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女兵的生活
星期天终于到了！
这是多年来第一个我真正准备当作假日过的星期天。
早上九点左右，我擦得干净雪亮的皮鞋踏上了综合楼的露天楼梯。
我尽量让自己心情保持平静，然后扶着铁栏杆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去。
每到拐弯处，我都停下来，领略一下大院的风光。但事实上，我主要不是在看风景，而是在看人，我想看一看，究竟有谁在注意我！如果有的话，让我预先好好看看这未来的议论发起人到底是谁！我好像是在做接受挑战的准备工作似的。
球场上高高的篮球架默然相对；小车班的车辆都已入库，门前空空；旁边那栋坐东朝西的小楼，一层是车库，楼上几个房间，房门紧闭，走廊上没有任何人，只有两件衣服飘着；连楼梯脚旁边的锅炉房也是火熄烟消，整个大院显得是非常安静。
是的，星期天，家在附近的回家了，家属随军的陪老婆孩子上街玩儿去了，单身军官和战士们则在睡懒觉、洗衣服或看书。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平时盯着总机班的眼睛似乎在打瞌睡了。
此时已是仲春，大院处处都显示着春天的生机与活力，办公楼后面的那片树林，呈现出各种艳丽色彩；小车班前面的那棵常青大树老叶外也披上了一层新绿；大院甬道两旁的小樟树更是吐出了一蓬蓬鲜嫩的叶子，油光闪亮。还就是一片美丽风景！
我胜利到达总机班！
这层楼面积不是很大，只相当于下一二层面积的三分之一。楼梯口接着北墙正中央的一道绿漆木门。进了门，是一条窄窄的过道，过道的那头也有一扇门，开着，可以看到门外是一个大大的灰白色的水泥平台，平台上拉着两根铁丝，上面晾晒着女兵们的衣服。总机班事实上只有四间房子，靠门的两间是宿舍，再往里，左边的是话务室，右边的是机务室。
我进了楼，听出左边的房间里有女孩子说话声。我敲敲门，门开了。有三四位女兵在里面，包括班长小胡。她们见是我，都站起来，热情地接待我。房间的四边各靠墙放着一张单人木床。内务搞得挺整洁，被单雪白干净，被子整得方方正正。她们让我坐，我于是就在进门左边的床沿上坐了，她们这才坐下。小胡给我倒了一杯水，又拿了张小方凳摆在我面前让我放杯子。大家脸上都笑笑的。
没有看见郁洁；但很快听到隔壁话务室里传来她接转电话的声音，她在值班。
班长小胡是河南人，我们早就认识。其他女兵也都见过的，王小真和张晓薇曾到宣传科去修过电话，已相当熟悉，所以大家都挺自在，不紧张。
我于是很随便地问起她们的训练、工作及生活情况。
从她们介绍的情况看，训练是紧张而艰苦的，但一般是在入伍头一年，而且至多是四五个月时间。她们现在的工作就是保障机关的电话通讯：值班，修线路。主要是值班。一般情况下，值班白天两人，夜间一人；白天半天一换班，晚上两小时一换；值夜班的，白天补觉。
大家正谈着，郁洁进来了，没有戴帽子，头发扎成两个触肩的刷把。她用微笑向我打招呼后，坐在进门右手边的床沿上。
我问她们：“回连队吃饭吗？值班的怎么办？”
她们告诉我说：“回连吃饭的同志用饭盒带回来的。”
“那还不凉了吗？”我说。
在我印象里，通信营到师部机关大院至少有两里路。
她们笑笑。
我问她们：生活是不是习惯？
她们回答说，除班长小胡外，她们大部分是江苏人，张晓薇是南京人，郁洁、王小真、贺美萍是苏州人，都是吃大米长大的。但现在主要是吃面食，有时候还吃粗粮。
“可是，”我打量着她们说，“你们并不瘦呀？”
“我们都胖了哩！”郁洁忽然激动地说，几乎要笑出声来。
“你们都有些什么业余爱好没有？”
“小贺唱歌唱得不错。”班长小胡说。
“说什么呀！”小贺嗔怨道，稍停，又说道：“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录音机也没有。”
“王小真，你呢？”我问。
“我和郁洁在学校时选的都是文科。”王小真说。郁洁也微笑着。
“那你们现在写东西吗？”
“没什么写的，就喜欢看看书。”王小真说。
“喜欢看什么书呢？”
“也没有一定，抓到什么看什么。”
“你们这叫自由发展吧！”我笑着说。几个女兵都笑起来。
郁洁坐了一会儿，又起身到话务室去了。
我和小胡等说了些其他事情后，便提出到话务室看看。
原来，星期天也是两个人值班，这时是郁洁和张晓薇。淡绿色的窗帘遮挡着窗外的朝阳，室内光线显得很柔和。她们并排坐着，戴着耳机和送话器，见我进来，都回头笑笑，然后径自忙着接电话，由我自己看。
我站在她们背后，左手扶着郁洁的椅背，右手扶着小张的椅背，微微俯下身子，很有兴趣地看她们接电话。
当然，我注意的主要是郁洁。
对我来说，这工作是完全陌生的。她们的前面，各垂直立着一个硕大的像箱子似的，但看上去样子很沉重的金属体，迎面是一个差不多正方形的银灰色平面，上面很整齐地分布着一些深处闪着黄铜色的插孔，每个插孔旁都有一个小指示灯，指示灯亮时，发出柔和的红光。再往下面，在她们的身前，横着一个长长的盒子，里面是两排光滑铮亮的铜色插头，像是古代将士箭囊里伸出来的箭头一样。指示灯一亮，她们就熟练地拔出一个插头插进亮灯的插座，同时口中应道：“喂，您要哪？——好的，来了。”或者是：“对不起，讲话了，请稍等一会儿吧。”有时忙起来，她们的手和嘴都没有空闲，而盒里的半多插头都拖着长长的黑皮线尾巴跑到插孔里去了，一些黑色皮线还交叉起来。
“怎么这么忙呢？”我说。
“现在不算忙。”郁洁说。
“最忙的时候怎么样？”
“最忙的时候呀，”郁洁微笑地说，“所有的线都用完了，还有用户要。”
“那怎么办？”
“那就只好请他等一会儿了。”
我发现郁洁的记性好像不错，有一个长途电话，所要的号码是54706转233。郁洁在一个本子上简单记了一下，然后就合上本子放在一边，开始要电话。没有要通，她就去接其他电话，过一段时间再来要。有时隔的时间有两三分钟，她重新再要时，不看记录，仍然能不假思索地报出那个电话号码来。
有一个电话要经过博山机务站，机务站都是男兵，大概是那位值班战士服务态度不好吧，郁洁竟义正辞严地批评对方说：
“这个电话你得负责，我们的用户在等着——你才值几天班呀，就这么油，值长了怎么办？！”
我感到奇怪，问她：“你怎么知道他是新兵呢？”
“听得出来。”郁洁说，很有把握的样子。
透过半透明的窗帘，隐约可以看到两三百米外机关办公楼的楼顶，有人在楼顶上晒被子。
我在总机班一共呆了个把小时。当我从楼上下来，走过总机班的楼下时，我觉得头顶上的这些女战士就像是一群躲在房檐上的小鸽子似的。
7．妈妈
“我妈妈来了，你来玩吧，一号房间。”郁洁说。
那是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从北招出来，她到北招去，在北招前的红砖甬道上碰上了。
“好的。”我说。
我先回到科里。过了一会儿，我真的去了。
北招是一栋挺漂亮的现代建筑，一排宽大的弹簧玻璃门。一号房间在一楼，进了大门，向右拐第一间。这是一个单人间，大大的席梦思床上高高地挂着收起来的洁白的圆顶吊帐，鹅黄色的窗帘拉在窗户的两边，崭新的松木写字台，配套的椅子，沙发和茶几。
郁洁和她妈妈坐在沙发上，另外还有一个瘦瘦的男兵坐在靠门边的椅子上。见我进来，郁洁连忙站起来把沙发让给我坐，自己则到床沿上坐了。
郁洁向母亲介绍我：“宣传科李干事……”
郁洁的妈妈看上去四十多岁，留着齐耳短发，穿着灰色的小翻领上衣，微胖，样子象个女干部。她的相貌与郁洁不太像，她是长方脸。人很和蔼的。
我问她对周村的印象。她一边请我吃苏州糖果，一边回答我的问题。
她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街道比苏州的宽。她说道：
“苏州的公园比较好，但不少道路很窄。有段时间骑自行车，是快不了也慢不得，前面一辆车停下来，后边多少人就得下车。后来，市里下通知，把各企业单位的上下班时间岔开，这才好些。”
我发现，她说话的声音和郁洁几乎一模一样，也是那么以气带声，像是带着某种音乐的调子。特别是那笑声，总似乎是忍不住了才笑的，是从心里笑出来的，很有感染力，听了特别叫人愉快。
她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她，我是安徽宁国县人。她听了竟眼睛一亮：
“我们在安徽住过很多年哩！那时候，小洁她爸在安徽省军区政治部当副主任，我们就住在合肥下关。小洁就是在合肥302医院出生的，在合肥长到七岁。后来她爸调到苏州军分区，我们才又到了苏州。”
听说郁洁竟出生在合肥，我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和她的距离更近了。
我继续很有兴趣地听郁妈妈讲他们在合肥时候的故事。
“合肥有个部队农场，那里的战士可真辛苦啊！”她说，“有一次，两个战士到我家来帮忙搬东西，身上头上尽是灰，穿着那种很厚的旧军装，领章帽徽也不戴，戴顶草帽。我都认不出他们，问他们：‘你们是施工队的吗？’”
她说着说着，竟忍不住呵呵呵地笑起来。
“能不能多住几天？”我问。
“不行，要回去上班。”她说，“明天就得走。”
从周村去苏州，直达的只有青岛至上海的火车。这班车车票一直很难买。我问郁洁：
“车票买了吗？
“还没哩，”她说。
“我来帮你买吧！”
“好的。”郁洁说。
我问郁妈妈：“想买点什么东西带回去吗？”
她回答说：“不知道要买点什么好。”
那个男兵提醒她说：“要么买些周村烧饼回去？或者博山陶瓷？”
听口音，他也是苏州或者无锡人。
周村烧饼和博山陶瓷都是很有名气的。
“倒想过买一套餐具的，现在也来不及了。”郁妈妈说，“但在外面买恐怕很贵的，要到厂里去买就便宜些了。”
“贵贱是其次，首先质量得好一些，”我说。
“一般的就行了。”郁妈妈说，“太好了买不起。有的一套要一百多块啊！”
“296团三营一个报道员有个亲戚在博山陶瓷厂，以后有机会时，我去厂里给你带一套来”。我说。
“光顾了说话，忘了叫你们抽烟了。你抽烟的吧？”郁妈妈问我。
郁洁连忙把茶几上的一包烟拿起来，准备拆。
“我不会抽烟。”我说。
郁洁显然不习惯把烟一支一支地递给别人，转而把整包烟递给那战士。
那战士也说：“不抽”。
郁洁说：“你会抽的，等会拿一包走吧。”
过了一会儿，那战士起身告辞走了。临走，郁洁真的要把那包烟给他。战士坚决不要。
我开玩笑说：“成包拿是不大习惯的。”
郁洁和她妈妈都开心的笑起来。尤其是郁洁，过一阵又忍不住“咯咯”笑两声。
又坐了一会儿后，我问她们上午还有没有事情，郁洁说，准备后两小时到连队去一下。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快九点钟了。我于是起身告辞，说：
“你们还是早点去吧，早去早回。”
我准备去科里，路过收发室，发现当天的报纸已经到了，于是进去看看。今天来的报刊比较多，不仅有许多报纸，还有《参考资料》和文学杂志《十月》。
我本来准备把报纸带回科里的，忽然想起郁洁的母亲初到这里，人生地疏，一定很无聊，于是立即把这些报纸杂志送给了她们。她们还没有出门。
这天傍晚，我从食堂回宿舍，进了大院，看到郁洁和她妈妈正走在前头，向北招走去。显然，她们是从南招餐厅吃饭回来。我估计上午那些报纸她们已经翻过了，于是随后就去了北招，把报刊收起来拿回科里，因为科里同志还没有看哩！但为了防止她们没有东西看，我又从科里找了些《解放军画报》和别的一些杂志送了过去。郁洁和她妈妈都显得很高兴。
第二天一早，还没有吃早餐，我就到北招找郁洁，在走廊里碰到了她。她妈妈还没有起床。我问郁洁：
“你妈妈今天一定要走吗？”
“对。”
“那车票的事情你就别管了，我来买。”
“那我拿钱给你。”
“我这有钱。”我说。
这几天，军宣传处俞干事正住在北招写一篇报告文学，我昨天来北招就是来看他。离开郁洁，我就顺便上二楼去看俞干事，两三分钟后下楼，发现郁洁竟在楼梯脚等着我，并递过来20元钱。
“用不了这么多吧？”我说。
“你拿着吧！”她说。
我不便推让，只得接了。
“也好，”我笑着说，“多退少补。”
8点多钟，我就把车票送给了她。列车开车时间是下午3点09分。
