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交响曲之二
1．白糖子
我从老家带回来三四斤“白糖子”，主要是想给郁洁吃的。
所谓“白糖子”，就是麦芽糖。在我的意识里，这种“白糖子”是一种特别好的食品。究其原因，第一，这种糖的味道确实很好，又香又甜，还十分细腻，吃起来口感特别好；第二，这种糖是我们家里自己做的，而且只有在春节时才会做，工艺又非常复杂，有榨糖、熬糖、打糖等工序。因此，吃着这种糖，常常会让我想起做糖时的热闹的操作场面和浓烈的节日气氛。这是我从小形成的观念。由于自己很喜欢这种糖，当春节在家里吃到这种糖时，我就想到了郁洁，希望能让她尝一尝。
但这种糖也有个缺点，很容易融化，气温稍高一点，或者见了风，都会化开来，粘成一团，掰都掰不开。所以，我们家做了糖之后，都要及时拌上大量的炒米粉，并把它放进塑料袋或者铁桶里密封起来，吃的时候，吃一点，拿一点，拿了之后都要随着把袋口或桶口扎好或盖好。最好是放到铁桶里面。但即使是这样，到了春天，糖还是会相互粘连起来的。
我现在大老远的，没有带多少米粉，更难保管。所以，我希望早点给郁洁，免得放坏了。
第二天就是星期天，我决定请郁洁来玩，把白糖子给她。
这天上午，我把房间整理了一番之后，就到办公室去看书。八点四十分，我过去拿起电话，里面正是郁洁的声音。
“我正要找你哩。”我说。
“什么事儿？”
“到我这里来玩吧？”
“今天没有时间。”
“怎么没有时间？”
“值班啊！”
“上午值班，下午总有时间的。”
“今天下午我也很忙，”她说，“营里最近搞整顿，有不少事情要处理。”
“上午也不可能值一个上午的，”我说，“来一下吧！”
“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事，我探家刚回来，还有点东西，想请你尝尝。”
“你太客气了，我不想吃。”
“今天是星期天，来玩没有关系的。我下星期要下团去了。”
“以后再说吧。”她说。
我转而问她：“有没有准备考学呀？”
“准备了的，”她回答说，“连里不让考。”
原来，为了帮助一些战士骨干考军校，我们师各团以及师直部队，分别都办了文化补习班，被确定重点培养的对象，都是脱产参加学习。郁洁所说的连里不让考，应该就是指没有让她参加补习班。这也可以理解，总机班人手少，抽不出来。但不进补习班，还是可以参加院校招生考试的。我于是还是对她说：
“好好复习，争取考。”
“好的。”她说。
我忍不住还是想叫她来玩，说：
“来玩吧，我不会让你坐久的，有四五分钟就够了。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生气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你别想得太多。”
我问她：“你们最近搞整顿？整顿什么？”
“安全整顿。”
“出了什么不安全的事了吗？”
“我们连里最近出了几件事。”
“什么事，说两件我听听。”
有个电话响，她去接电话，回来对我说：“电话很忙，等会儿吧。”
我于是只好放下电话，看来今天她是不会来了。
中午回到宿舍里，我把一个原来装“菊花晶”的黄色小铁桶洗净晾干，然后把原来装在大塑料袋里的 “白糖子”装了一小塑料袋，扎好，塞进小铁桶里，再把盖子压得实实的，放在书桌上。
“这是留给郁洁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2．令人不高兴的消息
炮团的报道工作一直显得比较落后。这也许和他们的兵种有特殊性有些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训练内容和大多数部队的情况有所不同，没有代表性，上报比较难。但和这个团的报道工作基础相对较差也有关系，他们几个营的报道组，总是建建撤撤，远不如其他步兵团那么稳定。据说，前不久召开全师报道工作会议以后，他们四个营的报道组终于都恢复起来了。我决定去炮团再好好抓一抓，争取今年把这个团的报道工作也搞上去。
星期一，我一边做去炮团的准备工作，一边给其他几个团的新闻干事和一些报道组打电话，提出最近一个时期报道工作要求。我准备第二天到炮团去。
炮团汽车连汽车班班长谢道元是宁国同乡，据说，炮团只有他一个宁国人。我是去年夏天到汽车连采访才认识他的，两人很投缘。我打电话告诉他，星期二去他们团。
晚上八点多钟，谢道元突然来到了我的房间，告诉我说，他到师后勤部仓库拉材料，问我愿不愿意现在就跟他的车一起去炮团。
这当然很好啦！我于是马上到科长家打了招呼，然后就乘谢道元的大卡车去了炮团。
当晚我就住在汽车连。
炮团原来的新闻干事邵永华调军部干部处帮助工作去了，现在只让一个从营里抽上来的报道骨干抓这项工作，但他在全团报道骨干中还缺乏足够威信，因此，许多工作必须由我直接去抓了。
我对自己在炮团期间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第一步，通知各营报道组，要求他们尽快深入连队调查了解情况，梳理报道线索，做好参加全团报道工作会议的准备；第二步，召集全团报道骨干到团部开会，学习有指导意义的文件，听取各营报道组的汇报，研究报道线索，确定采访和写作任务；第三步，深入各营检查指导，并参与重点稿件的采访和写作，争取写出一批比较好的稿件，提高大家写报道的水平，同时，通过见报，进一步增强大家搞好报道工作的信心，提高工作热情。
汽车连离炮团团部只有一华里距离。第二天上午，我早早就来到了团政治处宣传股。我给各营报道组打了电话，布置了工作任务，又看了看宣传股提供的两份事迹材料，然后就回到了汽车连。
“下午我又要去师部拉材料，你干脆跟我一起去玩吧。”下午上班时，谢道元对我说。
下午我还真没有什么具体事，坐在他的驾驶室里去兜风也确实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此外，我也想回去拿一本书来看。
“到了师部，我回一下办公室。”我说。
“行，”谢道元说，“我装了材料再到大院接你。”
十几分钟后，我回到了师部。
回到宣传科，我就给295团打了一个电话，碰到郁洁值班。我于是问她：“我南山弹药库的老乡说这两天要过来的，今天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目前还没有，”郁洁回答说，笑笑的。
此后，我又到值班室打了个电话，郁洁竟首先说：“李干事，你好！”
傍晚，我又跟谢道元的车回炮团，一路上，我一直想着郁洁的态度。实际上，自从前天叫她到我宿舍来玩她没有来，我是颇为失望的，甚至感到对她都有些隔膜了。现在发现她这样对待我，又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她竟回答我说“目前还没有。”这显然是有开玩笑的成分的，因为她们回答问题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的；而且竟还主动向我问好！
毫无疑问，郁洁是知道我爱她的。前天我叫她来玩，她不肯来，如果是在拒绝我的感情，按说之后她就应该疏远我，但她今天下午竟又这样！甚至比以前对我更随便，更亲切了。
“她难道真的是因为怕违反纪律才不肯来吗？难道她真的也爱着我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
炮团的几个营非常分散地驻扎在几座小山丘的后面。在开过全团报道工作会议以后的几天里，我在政治处负责摄影的报道骨干戴浩的陪同下，骑着自行车一个营一个营地跑。
戴浩是去年才入伍的新兵，曾参加上次的师报道学习班，回团后才改搞摄影报道的。小伙子是安徽阜阳人，很聪明，已经在报上发表了不少挺好的新闻照片。他找了两辆自行车，我一辆，他一辆，天天陪我到营里去。
这天，我在一营碰上正在这里蹲点的师任副政委。他现在年龄大了，改当顾问，退居二线了，但我们都仍然叫他“政委”。 老头子好像不大长胡子，一张脸看上去倒有点像个老太太。他非常善良，以前要给我介绍对象，我没有同意，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有任何不高兴。
这天中午，他和我一起同在营部吃饭，趁没有人注意我们的时候，很神秘地对我说：
“我知道，你有对象了。有人在街上看见的，和你差不多高。还有一个比你高些。”
我笑笑，没有否认。但是非常明显，他说的是韩枫和符小华。
“看吧！影响到我了！”我想，“但也没有什么。”
那几天，我一两天就给余建中打一个电话，了解彭志刚和韩枫关系的发展情况。
第一次，余建中告诉我：“彭志刚上午到周村来了，到韩枫那里借了自行车，下午到296去了。”
“看来，韩枫和彭志刚的关系已经恢复了。”我想。
第二次，余建中告诉我：“昨天晚上大院放电影，韩枫带着她妈妈来看的，彭志刚买的票。”
这当然也是个好消息。
第三次，余建中告诉我：“彭志刚回博山去了，韩枫说她星期六到济南去。”但建中最后补充说道：“我觉得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危险。韩枫曾对我说过：她要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济南那边也不会放她的，听说那人年龄不小了。”
星期六上午，我跟任副政委的吉普车回到师部。
军区新闻处吕副处长又来我们师了，这次不是为了写新闻，而是为写一本名为《政治思想工作一百例》的书搞调研。
他知道机关干部都在紧张地为参加自学考试做准备，因此，并不要求我一直陪他，只希望我通知各团来一名报道骨干，向他提供一些政治思想工作的事例。
报道骨干来了之后，我就把他们交给吕副处长，自己就投入了复习。
我这次要考两门课，一门《哲学》，一门《大学语文》。
这天上午，我正办公室看书，忽然想到彭志刚和韩枫的事，心想，韩枫应该已经从济南回来了。我知道她星期天是上班的。我于是决定给韩枫打电话。
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她们厂门卫的妇女。我告诉她：“请叫韩枫。”
我听到话筒被放在桌子上的声音，妇女走动的声音，最后是她在院子里仰着头叫韩枫的声音：“小韩枫，电话。”
我以前去过韩枫的车间，在三楼，而且进出还要换鞋。
我计算着韩枫下来的时间。我有点紧张，因为决定彭志刚命运的时刻到了。
“喂，谁呀？”韩枫说，“哦，是你老兄啊！”
“昨天去济南了吗？”
“对。”
“决定了没有？”
“已经决定了。”
“怎么样？”
她含蓄地回答说：
“叫你不高兴的……”
3．我觉得和郁洁疏远了
春天来了，阳光更灿烂也更温暖了。在春天阳光照耀下，首长办公楼水池前的两株小桃树，芽苞已经鼓胀起来，眼看就要吐出新叶子来了；北招前面的小草坪虽然还没有真正发青，但却似乎可以在枯草根的上面看到一层浮动的绿意了。处处都是春天的气息。
这天下午，我仍然在办公室看书。
暖洋洋的太阳照进了办公室，把窗户的形状清晰地投影在办公桌上和地上。八张集中起来的办公桌，中间摆着科长那盆小罗汉栀子，栀子花的根部整齐地摆放着科长从烟台开会时带回来的五六颗白色的像鹌鹑蛋那么大的小圆石，看上去真像是一只大胆的小鸟飞进办公室来在花盆里面下的小蛋。
徐科长平时给我们的印象总显得有些古板，但现在好像是受了我和高少阳、齐玉洲等年轻人的影响，也变得活泼起来了。
就在上星期二下午，我从炮团回到科里时，他正端着茶杯给他的小栀子花浇水，一边浇一边对我说：“等花儿开了，让同志们都回来，闻闻花香。”
这话不是很有诗意的吗？
我又想到科长那天说的郁洁要拆我们文化科电话的事情。
原来，这时我们宣传科已经有三部电话机：宣传科的一部，文化科一部，后来总机班又给宣传科这部电话在文化科那边安了一部分机。因为现在宣传科有两个办公室，安上分机就方便多了，免得跑来跑去地叫。据科长说，郁洁曾来宣传科，说是想拆文化科原来那部电话，但由于科长不同意，她没有拆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说的，但从科长说话时的表情看，当时的情景一定很好玩。
我正这样想着，忽然电话响了。我过去接，电话里正是郁洁，她问：“齐玉洲在吗？有人找他。”我告诉她，小齐不在。她于是就和我说话，并主动说到宣传科电话机的问题。我于是问她：“听说你们要拆我们的电话？”“谁说的呀？”她笑着问，好像受了冤枉似的。“也没有什么，”我说，“只是感到有意思，现在电话越搞越多了——文化科现在竟有两部电话了。”她问我：“你现在在哪里接电话？是不是在文化科？”我回答说：“在宣传科。”她又问我：“我现在打铃，文化科的电话是不是也响？”我回答说：“其中的一部也响的。”“哦，”她说。
我们谈得随意而又亲切。我很想问她：“如果我今天叫你来玩，你会答应吗？”然而我终于没有说。我又想说：“我还给你留着东西哪！”但我也终于没有说。
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我觉得自己和郁洁的关系变得有些隔膜了，不像以前那么坦率了。
这可能是因为上次我叫她来玩，她没有来，使我对她感到有些陌生了；也可能是因为我最近专心于复习，心情变得严肃了。我于是想道：
“如果是因为上次郁洁不来玩而压抑了我的热情，而她又是故意的，那么我将说：女人天生就知道如何巧妙地拒绝别人的感情的！”
事实上，上次邀请郁洁来玩的计划失败之后的当天晚上，我曾认真照过镜子，发现自己显得既出老又憔悴，眼角竟已经出现鱼尾纹了。这使我隐约而又痛苦地感到：我对郁洁的爱情是无望的。
“不过，即便如此，我也要对她说：‘我曾经深深地爱过你。而这是我犯的绝大的错误——因为我太苍老了，而你太年轻，太美丽了！我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 我在心里说。
但是，回想一星期来自己的心情，我似乎又不肯面对现实。或者说，我每每又在装糊涂。
然而即使这样，我也感到已经和她的关系开始变得疏远了。
4．我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呢？
早上，刚到上班时间，我就到北招去见吕副处长，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他回答说：
“听说我们师去年曾评出过几个优秀指导员，你能不能把他们的材料找来给我看看？”
“好的。”我说。
我立即来到办公楼，请示张副主任同意之后，就到组织科去找材料。
评优秀指导员工作是由组织科负责的。
组织科谢科长对我的工作一直很支持，听说我要找优秀指导员的材料，立即安排朱有方干事到后面一间放资料的房间里为我找。
朱有方提干后一直在296团政治处工作，年前调来组织科了。
突然，我又想起吕副处长要去296的事，我决定尽快向薛主任报告一下，以便提前安排车辆。于是，趁朱干事给我找材料的空当，我决定就在这里给薛主任打个电话。
我拿起电话，听到电话里面是郁洁的声音，我告诉她：
“请要薛主任办公室。”
我听到郁洁一边为我要电话，一边小声地对旁边的话务员说：
“宣传科没有人要呀……”
看来，她以为我是在宣传科电话忙不过来的情况下跑到组织科来打电话的，我于是连忙解释说：
“……不是的。”
“要不出来吗？”
“不是。”
“怎么，不方便？”她进一步问道，接着告诉我：“薛主任不在办公室。”
“哦，”我说，并挂了电话。
我拿着材料从组织科出来，在走廊上碰到了薛主任。我向他报告了吕副处长想到296去，需要安排小车。主任表示同意，叫我直接去管理科派车。
我于是下楼，到管理科派车。然后把材料送去给吕副处长。
我在北招打了个电话，郁洁竟急得什么似的说：
“哎呀，刚才我打电话到宣传科找你的哩——薛主任来了。”
“你看吧，”我几乎无可奈何地说道，“我已经碰到薛主任了。”
忙完手头的事，我又回到办公室看书，脑子里却一直想着郁洁问我的那句话：“怎么，不方便？”
我想想又笑起来：我有什么不方便的事呢？
我想告诉她：“请把早上讲的话和你自己的思想记住，什么时候告诉我，为什么会讲那句话！这对我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原谅我的多愁善感和刨根问底。”
但我终于没有打这个电话，因为我觉得应该抓紧时间复习，她也要复习，不要这样浪费时间了。
5．回眸
第二天一早，还没有到上班时间，我就去小车班派车。远远地，我就发现郁洁在小车班前面的小水池里洗拖把，当我看见她时，她也正好看见我。我走近了。四周似乎都没有人。她一边在小水池里捣着拖把，一边顺着眼，憨憨地无声地笑着。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笑。一辆吉普车就停在水池旁，一副随时准备出发的样子。我从车旁走过，直接去了小车班。等我证实那辆车就是派给我的，再往回走时，郁洁已经洗好拖把，离开水池往回走了。她开始并不看我，向前走了几步之后，竟又回过头来看，我也正好在看她；她微微张开嘴，非常迷人地笑着，好像想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也许并不是真要说什么，只是想这样表示表示而已吧。我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很深情地对她笑笑而已。我站在小车旁，一直目送她提着水淋淋的拖把走上楼去……
6．“谁万岁？”
一天下午，我正在“文化科”看书，电话响了。我接。郁洁告诉我说：
“军里有个通播电话，找宣传科的人接，我打到宣传科，没有人……”
“那就我接吧，”我说。
我于是接了这个电话，并把电话内容作了记录。
原来是当天晚上军区政治部要召开关于哲学考试的电话会议。
接完电话后，我立即着手落实通播电话的要求，通知通信科准备好有关设备；同时，按照通知要求，请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等参加会议。
郁洁和我配合得非常默契。当我要通信科而通信科没有人时，她告诉我说：
“要机务室也一样的，他们就是负责这项工作的。”
“万岁！”我高兴地喊道。
她笑了，问：“谁万岁？上帝万岁吗？”
等我把通知下达给机务室以后，她又笑着问我：“上帝万岁吗？”
“不，你万岁。”我说。
她轻轻笑。
接着，我先后要了政委和薛主任的电话，薛主任又叫我通知张副主任也参加。
当我再拿起电话时，郁洁首先问我：“要张副主任吗？”
“你偷听我的电话了吧？”我笑着说，“不然你怎么知道？”
“我估计到的。”她说，接着告诉我，“张副主任不在办公室。”
我于是对她说：“郁洁，你不要忘了，我以后要问你的，前天我在组织科打电话，你讲了三句什么话，我笑了一天。”
她听了，也开心地笑了很久，显然，她也记得那天的事。
过了片刻，郁洁又告诉我：“张副主任来了。”
“在哪里？”
“在政治部值班室。”她说着，就把张副主任的电话接了过来。
我于是竟在文化科和张副主任通了电话，把晚上开电话会议的事情向他作了报告——文化科离值班室才几步路啊！
齐玉洲正好这时来到了文化科，我于是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他，小齐回答说：
“这都是总机班服务态度太好了的缘故。”
小齐告诉我，老兵退伍后，郁洁当了班长，洪丽娟当副班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