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在前线
鼓楼电报大楼大厅。我仍然安静地坐在那里。
我一边等着电话，一边观察一个个打电话的人。人很多，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这些人都和远方的人有着无形的联系，其中有一些人可能正演绎着什么动人心弦的故事。”我想。但是，看上去，坐在椅子上的这些人，一个个表情都是那么平静。我还特别注意观察那些刚刚接完电话，从通话室里出来的人，可我怎么也看不出他们的心里是欣喜还是痛苦。
人可真能掩饰自己啊！
我不知道，在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处在这样的一种境地……
去年春天，我原来所在的部队奉命调往老山前线，并随即投入了作战。上前线的不仅是我们一个师，而是我们整整一个军。不久，前线英模报告团来南京做报告。杜平竟是报告团成员之一。在会场旁边，我和杜平见了面。双方似乎都不计前嫌。杜平目光闪烁，显得十分春风得意。
这年年底，我们新闻系进入实习阶段。实习一共有几个方向可以选择，一个组到解放军报社，一个组到西北某卫星发射基地，一个组到老山前线……
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去前线……
我之所以报名去前线，有三个原因，第一，我的性格在骨子里头有一种喜欢接受最艰苦最危险的挑战的倾向，凡有这样的机会，我是不会退缩和放弃的；第二，我原来所在的部队正在前线，所以，我去前线实习，比别人更有意义，既可以在前线采访，也可以看望首长和战友；我特别想去看看彭志刚；第三，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冥冥之中，我觉得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看着我，使我不得不作出最勇敢的选择；那是郁洁的眼睛！因为在《军人的小路》一稿中，我曾经把自己描写得挺勇敢，而如果现在我有机会上前线却没有去，总好象会让郁洁失望。所以，即使为了兑现我内心对郁洁作出过的无言的承诺，我也应该争取上前线去。
我顺利地被批准了。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我没有告诉家里我要到老山前线去，只是说下部队实习。
但上前线必须做牺牲的准备。于是我在临行前给一直和我保持通信联系的一位中学老师写了一封信，对有关的事情做了交代。一旦发生不测，我请老师转达我的后事安排。
前线组一共五个人，由队长带队。除了队长和我，其他人都是家在昆明的。这也是为这些同志考虑，以便他们实习结束后可以直接回家过春节。
我们一行五人先从南京乘火车到上海，然后在上海乘飞机到昆明，最后从昆明乘部队的汽车到了老山前线——军部在落水洞。
然而，为了保证我们军校新闻实习生的安全，军首长基本上都只让我们在安全的地带活动和采访，始终不准我们到真正的前沿阵地去。
我感到，不到前沿阵地，是算不上到前线的。就像俗话说的，不过鲫鱼背，算不上到过黄山一样。我希望能到前沿阵地去更深入地了解战场上的情况。
一个月的实习时间很快就结束了。基于我和作战部队之间的特殊关系，当实习小组决定撤离前线回家过春节时，我提出并被批准继续留在前线。
我原来所在的99师就驻守在老山方向，而296团的一些连队就守在老山正面的几个前沿阵地上。一天凌晨，天还没有亮，我跟着296团九连指导员和十几名上阵地换防的战士一起，沿着一条隐蔽的荒僻小路，来到了老山南边的一个前沿阵地上。
前沿的一个个阵地是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连接的。我于是根据采访需要，不断地从一个阵地换到另一个阵地。
客观地说，这时中越战争已经进入尾声，最激烈的战事已经过去，战场上双方基本上处于对峙和冷战状态。因此，我在前沿阵地上的几天，基本上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偶尔也会爆发一些异常情况。
一天，我正在76号阵地采访七连三排长李乐宝，李乐宝床头的电话单机忽然响了。他接完电话，马上对附近的猫耳洞的战士们大喊：“注意防炮！”不一会儿，首先听到我军向越军阵地打炮，随后，越军也开始猛烈向我方阵地打炮。炮弹落得很近，在我听来几乎就落在头顶上，震得洞顶的土沙沙地往下掉，好在有塑料布兜着，不然，我们肯定早已经是一头沙土了。
越军的炮弹仍然继续向阵地上倾泻着。我是第一次遭遇炮击，既兴奋又紧张。李乐宝竟也对自己这个洞的安全感到不放心。他告诉我说：
“我这上面只有两米厚，敌人的大炮弹一发就打透了。至少要三米才行。等这场炮击过后，我要把洞再往下坐，然后再往里掏。”
我看了看洞顶，问李乐宝：“如果洞顶打塌，人能不能从土中顶出来？”
“那肯定是不行的。”他回答说。
我一想也是，那些像枕木似的水泥预制件突然压下来，上面还有很厚的泥土，怎么可能不压死呢！我于是想到，也许仰着躺着不好，洞一塌，土压在脸上，四脚朝天，有劲使不上；也许身体侧着或趴着倒好些，好使劲。
我发现，我第一次面对着死亡威胁了。并终于体会到，在前沿阵地其实就是时刻徘徊在死亡线上。
在这最危险的时候，我想得最多的人是郁洁。我想，郁洁退伍后不知道做什么工作？我估计她可能是做青年工作，譬如做当团委书记之类。她在年轻人中一直很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很适合做这类工作。我知道，现在地方许多年轻人对前线的情况是很关心的。我觉得，郁洁如果能够了解和掌握一些战场上的具体材料，对她做好工作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李乐宝的猫耳洞里有两盏油灯，一盏铁的，一盏白塑料的，铁的没有油了，白塑料的点着，灯头也只有黄豆大小，灯光很暗。
我于是拿出信纸，在弹药箱做成的简易茶几上，对着昏黄的油灯给郁洁写了一封信，一封长信，在信中，我把自己在前线了解到的许多第一手材料告诉了她。我觉得，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这就是我给郁洁的最后一封信了。
写完后，一队送弹药的军工战士正要下阵地，我于是把信交给了他们，请他们代我付邮。
彭志刚这时已经提升为二机连副指导员，正带着一个排驻守在更向前突出的86号高地上。我和他通了电话，决定到他的阵地上去和他一起过春节。炮击停止后，我即从战壕里展转去了他的阵地。
师机关隐蔽在离前沿阵地大约三里路的一个大溶洞里。我从彭志刚的阵地下来之后，在师部住了三天。整个师部司政后三大机关都在这个洞里办公。张庆春已经当宣传科长，徐科长则到炮团当了政委。张科长告诉我一件事很让我吃惊，他说，297团四连在一次战斗中付出了很大牺牲，立了一等功，本来应该是四连连长参加英模报告团的，但杜平通过活动，结果师里竟让他作为四连的代表参加了英模报告团，搞得四连干部战士意见很大。
我真不明白，杜平为什么那么喜欢抢别人的利益，而他的这一套还就是这样吃得开！
春节之后，我先回到昆明，然后和家在昆明几个同学一起返回南京。
7．生活就是经历
我记得很清楚，3月18日下午，我们在学院大会堂听政治报告，报告结束得比较晚，结束之后，没有上楼，而是准备直接在楼下集合，然后就去饭堂吃饭。
我们正在整队，队部通信员小戴从楼上下来，走过我身边时，轻声告诉我说：
“有你一封信，已经放在你们班自习室了——苏州公安局来的。”
“可能是郁洁来的。”我马上想到，但又觉得不大可能。
但我相信，这封信一定和郁洁有关，因为，除了郁洁，我在苏州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可能是她的父亲来信训斥我。”
“——可能是我在前线给她说了太多战场上的情况，公安局来找我麻烦？”
我一边随着队伍往饭堂走，一边胡思乱想。
但是我的心情还是不由自主的激动起来。我吃了大半碗饭，就吃不下去了。难道我的爱真的又回来了吗？我也不提班里的热水瓶了，飞也似地跑回宿舍楼，跑上五楼，跑到自习室。
一封信在我的桌子上！一见信封上的笔迹，我心中涌起的是怎样一种感情啊！
是的，信是郁洁来的。
我打开信封，只见郁洁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李干事，您好！
您的几封来信和《小路》一稿，我都陆续收到。对于您的关心，在此表示感谢！
我复员回苏后，被安排在苏州公安局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当然，还是干老行当——话务。不像您在信中所预料的那样：做共青团工作。
您一定不会忘记杜平干事吧，去年他随英模报告团来苏作报告，我急切地向他打听师部的情况。若不是轮到他发言，真不知要谈多久。因为那是我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有我尊敬的首长，朝夕相处的战友，朴实热心的同志，在祖国南疆的战场上，他们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但是，超过担心的，是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当了三年和平兵，没有闻过战场上的硝烟味，将是我终身的遗憾。
您的写作技能正日趋成熟。您的笔下潜伏着一股力量，一旦爆发，将势不可挡，只要您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一定会超越李存葆。我极为喜爱刘亚洲的作品，融科学性、哲理性为一体，使人读了耳目一新。写作要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使读者难以忘怀。您在《小路》里塑造的高峰的形象，还是有一定人物性格特征的。我尤其喜欢的是最后一部分：高峰把礼物抛入大海，毅然地奔赴战场……显示军人的气概。以上浅见，不必见笑。
目前，我的学习和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您不必给我写信，我只有一个愿望：在名人录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以此为荣耀。
祝好
郁洁 3.16.
夜里，我躺在床上，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郁洁的形象。
无论如何，她给我来信了，这是令我高兴的，不管她是否准备和我发展关系，对我的自尊心都是一个安慰。如果要结束和她的关系，现在倒是时候了。一个圆满的结束。
我猜不透她为什么终于又给我来信。也许是我在前线给她写的信打动了她？也许是我写了这么多信给她，她觉得再不回信过意不去了？也许是她已经到公安局工作，把单位告诉我，免得我总把信寄到她家里去？
她还是搞话务，不是做青年工作，似乎还有自卑感。也许当话务员对她是不利的。现在地方上门当户对的思想很严重哩。
我不断地想着这些问题。
我发现，或许是受的折磨太多了，我自己学会麻痹自己了。在听说苏州来信时，我是非常激动，但后来似乎就有些麻木。我不敢放纵自己。放纵自己，当时是兴奋的，快乐的，但最后常常要用同等分量的痛苦甚至更大的痛苦作抵偿，我发现我好象已经有些害怕了。
我偶然也想到，她是不会离开苏州的，那么我呢，我还去不去北京呢？
原来，在我们学院，每个专业不称系，而称为队，新闻队共七十多名学员，分七个班。大多数班都是10来个人。我们班就是10人。在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个叫强玉勤的同志，是总政干部部的副营级干事，三十二三岁，江苏常州人，他和我关系很好，一直表示，希望把我调到北京去。几天前他曾经告诉过我，总政联络部请他为他们推荐一个文字比较好、善于搞调查研究的干部，说是他们正缺乏这样的人才，而且最好是没有结婚的，强干事说，他已经把我推荐上去了。
“……两地分居吗？”我想。
我自己也觉得想得太多了，太荒唐了！但是忍不住，偶尔也会想一下。
郁洁回信了，而且态度不恶劣，这使我感到欣慰。
至少，我可以到苏州去看看她了。
她如果不回信，我还真有些不敢去。
郁洁在信中说：“你的笔下潜伏着一股力量，一旦爆发，将势不可挡。”晚上，我重新把《军人的小路》的拿出来看了看，觉得有些地方确实写得不错，是有那么一股力量的。
但我也知道，这不是我的正常水平，它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是故事本身有一股力量。
而且，我感到写得还是太粗糙了，只能算是急就章，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写到位。
接着的两天，我心情都比较好。
我发现，郁洁的来信给了我很大的慰籍。我想，我应该放弃追求了。我是配不上她的。她既然能这样对待我，我更应该爱护她。我应该为她的幸福着想。
我发现，高峰的想法事实上也是我的真实想法。
“高尚一些吧！”我对自己说。
不过，我总有些下不了决心。我似乎还抱着幻想。我甚至不敢断定，自己如果真的那样做，是不是仍然只是为了博取郁洁更大的好感？我甚至担心郁洁也爱着我。而我一旦主动向她告别，她即使对我更有好感，也不好说什么了。这样对我们两人岂不是都不好吗？！
正因为这样，我似乎还应该坚持下去。
上帝啊，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
强干事告诉我，我调动的事基本定了，联络部已经把报告送上去了。他问我：
“总政魏副主任你认识吗？”
魏副主任就是原来是我们军的魏安国政委，两年前被越级提拔到总政当副主任。他在军里当政委时曾到我们师搞整党试点，我和军区吕副处长等一起陪他散过两次步。他的秘书廖凯是合肥人，我以前在军部也曾见过，非常平易近人。我于是告诉强干事：
“魏副主任和廖秘书我都认识的。”
强干事又问：“廖秘书认识不认识你？”
“认识的。”我很肯定。
“那你给廖秘书写封信。魏副主任正好分管联络部工作，你让廖秘书关照一下，免得被别人挤掉了。”强干事又叮嘱我： “这件事情不要对别人讲，好几个人都在找我，希望我帮忙把他们调上去，都还没有办妥。”强干事最后说：“你要用得好，是个人才。”
我还真有些激动。说不上高兴，只是激动。因为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它还给我一种压力——这两点都是会令人兴奋的。
我于是又想到，我真要到北京去了，郁洁那里就不好办了。我是不会变心的，但她如果同意，那就得两地分居了。
我担心她不会同意两地分居。这样她只能和我分手。这似乎是命定的。
强干事对我说，联络部给他来信了，调我的报告已经上送，只等批了。
他还把来信拿给我看。信是联络部战情处崔干事写的，毛笔字，很潇洒，竖写的，从右到左，一些字还是繁体。我问强干事：
“崔干事多大年纪？”
“五十多了，副师级的，这件事由崔干事具体办理。”
看到崔干事的信后，我马上又想到郁洁，很想给她写信。但是写什么呢？我觉得如果只是把这消息告诉她，那似乎是我在用未来的地位诱惑她，我觉得这是浅薄的、庸俗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毕业后会去看郁洁，但有一天，我竟又在心里产生了怀疑，不知道自己最后会不会去。我似乎有点不知道究竟该怎样来处理这件事了。
是的，我觉得，即使我不抱什么希望，我也应该去看看她的。
但是，我不能肯定那样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痛苦。
然而，如果不去，我觉得此事就有些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不彻底。
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今后考虑问题好象都会很困难。我想。
我真想告诉郁洁，让她好好对待我，因为她随便有一点什么不妥，就可能给我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的。然而我又担心，如果我真的这样对她说了，她反而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我了，因为她知道的我弱点在哪里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想说，郁洁做事有时候会比较随意，往往会无意中伤到我，而我如果把自己的弱点告诉她，再造成这种伤痛，我就会觉得是她故意这样伤我的，而这种想法本身会让我更受伤。而且，我也知道，如果真的受到那种伤害，我还是会承受下来的。因为我知道，这是因为我自己太敏感，原因不在郁洁。我发现，我这个人痛苦的起点很低，很容易痛苦，但痛苦的终点却很遥远，柔韧性似乎很好，很经得起打击。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反复经受失败然而却是始终不肯屈服的斗士，已经被击倒，无数次地被击倒，但是只要苏醒过来，就总要一步步爬起来，擦去嘴角的血丝，又无畏地迎上去，直到再一次被击倒，好像只有到死才会罢休。
6月下旬的一天清早，我刚洗过脸到自习室去，发现强干事回来了——几天前他回了北京，刚回来。我们班的小何和小程帮他抬着一个大大的黑皮箱，显然是从楼下抬上来的。强干事手里还有拿着个小黑皮包，胖乎乎的身体向前倾着，在走廊里噔噔噔地走来。
走过我身边时，强干事告诉我：“廖秘书下部队了。”
我一怔，以为是廖秘书下部队任职去了。但强干事接着解释道：
“出差，和老头子一起。”
中午，我在自习室门前的走廊上碰见他，他很忙的样子，说：
“晚上我跟你说说。”
我不知道他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消息。他回北京的几天里，曾给班里三四位同学打过电话，却一直没有找过我。他走之前曾说过，一旦有消息就打电话告诉我的，现在又没有什么消息可以简单地告诉我，难道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他告诉我廖秘书下部队了，难道因此而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吗？我一直在不安地分析着、等待着。
我想，如果去总政的事情告吹，那么郁洁那里我就不去了，而且毕业后也不会告诉她我的去向。我隐约预感到，我给她的信被人截获交给师首长这件事，在她的心里还有阴影，我如果回到原部队去，她很有可能不愿意和我联系。
同时，我还觉得许多地方不好交代，因为这些天里，许多人都已经在传说我要调总政去了，最后没有调去，有的人会为我惋惜，有的人恐怕就要幸灾乐祸。
我也告诉自己，不要太看重这些。要服从命运。要经得起打击和失败。我甚至要求自己，一旦强干事告诉我，调总政的事吹了，也要不动声色。
晚饭后，我先看到强干事和一个同学在大楼前操场上散步谈心……
稍后，又看到另一个同学把强干事拉到宿舍里去了……
我主动找强干事显然不方便。于是我就到自习室看书，把门开着，让强干事好看到我，以便他随时找我。不久，他和那位同学又从宿舍出去了。
不一会儿，强干事来了。他告诉我说：“你的事情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有一个情况，过两天总政要来人。”他又神秘地告诉我说：“别人如果问你，你就说还是回老部队。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我已经开始推托。我说你的事是廖秘书办的——他们一直在催我。”
“这几天有人乱传，”我说，“说我要调总政去。”
“我放的风。”强干事说。
两天后，强干事告诉我，总政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我得先回原单位去一下，然后再从原单位往北京调。他解释说：
“总政首长最近对院校工作有一个讲话，强调上级调人一定要从原单位调。也很快的，一般有一两个月就行了。”
我觉得这样也好。回原部队设法先把职务调整一下，调一职是没有问题的，调两职困难些，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
“对，调得越高越好。”强干事说，“到总政以后就省得麻烦了。”
下午上课号吹过后，队里开骨干会。
在去队部的时候，在走廊里，强干事悄悄告诉我说：
“你的通知来了。我们部来的。你不用回原单位了，直接去北京。开始是为了平衡……”
我于是立即给郁洁写信，告诉她这个消息。
我定了去苏州的火车票。
我和郁洁的生命轨迹在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和种种曲折之后，终于又要交会了。回顾以往，我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是感到满意的。长期以来，由于我一直把自己的感情专心地投放在郁洁身上，这使我经常处在一种宁静的心态中，从而使我有时间和精力专心地读了不少书。同时，由于郁洁对于我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在思念她的过程中，我总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大器，更高尚，更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善了我的人格。我一直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看一个普通的灵魂究竟能走多远？！我现在觉得，郁洁已经陪着我走出了很远。我感到，即使我和郁洁的故事以后没有新的发展，但这些年来的追求对我也是大有收获的。这使我对自己当初敢于作出这样的选择感到欣慰。谁知现在我和郁洁还会友好地会合！这真是天道酬勤，天道酬善啊！
如果说，我以前的追求还是一种生命内在的盲目冲动，那么现在我却清醒地领悟到，大胆地去生活对于人生的真实价值了。
是的，人在命运面前要洒脱一些，不要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而应该大胆地去生活，去追求，去经历一切。
毕业在即，同学们纷纷请要好的朋友留言。同宿舍的小何第一个要我写留言，基于上面的感悟，我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了我当时最突出的思想：
生活就是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