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传闻
晚饭时，在餐桌上，张松堂等又谈起小谢的事故和总机班的事情。
“通信科对电话实行了监听，录下了一些机关干部和总机班穷扯的话。”张干事清清楚楚地说道。停了停，他好像很有见解似的补充道：“这些事，光教育机关干部还不行，也得对总机班的女战士进行教育。”
我听了，感到非常震惊！我揣摩着，不知道通信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监听的，是在事故发生前，还是在事故发生后？如果是之前，那么很有可能已经把我和郁洁的一些谈话录进去了！
我感到最担心的是我第一次向郁洁表示自己爱她的那段谈话。
因为只有那次谈话是正面谈这个问题的，其它的似乎都不能说明什么。
我奇怪通信科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是通信管理的正常需要，还是某些人的任意所为？
我甚至觉得郁洁她们也不好，自己是搞话务的，难道对通信科能够监听的问题也不知道吗？
我琢磨着：通信科是二十四小时监听呢，还是间断式监听？如果是二十四小时监听，自己就在劫难逃了；如果是间断式监听，则大概可以无虞。
我又想，通信科是用什么技术进行监听的？是用录音机之类设备吗？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可以肯定，不可能是不间断式的监听。因为那样长年累月地搞，磁带也耗费不起。
我有点恨我自己知识贫乏。怎么对电话可以监听的事情都不知道？！我越来越感到，一个人知识面越宽越好；否则，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被别人以自己所不知道的办法给控制了。
我甚至想，以后也可以学一点通信方面，包括监听技术方面的知识。
饭后，朱有方约我一起去散步，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我竟又感到肚子隐隐作痛。
“可能是自己太紧张了。”我想。
我强行坚持着，一直陪朱有方走到最后，走到药厂办公室后面和他分手，他就住在这栋楼上。
进了大院，又在收发室门口碰到陈永良。肚子这时倒又好些了。天气还是很热。于是我又和陈永良一起上办公楼顶去乘凉。楼顶的出口高于楼顶地面，上面形成一个水泥台子，干干净净的。
我们上了楼顶，坐在上面。向西看，总机班以及住在礼堂大门顶上的电影队，和我们正像是隔着一道大峡谷，一近一远地对面相望。天际一片苍茫。
“昨天，部领导在进行上半年工作总结时，又说到总机班的事。”小陈说，“说的主要的是齐玉洲的问题。薛主任说，‘已经下去了，就算了，以后不管是谁，一旦发现，要严肃处理。’从通信科录下来的情况看，后勤部一个，政治部两个，司令部一个。”
部领导会议，一般都是组织科派人做记录。
“政治部两个？其中一个是小齐，”我想道，“还有一个是谁？是小毛，小江，还是我？”
“从监听到的情况看，司令部的说得最出格，尽说些不该说的话。”小陈说。
“司令部的？”我问，“是不是机要科的？”
“不是，是军务科的。”小陈说。
“军务科没有小青年啊！”我感到奇怪。
“本来就不是小青年。”小陈说道。
看来竟是已婚的！这就不应该了！这不是对总机班女孩子们的玷污么！
我想起来了，肯定是马参谋。此人大约三十二三岁，已经有些谢顶，一脸的俗相，一看就是思想境界不高的那种人。有几次我在锅炉房打水时碰到他，发现他特别爱和别人讲那些低级下流的笑话，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虽然已经有家庭，却仍然经常处于性饥渴状态似的。
我问小陈，齐玉洲和总机班开玩笑开到什么程度，小陈说，反正很厉害，具体他也说不上来，只听说小齐在电话上给她们相面什么的。
“郁洁的排长对郁洁不满意，说她不好管。”小陈还有新闻，“郁洁经常到地方借女式自行车骑。她的朋友很多，这个厂那个厂。有的时候，连里有活动，她们也不参加。自从小谢出了事以后，排长每天晚上都在电话上点名，让她们一个个来电话上答‘到！’”
总机班是通信连唯一的女兵班，她们的排长是男的。男排长管女兵，确实不容易。小谢出问题之后，通信连加强对总机班的管理也在情理之中。但隔着两三里路，在电话里把女兵一个一个叫到总机上去答‘到’，听上去就显得有些滑稽，还让人感到，这些女孩子好像显得挺可怜的。
当听说郁洁和周村一些地方工厂的人有关系后，我发现自己心里又感到不太舒服。但同时我也怀疑自己的这种心情是否合理。也许她并没有什么错误哩！
这个问题可能要从长远来看。我想。
“小洪最近又要下了副班长命令了，”小陈说，“师长政委都说了话了：‘要下’。”
看来王小真当不上了。我想。
“不过，下半年总机班如果要发展党员，则王小真的可能性比较大。”小陈说。
这也是一种补偿。
“总机班还为看电视的事，和小车班吵架。”小陈说。
我想象不出他们怎么会为看电视吵架，以及怎样吵。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吵的。我没有看到总机班有电视机。这么说是女兵们在小车班看电视，因为什么吵起来？但小车班我去得很少，没有怎么进过他们的房子。所以，他们的电视机摆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女兵们和小车班战士吵起来一定很好玩。小陈接着说道：
“一次，小谢打电话，和总机班穷扯，让小车班胡班长碰上了，胡班长把电话线给扯了，送到通信科。接着郁洁也到通信科告状，说小车班有人在电话上骂人！”
我发现，小陈说的这些情况，许多都出于我意料之外。但郁洁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并没有改变。我觉得，女兵们的一切都是人性的正常表现，只是这些南方姑娘表现得更充分些罢了。问题在于环境的要求太苛刻。就像我的性格和这种环境有抵触一样。
这或许正是我应该给予理解的。我想。
“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陈永良说，“我们师要调前线去了。因为军区已经定下来，要调一个甲级编制师上云南老山；另两个甲级师，一个在D市，一个在J市，都是不能动的……”
我看看他，心想，这个小陈，还真不简单，经常会说出一些叫我感到意外的事情。和他相比，我的消息显然是闭塞多了。好在他有点象是我的耳报神，有什么新鲜事情都愿意跟我讲，倒也为我节省了不少时间。
天气非常炎热，加上心情不安，和小陈从楼顶下来后，我又独自到市内马路上去转了一圈；回来后，又到篮球场边的石鼓上坐了坐。慢慢地，我也就定下心来。即使通信科录音的政治部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自己甚至不会要求饶恕，也决不会说是闹着玩的。我将会坦率承认，我对郁洁是真有感情，是真的爱她。
我渐渐明白了，为什么小陈到部里帮助工作时间不长，信息竟会那么灵通。除了小陈爱打听消息外，和他现在所处的位置也有关。组织科和宣传科在性质上是很不同的，他们管着部队的组织工作，发展党员的名额掌握在他们手里，基层干部对他们显然更重视，深层次问题也愿意对他们说。相比较而言，宣传科就显得虚多了。这也是我想调组织科的原因。
郁洁回来了。我第一次看到她时，还是在她们的楼梯上，她向上走着。她大概没有看到我。她和回家前那天一样，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头戴女兵帽，上身是草绿色上衣，下面是崭新的蓝裙子，露着直直的小腿。
4．通知下来了
军区新闻处吕副处长带着100师的卢干事来到我们师，似乎半是采访写稿，半是休闲的样子，显得很轻松。这天早上，我陪他们出去跑步，吕副处长竟谈起这次院校招生的事，他说：“听说你考得不错。但现在考试成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关系，讲要内部定，到现在也定不下来。”
这天下午，宜洪来电话。
“你被枪毙了。”他说。
我听了，也没有多少失望的感觉，似乎早在自己的预料之内。
过了一会儿，宜洪电话又来了，说：
“还是有点希望的。”
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是微乎其微了。
宜洪说他再看看，不能不再斡旋斡旋。
宜洪很喜欢讲“斡旋”这个词。
我记得很清楚，八月十八日，下午，临下班了，张松堂来到宣传科。
科里只有我一人在。我抬头看他，他笑笑的。
“你那个事——行了。”他亲切地说。显然，他说的是上学的事。
他的话，我听得很清楚，我知道，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竟似乎毫不激动。直到晚饭后，我认真品味了张松堂的话，内心才显得有些不平静起来。
我体会到四个字：世事如梦！
第二天下午，邵永华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的通知已经下来了。”
王小真值班，她竟偷听我的电话，一定要我告诉她我的什么通知下来了。
我无法隐瞒，她因此也知道了。
我想等一两天之后再告诉郁洁。
次日上午，我在大院的中心甬道上碰见郁洁，她和小贺一起，姗姗地往外走。她和小贺说话。直至从我旁边走过去，也还在很投入地和小贺说着什么，一直没有看我。
下午，在南招门口附近，我又看见她，她还是和小贺一起，还是和小贺说话，还是没有向我的方向看一眼。
我觉得非常奇怪。我觉得她是故意装着和小贺说话，有意不睬我。上午也是装的。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晚上，我在科里打电话，郁洁值班。我告诉她，我快要走了。
“你考上学了。”她说。
“你怎么知道的？”我挺奇怪。
“班里同志告诉我的。”她说。
显然，王小真这朵小蒲公英已经把消息扩散了。
“是的，”我说，“我本来想等接到通知书就告诉你的。”
我突然明白了，白天，她为什么两次碰到我都故意不看我。大概王小真知道我考上学的消息以后，当时就告诉班里其他人了。郁洁肯定觉得我应该先告诉她，所以当她从王小真那里得到这个消息时，一定不很舒服，故意不理我了。其实，天知道，王小真是偷听了我的电话，又一再逼我，我才不得不告诉她的。我当然是最想先告诉郁洁的。
事实上，我是希望等我正式接到通知书以后再告诉她的。因为，多年的生活经历，已经使我体会到，做人稳重是多么重要。有些事情，看上去已经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了，但是，很偶然地，从你根本意想不到的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一个很小很小的因素，往往还会使问题完全走想相反的方向。俗话说，煮熟的鸭子飞不了，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恰恰就有许多煮熟的鸭子又飞掉的事情发生的。正因为如此，某件事情只要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都宁可采取保留的态度。否则，将来万一出现意外，自己将可能承受双倍的痛苦，同时还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心理挫折。因此，越是重要的问题，我越是要求自己慎重。就说这上学的事情，我认为是只有等通知到我手里时，才是真正可以算数的。否则，变化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如果我在还没有拿到通知书之前就告诉乐郁洁，万一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变化，我上不了学倒也罢了，同时难免还要让我在郁洁面前承担骗子般的罪名。这后者对我来说其实是最接受不了的。所以，我希望在接到通知以后才告诉她。谁知她又从王小真那里知道了。
我们又很自然地谈到了小谢的事故。
“你听到什么了吗？”她问我，“机关对我们班有什么议论？”
我于是谈到我听到的一些事情，谈到了监听问题。
“听说后，有的人肯定吓了一跳呵！”郁洁笑着说。
“是的”，我说，“有的人在想，千万不要把那一段录进去！”
“——那段具有浪漫色彩的。”郁洁说着，笑起来。
我们又谈起了小齐。
“齐干事的对象还是那个吗？”郁洁问，“戴眼镜的？”
“你怎么知道那戴眼镜的是他的对象？”
“毛干事告诉我的。”
小齐已经被下放到教导队去了。据小陈说，师长和政委听了通信科关于小齐的录音，非常生气。并说，只要师长和政委在这里，小齐就不要想再回师机关来了。
听陈永良说，小齐到教导队后，情绪很不好。我于是对郁洁说：
“小齐现在处境很不好，你们不能不同情别人。”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呀？！”她说。
“他下教导队也许和你们没有什么关系，但他回不了师机关则和你们有关系了。”
郁洁不做声。
我问小齐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就是说话‘撒夫夫’的。”郁洁说，“他在人情事故方面太无知，一时聪明，一时糊涂。”
她要我告诉她有些事外面是怎么传的，说她对总机班这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很详细，但很想听听外面对一些问题在怎样说，特别想知道，小谢死后，别人对总机班是怎么议论的。她说她并不认识小谢。我于是问她：
“你们是不是为看电视的事和小车班吵过架？胡班长是不是到通信科告过你们的状？”
“看电视吵架？没那事儿！——小车班到通信科告状的事是有的”。郁洁说，“那是张晓薇引起的。小张问小车班有没有开水？小车班说没有水，有别的，说流氓话。后来小车班要295的电话，要了几次，正好师长在用295的线，小车班以为是小张卡他们，火了。”
“听说小谢出事前给总机班打过电话？你值班吗？”
“不是我值班——他打电话找人的。”
我们又说到军务科马参谋。
郁洁也已经知道马参谋被录了音的事。
“听到这事以后，我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我说，“不过，我也看得出来，从另一种意义上，我知道他也能做出这样的事，这从他平时开的浅薄的玩笑可以看得出来。”
“马参谋没有你水平高。”郁洁说。
“确实是这样。”我不客气地说。
“他是没有你有水平。”
我告诉郁洁，我想在我走之前，请她为我再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她问。
“给我钉件东西。”
“钉什么？”
“钉个被头。”
“好的”。她说。
所谓被头，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具体是一种什么东西。这或许是只有在部队生活过的人才比较熟悉的。军用被子和一般的被子是不同的。首先，它是不分被里和被面的，而是一个里外都一样的完整的被套——这使它洗起来非常困难；其次，它是一抹草绿色的，这又使它比较耐脏。因此，战士们由于忙，有时候也因为懒，怕麻烦，不到万不得已，往往都不愿意洗被子。但是，盖被子时朝着人的下巴和脸的这一头，却很容易弄脏，于是军队的前辈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被子的一头钉上一条毛巾或是一块布块，以便可以经常拆下来洗，既方便，也有利于保持整床被子的干净。这个钉在被子一头的毛巾之类就叫被头。所以，被头对当兵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
我以前曾让郁洁给我钉过被子，现在又叫她给我钉被头！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这些事时，曾产生过一种心理上的不安，觉得自己不该这样庸俗，动不动就叫郁洁做这些俗事，让人家辛苦。但我经过深入体会，改变了这种看法。因为我发现，实际上，我叫郁洁给我钉被头，真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我不过是想以此为借口，让她和我可以在一起多呆一点时间而已。因为钉被头这些事是软指标，一个小小的被头，如果需要也可以缝上很长时间的。因此，尚未结合的男女如果相互之间想轻松地谈谈话，最好是让姑娘钉被子；如果被子确实不需要钉，那就应该争取钉一下被头，特别是环境比较复杂的时候。事实上，我自己会钉被头，而且，提干以后，由于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善，我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钉什么被头了。这只是一个借口。这是其一。
其二，这好象是更重要的，我对想象中郁洁给我钉被头时我房间里的氛围感到迷醉。我很想让自己真实地享受一下这种感觉。郁洁第一次给我钉被子时的形象以及当时在我们周围造成的气氛，我印象很深，我觉得，在我离开郁洁之前，再让我们感受一下那种气氛，对我们的未来，可能是很有好处的。但也是在后来的回忆中我才深刻地理解到，为什么郁洁在给我钉被子时，我会获得那样一种美丽而幸福的感受。这显然和人类古老的劳动分工以及生活方式有关。因为，在远古之时，男人一般是在外面打猎或采摘果实，而女人则一般更多地是在洞穴里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这种生活方式经过无数代的重复，显然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潜意识，所以，当一个男人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给自己做钉被子之类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获得一种深刻的归属感，即一种对于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于男人而言，尤其对于经常过着飘泊生活的男人来说，往往就会产生巨大的宗教崇拜一般的魔力。我对郁洁在摆弄我的被子之类生活物品时，就有这样一种狂热的宗教崇拜般的幸福感。在临行前，我想再度品尝。
顺便说一下，根据这种体验，我估计女人也会对男人的某些行为和形象在感情上产生较为强烈的反应。最经典的可能是一个肩头扛着木叉，另一个肩上扛着猎物；或者是怀抱着一大抱水果。当一个男人追求一个女人时，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女人的面前，估计女人是很容易被感动的。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的给予和获得幸福的能力，在很多方面可能是根植于人类最古老的生活形态之中的，即使在文明时代，我们仍然可以甚至应该从那里获得有益的启示。
其三，这是最重要的，我还在做着雄蜥之梦。我以为，如果雌蜥对雄蜥却有好感的话，她应该在对方即将远行之前，允许对方在自己的颈部、以及脸部的若干个适合的部位留下一些痕迹。说白了，我想在上学去之前吻一吻郁洁。
我想象着，如果郁洁也有这个思想，她就会一个人来。而只要她一个人来，我的愿望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愿她说到做到。
我问郁洁：
“你这次回家，发现苏州有什么变化没有？”
“没有什么变化，”郁洁说，“除了增加了一些大楼。”
“园林呢？”苏州园林是很著名的啊！
“我没有去玩，”郁洁说，“因为我们是出差的，跑了两趟上海。”
“我在写一篇东西，需要写到苏州。”我说，“可由于没有去过苏州，一写到那里就没有词了。”
“看来你得到苏州去体验生活了。”她带着笑说。
“可我不敢去。”
“为什么？”
“因为啊，”我说，“那里有个我害怕的人哩。”
她轻轻笑。
我告诉她，希望她告诉我一些她们对部队了解的情况。
“你不要抱什么希望……”她回答说。
我一听，似乎有更深的含义，心里不禁一震。但我仍然问道：
“你这指的是什么？”
“你不是叫我告诉你情况吗？”
“你没有其他的意思吗？不是一语双关吗？”
“不是的。”她说，很诚恳的样子，似乎也怕我误会了。
“郁洁，记住，”我说，“答应过我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啊！”
“我答应了的，我一定办。”郁洁说，“你不是喜欢那个黑底的吗？”
天晓得！我说的是钉被头的事，她竟又说到照片的事情上去了。
她竟主动提出要给我照片！我喜出望外。
“你怎么给我？”
“……”她不知道怎么说。
“这件事就说到这里。”我说。因为我已经明白了。
同时，我一直担心通信科在监听。
但随后郁洁告诉我，她仔细想了，她不能给我缝被头，现在她们下楼都要请假的，她没有办法到我这里来。我当然能够体谅。
“我到了南京以后，就给你写信，”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免得把事情弄坏了。”
“没有必要。”她说。
“你说这个没有用的”，我说，“我的固执你还不知道吗？！”
她笑，并说：“我不能送你了。总机班现在是不能单人外出的，我是班长，不能带头违反。”
“今年底想退伍吗？”我问她：“还是准备再留一年？
“我对现在的环境很反感，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回去，现在叫走才好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