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最美的照片

  1.《红与黑》

  浓重的夜色笼罩着整个师部大院。

  这已经是我考试回来后的第三个夜晚。

  由于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原因,两天来,我一直避免和郁洁见面。

  我正在房间里看书,陈永良来串门。

  他问我看什么书?我把书面翻回来给他看:《红与黑》。

  “小齐也在看,”小陈顺口说。

  我听了,头脑里“嗡”的一声,马上想到,那一定是郁洁的,而且非常恼火。

  原来,郁洁以前曾经对我说过,她有一本《红与黑》。我也有《红与黑》,但为了能有多一些和她见面的机会,我仍然提出向她借那本书。当时,郁洁告诉我,书被文化学习班的司务长借去了,并答应,只要司务长还她,她就借给我看。

  “她倒先借给小齐!”我心里想着,感到自尊心大受伤害了。

  “小齐从哪里借的?”我显得极随意地问。

  我必须把事情搞清楚,免得造成冤案。

  “总机班。”小陈说。

  果不其然!

  我始终认为,我是郁洁最知心的朋友。我觉得这一点从最近一段时间来她对我的态度完全看得出来。我在军弹药库复习的那几天,由于要抓紧时间,我只给科里打过三次电话,巧的是每次都碰到郁洁值班。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考试结束前,我也很少和她闲聊,但她对我的关切我还是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第一次,她似乎还不知道我住在偏僻的南山上是做考试准备,问我:

  “你到那里干什么去啦?”

  “你不知道吗?等以后告诉你。”我说。

  第二次,我刚刚考完试回到弹药库。这时她已经知道我是来考试的了,问我:“考试还没有考完哪?”

  “考完了,刚考完。”我说,“哎呀,考得精疲力竭。”

  “是吗?”她说,好像很心疼的样子。

  第三次,是我在第二次电话之后不长的时间里打过去的。她竟问:

  “你不回来啦?——我觉得他们很早都考完了。”

  我告诉她:“我们今天下午才考完,有的明天上午还要考哩。”

  “噢,你们考的是高等院校。”她说。

  在我复习间隙,彭志刚曾告诉我,军部总机班一位话务员,跟他在电话上很聊过几次,对他也很有好感,彼此甚至在电话上还共同商定了在军部看电影时相互识别的“暗号”;第一次没有见到,又约定了下一次:“——暗号照旧”。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点意思,忍不住想告诉郁洁,让她听了开心。

  “郁洁,”我对她说,“我这次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发现。”

  “发现什么啦?”她问。

  但是,我突然想到,军部总机就在线路上,她们是可以偷听到我们的谈话的。我于是告诉她说:“等回去再告诉你。”

  “回来告诉我不听!”她说。

  “这不好说的。”我说。

  “没事的,说给我听听。”

  “831总机在里面,说的就是她们的事儿,让她们听见不好的。”

  “没关系的——什么事儿?”

  我于是只好尽量含蓄地说道:

  “她们中的一个人和我的老乡也有特殊的关系。”

  “什么关系?我们的关系?”郁洁竟这样问我。

  “也许我们这样的友谊并不是个别的,也许每一个话务员都有自己的领地。”我说,“可是,每个人也许又都以为只有自己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友谊,王小真就不知道,你的保密工作是做得不错的。”

  “保什么密呀?!”她说着,轻轻笑起来。

  有了这样几个电话,我对周村,对师部,常常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好像那里就是自己理所当然的归宿之地。正因为如此,回到师部以后,我更加珍惜自己和郁洁的关系。所以,当发现郁洁把书借给小齐了,我很不高兴。我是不能容忍郁洁把别人摆在我的前面的,甚至希望她最好不要和别人有任何来往。

  我决定再和郁洁接触一下,看看郁洁在这本书的问题上是怎样一种念头。

  我认为从其中也可以对她对我的感情进行一些判断。

  因此,小陈走了之后,我立即到办公室去打电话。

  正好是郁洁值班。

  “你那本《红与黑》还没有拿回来吗?”我不动声色地问。

  “别人借去了。”她说。

  我故意把她的话理解为还是被那位司务长借去的样子,问她:

  “还没有拿回来呀?学习班不是结束了吗?”

  我觉得她嗯嗯啊啊的,好象回答不上来的样子。我更逼进一步:

  “我昨天碰到学习班的司务长的,他说学习班就要结束了。他该不会把书带走吧?”

  我装着好像是怕她的书弄丢了似的。

  “他已经还我了,又被别人借去了。”

  这倒还诚实。但她毕竟没有告诉我,具体是谁借去了。

  我推测这里面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她之所以说实话,可能是考虑到,我已经或将会向司务长问起;而不告诉我具体是谁又借去了,则可能是她和小洪一起值班,不方便。

  然而尽管是这样,我已经感到非常愤怒了。我觉得自己真想什么时候报复她一下,还在心里对小齐产生了明显的敌意。

  “难道事情总归如此:凡是使人幸福的,终究会变成他不幸的源泉?”

  我想起歌德的这句话。

  因为我已经发现,给我带来痛苦的恰恰是曾经给我带来幸福的她的美丽。

  不过我随即也发现是自己的嫉妒心在作怪,我在心里骂自己是嫉妒鬼。

  第二天晚上,我和郁洁在电话上再度相逢——我在宣传科办公室。

  “我把《复活》还给你吧?”她说。

  好的。”“明天,我送到你办公室来。”

  “行。”

  但过了一会儿,我又拿起电话。

  “后天还给我吧,星期天。”我说。

  我不想让科里同志看到我和郁洁来往,即使是借书还书。

  “好的。”

  这是多好的事情!然而,就在这时,我昨天晚上已经清醒意识到的嫉妒心却又冒出来,似乎非要刁难她不可!过了一会儿,我又拿起电话。

  “你还我书时,最好把你的《红与黑》一起带来。”我说。

  她先答应“好的”,但当听明白我的话以后,又说:“那书被他们借去了。”

  “被谁借去了?”我紧逼不放。

  “他们,”她说,仍然不告诉具体是谁。

  昨天不告诉我,是因为小洪和她一起值班;现在还不告诉我,也许是因为这部电话有分机,她不放心?

  于是我跑到文化科,用文化科那部电话打。

  “我在司令部看见一本《红与黑》,是你的吗?”我问,开始以欺骗手法引诱她上当。

  “不是的。”

  “哪你的书到底被谁借去了呢?”

  “被连里同志借去了。”她说,可怜的姑娘走错路了。

  “连里谁借去了?”这可是审查犯人的口气了。

  “连里战士,”她说,越走越远了。

  “还是战士么?”我讽刺地说。

  郁洁的涵养是很好的,直到现在,她也没和我翻脸,所以我也没有爆发的机会。

  我想起在我去博山之前,郁洁让我为她洗照片的事。我以前曾一直向她讨要照片,本来在给她洗照片时,我是完全可以偷偷留下一两张的。我甚至怀疑郁洁已经料到我会那样做,但她也愿意。所以,她叫我洗照片,和送给我照片几乎是一样的。可惜当时又实在没有时间。不过现在我有时间了。

  “我下星期到炮团去,你有照片要洗吗?”我问。

  “没有了。我已经叫我同学洗了。”她说。

  “好哇,郁洁讲假话。”我说,觉得她变卦了。

  “真的。” 她说。

  “不,你的话里虚假成分很大!”我终于爆发了:“郁洁,你不需要讲假话,你不可以讲假话,你不应该说假话。请你不要创造说假话的记录。事实上,你的书借给了小齐我早就知道了。昨天你和小洪一起值班,刚才我用宣传科的电话,你没有告诉我,都情有可原。但我现在用这部电话,你还不告诉我,就不好了,太不好了。”

  我继续发射连珠炮弹:“讲真话,对艺术是重要的,对生活也是重要的。我们要能诚恳地感受生活,还要能真实地表达生活;只有诚恳地感受生活,才会有真正的生活;而只有真实的表达生活,才会有优秀的艺术。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没有真诚和坦白的心灵都是绝对不行的。鞭辟入里地谈论问题,一下子就谈到事物的本质,这是艺术,这就是力量。一些好书,我们看了拍案叫绝,正是因为他的思想解放,讲了真话,讲到了我们心坎上。在生活中不会讲真话也是不幸的。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因此我希望你保护好自己的品质,永远说真话,永远保持自己心灵天空的纯洁和明净!”

  当时,我觉得自己似乎理直气壮。后来我才看出,我的批评并不全对,特别是在我在说这番话的动机上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无非是想让郁洁听话地呆在我的视线和思维的范围内,以便永远可以很好地被我把握。同时,由于自己的思维还没有从背记复习资料的严重影响中完全摆脱出来,我的思维和语气显然都表现出有不近人情的地方。应该说,我的这次慷慨宏论,实际上是相当粗鲁无礼的。

  令人欣慰的是,郁洁好像并没有生气,她似乎是从另一个方向来听我的这番话的,而且听得很认真。听完之后,她只笑着问我:

  “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我的书的?”

  “呵,我这个人神通大得很哪?”我自吹自擂,像个狂人!

  但是,对上次没有能帮她洗照片的事,我仍然感到遗憾。

  “最好还是拿一张底片来,我拿去洗一洗。”我说,“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你的,如果我不能为你洗,我会觉得很难受的。你放心,尽管我的心情你已知道,但不经你同意,我是不会留你的照片的。我还不至于这样无耻。”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吗?”

  “好的。”

  “你现在说‘好的’,但到时候,又不拿来的”。

  “不,我会拿来的。”她说。

  事实上,我是把她是否愿意让我为她洗照片,作为衡量她对我的感情是否变化的一个标尺的。

  我那么无礼地批评郁洁,但她对我的态度却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变。

  第二天傍晚,我去打开水,郁洁正准备下楼,她已经出了三楼的楼门,并且已下了两个台阶。看见我以后,她停了下来,回过身,一只脚踏着上一级梯阶,俯身系鞋带,之后又进了楼,旋即提出来两个保温瓶,再慢慢地下来。她从我身边走过,把水瓶拿到锅炉的边上放下——女兵们和烧水的勤务战士好像定有协定似的,只要她们把水瓶放在这里,无需说话,就会帮她们灌上——郁洁放下水瓶,又从我身旁走过,在我身边留下一缕好闻的香味。

  好多次了,就像这样,看到我去打水,只要可能,郁洁似乎总会同时把水瓶送下来,放在这里。今天则是特别明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难道她仅仅是为了满足我内心的要求吗?

  如果她心里没有这样的要求,她又怎么知道我有这样的要求呢?


  2.诡秘伎俩

  “李干事,我把那本书送还你吧?”

  第三天上午,我在科里看书,郁洁来电话说问我。

  “好的。”我说。

  “你到我们楼下来吧,我拿给你。”

  我错把“楼下”听成“楼上”了,心想:“这合适吗?”

  稍后才明白她说的是“楼下”。但我觉得到她们楼下去也不好。

  “等下午你到我们楼上来吧。” 我说。

  她不回答,似乎是两个人值班;但接着又说:

  “我吃饭的时候送给你吧?”

  “也行,”我说,“你来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下去拿。”

  “我不到你房间去,”她说,“你在走廊上,她们来换我吃饭,你下来,我过来给你,行吗?”

  “行,”我说,“记住——把底片带来。”

  吃了午饭,我在门卫室给她打电话,告诉她:

  “我在首长办公楼拐角的水池洗衣服,你从大楼里过来,这样顺当。”

  ——我觉得这样比其他方法更不易引人注意。

  “好的,”她说。

  但是,命运似乎故意和我过不去似的,平时难得有人洗东西的偏僻水池,这时竟突然变得一直都没有空闲了:开始是后勤部姚助理员来洗衣服,我让他先洗,自己站到一边;姚助理员终于洗完了,刚走,骆副科长又从大楼里出来,过来洗饭盒——他值班。

  就在这时,郁洁来了。可她不是从大楼里过来,而是从首长楼旁边甬道上直接转过来的。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就是这么不听话!

  这样以来,骆副科长就可以非常容易看出我和郁洁是事先商量好在这里会面的了。

  我感到很被动。骆副科长还在洗,饭盒上有油,确实不好洗。

  本来,我打算多跟郁洁讲几句话的。例如,在接过她的书来时,问她:

  “这书是您包的吗?”

  “对,”她肯定会这样回答。

  我于是就轻轻在书上吻一下,以传递出我的爱意。

  我之所以上次叫她把书包一下,目的就在于此。

  但现在我只能默默地接过来,什么也不能说。

  而且,我发现书竟没有包。

  我问她:“怎么没有包?”

  她说:“弄坏了。”

  我非常失望:又不听话!

  这样以来,即使骆副科长不在旁边,我也没有戏好唱了。

  然而,更叫人意外和受不了的是,我接过书以后,她还递上来了我以前送给她的那支不锈钢的圆珠笔造型的电子表。我的头又嗡的一响。我觉得她这样做实在太无情了。

  换一个场合我可能会责备她几句,但现在却只有默默收下来的份。

  我晾好衣服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午睡是根本睡不着了,心里翻腾得难受,风起云涌,排山倒海,像是吃辣椒吃多了似的。中午也确实是吃了不少辣椒的。

  但我怀疑这是郁洁对我的态度造成的。我对自己又产生怀疑了。

  我想自己确实是自讨苦吃。这是不可能的。自己也没有必要追求那么光辉的爱情。也不要美化任何姑娘。她们都是无情的。我感到很疲劳,想安静也安静不下来。

  我想,郁洁的意思可能是和我结束任何关系了。既然这样,她当然是不会再把照片拿给我洗了。那她前天说的话又不算话了。她到底还是骗我!就像刚才,我叫她从大楼里走,她也答应了,但却并不从那里走。她的答应是不值钱的。

  我想看看书中是否夹有什么,照片?或者字条?我自己警告自己,别去看!那是妄想!没有就是没有,不看还好些,看了没有,岂不是又受一次侮辱吗?!

  我觉得生活确实是太不顺心了!

  过了很大一会儿,我还是睡不着,似乎很想读一读《复活》。我爬起来,来到书桌前,拿起书来。书前书后没有任何东西。我把书拿起来稍稍压紧,再看书口,发现书口的中间有一线缝隙,好像里面还真的夹着点什么似的。我急忙打开,一看,是一个小小的红纸袋,打开小纸袋,里面是四张底片,我一张一张对着窗子看了看,都是郁洁的,两张全身的,穿着裙子,其中一张戴着帽子;另一张把帽子拿在手上。两张是半身的,同样,一张戴帽子,一张没戴。

  我欣喜若狂。不为别的,只为事实告诉我,郁洁并没有侮辱我。我对自己的怀疑程度也可以减轻了。这个世界还是有些真事真话真情的。

  下午军区新华分社郑记者来我部,我要到火车站去接他。派车时,我在礼堂前的操场边碰到郁洁。礼堂里在放电影。她和小贺看了一点觉得不好看,偷偷跑出来,说是准备上街玩去。

  “你看见那个了吗?”郁洁轻声问我。

  “看见了,” 我说,“你差点没有把我气死,说起来却又要让人笑死。”

  郁洁“哼哧”一笑,好像是故意那样闹着玩的似的。

  “急不急?”我问她。

  “不急,”她说,“这回不急。”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在大院门前的马路上等着集合跑步,总机班的女战士们已经整好队从大院里出来了,她们从我们的前面走过,向东走去,接着也开始跑步。

  张副主任就在我身边,他看了看总机班的队伍,说:

  “小洪没有当上副班长,不大高兴哩;小王当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小王是谁?是王小真,还是王慧。

  “郁洁到底还是把竞争对手打下去了。”我想。


  3.最美的照片

  星期天下午,我在文化科打电话告诉郁洁,照片已经洗来了。她挺高兴,问她什么时候来拿,最后约好四点钟。但是,我随后告诉她,别来了,因为政治部大部分科室的门都开了,人太多,我们科里,科长、张干事也在。

  她问我照片是在哪里洗的,我告诉她,是在炮团洗的。

  “我们昨晚不是在门口见到的么,”我说,“那时我正在找自行车到炮团去。我去用了1小时。今天早上回来的,用了1小时10分钟。昨天夜里一直洗到12点半才结束。”

  她很感动似的,说:“太谢谢你了!”

  “郁洁,有些问题,按说不应该告诉你的,例如这洗照片的事。”

  “应该告诉我的。”她说。

  “你说的‘应该’,和我说的‘应该’,意义也许是不一样的。但我又无法不告诉你”。

  她笑笑。我又说道: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要告诉你两件事。

  “第一件,上次,我买了五斤桃子,选了三分之二大的,用个文件袋装着,准备给你吃,但始终没有机会给你,结果全部烂了。第二件,几天前,我到295出差,买了十来斤青州银瓜回来。我估计你肯定没有吃过,给你留了两个,但同样没有机会给你,又快要坏了,今天上午被陈林丰干事他们吃掉了——我说的这些,你信吗?”

  她很认真地说:“我信”。

  稍后,我回到宣传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书。四点来钟时,我听到轻轻的叩门声,抬头一看,门被拉开一道小缝,一双漆黑的眼睛正在看着我。她竟还是来了!我马上来到门外。我轻声告诉她:“我没有拿过来”。她有点着急似的说:“刚才上海的同学来了个电话……”我于是说:“那我回去拿”。我让她进办公室等我。好在科长等都走了,只有陈永良在这里玩。我于是跑回宿舍为她拿来了那些照片。

  郁洁就站在我对面的那张办公桌前。我把照片放在她面前,同时告诉她,我认为,这四张照片里,数那张戴着军帽的半身照照得最好,黑色的背景显得很高雅,脸部的光线也用得不错。

  在这张照片里,郁洁的姿态和神情都显得特别美,一双眼睛非常传神,而饱满的额头,笔直的鼻子,敏感的嘴巴,细腻而光滑的皮肤,简直和古希腊雕像一个模样,气质如兰。

  小陈站在我的右边,他拿过那张照片看着,稍后,他眼睛看着郁洁,用手偷偷地指指我。

  “开什么玩笑?!”郁洁严肃地说。

  郁洁走后,小陈告诉我:

  “郁洁今天填志愿书了。她老把表填错,找我要了两份志愿书。她很有办法,哪里都有她的关系。她的入党问题,谢科长很早就向通信科打招呼了,因为郁洁的父亲曾给谢科长买了一辆自行车。谢科长对通信科的招呼打得也很有水平,说:‘你们通信连的女战士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入党了吧,现在提倡发展知识分子和妇女入党,你们也应该体现体现啊!’”

  但我以为郁洁是符合入党条件的,没有谢科长打招呼,即使迟一点,她也会入党。

  一天上午,韩枫打电话给我,问我前些天到哪里去了。我说到博山考试去了。她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告诉她,我觉得不太理想。政、史、地有明显答错的。语文卷子则出得太简单,想必竞争对手也都考得不错。按说,如果考得深一些的话,语文我可以把他们拉下一些距离的,不料卷子又出得这样简单。我估计在九个人中,我不大可能进入前三名,被录取的可能性不大。因此,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也就渐渐地淡膜了。

  韩枫说:“我看你准能考上。”


本网站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凡发表在网站的文章,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