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古城夜色
“在学校里有什么业余爱好？”郁伯伯问我：“打不打扑克？下不下象棋？”
“也玩的，”我说，“只是玩得比较少。”
“愿不愿意和我下盘象棋？”他说，显得很有兴致的样子。
“可以。不过，我的棋下得不好，只是让你解解闷。”我说。
郁洁走了之后，家里就剩两个大男人，还真有点闷。
我下象棋的历史已经不短了。原来，自从外婆去世之后，每年冬天，外公都要从高山上下来，到我家玩一两个月。老人家特别爱下象棋，父亲或哥哥们就经常坐在大门口的屋檐下陪他下棋玩；我因为经常在一旁看，也看会了。记得是在我六岁的时候，一天，父亲和哥哥都上山做事去了，外公闲着无聊，要我陪他下棋。下棋当然想赢。我于是就考虑怎么赢外公。我在此前已经懂得，在对方不防备的情况下，重炮将军是取胜的最简单的方法，因为那是没有办法解救的。我于是决定给外公来个重炮将军。由于我是第一次上棋盘，外公根本没有防备，结果真的让我做成了一个“重炮将”，把他老人家给将死了。此后，我就经常和外公下，棋艺迅速提高，在小伙伴中一直是最厉害的。上学以后，下棋的机会少了，棋艺基本上是停止不前。当兵以后，特别是当老兵以后，我倒还和陶学新下过几次，但陶学新下棋很赖，经常为一个子和你吵得脸红脖子粗。我觉得为了下棋伤和气不值得，就下决心不下棋。因此，近年来我几乎没有怎么摸过象棋。谁知现在郁洁父亲竟让我和他下棋！而且我觉得他好象有测试我的智力的意思似的，因此有点后悔自己没有早做准备。
郁伯伯把西瓜从茶几上端开，摆上棋盘，我们对垒。
我很快看出，我下不过他。他的棋非常老辣。
但他还是给我不少鼓励，一会说：“这步棋下得不错。”一会说：“刚才我如果不走这一步，我就完了。”一会还说：“你下得不错。”
我下两盘输两盘。
“你跟我下不过瘾的。”我说，有点想休战了，但他又把棋子摆上了。
正下着哩，进来了一个年龄比我稍大一点的年轻人，那神情像是郁洁的邻居似的。他帮着我下。但还是下不过郁伯伯。我们又输了。
“他对象棋研究得很深，”那小伙子对我说，“我们哪里是他的对手！”
我于是退出来，让他们两人下，我在旁边看。
我正看棋哩，从外面又进来一个小伙子，个子挺高，胸部很宽，肌肉很发达，很像练过健美的样子，脸相很像茶几玻璃板下照片上郁洁的二哥。我猜想就是他。
我向他点头打招呼，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径直到后面厨房里去了。
郁伯伯一边下棋，一边告诉对我说：
“这是老二。”
“哦。”我说。
老二一会儿从厨房里出来，径自上了楼；一会儿又从楼上下来，到后面去。来来去去，对谁也不说话。我不知道他是架子大呢，还是性格本来如此。
郁洁晚上不回来吃饭，我们四人吃。还喝酒。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大概是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吧，我开始了解郁洁父母的一些事情。
“你们老家是东北什么地方的？”我问他们。
“他是长春的，”郁妈妈回答说，“我是哈尔滨的。”
“郁伯伯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呢？”
“解放战争——四六年。”郁伯伯回答说。
“你当时多大？”
“十六岁。”
“你还记得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和事吗？”
“我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夜行军。有一次，我走得慢了些，副班长从后面捅了我一杵子。”
我听了，心里一愣：杵子？
我联想到了我家乡的“打杵”，那是挑担子的人随身携带的在休息时用来支撑担子的一种齐肩高的木棒。难道部队还有带着这样的“打杵”行军的吗？我于是问他们：
“杵子是什么？”
他们见我不懂杵子是什么，都笑起来，回答说：
“杵子就是拳头啊！”
原来这是东北方言。我也不由得笑了。
老二显然知道我是谁了，一边喝酒，一边问我各种问题。
“听说你去老山前线了？”
“对，到前线实习，在老山过的春节。”
“老山上冬天冷吗？”
“冷倒不冷，就是雾大，太潮湿。”我说，“我有时候觉得，在老山的雾里好象都可以养鱼了。真的，我当时就想，在这样的大雾里，如果看到有鱼游过来，我可能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他笑起来：“你在前线遇到危险没有？”
“我在前线只遇到一次小危险。”我说道，“那次，我到最前沿的一个阵地去看朋友彭志刚。彭志刚是296团二机连副指导员，带着一个排守在这个阵地上。他这个阵地挨的炮弹并不多，阵地上还长着许多树木，有的还是大树。那天下午四点多钟，他带我到山梁上的树林前，指我看越军的阵地。原来他的阵地下面就是通向河内的一个山谷，其中一个挡在山谷中央交通要道上的小高地，被炮火轰炸得白花花的，几乎成了一个采石场，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点绿色。我们正看着哩，只听‘哐——’的一声，一发炮弹就落在离我们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接着又是‘哐哐——’两声。整座山几乎都在摇晃。显然，我们被越军发现了。彭志刚连忙带我跑回山背后的猫儿洞里。开始我并不觉得怎么害怕，直感到非常兴奋。但后来还真有点感到后怕，因为越军炮口如果再向上抬一点点，我和彭志刚就报销了。”
“战士们长期躲在猫饵洞里不难受吗？”老二笑着问。
“当然难受。”我说，“一些战士实在受不了，就会从猫耳洞里走出来透透气，有些人就是这样被敌人的冷炮打死了。”
老二又问了我战场上的其它情况，我也一一作了回答。渐渐地，他对我的态度变了，变成了一个很实在很随意的人。
“你是哪里人？”他问我。
“皖南的。”我说。
“我听得就象。”他说。
而我也听出他讲话中还带有合肥口音。
郁妈妈告诉我，老二也是在合肥出生的，十岁才到苏州来。
我记得郁洁是七岁到苏州来的。这么说，老二比郁洁大三岁。
吃过晚饭，稍坐了一会儿以后，郁伯伯对我说：
“你累了，我带你去军分区招待所休息。”
“好的。”
“洗了澡再去吧？”郁妈妈说。
“不，我到招待所去洗。”我说着，一边从箱子里拿了两件换洗的衣服放在随身带的桶袋里。
“叫他们安排得好一点！”郁妈妈叮嘱郁伯伯说。
“知道，”郁伯伯推着过道上的自行车。
我跟着他出了门。
“远吗？”我问。
“不远。”他说。
但走了一段，他又说：
“我带你吧？”
“不！”我说，“怎么能让您带我呢？应该是我带您。但我骑车技术一般，把你摔一下可不好。我们还是走着去吧。”
“我带小洁妈都能带很远的。”他说，意思是他带得动我。
但我还是愿意走走。
一边走，郁伯伯一边向我介绍街巷的情况，那是什么街，这是什么巷。
大约走了十来分钟，他告诉我：“前面就到了”。说着，他把自行车靠住，告诉我：“我去找一下廖科长。”走进了旁边的一排房子里后面。
不一会他就出来了，身边跟着一个人。郁伯伯告诉我：“这是廖科长。”
廖科长带我们向前走。朦胧的月色中，看得不是很清楚，只看出廖科长胖胖的，大约四十来岁的样子。
我让郁伯伯回家，他不，坚持要送我到招待所。
在招待所的接待处，他和廖科长给我安排房间。我站在后面。郁伯伯问廖科长还有没有单间，科长说没有了。我告诉他们说：“随便什么房间都可以。”最后给我安排了二楼的215号床。我叫郁伯伯不要上楼了，他又坚持要上楼。他一直把我送到房间里。四张床，但现在还没有人。有一抬落地电风扇。
“东西要放好，招待所什么人都有。”郁伯伯一再叮嘱我。
郁伯伯下楼时，我送他楼梯口，我告诉他说。
“明天早上我就不到您家去吃饭了，我吃了饭可能会出去转一转。”
事实上，我是觉得，既然和郁洁的关系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老麻烦他们家就不好了。
4．“我们可以通一段信的”
早上六点来钟我就起床了。
招待所里没有什么人，我在走廊上打了一会儿太极拳。
我的太极拳是在南京上学期间向来自天津的一位同学学的，杨氏的，八十八式，最长的那种。据我体会，太极拳那种深长而均匀的呼吸，以及呼吸和动作的协调配合，对梳理人的气血有很大帮助，当一个人感到心情压抑的时候，打打太极拳，对促进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这时我的心情就有些压抑。
打完太极拳，洗漱完毕，我就等着吃早饭。早饭要到七点，还有一些时间。我背着桶袋，转来转去，一会儿到售菜窗口看看，菜还没有端出来；一会儿又到招待所门口看看，市民们在街上匆匆来去，为早餐奔忙；最后又到传达室拿了把椅子在传达室前坐下来，呆呆的看服务员扫地。
终于开饭了。吃过早饭，我去接待室结帐。女服务员向我要票。我感到奇怪，因为我没有听说要什么票啊。我于是告诉她，我住在215号床，是廖科长介绍来的。
“哦，”她说，“那廖科长打招呼了，不要你付钱。”
离开招待所，我并没有上街转，而是直接来到了郁洁的家门口。时间是七点半。
我记得昨天说过，大概八点过来的。还没有到时间。
我担心郁妈妈等可能还没有起床，就在门口徘徊等待。
我正徘徊着哩，忽然看到郁伯伯推着自行车从家里出来，往外走，我被弄得有些不好意思，好象自己内心的什么秘密被他看到了一样。
“我去看看船票。”他对我说，“要什么时间的呀？”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回家时，最好先从运河坐船到杭州。
“最好到杭州天亮的。”我说。
“好的。你到家里去坐，小洁妈在家里。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说着，骑上自行车向东去了。
我于是来到家里。郁妈妈正在后面忙什么。我过去一看，发现她正蹲在厨房门口的地上拔鸡毛。他们竟把一只鸡给杀了。
“我来帮您拔吧。”我说。
“很快就弄完了。”她挡住我，不让我插手。
厨房边上的空地里，种了不少植物，像一个小小的植物园。一些牵牛花爬在厨房后面的围墙上，开着紫红色的喇叭花，像是吹响了无数冲锋的号角。
“小洁打电话回来了，”郁妈妈在我身后说，“她八点半回来。”
“哦。”我说。
“小洁这次为考公安学校下了很大工夫，每天晚上都复习到深夜，脚被蚊子咬成那样。”郁妈妈说。
“要搞点药涂涂才好啊！”我说，又为郁洁感到心痛。
“王小真已经结婚了，”郁妈妈说，“在家里一点也做不了主……”
她的口气里充满了怜惜之情。我心想，不知道是丈夫对她不好，还是婆婆太厉害。
我在牵牛花前站了片刻以后，又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了坐，最后又站起来，跑到门口去接郁洁。
郁洁昨天上班去的方向我是知道的，就是东边那条路。我于是就慢慢地朝那个方向走去。
出了西百花巷，那边是一条浓荫密布的街道，行人也多起来。
发现岔路多起来了，我就停了下来，等一会儿，判断一下，郁洁可能会从哪个方向来，等确定无疑了，再往前走走。最后我来到了第二个十字路口。
我在等待着我的爱人回来，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怀着非常优美的心情在林荫下等待着。
果然，不一会儿，郁洁就在前面出现了。她没有骑车，也没有戴昨天的那顶帽子。她手里拿着一把收起来的黄色的遮阳伞，从林荫道上走来。我装作没有看见她，站着不动，继续向前面看着。她如果照直走，就会出现在我的背后。但她显然看见了我，走出林荫道，走下马路，再向我方向走来。这样就刚好出现在我的面前。
“回来啦？”
“对。”
我们并排往家走。
“我今天不能送你了，”她说，“下午要学文件。”
“哦，不要送的。”我说，很平静。
但我心里想，这不过是个借口罢了。可我也并不怪她。
走进西百花巷，路边有很多修房子的工人。我忽然想到，自己既然不能和她发展恋爱关系了，那就不要给别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以免给她以后的生活带来麻烦。我于是站住了，告诉她说：“你先走吧。”
“没关系的。”她说，又要我和她一起走。
于是我继续和她并排走着，我把好走的路面让给她，自己在积水和石子堆上跳着或跨着走。
到了门口，碰到郁洁妈妈出门去上班。我问她：
“您中午还会回来吗？”
她回答说：“要回来的。”
家里就剩下我和郁洁两个人。
我坐在沙发上，郁洁很体贴地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来陪伴着我。
分别的时间在一点一点地逼近，我的心里既幸福又悲哀。
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在一起了。
“郁洁，我到北京以后，给你写一封信，告诉你地址，你将来有机会去北京玩，可以到我那里去看看。”我说，准备得到的回答是她最喜欢说的：“没有必要”。
但是没有。她点点头，表示同意。
“郁洁，”我轻轻地无限深情地呼唤着她的名字：“我曾经想过，如果我们终于结合了，你应该感谢我；而如果我们终于没有走到一起，我应该向你道歉，因为我给你添了许多麻烦……”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上来，嗓子哽咽了：“……但是，人，是不能预知未来的……”
“我想”，郁洁说，“我们可以通一段信的。”
我感到意外，但随即认为她不过是为了减轻我的痛苦而已。
“谢谢你。”我说，并问她：“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她说，“这封信写得比以往的几封信都好。”
眼泪还是在不住的往上涌，已经溢满了我的整个眼眶，眼看就要落下来了。我下意识地抬起右手，轻轻地掩住自己的脸，把头轻轻靠在沙发上。
“它被我压了一天。”我说道，“我本来不想寄给你了的，因为怕你误解：既然爱你，为什么又‘希望你失业，希望你贫穷’呢？可这里面有深一层意思的！”
她显然是懂得这一层意思的。否则，她怎么会特别喜欢这封信哩！
我想她大概最喜欢的是信中的那句：
“在我的眼里，大学生的你和话务员的你是一样的。”
我的鼻子塞住了。她当然知道我要落泪了。
因为她提出愿意和我通信，我的心情一下子明朗多了，眼泪终于没有落下来。
啊，在眼泪涌起来的时候，我是多么愉快呀！是的，当你发现这个世界竟有一种美好的东西让你需要流泪，让你能够流泪，你会感到一种怎样的幸福啊！
眼泪啊，看起来，你与清水何异？但一点一滴怎么就会有这样复杂的滋味和沉重的分量呢！
我相信，如果郁洁一直不说什么，我会默默地听凭泪水从脸颊上流，不停地流。它也许真的能流成一条河哩！然而，郁洁又那么善良，忙不迭地告诉我，她愿意和我通信。
“我还想过，”我的心情远没有完全平静下来，“我是那么地爱你，但只要你还有一点儿不能爱我，我也不能让你接受我的爱的。我的幸福必须是和你的幸福真正统一的。否则，在我是不堪设想的。我还想过，如果你终于和我走到了一起，我应该不断地充实自己，升华自己，使自己变得更丰富些，也再纯洁些，以配得上你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