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战友情事
1．一对好兄弟
宁国县是皖南山区东北方向的门户，它坐落在皖南山区和江南水乡的分界线上，东南西三面是高山丘陵，北面则是泱泱泽国。整个县城沿山边铺开，并以中间的一道土冈为界，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东边是一座古镇，是旧城区，俗称河沥溪；西边是新区，县委和县政府以及县人武部都在这里，称“城里”。横亘在县城中间的一道土冈叫英雄岭，大约是因为土冈的南端有一座烈士陵园而得名。千沟万壑汇集而成的一条大河从县城东侧流过，向北，向芜湖方向，向长江滔滔流去。
我们应征入伍的青年是在各区体检的，然后也像小溪水似的从四面八方朝县城汇集。和我同年入伍的，全县共有两百多人。我们公社六人，先到在公社集合，然后用大卡车送到县里。
在人武部旁的一个大院子里换衣服。二百多新兵，和送行的亲友，东一撮西一撮，站得整个草地上到处都是人。送我到县里的是我三姐夫张炳林，他也当过兵，现在是大队民兵营长。
开始发衣服了。点到名的，走上前去；负责发衣服的是戴有鲜红帽徽领章的现役军官，他们打量着你的身材，发给你帽子鞋子，各种衣物，包括棉衣棉裤，此外还有被子，毛巾，刷牙缸等等，一大抱。
大家似乎都特别兴奋，因为马上就可以穿上军装了，也真正意识到要离开家乡了。估计是去北方，只有在北方才会戴这样的大棉帽子的。马上换。本来大家的穿戴是各色各样的衣服，转眼之间，已经变成了一片草绿色。所有的人都是鼓鼓囊囊的，几乎一模一样，特别是从背后看，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了。
换装以后，我们还在县里住了一天多。很快，我发现我们队伍里有两个新兵特别显眼。他们不仅个子比较高——特别是其中的一个，看上去简直像个巨人；而且他们和大家不同，戴的不是大棉帽，而是和接兵干部一样，是草绿色的的确良单军帽，只是没有帽徽。大家都疑惑：他们为什么特殊？这是怎么回事？但很快就听说，其实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头太大，戴棉帽必须戴特号的，而县人武部仓库里却没有这样大的棉帽，所以只好暂时先让他们戴单帽。
两人长得也特别帅气：个子高些的那位，长着一副极其英武的脸：宽宽的额头，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坚硬的下巴微微向前翘起，使整个脸孔显得棱角分明，看上去气质高贵，神情刚毅，加上身材高大，整个人看起来显得极其威武。个子稍矮一点的那位则皮肤白净而细腻，留着两个长长的鬓角，上唇竟蓄着一抹油黑发亮小胡子，目如点漆，唇若施脂，一派风流倜傥的样子。凡是新兵集合，接兵的军官总叫他两人出来指挥大家唱歌，有时是这个，有时是那个，像是轮换表演似的。平时两人几乎形影不离，行动总是在一起，简直像是一对亲兄弟一样。
渐渐地，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名字，高些的叫彭志刚，留着小胡子的叫陶学新，两人都是城关人。
第三天下午，我们终于登上了北上的铁皮兵车，开始向着更陌生的地方进发。列车开开停停。沿途有兵站供饭。下车吃饭。饭前还是彭志刚或陶学新指挥唱歌。大锅饭，大锅菜。刷牙缸当饭碗，牙刷把儿配上钢笔当筷子，吃起来直打滑。大家一起吃饭，一起排泄，然后上车。列车每经过一个兵站好像都要增加一批新兵。上车以后，我们就在地铺上或坐或睡，伴着车轮有节奏的撞击声不断往前走……
“快起来，打背包下车——到部队了！” 年轻的接兵排长大声喊道。
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铁皮兵车的地板上。
这似乎已经是上车后的第四天了。
一直奔驰着的列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稳稳地停住了。
“到部队了？这是哪里？是新疆？还是西藏？”我连连自问。
一路上没有谁问过去哪里。这似乎是机密，是纪律。
昨晚刚睡下时，新兵们裹在崭新的草绿色军被里，从车厢一头排到另一头，像是陈列着一道道苍翠的山冈。
现在大家正迅速起床——宁静而磅礴的山冈忽然变成了摇曳不定的灌木丛。
背包带快速拉动时摩擦出“呜呜”的声音。空气中充满了灰尘，几乎令人窒息。谁还在使劲拍鞋子。有人打了个很响的喷嚏。我们背上背包准备下车，灌木突然长高，变成了森林……
寒风飒飒。下车后，我们成一路纵队穿过一道小门来到了一个大操场上，汇入了一片更大的队伍。黑暗中只感到操场上人气很重，人很多。又听到那些正在大声说话的都是陌生的北方口音。等了一段时间，一个陌生口音突然开始大声而粗野地喊口令，又是看齐，又是报数，又是单数的向前三步走，又是看齐。不断地分解组合，一列队伍很快分成了几列。一些陌生的口音又在一旁小声地商量着什么。忽然一个人走过来，把这一列拉几个到那一列；数了数，又把那一列拉一个到别的列。我们不知他们要干什么，只是糊糊涂涂听凭他们拉扯就是了。
忽然，过来两个老兵，叫我们跟他们走。我们就跟着走。
“这是我们的车，”一个老兵说，“快上车！”
原来操场附近的马路上就停着许多军用卡车，卡车的帆布车棚外面披着毛茸茸的伪装网。
两位老兵熟练而敏捷地上了车，然后一边站一个拉我们上车。我们差不多把车厢坐满了。
汽车亮起车灯向前开去，走出一段弯曲的小街，进入了一个开阔的交叉口，过了叉路口，向左进入一条宽而直的柏油路（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们师部大院前面的那条大马路），然后在城西南划了一道弧线，从一座铁路桥梁下驶过，来到了城外，开始在郊外的公路上行驶。当我们的汽车刚刚从铁路下开过时，一列火车鸣着汽笛从桥上呼啸而过，车轮撞击着铁轨的接口，发出骇人的声响。
一两分钟之后，汽车进入了农村。马路像水蛇一样蜿蜒穿过一座贫困的村庄。低矮的房屋，粗糙的土墙，大堆大堆的玉米秸秆。
忽然，我们的汽车脱离开前面的车队，离开柏油大路，摇摇摆摆地向左开上了新修的土路。
路两旁是大片的麦苗才寸把长的麦地。
后面有三四辆车子尾随而来。
车子又向左拐了个九十度的弯，接着放慢速度从一条小沟上驶过。忽然进入了宽阔而坚实的沙地路面。两边是高高的白杨树。树外是大片的菜地。终于到了一个大院子。宽大的红砖院门。一片整齐的红墙红瓦的房子，到处是灯光。 汽车停在一条甬道上（后来才知道，这就是296团三营营房）。月亮从云层中露出了大圆脸，清辉如水。
一些呈夹道欢迎状的干部战士。
我们到了连队以后，马上被带到连部吃饭。菜是白菜烧肉片，饭是白面馒头。还发给每人一套碗筷。大家打了饭菜蹲在地上吃。这时我才发现，彭志刚和陶学新也正蹲在对面的墙边。
其他都是陌生面孔。和我同公社的几个人早已被搞得不知去向。
2．小陶的艳遇
我和彭志刚、陶学新虽是同乡，但在新兵训练阶段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训练紧张，没有什么时间会老乡。其二，我们的家庭背景不同，我是农村的，他们是城里的，双方在无形中似乎有一道界限，好像很难有什么共同语言。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知道彼此是老乡，但却谈不上有过什么真正的交往。
我们之间的真正接触，是我在营部当报话员以后。原来，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即被调到营部报话班当报话员，然后就到团部参加集训，直到年底才回到营里；回到营里以后，就和通信班一起，轮流在营部值班室值班，守电话。全营五个连只有营部一部电话。经常有找彭志刚和陶学新的电话，我经常跑到后面去叫他们接电话，这样，次数多了，他们和我也就熟悉起来了。慢慢地才知道，彭志刚八岁的时候就被选入了W市文工团跳舞蹈，直到十八岁又回到县里应征入伍。他身高是一米八七。他父亲是南下干部，这时是县工商银行行长。
陶学新身高一米七八，和彭志刚的姐姐是同学，比彭志刚大两三岁，入伍前是县机械厂工人，也很有文艺天赋，相声讲得挺好，曾参加过全县文艺会演。
接触多了，我开始发现他们两人在性格上其实有很大差异，基本上是一庄一谐：彭志刚憨直诚实，端庄严肃；陶学新则能言善辩，滑稽多智。
彭志刚在十一班，陶学新在十二班，两人经常还是形影不离，一个人的电话，几乎都是两个人来接；星期天外出，也总是出双入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之亲密，无疑令许多人羡慕。
我在报话班干了一年之后，又被调到了营部报道组，并于这年五月，和报道组长朱有方一起，参加了团政治处举办的报道学习班，住在团招待所。
不久，我发现彭志刚和陶学新也在这里，原来他们参加了团里的文艺宣传队。
如果说，在这以前，我和老彭、小陶还是一般老乡关系的话，那么此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却使我们之间产生真正的友谊了。那是陶学新的一次艳遇。
宣传队住在我们报道学习班斜对面的一个大房间里。一天晚上，彭志刚忽然来到我的房间，叫我到他们房间去。我去了。陶学新在房间里，脸色通红，太阳穴的青筋都微微鼓胀起来，显得异常兴奋。宣传队其他人都出去了，只剩下他们两人。
彭志刚对我说，陶学新遇到一件事，想请我帮忙商量。我问什么事情。彭志刚就让陶学新自己告诉我。陶学新于是绘声绘色地说起他当天发生的一次艳遇。
原来，陶学新昨天到军文化处送改一个节目，今天回来，在博山等汽车时，遇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这是一个停靠站。小陶先来，姑娘后到。那姑娘的视线很快被小陶的形象和风度吸引了。小陶马上注意到了，并不失时机地主动和她攀谈起来。车来了，他们一起上了车，而且坐在前后排，继续谈，谈得非常投机。小陶问她去哪里，姑娘说是去南定；她是南定一家工厂的化验员，现在就是去工厂。车快到南定时，姑娘准备下车。小陶本来是要到张店转车的，但他急中生智并当机立断：在南定下车送她。他于是也下了车，帮姑娘提着大提包，一直把她送到工厂。姑娘颇为感动。小陶离开时，姑娘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留给了他。那姑娘叫方欣。
小陶回来就把这件巧遇告诉了老彭（彭志刚因为个子高大，为人又比较严肃，同乡战友们都习惯称他老彭），老彭也为小陶感到高兴，鼓动他给方欣写信，追求她。这正合小陶的心意。但他们认为，第一封信特别重要，如果第一封信没有写好，关系还没有开始就断了，再也没有发展的机会了。他们反复考虑的结果是，决定让我来帮他们写这一封信。
成人之美，何乐不为？我于是商商量量地，当场就帮小陶写了这封信。
小陶和方欣后来曾经保持过一段时间的联系，还见了第二面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两人的关系最后终于没有发展起来。可这件事无疑增进了我和彭陶二人的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