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南京
两年，漫长而又短暂的两年时间过去了。
这年仲夏，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一位年轻军官走进了南京鼓楼电报大楼的大厅，这人中等身材，穿着新式军装，整个人看上去，线条清晰，轮廓分明。从他脸上浓重的书卷气，脚下坚定的步伐，应该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好学、持重和喜欢沉思的人。这个人就是我。
“苏州的电话好不好要？”我走到服务台前，趴在窗口侧着头向里面问。
“你有电话号码吗？”女营业员问，一口南京话。
“没有。”
“如果有号码，要起来方便多了；没有号码，就要慢一些。”她说，“但也不一定，凑得巧，两分钟就要到了；弄得不好，一个小时，几个小时也不一定要得到——你要苏州哪里？”
“苏州市公安局，”我说。
她为我办了挂号手续，交给我一张小纸条。
我看了看纸条，我的号数是155。
我拿着纸条，一边看，一边往大厅里面走。
打电话的人挺多，几乎把整个大厅里的几排蓝色塑料椅子都坐满了。
我在差不多正中间的地方找了个位子坐下来。
一坐下来，我看到了前上方的电子报号牌。
铃声不断的响着，报号牌上红色数字不断地跳动和变幻着。每跳出一个号码，持着这个号码的人就会立即从坐位上起来，到报号牌所指示的通话间去接电话。他（她）进了通话间，这个号码即从报号牌上消失了。接着又变下一个。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渐渐地陷入了往事的回忆……
到校第一天，我即给郁洁写了一封信，主要是介绍学院的基本情况和我自己的生活环境，希望尽快和她建立联系。
在火车上我曾经急于要告诉她的那件事，我并没有直接告诉她。我觉得如果由我直接告诉她，可能会引起她的误解。所以我决定先告诉宜洪，让宜洪转告她。在我离开周村前，宜洪和小田曾专门请我到他们在铁道南的新家吃饭，并对我对郁洁的追求持大力支持的态度。
第二天，我即给宜洪写信，在介绍了有关的基本情况以后，我即谈起了那件事情。我写道：
这里跟你说一件你感兴趣的事：30日中午，王道林设宴为我饯行，同时请了张松堂和宋凯等几个安徽老乡作陪。张松堂席上说到“观宝将来要到江苏去的”。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急忙打了岔，其他人似乎并未在意。饭后我到张松堂房间里问他，他笑着说，他已经看出来了，还说什么“我看可以。又不是没有先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不知道我现在把事情办到什么程度。他问我。我说：“说实在话，我很喜欢她，但没有说过什么——人家是战士。”张说：“你应该大胆地对她说。”我犹豫了一下，说：“啊呀，我不敢”。他笑，问我是不是允许他马上去给郁洁打电话，让我们谈谈。我说不行。他说，“那我给你们当介绍人吧——我什么时候找她谈谈。”我显得高兴然而很激动地说：“那可太谢谢你了”。
看来他倒真的会那样做。他在这方面显然是有些经验的。
我之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其一，我对于已经发现我的事情某些苗头的人，愿意提供给他更多的秘密，以使他感到满意，从而对我信任，以至于觉得自己对全部事实已经掌握。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海里有一种乌贼鱼，在遇到威胁时，就会把自己的内脏献出去，天敌吃了内脏，以为已将猎物全部吃了。实际上乌贼鱼身体和生命倒脱险了。所以，对已经有些觉察的人，与其遮遮掩掩，不如在一定程度上向他披露。否则，他就反而可能到处张扬。
其二，因为在整个机关里，对我的问题比较敏感的，估计就是松堂，他愿意为我当媒人，他就成为这事件的同伙。这倒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此外，我的话，把一切责任都归于自己，而且仅仅是一种内心活动，这对郁洁是无害的。对我似乎也没有什么。事实上，有这种心理活动的人何止我一个？何况我已经走了！
我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郁洁。不知道张会不会真的去做媒。如果他真的去说，那郁洁肯定要吓一大跳。因为她不知内情，会以为张是来“诱供”哩。
你可以向张打听一下，看他对我对他说的话相信不相信。也可以试探一下他会不会真的去问郁洁。如果他真会去，你最好先给郁洁打个招呼，说明一下，不要让她因摸不着底细而感到痛苦。
希望你能关心她！
十多天后，我收到宜洪的一封信。
这封信不是一天完成的，而是断断续续用了两三天时间才写完的；也不是宜洪一人写的，而是他和小田合作写成的。
信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宜洪写道：
从孔子故乡（宜洪日前到曲阜调查一件案子）返回济南后，有点像当年估计小田来信的情景。晚九点到办公室，果然，胜似情书的信像我们见面时特有的那种欢愉一样，欢快地冲着我来了。
又惊又喜！你又在创造生活！阅毕信的第一件事，是赶紧打801的电话。夜晚八九点钟，说是要干部科，不如说是想赶紧给郁洁打招呼。遗憾，到现在，已是八次以上的“801干部科”或其他什么科了，但从来没有像你那样守着大树就能拾着兔子的。明天接着来！并打电话直接找她，称：“给我家属传的话传到没有？她什么时候来？”然后，伺机，告诉她：“不要虚惊，春风对你特别厚爱——当然是南京吹过来的。
松堂是实在人。当我找到他时，他已经认真地履行过自己的诺言了。口气中透出来的是福音。因你知道的原因，小田明天来济，将带来松堂在电话上未能公开的情节。
请给松堂写封信。电话中他曾说，“他也不给我来信，我不给他办了。”当然，我已经告诉他，“他马上就会给你来信的。”
在第二部分，宜洪介绍了第二天他在电话上和郁洁的对话。宜洪写道：
星期天上午。听天由命。终于碰上了正在值班的郁洁。
“您是龚干事吗？”郁洁主动问我。
“是的，你是——？”我怀疑是王小真伪装郁洁。
“我是郁洁。”憨厚，深沉的声音使我消除了顾虑。
“那个……那个……”
“您说的是李干事的事吧？”
主动权竟在她手里！我这个男子汉！
“是的。张干事——”
“张干事已经跟我说了，我没有跟他说什么。谁跟我说，我也不会……”
“我是跟你说，李干事前天给我来信……”
“我是不同意的。我年龄还小，事业上还没有什么，现在不想……“
“我赞成！你现在一人值班？”
“是的。你们是好朋友，您劝劝他……”
“我……”
“以前有些事我处理不当，年底我要复员的……”
“我不知道。”
“他有个包在我这里，托他买瓷器的，给您吧？”
“你有事找我，电话号码是——，我家的电话号码是——”
“好，我知道了。”言犹未尽的意思。
“我回周村城时，你把包给我时再说好不好？”
到时候我会叫她把包拿回去的。以送包为名，让她到小田家去一趟，问问她走前有什么事情倒是真的。
（接着，第三部分，宜洪拟了一个长长的他回周村以后见到郁洁时如何做郁洁工作的谈话提纲，并征求我的意见。）
第四部分，换了一种斜体字。宜洪在一旁批注道：“小田下午到，以下由小田执笔。”小田写道：
今天是中秋节。我记得，我们在道南的家宴上说过，要花好月圆。今天，花很好，但“月”尚未圆。我现在只把缺下的这一半的情况说一下。共有几句话（张松堂问，郁洁答）。
地点是收发室前（爱情发源地！——宜洪笔迹旁批）：
问：李干事对你印象不错。
答：是吗？
问：你们的关系可以考虑一下吗？
答：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定下来，年底要复员了。
问：我看你和他很合适，都是南方人，生活习惯比较接近。
答：他今年多大了？二十七岁？他还没有结婚吗？我以为他早结婚了哩！
（聪明的郁洁！松堂知道她在做假。——宜洪旁批）
问：你还是考虑一下你们的关系吧。
答：以后再说吧。再见！
午饭后，张干事找到我，就谈到这么多。最后他说：“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下面的任务由你和小龚完成了。”我说：“送佛送到西，好事做到底。你这好事还是继续做吧？”
松堂笑着说：
“我们一起做；我已经做了一半了，下面的你接着做。”
观宝，你说这个好人我是做还是不做呢？
读罢信，我心情激动而且复杂。郁洁在和宜洪对话中所表现的态度，非常出乎我的预料。
开始我以为郁洁的性格就是如此，后来才知道，事实上，在宜洪和郁洁的这次谈话之前，在郁洁那边曾经发生了一件我怎么也意想不到的事情了。
事实上，把郁洁前后两次谈话所表现出的态度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郁洁对张松堂说话的态度和在电话上对宜洪说话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在这两次谈话之间，发生了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发生以后，郁洁的态度明显改变了。那件事情显然是影响我的命运的重要事件之一。但我当时马虎，并没有体察出这一点。
我立即给宜洪他们回了一封信。我写道：
宜洪、立英：你们好！
读罢来信，你们饶有兴趣一同给我写信的情景浮现在我眼前。我很欣慰自己能给你们添这些麻烦，这样，我似乎也就生活在你们当中了。当然，我希望你们忙而不亦乐乎！
宜洪列的提纲，我基本同意，但我敢肯定，宜洪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郁洁的脾气我是有所领教的。她不会给你说这么多话的时间的。这一点，你应该有思想准备。此外，不要过奖我。真的，不是客气。事实上，她恐怕并不关心你说的内容，而只关心你这样热心来“增援”这件事本身。毫无疑问，堂堂龚干事能这样关心我，无形中已经为我增添光彩了。这种光彩是很有说服力的，也是很有魅力的。
立英问“这个好人我是做不做呢？”如果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件事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呢？”说实在的，我对这件事是比较有数的，没有多少希望。这一点，你们尽可以放心，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我希望你们也作这样的思想准备。而如果按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来回答，我的回答是：“小田，这个好人你一定要做。”我们不是常说“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作百分之百的努力”么？！而且，最有力量扭转乾坤的正是你。此外，即使无望了，我也希望把问题弄清楚一些。而能做到这一点的，非你莫属了。你还犹豫什么！（笑）
在收到你们来信的前两三天，我已经给张干事去了信。在收到你们的信后，我立即又给郁洁写了一封信，早饭时发出。不过我在信中没有提到你们的来信，我装作不知道。我只是给她打招呼，说张干事可能会如何如何，叫她不要感到意外而已，并对此事作了解释。
我是在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给你们写这封信的。现在已经开始讲“第三个大问题”了。我想听一听这个问题。关于郁洁的问题暂时谈到这里吧。
2．又一个意外
那些天，我一直焦急地盼着郁洁的回信。半个来月过去了，一天，正在学院食堂吃饭，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我说，他在队部看到有我一封信，说是什么部队寄来的。我听后，非常高兴，还没有吃饱就收拾了碗筷往宿舍楼跑， 一直跑上五楼。我原来以为是郁洁的来信，结果却是徐科长来的。我到学校后，也给科长写了信。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回信了。
然而，就是这封信，我一读之下，大惊失色。
科长的信，开头写得很平和。他以前曾在南京另一所军校进修过，所以，开始说了些由我的来南京，使他又想起了自己以前的军校生活云云。并勉励我，“望珍惜大好时光，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真正使自己成为‘高等人才’。”接着，他话锋一转，讲出了我怎么也无法料到的事情。科长写道：
据我所知（准确地说，应当是有关领导已经正式向我透露），有件事您一直在瞒着我。这件事领导上早有察觉，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现在，你给某某的信，已为领导所知（不是某某本人透露的，而是通过其它途径落入领导之手）。师首长指示我给你写信。我能说些什么呢？坦率地说，我很吃惊。现在我不想说什么责备你的话。只希望你能够责备自己，并做出正确的处理。道理很简单：一、这种事是部队规定所不允许的；二、这件事只是“一厢情愿”，某某及其家庭都不同意（这是退一步说的）；三、事情发展下去将会带来极为不良的后果；四、你把精力用在这一既违反部队规定又不切实际的追求上，还能有什么心思搞好学习？能对得起领导和同志们对你的希望吗？希望你立即停止在这件事情上的纠缠，把精力转到学习上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个人的问题另作处理。并来信说明自己的态度和认识。
读罢科长的信，我不禁仰天长叹。
我立刻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张副主任。我相信科长所谓的“早有觉察”的领导，可能就是他。因为那次我教郁洁调电子表时，他曾看见的。
另一个是胡政委。从科长的口气中，师里好像已经和郁洁的家里联系过了，因为科长说，“某某及其家庭都不同意。”显然，如果他们没有与郁洁的父母联系，他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而凭我的感觉，在现任的几位师首长中，只有胡政委和郁洁的父母关系最好。因为胡政委是无锡人，老家离苏州不远，郁洁父母来队时，估计胡政委曾去看望过他们。记得有一次，王慧值班，我叫她让郁洁听电话，王慧竟傻乎乎地把电话转到了政委家里，原来郁洁正在政委家里玩。由此可见，郁洁不但和政委熟悉，可能和政委的爱人也很熟悉。我因此相信胡政委在有关部门截获了我给郁洁的信后，出于慎重考虑，曾打电话向郁洁是父母征求过意见。由此可见，问题已经搞得非常严重了。
从科长的信中，我还感到了一种很明显的威胁。那就是第三条：“事情发展下去将会带来极为不良的后果”。什么不良后果呢？师里可以要求学院让我退学。这是完全办得到的。我于是清楚地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科长及其他所代表的领导是强者，而我是弱者。我不能和他们对抗。不过，我已经看到，事实上，郁洁如果今年真的退伍的话，那她在部队的时间至多也就是三四个月了，而她退伍以后，如果我再和她联系的话，那是不违反部队规定的。于是我决定暂时不再和郁洁联系，至少是不再直接联系，等她退伍以后再和她联系。我于是给科长回信，表示听从科长的意见。同时，根据科长提出的要向领导我表明自己的态度的要求，我告诉他，我“今后决不再做违反部队规定的事。”其实，我的意思是，现在郁洁在部队，我不再和她联系，但我保留在郁洁退伍以后和她联系的权利。这样，即使将来他们发现我和郁洁有一天真的结婚了，我在道义上也并不觉得理亏。
收到我的信之后，科长给我及时回了信，信中谈到：
“已经将详情向薛张二首长汇报。他们对此并未作更多指示，只是谈了如何加强在职年轻干部管理问题。言谈所及，意在希望你能够说话算数。我理解他们的意思是，不再追究过去的事，只望你能正视它，并不再固执己见，使这件事到此为止。此事在领导那里是严格保密的，机关的同志尚未有知，我也未听到有人议论或打听此事。望您能体会领导上的一片苦心。如果能到此了结，我在以后的通信中，也不想再触及到它”。
我曾说过，科长是个厚道人，因此，在这整个过程中，我最感到对不起的就是科长，因为这是他的部下出的事，对他的影响也不好。
这样，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