’不久小苏就给我来信了。我当时感到她这人很有意思……
“我在老山的时候，她的来信给了我很多安慰，这是我终于同意和她结婚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前线下来后，我回家休假时，给部队打的报告就是‘回家结婚’，这是我在已经发现和小苏合不来却仍然和她结婚的另一个原因。因为这时发现想不结婚也不行了。”
“还有第三个原因，”我说，“你太看重小朱家的权势了，并想让小苏在自己转业安排上为自己出力。”
在老山的时候，彭志刚就曾经对我说过，他准备打完仗回去就转业，并希望转业到W市去。
“确实有这个因素，”彭志刚说，“但是结婚以后，我倒觉得根本不想利用她了，甚至都不想转业了。”
“我们结婚第五天就吵嘴，提出了离婚问题，小苏还写了离婚报告。”彭志刚说，“但我又怕影响姐姐的前途；也怕舆论对自己造成影响——你不知道，我们结婚还上了电视的，他们把我当成了战斗英雄……我觉得她提出离婚，可能是想试探我——这个女人很厉害。”
此后志刚反复说这句话：“这个女人很厉害。”
“从前线回去时，W市的许多单位都请我去做报告。”彭志刚说，“我看到台下有许多长得很好的姑娘，就感到纳闷：大姐为什么单单把小苏介绍给我，为什么就不能在那里面给我介绍一个呢？”
我也为他感到悲哀。
“小苏说：‘看来，只有孩子才能拴住你 。’”彭志刚说，沉默了片刻，又说，“现在要离婚就很困难，有了孩子几乎就不可能了。我决定暂时不要孩子。我告诉小苏：‘我不喜欢孩子。’”
但要不要孩子，主动权在小苏手里，不在志刚手里。我想。
“性生活我从来没有主动过，都是她主动。——现在大概还没有。”
然而谁知道呢？我真为他担心。
“和小苏结婚以后，我失去了很多朋友，他们都不到我家来了。”彭志刚说，“全营的人没有一个说我的妻子好。”
我也觉得小苏长得不好。我相信彭志刚的大姐给他介绍小苏完全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因为据说小朱家挺有势力。
彭志刚的大姐把自己的弟弟扔进了火海，而弟弟现在却要考虑她。
因为彭志刚说过，他怕离婚以后，小苏会向他和他大姐报复。
我感到彭志刚就像一只落在蜘蛛网上的一只小虫子，而小苏就是那只控制着这张蛛网的母蜘蛛。
“我至今都还没有搞清楚小苏的年龄到底多大。”彭志刚接着说道：“据小苏自己说，她是1958年出生的，和我同岁。后来我发现她妹妹是1957年生的，小苏又说她只比妹妹大一岁。可前不久，我在她家里看到一张小苏和妹妹小时侯的合影照片，她妹妹坐在摇篮里，小苏站在旁边，妹妹才一岁左右，而小苏看上去至少已经有三四岁了。
“‘这是你和妹妹的照片吗？’我问小苏。
“‘是啊。’
“‘哪是怎么搞的，你比她大不少啊？！’
“小苏转身走了——她不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她一句真话也没有。”
彭志刚很想把小苏的年龄搞清楚。但弄清楚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我看来，还不如不弄清楚的好啊！
彭志刚说，他都不带小苏出去玩，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他已经结婚。
由此可见，他是真的想离婚了。
整整一星期过去了，我还没有收到郁洁的回信。
这天上午，我到位于市中心的邮局给她打电话。我有郁洁的电话号码，很快就要通了。但不是郁洁值班，值班的是一个妇女，听声音，有四十来岁，她讲一口苏州话，又是在电话上，我很难听懂，勉强听出，她告诉我，郁洁很快就来换班了。
但我觉得，郁洁知道我给她打过电话就行了，如果等她，不知道要等多久。
我于是让她转告郁洁，就说我打过电话。
我问她，我给郁洁的信她收到没有，北京寄去的？她说收到了。
我又想问她：郁洁给我写信没有？但话刚要出口，我就觉得不妥，郁洁给我写信没有她怎么会知道呢！我真是急疯了！
吃了午饭，我觉得还得去打电话，似乎非得和郁洁说上几句话不可。同时，觉得已经知道郁洁下午上班，这是一个好机会，换个日子又弄不清楚了。于是我又去了邮局。
中午打电话的人很少，很快就要通了。果然是郁洁值班了。
“你给我写信没有？”我问。
“还没有，”她说。
“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
“我这一段时间很忙”，她说，“准备法律考试”。
“写几个字也行么！”我说，“我这几天都急死了，到处找你的信”。
“我是准备给你写封信。”她说。
“快写。”我说，“今天就写”。
“好的。”她说。
“写了寄到哪里？”我问她。
“哪里能收就寄到哪里。”
“……我到处找……”
“那你说寄到哪里？”她问我。
“寄给小田吧！”
“小田是谁？”
“龚干事爱人啊！”
“哦，”她说，又问我：“今天谁值班？”
“……”我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慧值班吗？”她问。
“王慧？我不知道。”我说。
“你在哪里打电话？”
“我在邮局打的。怎么，总机班也能要的吗？”我恍然大悟。
“……哦，不行，不允许的”。她说，“你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
“为什么？”
“我们单位有规定的。”
我估计她是不想让我太破费了。
3．孤独的日子
又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收到郁洁的来信。
我不知道她在干什么。是忙吗？是写了还没有寄吗？还是干脆决定不给我写了呢？
如果是后者，我觉得人真是太不可理解了。想到这一点，我感到屈辱。
想到这里，我忽然感到郁洁在电话上的态度与我在她家里时的态度似乎已经有所不同，有些话似乎有某种弦外之音，带着某种冷淡。
尽管如此，我还是给她再写了一封信。
我不想由于自己的错觉把事情搞坏了。
我仔细地体会着自己的心境。我现在最怕的似乎并不是失去她，我最怕的是在失去她的同时还失去对她的理解。我一直觉得我是理解她的，她也是理解我的。正唯如此，我才感到美好和幸福。即便我们终于不能结合（因为理解并不等于爱），我也会对人生充满了信任。
但是，如果我发现我们互相并不理解时，我对人类似乎就要失去柔情了。
我怀疑她是因为我回周村来了，以为总政不调我了，因此而不愿和我发展关系了。对此，我感到相当难过。因为这说明她是不那么单纯的。但对此我似乎也还不能责怪她。谁不食人间烟火呢！何况如果我真的不回总政去了，这当中似乎就包含着对她的某种欺骗，这或许确实是不能容忍的。但我记得，在她家里时，我曾把总政调令给她看过的啊，她应该相信我的啊！
尽管我调北京的事有些变化，但是，上帝作证，我不是有意骗她的啊！
而且我坚信我很快会回北京去的。
按说，我现在是最需要她鼓励和安慰的时候，谁知她却给我这样的折磨。但仔细想想，我好像还是理解她。因为，第一，我并没有把实际情况完全告诉她，她并不十分了解问题有什么变化；第二，从她和我的关系上说，也确实还没有到可以鼓励和安慰我的程度。
不过，我想，弄得不好，这件事将会在我和她的关系上投入一些阴影。因为如果我在山东她不来信，而到了北京就给我来信，我难免要怀疑她是看重我的地位而不是我这个人本身。
前天，学院干部处告诉我，三种关系已经寄出。这天午饭时，张松堂干事告诉我，南京转来的关系已经收到，总政干部部调配处已经为我的事给军干部处来过电话，干部部的意见是先办借调手续，等半年以后再办正式调动手续。现在，我从干部科开介绍信就可以去北京了。
“但愿在周村能收到郁洁的来信”。我想，“我相信是能收到的，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我是那么想到田科长家去，却又怕没有郁洁的来信而难为情。我想把书送还给宜洪，也想把喷雾器送还给小田家，但我也怀疑别人还是认为我是去问信的事。
我想，如果有信，田科长肯定会在开饭时到食堂找我，或者送到北招来的。他们肯定知道我是怎样地盼着来信。我于是决定出去散步，心想，田科长一定会来找我，而我不在的时候可能性最大，他会把信放在我的床上或者桌子上的。
我于是就出去散步。但没走出多远又跑回来，似乎是为了别的什么事；其实，潜意识里都是想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但总是没有。每次回房间，一进门，我就把目光投向桌面，而且总觉得桌上的书和杂志被人动过了，总感到可能有封信压在下面似的。我翻开来找，结果还是没有。于是我怏怏的，不去深思，好象无所谓的样子，又走出去。
我漫无目的地散步，一个人，踽踽独行，在大院的花圃间。走了一会儿，我就坐在水池边，脱了鞋子，把脚搁在池沿上。坐了一会儿，又觉得没有意思，便很快地穿上鞋子，走了。
走到电影宣传栏前，又来到一张歪斜的石桌子旁。圆石桌四周的八个石鼓也是东倒西歪。原因是那块土是新铺的，下雨之后，泥土陷下去了。
我找了一个比较端正的石鼓坐下来，脱了鞋子，把脚架在倾斜的桌面上。一会儿又摆出很天真很潇洒优美的姿势，以手托着下巴，像是在思考什么似的。
总机班有两个人在她们的楼顶上坐着，似乎正对着我的方向。我在花圃间散步和在水池旁和石桌旁就坐时，特别注意风度。我觉得似乎是做给她们看的。这使我感到自己很无聊。于是我终于站起来，从电影宣传栏前绕过去，从喷水池旁快步走了。
我觉得我的快步也是做给总机班战士看的。
但是，我始终没有抬头去看楼顶上的两个人，不知道她们究竟是谁，也不知道她们是否真的在注意我。我觉得我似乎是在向她们撒气。
是的，我是在向她们撒气，而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郁洁。
我终于又走出大院，来到的市中心走走，一直走到邮局旁的电影院门口，并突然下决心看一场录象打发时光。因为马上就要开演，所以决心特别好下。稍纵即逝的东西总是显得有更大的诱惑力。录象的名字一看就知道无聊透顶，叫什么《菜场怒汉》。但我还是决定看。在买票的时候，我说：“菜场怒汉？买一张，看看怒不怒！”卖票的姑娘竟听了发笑。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周村，先到济南，向宜洪告别，然后进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